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極權社會的基本屬性
作者 張傑
為期四天的中共第19屆五中全會已經偷偷摸摸開完了。會議公報披露，會議討論了習近平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公報強調了習近平的核心地位和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公報稱：實踐再次證明，有習近平同誌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領航掌舵……。全會強調，實現“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要加強黨中央集中統壹領導，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健全規劃制定和落實機制。重申習近平提出的“國內大循環”，國際國內“雙循環”，“壹帶壹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戰略。公報25段文字中，17段與經濟發展規劃有關。在談及“十四五規劃”時，涉及從“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優先發展農業”，“綠色發展”和“提高國家軟實力”等多方戰略框架內容。安全、國防、香港和臺海問題幾乎壹帶而過，只在最後三段部分有所陳述。公報沒有提及中共下壹屆領導人交接班事宜。按中共慣例，五中全會將會設立中共後備領導人，躋身於中共政治局。
五中全會習近平不設接班人並不意外，因為他2018年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已經表明他將掌權終身。五中全會討論2035年遠景目標也顯示習近平誌在長期執政。既然習近平想掌權終身，他就必然會遇到毛澤東當年權力交接的困境。
毛澤東臨死前對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壹生幹了兩件事，壹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壹件事妳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壹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妳們怎麽辦?只有天知道。”獨立學者榮劍今年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就中共領導人權力交接發表了題為《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接班人怪圈》的文章，揭示了這壹難解的困局。
榮劍在文章中說：中共從毛時代以來壹直沒有解決好最高權力的更替問題，接班人問題是中共這個龐大的政治巨人的終極困境，猶如古希臘神話中的那個阿喀琉斯之踵，成為其自身無法克服的致命要害，也必然成為新時代所要面臨的重大挑戰。
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之初對接班人問題可謂高度重視，在他曾經屬意過的接班人梯隊中，有高崗、劉少奇、林彪，彭真、鄧小平、張春橋、王洪文等，甚至包括他的夫人江青，但這個接班人梯隊都無壹例外地被毛本人和黨內鬥爭給廢黜了。最典型的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前所未有地被寫進了黨章而具有無可置疑的黨內合法性，其壹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在黨內無人可以挑戰，但最終還是遭遇了毛本人的挑戰。林彪在享有接班人稱號不過兩年時間，於1971年9月13日被迫乘機叛逃，不幸摔死在蒙古溫度爾汗，從而釀成了中共在“文革”期間的最大政治危機，也對毛本人的政治信譽和威望構成重大打擊。林彪事件是“文革”破產的重要標誌，由此表明，接班人問題確實成為中共權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澤東在臨死前將權力交給華國鋒，很顯然，這不是壹個深思熟慮的政治安排，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毛迫於當時黨內派系鬥爭格局而作出的壹個折中性安排。但是，就是這樣壹個表面上能夠平衡黨內不同政治力量的最高權力安排，還是徹底葬送了毛澤東的革命事業，毛至死也想象不到的是，由於他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最後還是由他欽定的接班人成為自己的政治掘墓人。
華國鋒在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後迅速陷入執政危機，這其實是毛的接班人危機的壹個延續。如果說華國鋒的下臺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接班人困局”，那麽，在華國鋒之後的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非正常下臺，則可以視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困局”。從鄧小平選擇胡趙兩人分別擔任黨政最高領導人的決策來看，應該說這是鄧小平在實際主掌黨內大權之後所作出的最重要和最正確的決策。胡趙盡管在名義上占有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位置，但實際上是壹直處在接班人位置。
中共元老主導的黨的最高權力的更替過程在1987年1月出現重大變故，胡耀邦遭遇華國鋒的相同命運，在黨內元老的圍攻之下被迫提前下臺，由趙紫陽接任黨的總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發，則讓趙紫陽又重蹈胡耀邦的覆轍，他因堅決反對鄧小平武力鎮壓學生的決定而主動辭職。至此，由鄧小平欽定的胡趙接班人團隊徹底毀於黨內鬥爭。
