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共政權對中國社會的剝削

作者 陳憲輝

精神剝削

清除精神汙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就任總書記後,胡耀邦不僅推動經濟改革,也銳意推動政治制度的相應變革。胡的作法引致中共高層意見的分歧。1980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把作家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搬上銀幕,拍成了電影《太陽與人》。影片描寫壹對為躲避戰禍僑居海外的畫家夫婦在中共建國時滿懷激情回國效力,但其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盡迫害。中共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胡喬木抨擊《苦戀》,以及整個文藝界存在著嚴重政治錯誤,表態拒絕胡耀邦推動的思想領域中的變革。1981年4月,《解放軍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四項基本原則不容違反——評電影文學劇本〈苦戀〉》,稱 “《苦戀》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由此在全國掀起了文革中批判運動壹樣的批判白樺和《苦戀》運動。9月,胡耀邦作出批示,要求停止批判電影《苦戀》。年底,鄧小平發話同意了胡耀邦指示,同時又以“四項基本原則”不容許挑戰表態封殺了政治思想領域變革。按照中共批判運動的規矩,對《苦戀》的批判浪潮以《解放軍報》和《文藝報》刊登出白樺的檢討信宣告結束。

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的長篇報告,要求:“壹切戰線,壹切地區,壹切部門,壹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鉆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胡耀邦推動改革的報告引起保守派的不滿。在隨後的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聯席會議上,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指責胡違背了中共領導壹切的基本原則。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胡喬木、鄧力群在文藝和理論界發動了“清除精神汙染”運動(清汙)。中宣部長鄧力群與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賀敬之分別主持了中央黨校和文化領域的“清汙”運動。在文藝界,中共將《春天的童話》、《在同壹地平線上》、《晚霞消失的時候》、歌曲《鄉戀》等壹批作品被批判為“思想不健康”的“精神汙染”作品。當年中央電視臺首次舉辦“春晚”。保守派要求禁止春晚播出歌曲《鄉戀》,而改革派堅持對歌曲不應有文革式的管制。結果,改革派借全國觀眾壹致點唱而推動《鄉戀》成功播出。其實,這首歌曲是當時是難得的健康歌曲,中共指其“不健康”、“精神汙染”只是因為它只歌唱了人的情感而沒有歌頌共產黨,違背了毛澤東制定的文藝必須歌頌共產黨的原則。不歌頌共產黨的作品就“不健康”,描寫人的真實情感之作就是“精神汙染”,“春晚”曲目也須中共高層批準,顯示中國仍未走出毛澤東時代的黑暗。

3月,周揚在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年座談會上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主題報告,在其中呼籲 “思想解放”。報告再引起了胡喬木的不滿。胡發表了《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長文,批判周的報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並向鄧小平、陳雲控告周及刊登周文的《人民日報》。鄧小平支持了胡喬木的指控,指示要整肅《人民日報》高層。結果《人民日報》總編秦川被警告,副總編王若水被撤職。隨後中共將“清汙”運動被推向了全國,將批判範圍擴大到文化以外的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如同當年義和團的仇洋壹樣,當局將眾多外來的事物指為汙染,批判、禁演壹大批歌曲、電影、電視片,西方風格的服飾批評為“奇裝異服”,幹涉人們燙發、穿高跟鞋和男女跳集體舞,北京共青團甚至組織青年到大街幹涉青年情侶們的親密舉動,禁止所謂“勾肩搭背”,幹涉養花、養鳥,甚至砸碎人體雕塑。運動中,有些工廠門口站崗,阻止留長發、穿“奇裝異服”者入內。保守派將“清汙”運動擴大到農村,打擊農村改革,批判農民謀求發家致富、搞長途販運,抨擊深圳、珠海等四個特區等“資本主義泛濫”,指責經濟特區為“租界”。與右派,反革命,反黨等罪名壹樣,精神汙染也是無從界定的隨意整人罪名。人們擔心反右運動、文革運動重演,全國壹時回到了紅衛兵運動時的黑暗與恐怖。

11月,胡耀邦訪日歸來,聯手趙紫陽、萬裏向鄧小平舉報“清汙運動出現擴大化”,影響到了經濟改革。鄧小平不容胡耀邦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但需要推進經濟改革幫助應付經濟危機,於是表態要制止“清除精神汙染擴大化”。有了鄧的表態,胡耀邦召集宣傳部門開會,批評各地“清汙運動搞得走了樣,有人用封建主義的眼光看待現代文明,要把我們的社會拉回到幾千年前去,要防止左的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擡頭”。根據胡耀邦的意見,《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汙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壹文,反對把燙發、穿時裝、跳集體舞視為“精神汙染”。12月,胡耀邦發出指示說:“清除精神汙染不要再提了”,迫使“清汙”運動不了了之。

“清汙”運動顯示中共統治之專制與革命之倒退,顯示“反自由化”和“清汙運動”中的中國與非革命樣板戲不準唱的文革中國壹樣黑暗。壹個黨甚至要將管制範圍擴大到人民穿衣,跳舞,唱歌,這在歷朝歷代是不可想象的。胡耀邦雖然暫時壓制了清汙運動,但不久還是被保守派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扳倒。

經濟剝削

國民收入不夠黨和政府揮霍

享受高收入和高福利只是“黨和政府”吞噬國民收入的壹小部分。“黨和政府”吞噬財富的大頭是腐敗和揮霍。權力帶來腐敗,不受監管的權力帶來難以置信的腐敗。中國沒有對中共黨權的制約機制,各級官員的腐敗貪汙,吞噬國民財富的規模令人難以置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收入分配課題組近年對全國各地5344戶城鎮家庭的調查結果顯示,全社會的灰色收入在擴大,最高的階層灰色收入也最多,灰色收入高達6萬多億元,約占GDP的12%。調查結論是,灰色收入擴大與大規模政府投資有關。在公權力缺乏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政府大規模介入資源配置,是公共資金流失、腐敗泛濫的重要原因。中國政府的行政成本壹直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有學者提出了三個3000億的說法,即公款出國3000億、公款招待3000億和公務用車3000億元,認為中國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遠遠超過其它國家,長期高居世界第壹。經濟學家馬光遠提出:“如果2013年壹季度消費的回落是因為打擊公款吃喝所致,那這個數字將十分驚人:壹季度消費品零售總額55,000多億,增幅回落2.4個百分點就是1,300多億,全年則為5,000多億。而這只是揮霍和浪費的公款消費,並非全部。假定這個比例是50%,則公款吃喝保守估計超萬億。接近全部教育經費的壹半。”上述那萬億只是冰山壹角。各級政府食堂如猶如五星級酒店是公開的秘密,精美大餐,菜式豐富,雞鴨魚肉,山珍海味,應有盡有,象征性收費任吃,很多機關實行壹元就餐制,壹些政府食堂每周提供菜品共計壹百二十種,其中“蓮籽紅棗銀耳湯”等甜點只需壹元錢。特權階層手中壹元錢可以放大成壹百元的價值,“公仆”百姓生活兩重天。 小官腐敗在“黨和政府”的腐敗中只是小意思。據香港《動向》雜誌露:中央委員以上離休高幹每年公款開銷千億元,江澤民、李鵬等11位最高級離休幹部享受至高無上的特權待遇,包括各地行宮、專機、專列、高級轎車、專家醫療組等等,每年耗費公款十億元,平均每人近億元。離、退休的省部級幹部,包括中共豢養“八個民主黨派”領袖,每年花費千萬元計。

