【英文时评翻译】中共国策略错误背后的政治逻辑 --- 裴敏欣教授新作

作者:裴敏欣 (美国克莱芒麦肯纳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译者:朱之瑜

发表时间:2020.7.8

原文链接: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strategic-mistakes-reflect-communist-party-mindset-by-minxin-pei-2020-07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首次面对实实在在的生存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共的思维方式引导它犯下一系列灾难性的策略错误。中共最近对香港的横加干涉表明它完全没有改弦易辙的打算。

 

中共国政府近来的一些政策似乎完全让人难以理解,例如最近它决定在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这项于6月30日由中共国的“橡皮图章”式人大匆忙起草通过的法案,彻底终结了自1997年英国管治权转交给中共国以来实施的“一国两制”。此法一出台,中共国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立即加剧起来。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危在旦夕,而不屈不挠捍卫自由的香港人抵死反抗将会使得这座城市更加动荡。此外,中共国的这一举动也会有助于美国说服尚摇摆不定的欧洲盟友加入其新成立的反中共国联盟。如此一来造成的长期影响,对于中共国来说很有可能极其严重。


人们很容易认为中共国的重要政策错误是由于权力过度集中于习近平之手而导致的:强人政治压制了内部辩论,从而使人更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这种观点并不一定有错,但是它忽略了中共国政府的“加速自毁政策”背后的一个更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方式。

 

首先,中共将这个世界看成是一座丛林。从1921年到1949年,中共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经历了血雨腥风、阻碍重重,由于这段经历,中共自然坚信霍布斯主义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要想长期生存,唯一的依靠就是强权。一旦在权力平衡中处于弱势,中共就狡猾多变、蛰伏求生。已故中共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曾恰如其分地将这种策略上的现实主义归结为一句外交名言:“韬光养晦”。

 
因此,当中共国在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香港的自治地位自1997年后50年不变时,这一举动其实是它处于弱势的一种表现,绝不是它奉行国际法。当权力平衡自那时起变得对中共国有利,它便不断表示出想要推翻之前的承诺,因为这样做对其有利。例如,除了镇压香港人的反抗,中共国还通过将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军事化,来强化其对于南中国海争议领域的归属诉求。


此外,中共的世界观之所以扭曲,还因为它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早在中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前,中共就笃信西方国家的政府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走狗”。尽管西方国家声明其忠于维护人权和民主,但中共仍然觉得它们无法承受失去中共国市场所带来的损失,毕竟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本质都是逐利的。


如今,这种“人皆自私论”全面影响了中共国对香港实行完全管控的策略。中共国领导人期待西方国家对其行动的愤怒能很快消退,因为它认为西方各企业在香港的利益太多,无法撤退,因而会同中共做交易,任凭其将香港变成“警察社会”。


即使中共知道它的种种做法会导致极其严厉的惩罚,它也很少退缩(对香港的镇压就是一例),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保证其政权稳固。西方各国政府曾以为警告中共国要对其进行制裁就能有力阻止中共入侵香港。但是从中共国蔑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川普总统)的种种行径,很明显这一招并不奏效。


西方国家的这些制裁威胁其实并不是不可信,也不缺乏实质内容:包括旅行、贸易、技术转让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全面制裁将会严重破坏香港的经济繁荣和中共国的声誉。但是,对独裁政权的制裁通常伤害的都是独裁政权的“韭菜”,而非领导人,因此有损其制裁效果。


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对中共国四处扬威的默许态度似乎证实了中共的霍布斯主义世界观。在川普主义抬头以及随后美国对中共国的国策急剧转向之前,中共国领导人不断高估自己、四处扬威之时,几乎没有遇到过阻拦。


但是在川普以及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战鹰”团队上台之后,中共国就真的遇上对手了。川普及其高级顾问团队不仅和中共国领导人一样信奉“丛林法则”,而且还毫不畏惧动用强权硬怼敌手。

 

