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中國社會的無神論世界觀的本質
作者 關敏
無神論鼓吹對人的崇拜，以前是對皇帝崇拜，現在是對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數崇拜，認為多數等於正義，主張隨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結果必然導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閉、夜郎自大、自賣自誇，拒絕學習其它先進文明；缺乏對他人、對社會、對人類歷史的了解。即使學習其它先進文明，也是學其皮毛，拒絕學其內核。
為什麽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屬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在英語中與邪教是壹個詞。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獨尊的，獨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禍害。
1．拜聖人的邪教
殷王“率民以事神”，周取代殷後，變革了殷人的上帝崇拜，主要表現在“以德配天”上。這樣壹來，在敬神中把神抽空了。《左傳》雲：“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可見，聖人崇拜取代了對神的崇拜。
“聖”的主要含意就是聰明，聖人，也就是聰明人。這種聰明，不是壹般性的才智，而是見微知著、通幽知化、洞察壹切、通曉壹切的品格。《尚書.洪範》雲：“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大禹謨》篇也說：“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古人以為聖人有如下作用：
1）聖人是完成“天人合壹”的中介
聖人溝通了天地自然，也溝通了神明。《易傳.系辭》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老子反復論述了聖人是唯壹能體認“道”、法自然的人。有了道便具備了最充分的合理性，於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者失天下，得道者得天下”等。
老子認為有兩種聖：壹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聖；壹是憑直覺之智規範事理之聖。他認為後壹種聖人是世俗之聖，只懂形而下之事，只會帶來災難，對這種凡俗之聖應摒棄。
《中庸》講，聖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禮運》說“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政也。”
《管子.心術下》雲：“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
《呂氏春秋.盡數》稱：“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弁萬物之利以便生。”
《淮南子.泰族訓》雲：“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
聖人本質的屬性就是“體道”，或曰“聖道同體”。董仲舒講：“天者，辟物之祖也……聖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韓愈提出“道統”說。
在理學家的論述中，理的人格化就是聖人。朱熹講：“聖人形骸雖是人其實是壹塊天理。”又說：“聖人都忘了身，只有個道理。”換言之，聖人是肉體化的天理。周敦頤講：“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聖同天，不亦深乎!”
道與天理既是萬物的本原，又是理性的極致，是蕓蕓眾生必須遵循的準則。聖人與道、天理同體，無疑也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絕對的權威。聖人作為天人合壹的中介，特別是把天道與人道溝通，這種作用與功能本身就表明聖人是神、人的混成體。
聖人最主要功能是把天的作用、性格、原則等社會化，使天人之間獲得調和與統壹。蕓蕓眾生只有通過聖人的調理才能各得其所。先哲們雖有天地之間人為貴的言論，但凡人在天地之間僅是被動物，只有經過聖人之手的再塑造，才可獲得某種自覺。
2）聖人是文明、人文及其物化——各種器物的發明者和創造者
《易傳.系辭》認為人類社會的文化(包括禮儀、教育、制度等)是聖人創造的。
《周禮.冬官考工記》雲：“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為也。煉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為行陸，作舟以為行水，皆聖人之所為也”。《易.系辭下》雲：“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稱“伏羲作八卦，結繩而為漁罟”；黃帝、堯、舜“垂衣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韓非.五蠹》雲：“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鉆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燧人氏”。
《禮記.冠義》雲：“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也就是說，等級特權制度是宇宙的總規律。
荀子雲：“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辨”即“別”，“別”是禮的核心，實際上就是說人之為人在於有禮。又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
《墨子.節用》篇講：“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制為飲食之法”，“制為衣服之法”，“教民以兵行”，“制為舟楫”、“節葬之法”、“宮室之法”等等。
《商君書.君臣》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韓愈把聖人視為人類生存的前提正是這種文化本體觀的表現，他說：“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3）聖人是解民於倒懸的救星和理想社會的創造者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中，聖人是理想的人格化，同時又是實現理想的締造者，人們追求理想、擺脫災難所信賴的唯有聖人。