政府主導的國企是腐敗的溫床,其腐敗規模同樣驚人。例如,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等高管在2010年對山西金業實施的百億並購案高價收購劣質資產,致使百億國資流失。舉報者披露,被舉報人曾出價2000萬封口費。再如,在中石油、中石化兩大集團壟斷下,國人用著世界上最貴的油。在民主國家,國有企業利潤計入政府財政收入,在黨國體制下,國有名不符實,國企通過壟斷獲取的暴利去向成謎,黑幕重重。2013年,新壹屆政府反腐清查中石油集團,被查官員數百,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千億計。

新壹屆領導層聲言查處國企腐敗。但是,“黨和政府”的腐敗。自己查處自己不會真的下手。在沒有反對黨的情況下,官員財務公開,財產申報,政府公開財政預算等等都不可能真正實施。在糾察官風的制度設置上,新中國無法與封建王朝相提並論。秦漢時已有監察制度。史官記錄皇帝言行,所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史官記載皇帝的起居註,連皇帝本人也不得翻看,當然更不能篡改。歷代監察官職名稱不同,如秦為禦史,隋唐為監察禦史,明清兩朝專設監察禦史,但都有責任就朝政發表意見,而且可以“風聞奏事”,對所奏風聞真實性不負責任。而在新中國,中共不設言官,嚴格控制網絡言論,制度性的建言途徑堵塞,民眾沒有言論自由與批評權利。中共權貴的資產規模讓人想起了中共五十多年的“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隨著眾多事實披露與檔案解密,“國民黨四大家族巨貪”宣傳不攻自破。國民黨“四大家族”巨額貪汙的宣傳是假的,而“新四大家族”、“八大家族”富可敵國是真的。江、曾、胡、溫、徐、周、戴等等,隨便壹個家財都百億計,涉足眾多國民經濟支柱產業和壟斷企業。這些最知名家族之外,巨富的紅色家族和新興權貴家族數不勝數。如果在兩黨制之下,百分之壹上述規模的以權謀財已經足以導致執政黨的更替了。但在壹黨專制下,沒有真正的問責與追究,貪腐規模只能越來越大。

腐敗之外,政府浪費的規模驚人。正常的經濟體系中,民間的經濟活動為主,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很小比重。隨著社會主義思潮和左派政黨壯大,政府活動在經濟體系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在美國,自從“羅斯福新政”以來,政府規模和政府主導的經濟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即使如此,美國GDP中投資只占15%,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是70%。[10]  在中國,情況完全不同。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取締私營經濟,政府完全主導了經濟體系。這種局面帶來的結果是“大躍進”、“三線建設”、長期備戰,對外援助,將國民財富糟蹋個精光,經濟全面危機。在在鄧小平時代,“洋躍進”造成浪費就與“大躍進”相當,留下了持續整個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鄧小平之後,新壹屆“黨和政府”追求GDP,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浪費同樣驚人。改革開放後,中共請回了私營經濟,使經濟局面比毛澤東時代有所好轉。但在黨國體制之下,“黨和政府”必然主導經濟,GDP中私人消費只占35%,政府主導的投資占了40%以上。“黨和政府”主導的投資實際上是吞噬國民財富的災難。領導人拍板胡亂,浪費、揮霍國民財富的案例不勝枚舉。政府扶植國企,主導的投資造成亂投資,效率低下,重復建設,產能過剩,虧損和貪汙腐敗嚴重。政府主導的全國24個工業行業中有22個行業產能過剩,留下了GDP1.5倍規模的巨額爛賬。以建鋼鐵廠為例,各地重復建設了鋼鐵廠上千家。該淘汰的落後產能無法淘汰,行業整體虧損。以建機場為例,政府新建成的機場90%虧損。以建水庫為例,水電部建大水庫,超級大壩上癮,忽悠鄧小平拍板三峽建壩,向全國百姓攤派籌款承諾三峽工程將在完工發電後全部償還建設資金。大壩建成後,三峽集團賴賬,不僅不向百姓還錢,換個名目,以“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之名繼續征收“電捐”,同時成立“中國長江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籌資,收購了三峽工程的發電資產,將三峽集團的國有資產私有化,壹大部分被利益集團成員吞噬,留下了數千億元後續資金投入的黑洞。以建鐵路為例,鐵道部以解決春運難為由,胡亂上馬高鐵項目,聲稱要把國內民航的旅客拉進火車。與建壩成癮的水電部壹樣,鐵道部也熱衷於上大項目,以便撈“油水”。結果,“高鐵大躍進”留下數萬億的爛賬還不上,政府再被“釣魚”,面對大批高鐵項目陷入兩難:若不追加後續投資,誰也無法承擔鐵路工程爛尾的責任;繼續追加投資,建成虧損和維護成本將與三峽大壩壹樣,是資金投入的無底洞。以舉辦盛會為例,北京奧運會是“低收入國家”舉辦最昂貴運動會的典範,耗資三千多億人民幣,約420億美元,是雅典奧運會的四倍多,是悉尼奧運會的五倍多,投資規模超過了百年奧運會投資的總和。舉辦深圳大運會,虧損128億。運動會後,建成的場館多成廢墟,天文數字的國民財富被政府揮霍。古今中外,官辦買賣壹定伴隨貪汙、浪費、中飽私囊。各地城市爭著申辦國際盛會,如同前朝大臣爭相主持皇家工程。由於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受制約,世界無數花費巨額金錢的國際盛會都辦到了中國。這些舉辦決策和花銷數額沒有經過國會批準預算的程序,沒有征得百姓同意,決策與執行過程沒有監督,黑幕重重。