從1976年華國鋒主導粉碎“四人幫”到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中共執政集團在長達13年的時間裏換了三任黨的最高領導人，這表明中共實際上壹直是處在接班人危機之中。危機的根源在於，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和名義最高領導人處在分化狀態。趙紫陽的下臺，對於中共執政集團來說，意味著黨的最高權力的二元結構已經無法有效整合黨的領導，黨的總書記實際處在“失權”狀態，即總書記實際受制於黨的元老集團，同時處在被“分權”狀態，即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分權。
中共黨內鬥爭是極其殘酷無情的，但在每壹次重大的黨內鬥爭之後，黨內各派還是會通過各種方式來尋求壹種平衡或妥協。博弈後的結果是：實現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由憲法規定國家主席任期不超過兩屆，每屆五年；不是由現任總書記來指定下壹任總書記人選，而是由上壹任總書記或實際最高領導人來行使更大的決定權，這就是民間所說的“隔代指定制”；建立“儲君制”即接班人制度，在確認新的總書記之後，向全黨和全國公開下壹任總書記人選。
中共的博弈結果是否形成了黨的正式文件或固定的制度安排，因為缺少文獻證據而不敢斷言，也可以視為壹種“潛規則”。但從中共十四大所形成的最高權力安排來看，實際產生了總書記和“儲君”並存的雙重權力架構以及黨的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從江澤民正式執政10年和胡錦濤執政10年的時間來看，他們都執行了任期制和“隔代指定制”和“儲君制”。
這些制度變化比較於毛時代的權力終身制和鄧時代的最高權力的失序狀態，無疑是壹個進步。但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接踵而至。在江胡執政的20年時間裏，雖然政治運行相對穩定，黨內鬥爭趨於緩和，而且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國家和國民財富大幅增長，但黨內政治倫理急劇惡化，腐敗呈幾何級數的增長態勢。新問題的產生，與實行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儲君制”是有直接關系的。
第壹，在任期制的約束下，最高領導人的執政時間只有10年，這10年的前兩三年，現任最高領導人必須應對處理前任最高領導人所確定的人事安排，而這10年的後兩三年，現任最高領導人則必須考慮交權之後的人事安排——盡可能在新的中央領導集團中安排自己的人馬。如此壹來，執政10年時間其實只有壹半時間是真正屬於最高領導人自己的有效執政時間。
第二，在“隔代指定制”的約束下，現任最高領導人沒有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權力，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培養可以延續自己政治路線的繼承者，這使得他在任期內貫徹自己的政治意誌時，不僅受到了任期的限制，而且也受到了繼任者的限制，其第二屆執政期的最後幾年裏只能淪為“看守內閣”。
第三，在“儲君制”的約束下，黨的最高權力結構中，實際上存在著三個權力中心，即前任最高領導人、現任最高領導人和候任最高領導人（儲君），黨的最高權力處在分化狀態，無法形成統壹、集中和有效的領導力。
要想解決中共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儲君制”的問題，顯然必須尋求新的制度變革，以憲政民主的方式來建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應該是不二選擇。但習近平的制度變革卻是反憲政導向而行之，在取消了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儲君制”的同時，重新退回到毛時代，建立起壹個 “黨權主義”的權力架構，其主要特征是：加強黨權，擴大黨權，進而形成黨國制度，形成了以黨代政、以黨代軍、以黨代法的黨治系統，黨權不僅淩駕於市民社會和公民社會之上，還淩駕於政權（政府之權）、軍權和其他壹切公權力之上，成為壹切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共同統治者。
很顯然，中共目前又重新進入了毛時代以來的壹個權力怪圈中，取消任期制以延長最高權力者的執政時間，卻又出現了最高權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定於壹尊的個人獨裁。中共只要拒絕走憲政民主之路，它就永遠無法走出這個權力怪圈。
習近平的權力體系變革，看起來已經建立了黨權主義的壹個完美控制系統，但是，這無法有效解決黨權主義所面臨的壹個終極權力困境，那就是因為無法最終解決接班人問題而導致權力控制系統早晚會有崩潰的壹天。接班人問題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是壹個偽問題，唯獨在極權國家成為壹個真問題和大問題。像毛那樣的開國君主在中共歷史上是無可匹敵的，他最終也是敗於他壹手制造出來的接班人困局，現在的習近平能規避毛那樣的結局嗎？
以上是榮劍文章的主要內容，很深刻。簡而言之，接班人問題是極權政權壹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似乎是壹個輪回，現在習不得不面臨毛當年無法解決的難題。但我並不贊同榮劍的結論，我認為習近平應該沒有機會遇到毛澤東的難題了，因為今天的中國和世界都已經完全不同於四十年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明智已開，希望走向憲政民主時代。世界已不是冷戰時代，而是壹個普世價值和人權彰顯的時代。所以，習近平的問題不是他掌權終身和如何交權的問題，而是他和他要保住的紅色江山還能持續多久的問題。習近平如明白自己的處境，應體面退出歷史舞臺不失為明智之舉。但好言難勸要死的鬼，要想讓習走正道，除非山無棱，天地合，螞蟻不上樹，老鷹不咬雀，豆腐砸扁鐵秤砣。