老子的“小國寡民”之世要由“聖人之治”來實現，孔子的“博施於民，泛愛眾”的理想，堯舜猶難做到，必待聖人而後行。墨子講兼相愛，交相利，也同樣要有聖人而後能實現，“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易.鹹卦》稱：“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管子.心術下》雲：“聖人裁物，不為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
法家認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聖人，而理想的未來要由“新聖”去締造。
20世紀，聖人觀念在中國搖身壹變，變成了科學、先進、正確性的說詞，1950年代修三門峽大壩時，“聖人出，黃河清”成了有力的證據。“聖人出，黃河清”帶有讖緯迷信色彩，是聖人崇拜的表現。可見，中國人中聖人觀念的毒有多深。
2．拜聖王、拜皇帝的邪教
中國人信仰“天”，“天”是自然的神秘化，“天”必須通過天子來表達天意。祭祀“天”則被“天子”所壟斷，任何人不得染指。清王朝覆滅前，“天子”每年都有祭天儀式，這是中國最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動。這樣，就由天崇拜變成了對天子崇拜——即個人崇拜。
中國的皇帝是直接通天的，他是唯壹的“天子”，是天在人間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人間的上帝”。禮記雲：“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發號出令則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天下的壹切都由皇帝作主。皇帝的所作所為，正像當今保險業者所說的“不可抗力、天災”。皇帝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無所不管；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中國的“天”約束不了皇帝，連神都是皇帝封的。比如門神就是唐太宗封的。
天子唯壹的需要是全民對他的愚忠與崇拜。孔子對天子堯歌功頌德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堯哉！”
儒教是壹種純粹政教合壹的宗教。在這個政教合壹的宗教體系中，皇帝就是最高祭司，是教皇；他手下的眾官僚，按級別依次為樞機主教、宗主教、都主教、總主教、主教、神甫等，還未做官的秀才是修士，每個家長則是壹個家庭的長老。這個體系中的每個人都尊奉儒教信條，並高度自覺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輸儒教，以使天下大順。
“崇拜”就是妳第壹看重的是什麽。 崇拜權力的，就要為奪權掌權保權而繳盡腦汁、耍盡手段，可以掩蓋真相犧牲真理，走經驗主義實用主義路線。孔孟之道實用主義色彩較重、唯利是圖、唯上是從，不知道真理為何物，只能搞以吏[儒]為師的政教合壹。
聖王[上]崇拜是中國專制文化影響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程度最深的原因。荀子雲：“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聖王便是“兩盡者”，加之帝王又是天子，具有幾分神性，這樣帝王就成了迷信的對象。中國人把帝王稱做聖人的傳統是漫長的。每壹個皇帝登基了，就是聖人出來了的時候。所以皇上也常被稱做聖上，皇上的話就是聖旨，是絕對聖明的。皇帝不但要控制政局，而且要掌握意識形態，政教合壹是很好的辦法。皇帝是國主的稱號，聖人是教主的稱號，中國的皇帝又是儒教的教主，這就是中國的統治形式，中國從來就是個政教合壹的國家。
在聖王面前，人們只能葡匐而仰視，甚至只能五體投地而不敢仰視。
其壹，甘為臣仆、狗馬的心態與觀念。
管子雲：“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君主把恩澤、陽光、雨露灑給天下，惠及牛馬。既然壹切都是由君主賜予的，甘心做臣仆與狗馬也就是合乎邏輯的，於是“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是為臣的準則。
君主把臣視為工具，有用則使，無用則棄。漢武帝說：“何世無才，患人主不能識之耳。茍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其二，向帝王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態。
愚民政策有兩手：消極的壹手是防堵，如焚書坑儒；積極的壹手是引導，定思想於壹尊，欽定學術為獨木撟，並誘之以功利，同樣可達到愚民的效果，而且顯得更高明。
漢統治者意識到：禁錮臣民的思想不是禁止他們思考，灌輸給他們有利於集權統治的思想最高妙。這就像對付驢子，不把驢子捆起來，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讓它在那裏拉磨轉圈。統治者讓人拉的磨，就是儒家思想，轉的那個圈，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劉邦於公元前196年11月過山東曲阜時，用太牢（牛羊豬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孔子，後經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孔子成為“萬世師表”。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君王擁有軍政財稅大權；“作之師”，君王擁有思想教育的大權，有教化民眾的之責。可見，中國自古就搞政教合壹的專制主義。
至於“師”，沒有壹個皇帝不喜歡當老師的，其壹言壹行，都要寫進“起居註”，作天下的楷模。蔣介石最喜歡被稱呼為“校長”，毛澤東覺得“偉大的導師”最適合自己。
自秦始皇定下了“以吏為師”（實質是以帝為師），“別白黑而定於壹尊”，真理的裁判權就歸屬了皇帝。漢武帝時因封禪之禮眾儒生爭論不休，當時著名儒生兒寬上疏曰：“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兒寬交出的不只是政治行政裁決權，同時把判定是非的權利也奉給了“聖主”。從漢武帝始，由皇帝裁定經學的是非，成為朝廷壹個重要議題。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就是由皇帝裁定儒學中分歧的兩次重要會議。
自武則天開始親自殿試以選拔知識份子任官後，皇帝更成了理所當然的最有學問的人。韓愈奴顏婢膝地說：“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
柳宗元也如是說：“身體發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他們認為自己的壹切知識都是皇帝賜給的。奴性之毒，深入骨髓!