政府幹預經濟,主導投資必然留下巨額爛賬。改革開放以來,四大國有銀行充當了第二財政,受命幫助國企解困,結果近半貸款成為壞賬,實際將銀行少得可憐的資本金都虧光了。1999年,政府組建了四大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將工、農、中、建四大行1.4萬億不良資產分別“剝離”給了華融、信達、東方和長城資產管理公司,財政部作為唯壹股東向四大管理公司註資,擔保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央行獲得再貸款。政府將“四大行”為首的大批銀行粉飾財務狀況後上市圈錢,補充資本金,利用股民的錢掩蓋自己主導投資的巨額爛賬,幫助銀行脫困。2008年,政府推出了“四萬億”投資刺激計劃,銀行根據國家發改委批文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以巨額貸款大搞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復建設,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壹大批不能產生還存貸回報的“僵屍企業”,為了“維穩”,各地地方政府不允許淘汰過剩產能,將本該破產企業的無價值資產抵押給銀行,命銀行貨款給這些企業發工資。結果,政府刺激經濟舉措給銀行帶來了近十萬億元的爛賬。為不讓貨款正式成為壞賬,銀行只能向地方政府提供新貸款,幫助地方政府借新賬還舊賬,大家協力隱瞞“有毒資產”。AMC接收銀行不良資產其實是數字遊戲。十幾年後,AMC手中的爛賬數額更大了。企業核銷壞賬靠利潤,財政核銷無非靠財政收入加通貨膨脹。不受制約政府必將不停地制造爛賬,不停地玩剝離銀行壞賬給資產管理公司的數字遊戲,讓四大銀行延期債券償還期,央行再貸款停息掛賬,中央財政繼續給AMC制造的政策性虧損做擔保,動用外匯儲備向銀行註資,相當於直接向市場多投基礎貨幣,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將政府造成的損失轉嫁到了民眾頭上,讓民眾來填補銀行虧空,合全民每人為銀行壞賬負擔近千元。以通貨膨脹方式搜刮國民之外,政府還在籌劃將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上市圈錢,各地政府也在籌組本地的資產管理公司,還是要用股民的錢掩蓋爛賬,為再舉新債鋪路。例如,江蘇無錫,浙江溫州,四川成都等城市都在籌組建金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準備復制中央剝離四大行不良資產的套路。將銀行的巨額壞賬轉移到資產管理公司只是隱藏壞賬的遊戲。中央和地方都將這種遊戲越玩越大,政府欠債和銀行隱性壞賬越玩越多。

前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黃育川(Yukon Huang)指出:“2013年上半年,中國信貸同比增長20%,遠遠超過官方公布的7.6%的GDP增長數字。這表明,地方政府正在靠借新債來還舊債和支付利息,而沒有把資金用於投資和生產。地方官員往往借此為當地、甚至他們個人謀利。”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史劍道說:“按照中國的法律,地方政府不能借貸,不能發現債券融資,不允許有預算赤字。但地方政府利用法律的漏洞,通過設立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工具’借貸。因為這類貸款被認為是主權債務,所以地方政府很容易通過融資平臺得到貸款。”兩位專家提出的是同樣的問題,即中國目前沒有制約政府違法運作的機制。在目前的制度下,“黨和政府”造成巨大損失不受追究,不受懲罰,損失由全國老百姓承擔。

腐敗、亂投資之外,“黨和政府”吞噬國民財富的另壹黑洞是共產黨的秘密開支。黨國體制下,國庫就是黨庫,國有資產就是黨產,中共用錢不受制約,數額保密。毛澤東曾為輸出革命和爭共運領袖將國庫揮霍壹空。鄧小平時代,發動戰爭和對外援助的開支雖然減少,但花費數額仍然巨大,壹場兒戲的對越戰爭的花費已是天文數字。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共從國庫拿錢的秘密開支沒有減少,項目多如牛毛。例如,長期無償援助朝鮮,援助柬埔寨換取柬政府保守中共主持紅色高棉的秘密,介入南聯盟種族沖突,以中國駐南使館為南聯盟軍的信號中轉站,操控新型雷達系統擊落美國“夜鷹”隱形戰機(北約多次警告無果後對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轟炸作為報復),[11]  秘密提供武器給塔利班,[12]  數千億的“維穩”費用,數百億的網絡封鎖(金盾工程)費用,為打壓臺灣而收買有意與臺灣建交的南美國家,向非洲提供著最龐大的獎學金計劃,資助宣傳黨功績的文藝節目,遍地興建宣傳黨的紀念堂,紀念碑,革命家墓園(其中,中共為前領袖華國鋒興建的皇陵就占地十公傾,耗資上億元),遍地的黨文工團,遍地的黨史研究機構,馬列研究機關,黨校等等。中國的國防費用中有很大比例是中共的黨開支,例如總政治部的開支完全是黨開支。對於黨的秘密開支,中國的百姓沒有機會質詢,人大、政協也無膽詢問。可以肯定,若有反對黨和獨立媒體存在,這樣的開支必受制約,若有執政黨輪替,這樣的開支將被禁止並徹查。目前,只有中共和北朝鮮勞動黨等極少黨國保持著以國庫為黨庫,任黨揮霍而人民不得過問的制度。至今,全國各級中共黨務系統每年花費數額仍是中共的“國家秘密”,誰想查詢就可能去坐牢。

服務特權階層的醫療體系

早在延安時代,中共就確立了主要服務高層的醫療“特供”制度,將延安稀缺的醫藥資源集中於服務中共高層。建國後,中共將醫療特供制度高度完善,實行官本位的按級別“供給”,共實行醫療保障的雙軌制。1952年頒布實施的《關於全國各級人民政府、黨派、團體及所屬事業單位的國家工作人員實行公費醫療預防的指示》規定,公職人員實行公費醫療制度。1980年代初,在“洋躍進”帶來的嚴重經濟危機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財政“分竈吃飯”後同時壓縮公共衛生開支,將本來已經少得可憐的醫療保障支出大幅削減。衛生部在沒有財政撥款的情況下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讓醫院自己去賺錢。1985年,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的《關於衛生工作改革若幹政策問題的報告》,啟動了“醫療制度改革”,其內容是政府推卸醫療保障責任,對醫院“只給政策不給錢”,讓醫院去“搞活”、“創收”。政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療改革動因原是“洋躍進”後的財政危機。但財政危機緩解後,政府沒有加大醫療開支的比重,沒有叫停讓醫院去賺錢的“醫改”政策,反而繼續推卸提供醫療服務的責任,聲稱讓醫療體系“產業化”。於是,國家財政收入中醫療保障投入的比重越來越少,醫療機構的公益性喪失,成為賺病人錢的謀利機構。