為期四天的中共第19屆五中全會已經偷偷摸摸開完了。會議公報披露，會議討論了習近平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公報強調了習近平的核心地位和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公報稱：實踐再次證明，有習近平同誌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領航掌舵……。全會強調，實現“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要加強黨中央集中統壹領導，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健全規劃制定和落實機制。重申習近平提出的“國內大循環”，國際國內“雙循環”，“壹帶壹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戰略。公報25段文字中，17段與經濟發展規劃有關。在談及“十四五規劃”時，涉及從“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優先發展農業”，“綠色發展”和“提高國家軟實力”等多方戰略框架內容。安全、國防、香港和臺海問題幾乎壹帶而過，只在最後三段部分有所陳述。公報沒有提及中共下壹屆領導人交接班事宜。按中共慣例，五中全會將會設立中共後備領導人，躋身於中共政治局。
五中全會習近平不設接班人並不意外，因為他2018年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已經表明他將掌權終身。五中全會討論2035年遠景目標也顯示習近平誌在長期執政。既然習近平想掌權終身，他就必然會遇到毛澤東當年權力交接的困境。
毛澤東臨死前對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壹生幹了兩件事，壹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壹件事妳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壹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妳們怎麽辦?只有天知道。”獨立學者榮劍今年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就中共領導人權力交接發表了題為《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接班人怪圈》的文章，揭示了這壹難解的困局。
榮劍在文章中說：中共從毛時代以來壹直沒有解決好最高權力的更替問題，接班人問題是中共這個龐大的政治巨人的終極困境，猶如古希臘神話中的那個阿喀琉斯之踵，成為其自身無法克服的致命要害，也必然成為新時代所要面臨的重大挑戰。
毛澤東在中共建政之初對接班人問題可謂高度重視，在他曾經屬意過的接班人梯隊中，有高崗、劉少奇、林彪，彭真、鄧小平、張春橋、王洪文等，甚至包括他的夫人江青，但這個接班人梯隊都無壹例外地被毛本人和黨內鬥爭給廢黜了。最典型的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前所未有地被寫進了黨章而具有無可置疑的黨內合法性，其壹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在黨內無人可以挑戰，但最終還是遭遇了毛本人的挑戰。林彪在享有接班人稱號不過兩年時間，於1971年9月13日被迫乘機叛逃，不幸摔死在蒙古溫度爾汗，從而釀成了中共在“文革”期間的最大政治危機，也對毛本人的政治信譽和威望構成重大打擊。林彪事件是“文革”破產的重要標誌，由此表明，接班人問題確實成為中共權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澤東在臨死前將權力交給華國鋒，很顯然，這不是壹個深思熟慮的政治安排，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毛迫於當時黨內派系鬥爭格局而作出的壹個折中性安排。但是，就是這樣壹個表面上能夠平衡黨內不同政治力量的最高權力安排，還是徹底葬送了毛澤東的革命事業，毛至死也想象不到的是，由於他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最後還是由他欽定的接班人成為自己的政治掘墓人。
華國鋒在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後迅速陷入執政危機，這其實是毛的接班人危機的壹個延續。如果說華國鋒的下臺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接班人困局”，那麽，在華國鋒之後的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非正常下臺，則可以視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困局”。從鄧小平選擇胡趙兩人分別擔任黨政最高領導人的決策來看，應該說這是鄧小平在實際主掌黨內大權之後所作出的最重要和最正確的決策。胡趙盡管在名義上占有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位置，但實際上是壹直處在接班人位置。
中共元老主導的黨的最高權力的更替過程在1987年1月出現重大變故，胡耀邦遭遇華國鋒的相同命運，在黨內元老的圍攻之下被迫提前下臺，由趙紫陽接任黨的總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發，則讓趙紫陽又重蹈胡耀邦的覆轍，他因堅決反對鄧小平武力鎮壓學生的決定而主動辭職。至此，由鄧小平欽定的胡趙接班人團隊徹底毀於黨內鬥爭。