明太祖朱元璋，吹噓自己“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翦勝遺聞”）！並把他的話編成四本“大誥”，下令家家戶戶必備，天下百姓必讀，每隔三年，京城比賽背誦“大誥”，人數多達19萬余人。這是古代規模最大的背誦皇帝語錄的運動。
中國歷史上最後壹位成功的皇帝聖人毛澤東統治全國27年，他把皇帝改稱主席、統帥，把聖人改稱領袖、導師，成了壹個極其偉大的政教合壹者，超過了歷朝歷代的皇帝聖人。
真正統治中國的，就是“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朱元璋《詠菊花》）式的威嚴和橫暴。百花齊放不是民主。百花齊放是武則天的命令，是專制皇帝的專制命令，何民主之有？百花自放才是民主，自由的花兒自由的開放、自願的開放、自然的開放，才能形成民主的環境。專制的花當然可以放，但要警惕他稱王稱霸，因為儒家是狡猾的毒蛇之花。
與專制社會的“百花齊放”的規定相反，民主社會強調的是每個公民的言論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是百花自放的，不是“大救星”賞賜的；這種自由是無禁區的，不能被限定在“把政治問題與學術、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的禁忌之中。百花自放、百家爭鳴是天賦人權；壹花獨放，壹家獨鳴則是對人權的侵犯。
其三，對聖王的期待心態。
帝王是治亂之源，因此社會上形成壹種對聖王的期盼心態。寄期望於好皇帝以及相應的清官，幾乎成為人們唯壹的選擇。即使“革命”，也是新聖人領導的革命，用歷史上的成語，即“湯武革命”。“湯武”便是聖人的代稱。
“革命”不是壹般人所敢涉及的，而佐君致“堯舜”才是正人君子們的流行觀念和價值準則。杜甫的詩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把壹切希望寄托於君主聖明或聖君再世，其中雖不乏善良的願望，但終歸還是壹種依附觀念。
儒家的民本主義、內聖外王思想，無壹不是“君臣大義”的安棲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中國人始終離不開對“君”、“官”的依戀，對權威的依戀。中國農民都知道孝經、知道天地君親師並加以崇拜。天子崇拜就是權力崇拜，就是邪教。
其四，君主聖威下的錯感與罪感意識。
古代臣下給皇帝上疏，均有套話鋪前墊後，諸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兢惶無措”、“昧死以言”、“愚臣”、“愚見”、“惟聖心裁鑒”、“臣不勝倦倦之至”、“臣罪當死”、“仿徨闕庭，伏待斧”等等。這些不僅僅是禮性的套話和無所謂的形式主義，在這些套話背後隱藏著深層的政治文化，這就是臣下的錯感和罪感。
君主是聖明的，無所不知，明察秋毫。君是心，臣是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按照這個邏輯，臣下的職能就是聽令。於是有臣者“奉命而行事”、“下順於上”之論。臣在向君主奏對中，便以自卑自謙反襯君主的聖明。久而久之，臣下在君主面前便形成壹種不待論證的、自然而然的錯感和罪感意識，即使遭冤殺，也要歌頌皇恩浩蕩，稱“臣罪當死”。
傳統社會的崇聖意識從兩個方面限制了人的主體性意識。壹方面，聖人居高臨下，對壹般人形成“天蓋”式的桎梏；另壹方面，個人要向聖人學習，追求“內聖”，就必須不停地向自己本來有限的主體性開戰，即不停地“鬥私”。因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人格模式是由抽象的政治倫理原則構建出來的，所以，人只剩下了壹個以道德為軸心的軀殼，這個軀殼在儒家那裏便是三綱五常之類的“理”。聖人崇拜限制或桎梏了人的主體性，否定人的個性人格，在行為上教人順從、馴良、守成，幾近奴隸。
聖人崇拜又極大地桎梏著人的才能向著多樣化、多方面發展，凡人在聖人面前，沒有任何個性和獨立性可言，只有心悅誠服地崇拜和追隨聖人，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得以提升。人的個性自由被聖人的光華窒息了，人的個體獨立人格在聖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消失殆盡。因之，儒家的聖人崇拜本身即意味著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而且，這種崇拜越虔誠，越神聖，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就越徹底。因此，獨裁者才維護儒家的旗幟近二千年。
中國人以皇帝為上帝。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發跡的人，只要壹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擁有神聖的光環。皇帝壟斷了壹切資源，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雲直上，才能賺得盆滿缽滿。笑貧不笑娼的利益取向擊敗甘守清貧的道德取向，世風遂每況愈下。
中國人慘就慘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寶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與生俱來帶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有罪的人充當正義之神，有限的人握有無限權力，藐小可憐的人成了目空壹切的至高者，壓跟兒不認識上帝的人成了人間的上帝，這就是全部中國悲劇的總根源。
鐘祖康說：“我們中國的祖先這兩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過來的，走壹步錯壹步，走壹百步就錯九十九步。……我們的祖先愚不可及，兩千年來只是終日沈迷於惡習，沒有嚴肅的解決中國人的精神需要，即沒有為中國人奠定壹個宗教信仰的基礎。……中國人認識不到宗教的用處，那就是中國人的確很笨，沒有大智慧，只有小聰明、小權謀。他們硬要舍易取難，水中撈月，企圖將中國變成壹個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國，妄圖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號就把中國變成壹個‘禮義之邦’。這不是自找麻煩是甚麽？當這個‘道德大國’和‘禮義之邦’終於被發現原來是弄虛作假第壹、口是心非無雙時，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麽堅持自稱‘禮義之邦’，要麽如魯迅說的那樣‘以醜惡驕人’，真是無藥可救的了”。
3．拜祖宗的儒邪教
中國人觀念中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是祖宗，祖宗是中國人的神祉，祖先崇拜是中國人共同的宗教。《禮記.郊特牲》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中國人相信祖先的亡靈不滅，並能像神壹樣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墳墓——陰宅所處的位置的好壞，決定著子孫的命運和前途。祖先在陰間需要子孫常常獻祭，貢壹些祭品，燒壹些紙錢。祭祖是被儒家禮教強制執行的。誰要違背，將被視為大逆不孝，將會失去作為中國百姓的資格。
中國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親、祖父祖母以及對家族有傑出貢獻的顯名達貴的遠祖。中國人對祖先亡靈的感情是實實在在的，他是祭祀者與亡靈生前親情的延續，是對祖先功德、養育之恩的感激和追憶。祖先崇拜是壹種原始的宗教，他的宗教情感有著真實的、現實的生理基礎，他往往比其他神靈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執著、有力。
祭祀祖先是儒家禮制中最重要的事。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嘗，冬天的祭祀叫做烝.