中國菲薄的醫療福利開支80%花在了850萬高級黨政幹部群體身上,十幾億普通民眾只共享20%的醫療資源。據2005年前的統計數據,黨政幹部的醫療開支每年超過500億元。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各地醫療條件最好的是專門服務高層的號碼醫院,在所有大城市最好的醫院中均設有專門服務高幹的VIP病房,其費用在每天千元左右。數量龐大的黨政幹部、特權階層享受著豪華病房、過度治療和各種各樣的休假式治療。在“體制內”,“無病住院、小病大治、壹人公費全家醫療”等浪費醫療資源的情況普遍。而高層更是浪費醫療資源的大戶。壹黨獨裁體制下的中國領導人是世界上最長壽的群體,“忠誠共產主義戰士”們的訃聞多在九十歲以上,百歲壽星比例也極大高於百姓。這個群體享受特供食品和特權醫療,其中壹些人靠換血延長著壽命。《解放軍報》曾發表了壹篇名為“用優質醫療資源服務老幹部”的新聞報道,稱北京軍區總醫院改進離退休幹部醫療保健服務,派出調查組深入到駐京幹休所,征詢老幹部對保健服務的意見和建議,專題研究改進老幹部醫療保障問題,改老幹部上門就診為主動送醫上門,為老幹部開設家庭病房,成立了家庭病房科,配備專用車輛和藥品器械,讓老幹部足不出戶在家“住院”,挑選業務技術精的醫護人員上門查房和治療,為每個老幹部家安裝了急救報警系統。 [13]  2006年之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的統計年鑒中不再出現“公費醫療”項目,黨政人員醫療花費被隱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業費用”裏,具體數目公眾無從知曉。不過人們知道,

與高層浪費醫療資源相對照的是,“體制外”的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壹個人大病使家庭陷入赤貧。城市普通民眾能享受到的醫療資源已經很少,廣大農村則基本沒有醫療保障,農民的醫療條件就只能以觸目驚心來形容。改革開放中,農村合作醫療系統迅速崩潰,農民喪失基本醫療保障,因病致貧、無錢看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顯示,中國23%的老人(424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中,城鎮老年人口貧困率約10%,農村老人貧困率約30%。與此相關,全世界每年百萬自殺事件中的三成發生在中國,中國的自殺事件80%發生在農村,農村自殺者中九成是貧困老人,沒有醫療保障和養老金是他們走上絕路的主要原因。眾多農村老人悄悄準備了自殺的農藥,因為他們不想因自己的病讓全家陷入絕境。2008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農村老年人自殺的社會學研究》項目調查11個省份的40多個村莊發現,農村老人的自殺現象觸目驚心,得到最多的回答是:“我們這裏就沒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本來,醫院由國家財政撥款,服務對象是納稅人,不需要盈利和回收成本,維持收支平衡就可以了。但商業化的醫療體系利用半壟斷地位,自定遠高於社會平均工資的工資水平,收取回扣、收紅包,將醫藥價擡到畸高。官辦的各種“人民”名義的醫院壹面享受政府撥款,壹面以醫賺錢,日進鬥金。非盈利機構商業化的背後黑幕重重。例如,2010年有1180萬人無償獻血3935噸。但患者用血不是無償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及紅十字會年收入40億,血站員工年薪25萬被曝光後,人們不願再捐款、捐血,政府只好強令部隊士兵捐血。對於醫院“以藥養醫”謀利自肥的狀況,專家鐘南山指出,只要不解決國家對醫藥衛生的投入問題,很難實現醫藥分家。應該讓這些基層醫院能夠具有公益性,或者基層醫生也能像鄉村教師壹樣,工資由政府來給。不觸及體制的專家建議沒有意義。瘋狂擴張的政府養自己尚且不夠錢,不可能恢復醫院的公益性質,只能讓醫院繼續逐利。

與中國向特權階層傾斜的醫療體系相對照,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醫療體系公平服務全民。在中國周邊,臺灣、香港、印度的醫療保障公平、透明,覆蓋全民,政府對醫療保障高投入。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191個成員國國家衛生系統的業績進行量化評估得出結果,中國排名倒數第四,被列為政府衛生支出最不公平的國家之壹。2012年,政府稅收高達10萬多億,醫保只有區區2000多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僅為5%,遠遠低於西方國家和其它金磚國家。《華人生活網》報道,華人移民老人在美國享受著良好福利,讓很多華人老人感覺“就像生活在天堂般”。報道稱,劉奶奶來美國已經10幾年了,當初只是來美國幫女兒帶孩子,沒想到自己就真的留了下來,而且是由美國政府來養老,住在新澤西中部的老人公寓。壹室壹廳的房子,寬敞明亮,完全由政府資助。電費通過申請也可獲得補貼,每個月還有200來美元的食品券。她說:“我現在還不是公民,如果是公民的話每個月還有700至800美元的生活費。”很多從沒在美國工作和交過稅的中國老人,卻能享受美國政府的福利,安享晚年。象劉奶奶這樣因為子女而移民到美國的老年人發現自己意外的幸運。因為在美國子女沒有贍養父母的義務,這些在美國拿到綠卡或者成為公民的中國老人在美國又沒有收入,他們開始享受了赤貧老人的福利。來自東北的張先生生用政府Medicaid在紐約的醫院做了兩次免費的心臟搭橋手術,決心留在美國養老。壹位在美多年和劉奶奶住在同壹個老人公寓的李先生說,“以前只聽說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中產階級的戰場,老人的地獄根本不對,這裏是老人的天堂。”

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

社保始於十九世紀末。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失業人數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德國首相俾斯麥頒布的《疾病保險法》標誌社保制度的誕生。1935年,美國羅斯福政府推行社會主義制度,頒布了《社會保障法》,在疾病保險之外增加了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二戰後,首次大選獲勝的英國工黨提出建設福利國家,也推出了全面社會保障計劃。在社會主義風靡全球之時,民主國家紛紛效仿美英,推出類似計劃,向窮人承諾慷慨的社會福利計劃成為各國左派政黨拉選票的主要賣點。到二十世紀末,社保體系的不可持續性充分暴露。由於左派政黨向窮人承諾了沒有資金來源的高福利,各國社保體系紛紛走向破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Miton Friedman)指出,社保體系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後者的玩法是,以新投資人(下家)的錢來向老投資者(上家)支付短期回報。在能夠找到更多下家加入的情況下,系統能維持運行,並營造投資賺錢的假象。當沒有更多下家加入時,系統崩潰。社保養老基金的運行情況證明了弗氏的論斷。美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21年將收不抵支,到2033年將用光所有余額;韓國預測其養老基金到2033年將收不抵支,到2046年將用光所有余額。 [14]在各國社保體系崩潰之前,它所帶來的危機已經顯現。正如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罪魁禍首。1997年,在世界各國社保體系走向崩潰之時,中國政府出於幫助國有企業減負脫困的目的,宣布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全國城鎮職工社保養老金制度。與歐美國家的社保體系壹樣,中國的社保養老金也具有龐氏騙局性質和不可持續的性質。不同的是,歐美國家的社保劫富濟貧,而中國的社保體系劫貧濟富。