從1976年華國鋒主導粉碎“四人幫”到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中共執政集團在長達13年的時間裏換了三任黨的最高領導人，這表明中共實際上壹直是處在接班人危機之中。危機的根源在於，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和名義最高領導人處在分化狀態。趙紫陽的下臺，對於中共執政集團來說，意味著黨的最高權力的二元結構已經無法有效整合黨的領導，黨的總書記實際處在“失權”狀態，即總書記實際受制於黨的元老集團，同時處在被“分權”狀態，即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分權。
中共黨內鬥爭是極其殘酷無情的，但在每壹次重大的黨內鬥爭之後，黨內各派還是會通過各種方式來尋求壹種平衡或妥協。博弈後的結果是：實現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由憲法規定國家主席任期不超過兩屆，每屆五年；不是由現任總書記來指定下壹任總書記人選，而是由上壹任總書記或實際最高領導人來行使更大的決定權，這就是民間所說的“隔代指定制”；建立“儲君制”即接班人制度，在確認新的總書記之後，向全黨和全國公開下壹任總書記人選。
中共的博弈結果是否形成了黨的正式文件或固定的制度安排，因為缺少文獻證據而不敢斷言，也可以視為壹種“潛規則”。但從中共十四大所形成的最高權力安排來看，實際產生了總書記和“儲君”並存的雙重權力架構以及黨的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從江澤民正式執政10年和胡錦濤執政10年的時間來看，他們都執行了任期制和“隔代指定制”和“儲君制”。
這些制度變化比較於毛時代的權力終身制和鄧時代的最高權力的失序狀態，無疑是壹個進步。但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接踵而至。在江胡執政的20年時間裏，雖然政治運行相對穩定，黨內鬥爭趨於緩和，而且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國家和國民財富大幅增長，但黨內政治倫理急劇惡化，腐敗呈幾何級數的增長態勢。新問題的產生，與實行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儲君制”是有直接關系的。
第壹，在任期制的約束下，最高領導人的執政時間只有10年，這10年的前兩三年，現任最高領導人必須應對處理前任最高領導人所確定的人事安排，而這10年的後兩三年，現任最高領導人則必須考慮交權之後的人事安排——盡可能在新的中央領導集團中安排自己的人馬。如此壹來，執政10年時間其實只有壹半時間是真正屬於最高領導人自己的有效執政時間。
第二，在“隔代指定制”的約束下，現任最高領導人沒有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權力，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培養可以延續自己政治路線的繼承者，這使得他在任期內貫徹自己的政治意誌時，不僅受到了任期的限制，而且也受到了繼任者的限制，其第二屆執政期的最後幾年裏只能淪為“看守內閣”。
第三，在“儲君制”的約束下，黨的最高權力結構中，實際上存在著三個權力中心，即前任最高領導人、現任最高領導人和候任最高領導人（儲君），黨的最高權力處在分化狀態，無法形成統壹、集中和有效的領導力。
要想解決中共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儲君制”的問題，顯然必須尋求新的制度變革，以憲政民主的方式來建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應該是不二選擇。但習近平的制度變革卻是反憲政導向而行之，在取消了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儲君制”的同時，重新退回到毛時代，建立起壹個 “黨權主義”的權力架構，其主要特征是：加強黨權，擴大黨權，進而形成黨國制度，形成了以黨代政、以黨代軍、以黨代法的黨治系統，黨權不僅淩駕於市民社會和公民社會之上，還淩駕於政權（政府之權）、軍權和其他壹切公權力之上，成為壹切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共同統治者。
很顯然，中共目前又重新進入了毛時代以來的壹個權力怪圈中，取消任期制以延長最高權力者的執政時間，卻又出現了最高權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定於壹尊的個人獨裁。中共只要拒絕走憲政民主之路，它就永遠無法走出這個權力怪圈。
習近平的權力體系變革，看起來已經建立了黨權主義的壹個完美控制系統，但是，這無法有效解決黨權主義所面臨的壹個終極權力困境，那就是因為無法最終解決接班人問題而導致權力控制系統早晚會有崩潰的壹天。接班人問題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是壹個偽問題，唯獨在極權國家成為壹個真問題和大問題。像毛那樣的開國君主在中共歷史上是無可匹敵的，他最終也是敗於他壹手制造出來的接班人困局，現在的習近平能規避毛那樣的結局嗎？
以上是榮劍文章的主要內容，很深刻。簡而言之，接班人問題是極權政權壹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似乎是壹個輪回，現在習不得不面臨毛當年無法解決的難題。但我並不贊同榮劍的結論，我認為習近平應該沒有機會遇到毛澤東的難題了，因為今天的中國和世界都已經完全不同於四十年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明智已開，希望走向憲政民主時代。世界已不是冷戰時代，而是壹個普世價值和人權彰顯的時代。所以，習近平的問題不是他掌權終身和如何交權的問題，而是他和他要保住的紅色江山還能持續多久的問題。習近平如明白自己的處境，應體面退出歷史舞臺不失為明智之舉。但好言難勸要死的鬼，要想讓習走正道，除非山無棱，天地合，螞蟻不上樹，老鷹不咬雀，豆腐砸扁鐵秤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