在祭祀的日子，進到祭室，就仿佛壹定見到有先人在位；轉身出門，肅然間感到壹定聽到有先人的聲音；出門以後再聽，慨然間覺得壹定聽到有先人的嘆息聲。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顏不會在眼前忘記，先人的聲音不會不會在耳邊消失，先人的意誌、嗜好不會在心中忘卻。孝子將要舉行祭祀時，考慮事情不可不有預先準備，……主人夫婦就齋戒沐浴，穿上禮服盛裝，端奉著祭品進獻上來，恭恭敬敬，專心致誌，就好象不能勝任的樣子，就好象將要使手的樣子，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極至的表現。……於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覺而於神明交接，期望著供養神明。
每年陰歷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壹等都是今天中國人祭祀先人的鬼節氣。祭祀時，子孫將祭品貢放在墳頭，放壹掛鞭炮，燒壹些冥鈔、紙做得錢幣、金銀元寶等，向祖先亡靈磕頭，並“祈禱”：爺爺（爹、娘），我們今天給您送錢來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靈壹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孫子今年順利考上大學……。
中國人的喪事、葬禮也是壹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儒”的本意原是壹種職業，就是周朝時喪禮中的司儀。儒生們為喪禮制定了繁雜、等級分明的禮儀。這種禮儀別說造著作，就是照著說，就是壹件累人的事情，在《禮記》中有詳細記載。
壹個人，不管他生前是個紳士還是個流氓，壹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兒子、孫子、兒媳、以及親戚們都要向他磕頭，作痛哭狀。吊孝時磕頭，奠禮時磕頭，出殯時磕頭……壹場喪禮下來，要磕幾個至幾十個頭不等。
理學前期的創始人張載已認識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對於鞏固專制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宗法宗子”。此後，理學家莫不提倡。經過明清兩代的倡導，壹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來了。全國各地紛紛起來修族譜、建宗祠、立族產、建立族規族法，對人民進行嚴密的宗法統治。壹個已經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阻礙了中國歷史的前進。
海外《黃花崗》雜誌上有篇文章題目是“祖宗無罪，罪在我輩”。這完全是胡說！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幸免？我們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黃巢等歷史上的祖宗難道無罪？
祖宗無罪就是祖宗崇拜，就是儒家孝道的表現。神化祖宗、把祖宗當神，這樣壹來，神就多了，多神論其實就是無神論。好的信仰是壹神論，而且人不是神，祖宗當然不是神。
儒家提倡祖先崇拜是多神論。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語怪力亂神”等壹大堆非宗教化的話，但中國人卻是全世界最事鬼、最迷信、最多怪力亂神[即假神]之邦！儒教用模糊的“天”來取代神，並將人對神的向往很實際地轉移到自己的祖先身上；然後，讓人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使人死後，靈魂可以寄托在子孫延綿不斷的香火之中。
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從宗族意識中生發出來，它用死人統治活人，使人面向過去，背對未來，並衍生了壹整套的等級制倫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而成了阻礙中國文明的人性化進程的壹大禍害。身份等級成了多數人的生活指南，人人平等的觀念沒有立足之地，生命至上的人本主義思想無法在傳統的母腹中孕育和分娩，個人主義的本體價值無法獲得自身的正當性和現實的立腳點。
中國人心中沒有獨壹真神的位置，沒有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在中國，人敬畏人多於敬畏神。壹個敬畏人的民族要麽就趨炎附勢、敬畏權力，在高壓之下萎縮壹團、被迫地適應；要麽在自由的環境下無所顧忌、無法無天。這兩點在中國體現得很充分。對遠方的美國、日本扯著頸子大罵，對身邊的官員卻恨不得倒地下跪、搖尾乞憐、奴顏婢膝。中國人的奴性、愚昧、懦弱、殘忍、虛偽、自私、自以為是、華而不實也就舉世聞名了。
無神論鼓吹對人的崇拜，以前是對皇帝崇拜，現在是對自我崇拜。壹些信民主的人搞多數崇拜，認為多數等於正義，主張隨大流；壹些精英大搞自我崇拜。自我崇拜的結果必然導致自我中心、自我封閉、夜郎自大、自賣自誇，拒絕學習其它先進文明；缺乏對他人、對社會、對人類歷史的了解。即使學習其它先進文明，也是學其皮毛，拒絕學其內核。
為什麽人不能被信仰、被崇拜？因為人是有限的、有罪性的。崇拜他人（自己）都屬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在英語中與邪教是壹個詞。教皇或皇帝或孔子都是人，是不能獨尊的，獨尊有限、有罪的人的指令和思想必然會給人類帶來禍害。
1．拜聖人的邪教
殷王“率民以事神”，周取代殷後，變革了殷人的上帝崇拜，主要表現在“以德配天”上。這樣壹來，在敬神中把神抽空了。《左傳》雲：“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可見，聖人崇拜取代了對神的崇拜。