中國社保體系特點之壹:劫體制外之貧,濟體制內之富。中國社保體系將民眾劃分為“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大群體區別對待。“體制內”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國企幹部不繳納養老保險費,沒有個人賬戶積累,卻要與繳費有積累的體制外群體壹樣,來發放養老金,造成養老基金巨大缺口沒有人來買單。而且,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遠高於繳費群體。據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褚福靈估算,公務員的養老金替代率總體維持在92%-107%水平。而“體制外”的城鎮企業職工實行由企業和職工本人按壹定標準繳納的“繳費型”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由單位和個人按工資比例共同繳納養老保險費社會統籌部分,計入職工養老金個人賬戶,退休後養老金替代率僅為44%。這種設計的要點是不繳費的“體制內”群體享受高額養老金待遇;繳費的“體制外”人群基本自存養老金;政府財政基本不作資金投入,只是挪用繳費者賬戶中的錢供養不繳費的富裕階層,造成兩億多窮困繳費者的個人賬戶成了沒有錢的“空賬戶”,對民眾欠下了數千億的巨額債務。據估算,壹個只拿北京市平均工資的職工,其在職期間的單位與個人社保總繳費超過100萬元。[15]  這讓更多人相信“交社保不如存錢養老”。如果有壹款保險產品,要繳保費三十年,保費年年上漲,身故不退保費,不給保額,不能退保,不能貸款,不給合同,這樣保險產品不會有人買。但社保基金就是這樣的保險產品,以政府半強制的手段推銷給了國人。

社保體系設置很多門檻,迫使需要流動,需要異地轉保者的農民工、工商戶放棄權益,以便將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的保費沒收。面對這樣劫貧濟富的社保體系,農民工、工商戶只好無奈地退保、斷繳費,不參保來抵制不公平體系,同時使自己面對老無所養的淒涼晚景。目前,中國的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率低,近七億的城鎮人口中參保人數僅有兩億多,農村新農保的覆蓋面更低,僅壹億多農民參保。農民不積極參保有其道理。因為針對農民的所謂新型社會養老保險每人每月養老金標準甚至低至55元,連心理安慰性質都談不上。

由於人口紅利消失,交錢下家越來越少,用錢的上家卻越來越多,中國的社保體系比其它國家的社保更速地走向崩潰,中國養老基金的“收不抵支”和“用光余額”兩個時點已經來臨,危機將比其它國家嚴重得多。2014年職工養老保險累計結余額為3.18萬億,而全國個人賬戶的“空賬”額超過3.5萬億。即使把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積累的所有資金用於填補個人賬戶,個人賬戶仍然會有較大空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珍解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狀況:“這就好比說壹個人口袋裏有10元錢,可他還有壹張11元的欠條在別人口袋裏。”這就是說,全國養老保險基金已經破產,現在正在交養老保險的職工未來退休領取養老金時將無錢可領。

根據1997年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測算數據,政府對於企業社保歷史欠賬高達十幾萬億元,換算成今天的金額應近百萬億元。[16]  對歷史的欠賬,社保收支的黑洞,中國政府不是從制度改革方面想辦法,而是打繳費群體的主意,將社保繳費基數年年上調,迫使繳費者不斷增加繳費額,同時準備推遲退休年齡。必須繳納各項保險的中低收入者抱怨社保“年年漲價”,扣除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項後,工資縮水了四分之壹。記者在北京市某企業員工的社保繳費記錄單上看到,2012年下半年,企業按該員工月繳費為工資額1869元的20%,月繳費373.9元,經社保繳費基數上調,企業為其繳納的養老保險金額從原有的373.9元/月攀升至963.2元/月。社保繳費高費率使繳費員工收入縮水,中小企業經工營困難,超過50%以上的企業認為社保費用繳納負擔沈重。[17]  我國企業與員工養老保險加起來所占工資基數比例高達到30%,是美國12.4%養老保險繳費率的2.4倍。然而,高費率並不能帶來更好的養老待遇。聲稱以“多繳多得,少繳少得”為準則的社保制度其實是“多繳少得,不繳多得”。公務員和體制內事業單位人員無需繳納養老金等社保,只收不支,年平均工資增長15%~20%之間,退休後的養老金待遇數倍於繳費群體。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指出:“低收入者繳費率更高,因為最低繳費基數是社會平均工資的60%,如果妳收入低於60%,妳的繳費率就高於法定繳費率”。

中國社保的另壹特點二:劫底層之貧,濟高層之富,越是高層,養老金替代率越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員長、國家副主席、中顧委副主任等離任國家領導人離休後基本敞口花銷,沒有限額,開支驚人,人均年開支數千萬元;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副總理(國務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遺孀)級人均年開銷近千萬元,待遇包括:購房補貼,配專職司機兼警衛,配醫護,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休養(飛機頭等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配轎車旅遊,機場需配合起飛時間,酒店高級套房,餐飲實報實銷),醫療特供全免費等等;省部級離休幹部(包括享有同級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人均年開銷百萬元計,待遇包括:配備專職司機兼警衛、配專職工作人員,配醫護人員,壹年數次帶家屬國內旅遊休養(飛機頭等或商務艙,火車軟臥,輛轎車或小型旅遊車,四星級或五星級酒店及餐飲實報實銷)。這數百高層領導人離休後的開支金額是中共的機密,估計每年數百億。他們享受的待遇延及他們的子孫。離退休副省、付部級幹部待遇比中央、省部級稍低,但人數龐大,開支同樣驚人。全國省部級幹部退休高層人數數千,副省部級數萬,他們中相當部分長期住在風景名勝區,退休官員總開支每年數以億計。中共中央曾有計劃減少退離休官員福利待遇,遭到退離休官員群體激烈反對而無法推行。上述公開福利之外,離退休官員們還有看不見的福利就更驚人。在北京,西郊巨山農場是中辦國辦官員的蔬果供應基地,蔬果種植時要求不施農藥,不用化肥,從生產到采摘的每個步驟,都有嚴謹甚至苛刻的監管要求。領導人飲用水都是由專車從玉泉山取來的山泉,水源地不僅有嚴格的管制,而且泉水亦經過層層過濾、化驗,並添加有益身體的各種礦物質。官員享受特權醫療,有家庭醫生,定期進行醫療檢查,生病可以到最好的醫院,請技術最好的醫生、服用最好的藥物。退休省級以上官員住院花費數百萬比比皆是。高官們退休生活豐富多彩,娛樂設施周全。以視察、調研為名的公費旅遊耗資巨大,出書、出回憶錄公費銷售是壹大變相腐敗。僅中共離休幹部的巨大公費開支壹項已經能夠拆穿革命造福人民宣傳了。