因此,对于中共来说,它很不幸地要和一个比它强硬得多的对手来硬碰硬。更加糟糕的是,美国宁愿牺牲短期经济利益,也要获得长期战略优势制约中共国,这表明“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法则也失效了。具体来说,美国的“脱钩”策略(切段美中之间紧密的经济关联)让中共国万万没有想到,因为中共领导人绝没有想到美国政府居然愿意为了宏观地缘政治目标而放弃中共国市场。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首次面对实实在在的生存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共的思维方式引导它犯下一系列灾难性的策略错误。中共最近对香港的横加干涉表明它完全没有改弦易辙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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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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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中國成長
较之俄罗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更为边缘。她如此爱慕现实政治的假想模式,为赢得霍布斯实体的资格无比自豪,将大国博弈的危险游戏视为国内合法性的基础;无不暴露自己的真实处境。她位于霍布斯世界与达尔文世界的动荡边疆,经常以自身的存在为主要的游戏资本。在旧金山诸条约构建的东亚势力均衡体系内,她的处境最为孤立;但只有一项因素比她的客观形势更危险,那就是她的主观判断。除了地缘形势更加危险以外,她的认知地图酷似1930年代的日本。昭和帝国身处多国体系的较低层次,左右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旁观者,头顶有压倒优势的仲裁者。任何破坏博弈平衡的胜利都会将更多的旁观者驱入对手一方,仅仅仲裁者的存在就足以取消对手放弃的可能。她若对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以来的欧洲外交史稍有认识,就应该明白:势力均衡体系不欢迎地方性强国的局部胜利,更不用说推倒重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了。然而,错误的自我定位使她做出了荒谬的判断:将态度和利益差异甚大的对手、旁观者和仲裁者视为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其实这样的集团只有在她自己企图全面推翻体系时才有形成的可能。从她坚持列强对等原则那天开始。昭和帝国就已经是一具依靠惯性走动的尸体。她拒绝承认绝境的倔强努力增加了死亡的痛苦和东亚的混乱,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关闭了实现列强平等的可能性。
较之昭和日本,更不用说较之德国和俄罗斯;中国更是列强俱乐部的后来者,更难确定适当的位置。在霍布斯世界积累游戏规则的三百年间,她是局外人。在威尔逊世界修正游戏规则的数十年间,她是挑战者。现在,她不知道自己的国际定位。游戏规则总是创始者宪制的延伸,总会将后来者的宪制变成自己的延伸。后来者为了争取融入国际体系的更高层次,通常需要对自己实施痛苦的改造。奥斯曼帝国在入口处,土耳其共和国在出口处。中国自觉和不自觉地依据自己在中间层的地位,能够理解来自内圈的实力干预;但她从未赢得塑造、修改和解释游戏规则的核心资格,因此始终对规范世界的结构性力量缺乏良好感觉。所谓良好感觉,是指内政和外交的政治习惯存在天然和本能的配合默契,犹如骑手和他一起长大的马儿。罗马人和英国人总是挥洒自如,因为她们自身就是国内和国际习惯法成长的联接枢纽。新兴列强的外交传统与自身的历史习惯割裂,依靠《万国公法》和国际关系学派的抽象理论,在蛮横无赖与笨拙呆滞之间来回跳跃,由于迟钝和误判付出的代价多于实力不足,由于结构性冲突付出的代价多于迟钝和误判。如果经验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图,失败就不是成功之母、只是更大失败的上游。1937年的日本犹如落入蛛网的飞虫,用更大的努力换取了更深的绝境。1996年的中国犹如猛撞玻璃的麻雀,用数十年的积累换取了同样的败局。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飞虫和麻雀的眼中,蛛网和玻璃都是透明的。她们能够有效利用的经验没有超出达尔文世界和霍布斯世界的范围,对她们看不到、却能感受到后果的内圈只能形成错误的解释:敌对的实体比自己更强大,但仍然同是霍布斯实体;运用霍布斯世界的规则和武器,并不是不能胜利。在她们自己的经验世界内,这种结论并非不合逻辑。
最近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哪个政治实体的成长比中国更依赖世界秩序和东亚体系的稳定性。然而,同时也没有哪个政治实体比中国更自外于世界体系。在数量级和地位相近的新兴列强当中,中国的另类特征最为突出。她的政治习惯最不可能融入日益扩大的威尔逊世界及其权利政治游戏。她的安全和战略框架在霍布斯世界内具有最大的挑战性。她太少、太晚、太多保留地加入了某些涉及经济和社会的国际组织,却没有在安全事务上赢得更多发言权。对她而言,叙利亚危机并不比伊拉克危机更为有利,钓鱼岛危机则远比台湾危机更为被动。她日益逼近世界体系的天花板,早晚必须做出至关紧要的决断:接受或改造世界秩序的哪些规则或结构?保存或改造自身的哪些习惯或特性?这样的决断对东亚未来路径的影响之大,将会超过朝鲜战争以后的任何决断。当然在此之前,她必须对自身和世界有所认识。
霍布斯路径对中国宪制和战略锁定之深,为其他新兴列强所未有。印度有自己的现实政治,对南亚各邦行使大英帝国继承人的权力;但她的国家体制与合法性基础并不有赖于国际地位。在最近五百年的新旧列强当中,只有彼得堡的俄罗斯帝国、明治帝国和当代中国将“富国强兵、争雄世界”列为宪制变革的仲裁标准。这项既成事实的危险性相当于《威尼斯商人》的赌注:其他的玩家可以用钱下注,而安东尼奥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下注。当代中国是霍布斯世界强暴的产物;她存在的使命就是借助霍布斯世界的游戏规则,返回霍布斯世界。她既不能承认错误,也不能承认失败;二者都将取消自己存在的必要性。如果威尔逊世界的仲裁权渐渐剥夺了霍布斯世界的行动自由,她的一切牺牲都将毫无意义。如果霍布斯世界仍然存在,她由于自己的软弱和愚蠢而失败;她就亲手毁灭了自己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和条件。因此,她只愿意接受一种解释:霍布斯世界仍将延续;威尔逊世界只是伪装格外巧妙、实力格外强大的霍布斯实体联盟。这样的解释就会得出她衷心希望的结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她的霍布斯策略不会触及天花板。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中,固定东亚格局的旧金山体系只是毫无效力的私相授受。朝鲜战争及此后的一切冲突都不具备体系和层次的意义,仅仅是中美两个霍布斯实体的较量。
只有在这样的路径依赖下,冷战后的中国才会采取危险而矛盾的战略。一方面,她的军事扩张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只能解释为颠覆东亚势力均衡的行动,不可能不引起相应的反制、包围和干预。其结果是:1996年以后的中国酷似1905年以后的德国、1931年以后的日本,以巨大的代价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却反倒因此恶化了自己的安全环境。另一方面,她将自己的未来发展押在世界秩序的稳定上。如果世界秩序果真稳定,就会妨碍她的国家主义和东亚外交。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暗示:除了宪制弱点造成的混乱以外,她对世界秩序的性质和整合深度估计不清。她明显正在幻想,可以将短期行为和长期战略分割开来。在短期内维护世界体系,以便保存自己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长期内改造世界体系,在内圈运用霍布斯实体的语言。然而,这样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存在路径上的错位。如果不肯牺牲长期计划,短期计划马上就会面临天花板上的实力较量。如果不肯改变短期计划,路径依赖会将她引向越来越远离长期目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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