“聖”的主要含意就是聰明，聖人，也就是聰明人。這種聰明，不是壹般性的才智，而是見微知著、通幽知化、洞察壹切、通曉壹切的品格。《尚書.洪範》雲：“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大禹謨》篇也說：“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古人以為聖人有如下作用：
1）聖人是完成“天人合壹”的中介
聖人溝通了天地自然，也溝通了神明。《易傳.系辭》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老子反復論述了聖人是唯壹能體認“道”、法自然的人。有了道便具備了最充分的合理性，於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者失天下，得道者得天下”等。
老子認為有兩種聖：壹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聖；壹是憑直覺之智規範事理之聖。他認為後壹種聖人是世俗之聖，只懂形而下之事，只會帶來災難，對這種凡俗之聖應摒棄。
《中庸》講，聖人“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
《禮運》說“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政也。”
《管子.心術下》雲：“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
《呂氏春秋.盡數》稱：“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弁萬物之利以便生。”
《淮南子.泰族訓》雲：“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
聖人本質的屬性就是“體道”，或曰“聖道同體”。董仲舒講：“天者，辟物之祖也……聖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韓愈提出“道統”說。
在理學家的論述中，理的人格化就是聖人。朱熹講：“聖人形骸雖是人其實是壹塊天理。”又說：“聖人都忘了身，只有個道理。”換言之，聖人是肉體化的天理。周敦頤講：“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兇”。“聖同天，不亦深乎!”
道與天理既是萬物的本原，又是理性的極致，是蕓蕓眾生必須遵循的準則。聖人與道、天理同體，無疑也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絕對的權威。聖人作為天人合壹的中介，特別是把天道與人道溝通，這種作用與功能本身就表明聖人是神、人的混成體。
聖人最主要功能是把天的作用、性格、原則等社會化，使天人之間獲得調和與統壹。蕓蕓眾生只有通過聖人的調理才能各得其所。先哲們雖有天地之間人為貴的言論，但凡人在天地之間僅是被動物，只有經過聖人之手的再塑造，才可獲得某種自覺。
2）聖人是文明、人文及其物化——各種器物的發明者和創造者
《易傳.系辭》認為人類社會的文化(包括禮儀、教育、制度等)是聖人創造的。
《周禮.冬官考工記》雲：“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為也。煉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為行陸，作舟以為行水，皆聖人之所為也”。《易.系辭下》雲：“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史稱“伏羲作八卦，結繩而為漁罟”；黃帝、堯、舜“垂衣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韓非.五蠹》雲：“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鉆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燧人氏”。
《禮記.冠義》雲：“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也就是說，等級特權制度是宇宙的總規律。
荀子雲：“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辨”即“別”，“別”是禮的核心，實際上就是說人之為人在於有禮。又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
《墨子.節用》篇講：“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制為飲食之法”，“制為衣服之法”，“教民以兵行”，“制為舟楫”、“節葬之法”、“宮室之法”等等。
《商君書.君臣》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韓愈把聖人視為人類生存的前提正是這種文化本體觀的表現，他說：“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3）聖人是解民於倒懸的救星和理想社會的創造者
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中，聖人是理想的人格化，同時又是實現理想的締造者，人們追求理想、擺脫災難所信賴的唯有聖人。
老子的“小國寡民”之世要由“聖人之治”來實現，孔子的“博施於民，泛愛眾”的理想，堯舜猶難做到，必待聖人而後行。墨子講兼相愛，交相利，也同樣要有聖人而後能實現，“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易.鹹卦》稱：“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管子.心術下》雲：“聖人裁物，不為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
法家認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聖人，而理想的未來要由“新聖”去締造。