政府打算以推遲退休的辦法應對社保危機是世界各國應對社保崩潰的必然之舉。既然社保騙局不可持續,那麽讓繳費者多繳幾年費,少領幾年養老金的推遲退休辦法無疑最能推遲崩潰。其它國家社保劫富濟貧,推遲退休可說是喪失誠信的違約之舉,中國社保劫貧濟富,推遲退休就不僅是違約,更帶有搶劫性質。難怪有繳費者抨擊,理論上,政府可以不斷推遲退休年齡,推遲到八、九十歲即可用社保基金只收不支的辦法將窟窿補上,可那要以社會動蕩為代價。面對如此不公平的社保體系,越來越多的工薪者無奈地選擇斷繳社保。人社部的數據顯示,斷繳社保者已達數千萬,已經有兩三成的工薪者選擇斷繳社保費。

農村老年人的自殺率是年輕人三倍以上,是外國老年人自殺率的四倍多。在湖北京山縣,超過30%的老年人死亡是自殺方式。我國目前農民養老實行所謂新農保政策,60歲以上農民每人每月70元的基礎養老金只能勉強不至於餓死。國家雖有低保政策,但低保額低至每人每月百元,且發放率很低,多為村幹部送人情。(劉燕舞:《農民自殺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8月版)聯合國給出的最不發達國家的最低貧困線是每天生活費1.25美元,合人民幣每月300元,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7000美元,號稱小康,公務員養老金動輒萬元,但貧困農村老人每天養老金不足1美元。他們大都有在城裏當農民工的經歷,他們被榨幹血汗後老無所養。可以說,農村老人大規模自殺了斷,其生存權不僅是自己剝奪的,也是是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及“黨和政府”剝奪的。

社保基金原本就入不敷出地運行,其資源還在不斷流失。根據審計署的數據,從2010年到2013年,社保基金損失175億元,主要來自三部分:利率損失、自營指數化投資損失與信托等損失。據《華夏時報》報道,2011年3月底,社保基金與4家銀行達成固定利率存款協議,在央行加息後社保基金存款協議仍維持原商定利率;抽查社保基金15個使用信托貸款的項目,就有6個項目的用款單位未按指定用途使用信托資金,涉及金額14.20億元。社保基金如果是監管者,就必須采用委托投資的方式,由社保基金監督投資者,由審計署監督社保基金,董事會、監事會、投資機構的關系才能理順。而各地的社保基金是地方政府籃子裏的菜,全國社保基金逐漸舍棄了全球選秀、由有能力的投資機構進行投資的方式,自營投資越來越多。社保基金堅持自營也即直接投資,而非被市場證明有效的委托投資,由社保基金人員下場充當運動員,公私不分,自營流失,使本已巨大的基金窟窿更大。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發展報告2015》顯示,全國只有八個省份當年社保基金結余為正數,其它省份都出現了虧空,即社保基金被各省政府挪用,用於彌補財政虧空、購建固定資產、彌補經費等等。中國社科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二十多省市政府約挪用了800億養老金。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魏傑建議,現在國有企業資本預算,沒拿什麽錢給社保基金。這樣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業,等於減少了居民收入,政府應以國企分紅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以降低居民和企業社保繳費負擔。清華大學經濟系主任白重恩直言:“中國社保繳費全球最高,對於工資遠低於公務員的普通民眾是劫貧濟富”,建議社保“雙軌制並軌”,讓公務員也參加繳費,壹來實現公平、公正,二來幫助填補社保基金的虧空。還有專家建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及部分土地出讓金收劃撥社保體系。上述建議第壹難以實施,第二不能挽救養老多體系的崩潰。財政部內部人士直言,從國有資本經濟的收益來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紅利收入全部用於社保支出,也不壹定能徹底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指出:“在現有制度下即使可以實施機關事業單位養老金體制改革,也是治標不治本,原因就在於政府有太多動力和機會將自身的福利最大化。”

學者們關於社保的建議與世界銀行關於稅收的建議壹樣,沒有意義。財政問題、社保基金缺口問題,根源是政府瘋狂擴張規模。事實上,“黨和政府”及利益集團吞噬了國民財富,將財政收入,包括國民養老的錢花光了。回避這壹問題的社保探討沒有意義。稅收,土地出讓金和國企利潤加起來都不夠供養“黨和政府”,怎麽可能有余錢補貼社保呢。在“黨和政府”的規模和花費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政府對民眾養老金的欠賬只能越積越大,成為未來債務危機和社會動蕩的定時炸彈。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很窮,但城市百姓享有政府提供的低水平醫療、教育、養老等保障,消費率在60%以上。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國家錢多了,但政府本身吞噬本應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福利保障的財政收入還不夠,還要靠賣地生存,推高地價、房價,老百姓缺乏保障,在教育、醫療、住房這 “新三座大山”的壓迫下不敢消費,居民消費率大幅降低到了33%左右。政府存在的理由在於為社會大眾提供安全、秩序及社會福利等公共產品,提供平等、自由的生存環境。世界各國公認,政府征稅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要運用民眾的錢向民眾提供免費道路,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基本養老,公共衛生等社會福利。現在,世界多數國家建立起了以“窮人優先” 為基本原則,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福利制度。在迪拜,人民不用交稅,甚至不用交連電話費,享受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結婚後可分到免費住房。在法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三分之壹,全民享有醫療保險,看壹次醫生只須交1歐元的掛號費,其余費用由社保機構劃撥醫保賬戶,失業者和低收入家庭享受每月數百歐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全民享受免費教育,學生可獲每個學期數十至數千歐元的助學金,壹些城市的低收入者還享受免費公交服務,個別城市全民享受免費公交服務,或提供免費自行車。在美國,社會福利開支占GDP的五分這壹,失業者享受失業金、救濟金,國民享受免費大學前的教育,政府設立了專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的醫療救助(Medicaid)系統,為買不起醫療保險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醫療保障,醫院醫療卡片上有這樣壹句話:“無論妳是什麽種族,也無論妳有沒有錢,更無論妳是什麽身份,妳都有權在這裏得到治療”。在英國,社會福利開支約為GDP的四分之壹,全民享受免費醫療和免費大學前的教育,90%的大學生享受政府津貼。在德國,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三成,社會福利幾乎包辦了壹切,窮人靠社會福利生活得很舒服。在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費醫療服務,住院流浪漢的隔壁病房可能是壹位部長。在日本,社會福利開支約占GDP的五分之壹,醫療保險覆蓋全民,醫院不得盈利。在非洲,不少國家也實現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在拉美,社會福利覆蓋所有窮人。在俄羅斯醫療、教育全民免費,社會福利開支占政府財政預算約七成。在瑞典、挪威、丹麥等北歐國家,社會福利更好,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接近GDP四成。