20世紀，聖人觀念在中國搖身壹變，變成了科學、先進、正確性的說詞，1950年代修三門峽大壩時，“聖人出，黃河清”成了有力的證據。“聖人出，黃河清”帶有讖緯迷信色彩，是聖人崇拜的表現。可見，中國人中聖人觀念的毒有多深。
2．拜聖王、拜皇帝的邪教
中國人信仰“天”，“天”是自然的神秘化，“天”必須通過天子來表達天意。祭祀“天”則被“天子”所壟斷，任何人不得染指。清王朝覆滅前，“天子”每年都有祭天儀式，這是中國最隆重的宗教祭祀活動。這樣，就由天崇拜變成了對天子崇拜——即個人崇拜。
中國的皇帝是直接通天的，他是唯壹的“天子”，是天在人間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人間的上帝”。禮記雲：“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發號出令則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 天下的壹切都由皇帝作主。皇帝的所作所為，正像當今保險業者所說的“不可抗力、天災”。皇帝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無所不管；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中國的“天”約束不了皇帝，連神都是皇帝封的。比如門神就是唐太宗封的。
天子唯壹的需要是全民對他的愚忠與崇拜。孔子對天子堯歌功頌德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堯哉！”
儒教是壹種純粹政教合壹的宗教。在這個政教合壹的宗教體系中，皇帝就是最高祭司，是教皇；他手下的眾官僚，按級別依次為樞機主教、宗主教、都主教、總主教、主教、神甫等，還未做官的秀才是修士，每個家長則是壹個家庭的長老。這個體系中的每個人都尊奉儒教信條，並高度自覺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輸儒教，以使天下大順。
“崇拜”就是妳第壹看重的是什麽。 崇拜權力的，就要為奪權掌權保權而繳盡腦汁、耍盡手段，可以掩蓋真相犧牲真理，走經驗主義實用主義路線。孔孟之道實用主義色彩較重、唯利是圖、唯上是從，不知道真理為何物，只能搞以吏[儒]為師的政教合壹。
聖王[上]崇拜是中國專制文化影響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程度最深的原因。荀子雲：“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聖王便是“兩盡者”，加之帝王又是天子，具有幾分神性，這樣帝王就成了迷信的對象。中國人把帝王稱做聖人的傳統是漫長的。每壹個皇帝登基了，就是聖人出來了的時候。所以皇上也常被稱做聖上，皇上的話就是聖旨，是絕對聖明的。皇帝不但要控制政局，而且要掌握意識形態，政教合壹是很好的辦法。皇帝是國主的稱號，聖人是教主的稱號，中國的皇帝又是儒教的教主，這就是中國的統治形式，中國從來就是個政教合壹的國家。
在聖王面前，人們只能葡匐而仰視，甚至只能五體投地而不敢仰視。
其壹，甘為臣仆、狗馬的心態與觀念。
管子雲：“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君主把恩澤、陽光、雨露灑給天下，惠及牛馬。既然壹切都是由君主賜予的，甘心做臣仆與狗馬也就是合乎邏輯的，於是“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是為臣的準則。
君主把臣視為工具，有用則使，無用則棄。漢武帝說：“何世無才，患人主不能識之耳。茍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
其二，向帝王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態。
愚民政策有兩手：消極的壹手是防堵，如焚書坑儒；積極的壹手是引導，定思想於壹尊，欽定學術為獨木撟，並誘之以功利，同樣可達到愚民的效果，而且顯得更高明。
漢統治者意識到：禁錮臣民的思想不是禁止他們思考，灌輸給他們有利於集權統治的思想最高妙。這就像對付驢子，不把驢子捆起來，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讓它在那裏拉磨轉圈。統治者讓人拉的磨，就是儒家思想，轉的那個圈，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劉邦於公元前196年11月過山東曲阜時，用太牢（牛羊豬三牲）隆重祭祀了儒家學派的創始者孔子，後經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孔子成為“萬世師表”。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君”，君王擁有軍政財稅大權；“作之師”，君王擁有思想教育的大權，有教化民眾的之責。可見，中國自古就搞政教合壹的專制主義。
至於“師”，沒有壹個皇帝不喜歡當老師的，其壹言壹行，都要寫進“起居註”，作天下的楷模。蔣介石最喜歡被稱呼為“校長”，毛澤東覺得“偉大的導師”最適合自己。
自秦始皇定下了“以吏為師”（實質是以帝為師），“別白黑而定於壹尊”，真理的裁判權就歸屬了皇帝。漢武帝時因封禪之禮眾儒生爭論不休，當時著名儒生兒寬上疏曰：“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兒寬交出的不只是政治行政裁決權，同時把判定是非的權利也奉給了“聖主”。從漢武帝始，由皇帝裁定經學的是非，成為朝廷壹個重要議題。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就是由皇帝裁定儒學中分歧的兩次重要會議。
自武則天開始親自殿試以選拔知識份子任官後，皇帝更成了理所當然的最有學問的人。韓愈奴顏婢膝地說：“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
柳宗元也如是說：“身體發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他們認為自己的壹切知識都是皇帝賜給的。奴性之毒，深入骨髓!
明太祖朱元璋，吹噓自己“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翦勝遺聞”）！並把他的話編成四本“大誥”，下令家家戶戶必備，天下百姓必讀，每隔三年，京城比賽背誦“大誥”，人數多達19萬余人。這是古代規模最大的背誦皇帝語錄的運動。
中國歷史上最後壹位成功的皇帝聖人毛澤東統治全國27年，他把皇帝改稱主席、統帥，把聖人改稱領袖、導師，成了壹個極其偉大的政教合壹者，超過了歷朝歷代的皇帝聖人。
真正統治中國的，就是“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朱元璋《詠菊花》）式的威嚴和橫暴。百花齊放不是民主。百花齊放是武則天的命令，是專制皇帝的專制命令，何民主之有？百花自放才是民主，自由的花兒自由的開放、自願的開放、自然的開放，才能形成民主的環境。專制的花當然可以放，但要警惕他稱王稱霸，因為儒家是狡猾的毒蛇之花。
與專制社會的“百花齊放”的規定相反，民主社會強調的是每個公民的言論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是百花自放的，不是“大救星”賞賜的；這種自由是無禁區的，不能被限定在“把政治問題與學術、技術性質的問題分開”的禁忌之中。百花自放、百家爭鳴是天賦人權；壹花獨放，壹家獨鳴則是對人權的侵犯。
其三，對聖王的期待心態。
帝王是治亂之源，因此社會上形成壹種對聖王的期盼心態。寄期望於好皇帝以及相應的清官，幾乎成為人們唯壹的選擇。即使“革命”，也是新聖人領導的革命，用歷史上的成語，即“湯武革命”。“湯武”便是聖人的代稱。
“革命”不是壹般人所敢涉及的，而佐君致“堯舜”才是正人君子們的流行觀念和價值準則。杜甫的詩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把壹切希望寄托於君主聖明或聖君再世，其中雖不乏善良的願望，但終歸還是壹種依附觀念。
儒家的民本主義、內聖外王思想，無壹不是“君臣大義”的安棲之地，最多就是企求“明君”、“清官”。中國人始終離不開對“君”、“官”的依戀，對權威的依戀。中國農民都知道孝經、知道天地君親師並加以崇拜。天子崇拜就是權力崇拜，就是邪教。
其四，君主聖威下的錯感與罪感意識。
古代臣下給皇帝上疏，均有套話鋪前墊後，諸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兢惶無措”、“昧死以言”、“愚臣”、“愚見”、“惟聖心裁鑒”、“臣不勝倦倦之至”、“臣罪當死”、“仿徨闕庭，伏待斧”等等。這些不僅僅是禮性的套話和無所謂的形式主義，在這些套話背後隱藏著深層的政治文化，這就是臣下的錯感和罪感。
君主是聖明的，無所不知，明察秋毫。君是心，臣是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按照這個邏輯，臣下的職能就是聽令。於是有臣者“奉命而行事”、“下順於上”之論。臣在向君主奏對中，便以自卑自謙反襯君主的聖明。久而久之，臣下在君主面前便形成壹種不待論證的、自然而然的錯感和罪感意識，即使遭冤殺，也要歌頌皇恩浩蕩，稱“臣罪當死”。
傳統社會的崇聖意識從兩個方面限制了人的主體性意識。壹方面，聖人居高臨下，對壹般人形成“天蓋”式的桎梏；另壹方面，個人要向聖人學習，追求“內聖”，就必須不停地向自己本來有限的主體性開戰，即不停地“鬥私”。因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人格模式是由抽象的政治倫理原則構建出來的，所以，人只剩下了壹個以道德為軸心的軀殼，這個軀殼在儒家那裏便是三綱五常之類的“理”。聖人崇拜限制或桎梏了人的主體性，否定人的個性人格，在行為上教人順從、馴良、守成，幾近奴隸。
聖人崇拜又極大地桎梏著人的才能向著多樣化、多方面發展，凡人在聖人面前，沒有任何個性和獨立性可言，只有心悅誠服地崇拜和追隨聖人，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得以提升。人的個性自由被聖人的光華窒息了，人的個體獨立人格在聖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消失殆盡。因之，儒家的聖人崇拜本身即意味著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而且，這種崇拜越虔誠，越神聖，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就越徹底。因此，獨裁者才維護儒家的旗幟近二千年。
中國人以皇帝為上帝。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發跡的人，只要壹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擁有神聖的光環。皇帝壟斷了壹切資源，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雲直上，才能賺得盆滿缽滿。笑貧不笑娼的利益取向擊敗甘守清貧的道德取向，世風遂每況愈下。
中國人慘就慘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寶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與生俱來帶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有罪的人充當正義之神，有限的人握有無限權力，藐小可憐的人成了目空壹切的至高者，壓跟兒不認識上帝的人成了人間的上帝，這就是全部中國悲劇的總根源。
鐘祖康說：“我們中國的祖先這兩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過來的，走壹步錯壹步，走壹百步就錯九十九步。……我們的祖先愚不可及，兩千年來只是終日沈迷於惡習，沒有嚴肅的解決中國人的精神需要，即沒有為中國人奠定壹個宗教信仰的基礎。……中國人認識不到宗教的用處，那就是中國人的確很笨，沒有大智慧，只有小聰明、小權謀。他們硬要舍易取難，水中撈月，企圖將中國變成壹個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國，妄圖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號就把中國變成壹個‘禮義之邦’。這不是自找麻煩是甚麽？當這個‘道德大國’和‘禮義之邦’終於被發現原來是弄虛作假第壹、口是心非無雙時，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麽堅持自稱‘禮義之邦’，要麽如魯迅說的那樣‘以醜惡驕人’，真是無藥可救的了”。
3．拜祖宗的儒邪教
中國人觀念中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是祖宗，祖宗是中國人的神祉，祖先崇拜是中國人共同的宗教。《禮記.郊特牲》說：“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中國人相信祖先的亡靈不滅，並能像神壹樣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墳墓——陰宅所處的位置的好壞，決定著子孫的命運和前途。祖先在陰間需要子孫常常獻祭，貢壹些祭品，燒壹些紙錢。祭祖是被儒家禮教強制執行的。誰要違背，將被視為大逆不孝，將會失去作為中國百姓的資格。
中國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親、祖父祖母以及對家族有傑出貢獻的顯名達貴的遠祖。中國人對祖先亡靈的感情是實實在在的，他是祭祀者與亡靈生前親情的延續，是對祖先功德、養育之恩的感激和追憶。祖先崇拜是壹種原始的宗教，他的宗教情感有著真實的、現實的生理基礎，他往往比其他神靈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執著、有力。
祭祀祖先是儒家禮制中最重要的事。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嘗，冬天的祭祀叫做烝.