中國政府的財政開支主要用於供養政府自已和不可告人的秘密用途,“黨和政府”推卸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服務少之又少,實行醫療、教育產業化,讓醫院、學校自己去賺錢,造成醫院發病人財為生,學校發學生財,賣文憑為生,學校普遍負債累累,重收費不重教育。經過三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成為世界上極少數沒有面向全民的社會福利的國家,國人在教育亂收費,醫療亂收費,高昂房價重壓之下沒有保障感,毛時代的制度性缺陷沒有削弱,反而在加強。如今,“黨和政府”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占有了絕大部分國民收入,成為新的“大資產階級”。它們蔑視法律,不斷加強對輿論和司法的影響,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通過各種手段維護既得利益。北大社科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家庭收入兩極分化嚴重,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戶均收入只有1000元,處於絕對貧困狀態;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占所有家庭總收入的23.4%,是收入最低5%家庭的234倍。中國公布的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承認,中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非常嚴重。

中國社會的土地財政

建國之初,中共通過強迫農民加入人民公社無償剝奪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民只恢復了人身自由和經營權,卻沒能收回土地所有權。在農村推行土地承包到戶以後,中共宣布二十年不變,隨後又宣布三十年不變,出臺政策規定土地承包後“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人口變動不再重分,新的集體成員不再擁有土地承包權。這樣的政策規定似乎是說土地壹次性歸家庭私人占有。但農民清楚,承包期無論怎麽延長,土地仍然不是自己的,政府隨時可能出臺新政策,如同當年允許包產到戶後很快又禁止壹樣,取消承包。於是,農民在所承包土地上采取掠奪性經營,不計環境破壞惡果,如同當年合作化時瘋狂毀林砍樹壹樣。

1982年,修改後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所有權屬於農民集體所有。這時集體不存在,憲法規定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實際含義是土地官有,即土地成了政府通過農村基層幹部控制的黨產。通過推行合作化再廢除合作化,中共獲取了天文數字的經濟利益,是為有史以來最大宗的革命收獲。雖然土地承包給了農民,土地出讓的權力仍控制在政府手中。各級政府壟斷農地,低補償價征收農民土地,高價買給開發商。1989年5月,國務院出臺了《關於加強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管理的通知》,規定凡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出讓收入必須上交財政,中央財政收取40%,地方財政收取60%。以公有制為名的土地出讓制度實際是中共對土地的“統購統銷”政策,即政府壟斷的強買強賣。雖然憲法規定,農村的土地屬於集體,沒有規定集體不可以賣地,但當局利用強權規定農民集體不得自行出賣土地,土地只能賣給政府,由政府獨家征地,再掛牌出讓。這樣的“土地統購統銷”政策讓農民怨聲載道。

1993年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田紀雲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憲法關於土地方面的規定造成了農民短期行為和政府控制土地獲利等諸多社會弊端,建議向農民宣佈他們各自承包的土地從此在法律上歸私人所有。他的建議遭到“要從根本上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的指責,被政治局否決。根據政治局的決定,財政部公布了《關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暫行辦法》,把出讓土地使用權所得稱為“土地出讓金”,調整中央與地方分享土地出讓金比例為,中央財政收取5%,地方財政收取95%。此後二十年間,全國數十萬畝農用地轉為了城鄉建設用地(農轉非)。政府征地帶有強制性。政府既是征地的買家,又是補償標準的制定者,為自身利益盡量壓低補償標準,轉手高價賣出。專家估計,農村城市化帶來的土地增值紅利中,農民得到的補償金額僅占5%~10%,村官們以集體名義分享到了25%~30%,“黨和政府”霸占了大頭,攫取了60%~70%土地增值紅利。因此這樣的土地公有制不僅實質是“土地官有制”,更被壹些學者抨擊為“官員搶劫制”。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間,政府規模瘋狂擴張,官員收入暴增,財政收入供養政府遠遠不夠,土地出讓金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土地收益造就了全世界最大規模、最昂貴的“黨和政府”,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腐敗。各地政府為應付暴增的開支瘋狂地賺取土地開發收入,推高地價,房價,快速吞噬土地資源。200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土地政策改革課題組”對九省(市)“土地財政”情況調查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凈收入占政府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顯示“土地第二財政”超過正常財政,成為“黨和政府”的主要財源。如今,房地產綁架著中國經濟四十多個產業,如果房價不漲,房子賣不動,各級政府的地就賣不動,銀行貸款還不了,同時房產商也資金鏈會斷裂,還不上銀行貸款,債務危機和金融風暴就會降臨。如果沒有了賣地收入,政府財政立即爆發危機。於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齊心,出政策讓地價、房價壹直漲。官員們都知道地賣差不多了,房子建得多到夠幾十億人住了,泡沫爆破是遲早,但大家只關心自己任內的政績,只管繼續推高房價,走壹步說壹步,不管將來後果。