在祭祀的日子，進到祭室，就仿佛壹定見到有先人在位；轉身出門，肅然間感到壹定聽到有先人的聲音；出門以後再聽，慨然間覺得壹定聽到有先人的嘆息聲。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顏不會在眼前忘記，先人的聲音不會不會在耳邊消失，先人的意誌、嗜好不會在心中忘卻。孝子將要舉行祭祀時，考慮事情不可不有預先準備，……主人夫婦就齋戒沐浴，穿上禮服盛裝，端奉著祭品進獻上來，恭恭敬敬，專心致誌，就好象不能勝任的樣子，就好象將要使手的樣子，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極至的表現。……於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覺而於神明交接，期望著供養神明。
每年陰歷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壹等都是今天中國人祭祀先人的鬼節氣。祭祀時，子孫將祭品貢放在墳頭，放壹掛鞭炮，燒壹些冥鈔、紙做得錢幣、金銀元寶等，向祖先亡靈磕頭，並“祈禱”：爺爺（爹、娘），我們今天給您送錢來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靈壹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孫子今年順利考上大學……。
中國人的喪事、葬禮也是壹項重要的宗教活動。“儒”的本意原是壹種職業，就是周朝時喪禮中的司儀。儒生們為喪禮制定了繁雜、等級分明的禮儀。這種禮儀別說造著作，就是照著說，就是壹件累人的事情，在《禮記》中有詳細記載。
壹個人，不管他生前是個紳士還是個流氓，壹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兒子、孫子、兒媳、以及親戚們都要向他磕頭，作痛哭狀。吊孝時磕頭，奠禮時磕頭，出殯時磕頭……壹場喪禮下來，要磕幾個至幾十個頭不等。
理學前期的創始人張載已認識到建立宗法家族制度對於鞏固專制制度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宗法宗子”。此後，理學家莫不提倡。經過明清兩代的倡導，壹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來了。全國各地紛紛起來修族譜、建宗祠、立族產、建立族規族法，對人民進行嚴密的宗法統治。壹個已經瓦解了的宗法制度得以在家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阻礙了中國歷史的前進。
海外《黃花崗》雜誌上有篇文章題目是“祖宗無罪，罪在我輩”。這完全是胡說！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幸免？我們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黃巢等歷史上的祖宗難道無罪？
祖宗無罪就是祖宗崇拜，就是儒家孝道的表現。神化祖宗、把祖宗當神，這樣壹來，神就多了，多神論其實就是無神論。好的信仰是壹神論，而且人不是神，祖宗當然不是神。
儒家提倡祖先崇拜是多神論。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語怪力亂神”等壹大堆非宗教化的話，但中國人卻是全世界最事鬼、最迷信、最多怪力亂神[即假神]之邦！儒教用模糊的“天”來取代神，並將人對神的向往很實際地轉移到自己的祖先身上；然後，讓人多娶老婆，多生孩子，使人死後，靈魂可以寄托在子孫延綿不斷的香火之中。
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從宗族意識中生發出來，它用死人統治活人，使人面向過去，背對未來，並衍生了壹整套的等級制倫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因而成了阻礙中國文明的人性化進程的壹大禍害。身份等級成了多數人的生活指南，人人平等的觀念沒有立足之地，生命至上的人本主義思想無法在傳統的母腹中孕育和分娩，個人主義的本體價值無法獲得自身的正當性和現實的立腳點。
中國人心中沒有獨壹真神的位置，沒有終極性的文化精神追求！在中國，人敬畏人多於敬畏神。壹個敬畏人的民族要麽就趨炎附勢、敬畏權力，在高壓之下萎縮壹團、被迫地適應；要麽在自由的環境下無所顧忌、無法無天。這兩點在中國體現得很充分。對遠方的美國、日本扯著頸子大罵，對身邊的官員卻恨不得倒地下跪、搖尾乞憐、奴顏婢膝。中國人的奴性、愚昧、懦弱、殘忍、虛偽、自私、自以為是、華而不實也就舉世聞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