地方政府不光賺取土地出讓金,還賺取開發稅費,向房地產買賣雙方收稅。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2009年向人大、政協會議提交的報告顯示,從開發商拿地到商品房銷售,各級政府共收取土地出讓金、拆遷管理費,營業稅、印花稅、城建稅、企業所得稅等七大類共37項稅費。這些稅費構成了商品房銷售額的50%至70%。地產商會輪值主席任誌強表示,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這份報告中,對房價構成的分析,並沒有將政府收取的各種稅費完全計算在內,如規費、證費、市政基礎設施費等。同時,也未計算上下遊產業中的稅費,如施工單位上繳的各種稅費、建築材料生產與購買環節的稅費、設備生產與交易中的稅費等等。若將這些政府的所得考慮在內,政府從房價中分得的份額超過七成。37項稅費之外,房地產企業還需要花費巨額費用向20至30個政府部門公關,繳納20多種收費。這些開支構成了政府的腐敗收入。北京的壹位房地產經理人抱怨說,他曾經為壹個項目前後跑了40多個政府機構,蓋40多個公章,每個環節都要花錢公關。老百姓的買房錢,被政府拿走了七成以上,是高房價的根本原因。2012年,全部2469家A股上市公司實現凈利潤19544億元,與上年相比整體凈利潤零增長,而當期實際繳稅22233億元,比上年增加17%,部分上市公司的稅收支出數十倍,甚至百倍於公司的凈利潤。房地產上市公司年報顯示,2007至2013幾年中,139家房企繳稅額高達6430億元,而同期的凈利潤僅為6265億。總體而言,企業的稅負增速大於利潤增速,經濟發展的好處全被政府吞噬。朱镕基在清華大學的演講承認:“房地產的錢都收給了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擡得那麽高。” 國務院曾要求將土地出讓收支納入地方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即國土部門收錢後交財政部門納入地方國庫,設立專賬(即登記簿)核算土地出讓金收支。但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賬本不能對外公開。因此,財政部收支預算中,只有土地出讓金總數而沒有詳細支出流向。政府的收支不受監管,“土地財政”從數年前的千億元級滾到了如今的3萬億元級,完全黑箱運作,民眾和各界沒有知情權,更無監督權。

憲法中規定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是虛假表述,土地實際由政府所有,通過村幹部控制。隨著城市化進程,土地市場價值暴增,政府通過村官控制土地,不斷攫取著土地利益,村官則中飽私囊。為了土地利益,政府有必要操縱村官選舉,通過村官辦差,壓低對農民的征地補償。農民對剝奪自己權益的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的不滿日益強烈,抗爭事件不斷發生。以下三個案例最能說明“土地官員所有制”的腐敗。案例壹,溫州市永嘉縣新橋村十名村官瓜分了316套安置房貪汙了18億;[18] 案例二,2011年9月,廣東汕尾陸豐有1.2萬人的烏坎村爆發了村民維護土地利益,驅逐村官,打出“打倒貪官”、“反對獨裁”、“還我人權”、“還我耕地”等標語遊行示威的事件。村民將村官趕走後組織自治,再為反抗當局軍警鎮壓組織起了自衛隊,在村莊四周設置路障、挖斷村道,以石磈磚頭、木棍鐵通等阻擊警車入村,多次爆發警民流血沖突,五名領頭村民被捕,其中壹名被毆致死;案例三,2013年,深圳龍崗區南聯村前村委會主任被曝多年非法變賣村集體土地,違法承接商業開發光擁有數十座豪宅、廠房以及大廈等,總資產超過20億元。三個案例都代表著官民圍繞土地的利益沖突。這壹沖突其實也是“三農問題”、“征地沖突”、“小產權問題”的根本原因。而所有上述問題都是中共剝奪私有土地,宣布所謂土地集體公有造成了革命災難。

孟子在兩千年前就指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指出了擁有恒產是維持秩序和善良的必要條件。共產黨剝奪了國人的恒產,也就摧毀了國人的恒心,使國人道德淪喪,只顧眼前利益,作壹錘子買賣,不管環境影響,不管子孫後代,竭澤而漁。現代政治學、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私有制是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的基本條件。沒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法治、自由、民主、共和、憲政。法治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需要以產權界定權利。私有產權是市場的前提,是價格的前提,是成本核算,效率與利潤的前提。共產黨宣傳私有制是萬惡之源,而實際上其推行的公有制才是萬惡之源。這印證了孟子所言失去私產會使社會喪失秩序,人們喪失善良的道理。經濟學家哈耶克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這不單是對有產者,而且對無產者也是壹樣。只是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許多個獨立行動的人的手裏,才沒有人控制我們的全權,我們才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產資料都落到壹個人手裏,不管它在名義上是屬於整個‘社會’的,還是屬於獨裁者的,誰行使這個管理權,誰就有權控制我們。”[19]  經濟學家巴澤爾(Yoram Barzel)證明,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真正公有。經濟學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表明,市場的真諦不是價格,而是產權。由此可知,國有資產不可能保值增值,必然流失,國有企業必然是官有企業,國有土地、集體土地必然是官有土地,公有制本質上是官有制,其結果是經濟學家描述的“公地悲劇”。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所做的第壹件事情就是實行土地私有化。

烏坎村民抗爭持續三個月後,廣東當局在村民頑強抗爭及海內外輿論壓力下妥協,以處理腐敗村官方式平息事件,同意烏坎村實行民主自治,壹人壹票選出新的村委會。但是,新選出的村委會無法治村,原因還在於土地利益。壹旦土地由全體村民共有,則由此產生的轉讓,交易、定價,出賣等矛盾復雜到無法解決,越是民主越難以達成共識,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也解決不了。農民維權的目的雖未完全達到,但維權行動迫使地方政府不斷提高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同時也導致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增速迅速降低,威脅到了“土地財政”的存續。

經濟學家陳誌武指出:對於農民來說,最主要的財富第壹是土地,第二是勞動力資本,前者的價值可能高於後者。當土地使用權不能進入市場流轉,也不能做金融抵押或其他資本化交易的時候,農民不管在農村還是城裏,都沒有必要的創業資本,少了很多經濟選擇,淪為低收入的農民工。土地私有並可以交易、資本化是任何壹個社會最核心的經濟自由之壹,也是個人權利、個人自由的基礎。只要土地不能私有化、農民的土地不能流轉或者抵押金融化,中國經濟難以朝消費驅動型發展。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壹個辦法是讓土地真正私有化。在目前土地承包的基礎上,1950年代從農民手裏集體化得來的土地還給他們,發給各農戶相應承包土地的產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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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10-30

2 个评论

鄧小平反對深入反思文革暴政,反對深入認識自由民主人權,反對解放思想,開創了剝奪中國人精神自由與個性的解放的社會環境,建立了兼顧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與僱傭勞動制度以及剝奪私有財產保障外加掠奪社會財富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應該受到批判。
鄧小平絕對不是共匪體制內的開明派,鄧小平運用了新的方法延續了共產極權統治,鄧小平與毛澤東都應該受到譴責,胡耀邦與趙紫陽才是共匪體制內的開明派,改革開放不是為中國民主化鋪路,改革開放應該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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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在馬克思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以及社會民主主義還有社會自由主義之間徘徊,反對毛左共產極權與鄧右共產極權的反共異議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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