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不得，摸不得，四川夹江一男子因“侮辱”国旗获刑10月
https://news.163.com/21/0116/11/G0F6SK7G00018AOR.html
......
“脑子发热”踩踏国旗
2020年10月5日上午7时许，夹江县居民吴某在上班途中路过夹江县一家KTV时，突然跳起来将悬挂在路边的国旗扯了下来，并将国旗放在脚下踩踏，随后带着国旗扬长而去。
吴某侮辱国旗的监控视频在微信群、朋友圈广泛传开，引起网友的强烈谴责，当地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
夹江县公安局接案后，经过10个小时连续不间断的调查，民警找到了视频中的男子吴某。据吴某交代，之所以踩踏国旗是因为最近心情不好，当时脑子发热才做出那样的举动。
......
《刑法》规定，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的，将被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真希望广大海外网友，能辱包抗议。这就是匪国的人权。
24 个评论
恐怖的国家。珍惜生命，远离五星红旗。
早在10年前，我就在心底发誓，绝不承认匪共的一切国家象征，包括不限于国旗，国徽，国歌，国家主席等等。
早在10年前，我就在心底发誓，绝不承认匪共的一切国家象征，包括不限于国旗，国徽，国歌，国家主席等等。
阅兵时候党旗走在国旗前面算不算侮辱国旗？建议把所有党员三年起步
先有共惨裆，才有森冢锅！没有共惨裆，哪有淫梦共黑锅？不忘初心跟裆走，牢记使命把共惨血旗插满地球！
10个小时连续不间断的调查?平时工作的时候怎么不见有这样的干劲，果然是党卫军不是人民警察。
从小学就觉得这个五星旗代表不了中国，只代表了中共的统治
是時候上這張圖了 香港police
中共血旗多脏啊，踩它都脏了鞋底，没事还是远离的好。
桂枝国旗像炸弹，没事乱碰准完蛋。
想起十几年前赵薇旭日旗事件，如果现在某艺人把带有桂枝红旗要素的衣服穿身上，这是应该算是乳化？
想起十几年前赵薇旭日旗事件，如果现在某艺人把带有桂枝红旗要素的衣服穿身上，这是应该算是乳化？
支那国旗不是西红柿炒鸡蛋吗?
红领巾号称就是五星红旗的一个角裁下来的。
这算不算 “毁损”？
如果不算，而 “裁角” 只是象征。
那么 “红领巾” 就是在碰瓷五星红旗。
所以，横竖都该把 “红领巾” 彻底取缔。
要么侮辱国旗罪，要么碰瓷造谣罪。
这算不算 “毁损”？
如果不算，而 “裁角” 只是象征。
那么 “红领巾” 就是在碰瓷五星红旗。
所以，横竖都该把 “红领巾” 彻底取缔。
要么侮辱国旗罪，要么碰瓷造谣罪。
我觉得售卖支那国旗也是对国旗极大的侮辱，毕竟用金钱来衡量，建议将涉及商家商人进行清除。
>> 我觉得售卖国旗也是对国旗极大的侮辱，毕竟用金钱来衡量，建议将涉及商家商人进行清除。
藝術也是用金錢衡量，就是很貴而已
把國旗免費贈送，才是侮辱，意指國旗一文不值
所以應該高價出售
然後要求全國人民一人一面國旗，家裏沒有國旗就表示不愛國
買不起？連國旗都買不起的沒錢敗類活著幹嘛
又能割一波
尿渍姨妈旗🤢
>> 10个小时连续不间断的调查?平时工作的时候怎么不见有这样的干劲，果然是党卫军不是人民警察。
匪国的基层官僚，一般遇到此类事件，政治弦会崩得特紧。什么是政治弦？就是宁左勿右，而且，广大小粉红都盯着呢。小粉红在举报，小粉红要一个重刑的叛决。
小粉红，不管被社会主义铁拳打死打残，不要同情，能踏他们一只脚，不要犹豫，这是一群无脑的可恶摇尾乞怜的畜牲。
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
一个幽灵，文革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埋葬后，近五年来，文革的幽灵却悄然地掀开北京地底的狭小裂缝，像一股地下旋风一样，升向空中，并蔓延到中国各地。
五十多年前的六月一日，从毛泽东宣布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起，文革像疾风骤雨一样，在一天中狂扫了中国大地。这一天，中国就被划分为两个时代，在这之前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弥漫的“旧时代”，从此以后，“新时代”就要在文革中降临。
文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搅动被统治的亿万民众，让他们起来向全国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员宣战，而毛泽东就这样做了。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正如王复兴在《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一文中所说，引爆文化大革命有两大要素，一是长期存在的“官民矛盾之激化”，二是号召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学生、中青年教员和几乎所有年轻人，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更未见过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是投入进去，而是被卷入了进去。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当权派，当他们被揭露、被批斗时，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文革风暴，也只知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清除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内反对派。在1966年，他当时完全不可能依靠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刘少奇的势力就越大。毛泽东写进《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想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五一六通知》后两个多月公布的《十六条》，用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纲领，这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3事件”，直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这一纲领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执行。由于执行这一纲领，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第三，人民的权利剥夺殆尽；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旧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受难者。孙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后被彻底打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1966年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文革后进入了邓小平“开明专制”时代，但邓小平不去追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却怀着报复之心向当时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开刀。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一次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当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物极必反。被毛泽东推向极端的经济制度，必将走向反面。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需要，是对文革十年的“反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走到了绝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毛泽东没有说错，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邓小平又继承了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一党专政。
文革结束后，被打倒的当权派一个个恢复了权力，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子孙后代，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表。对文革反动的最大后果，是江胡时期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5000年中国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国，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用权力控制市场、渗透市场、垄断市场，从而使极少数权贵掌握了中国大部分财富，两极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现代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有“良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良好资本主义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任何人无需政府特许，只要办理注册登记就可以创办工商实体企业，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严禁用政府权力和金融权力掠夺私人财富的行为，财产权的保障还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决财产争端的法律体系；三是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担遵守承诺、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四是政府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并用经济办法保障社会公正。权贵资本、权钱交易、金融掠夺、严重的两极分化都是坏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欧美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批判的“老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1848年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11·9”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就开始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在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业“社会化”，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相反，中国今日资本主义弊端发生的原因，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
文革有四大要素，一是反资本主义，二是反官僚压迫，三是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四是强化个人独裁。现在文革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对中国来说绝不是福。改变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政治强制，另一种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依靠毛泽东热、提倡个人崇拜、动员民众、唱红打黑，是第一种途径。遗憾的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许多人只有文革记忆，找不到其他思想武器来改变中国现实，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厉行法治的前提下用经济政策来解决。
文革时代，是一个红色与黑色、理想与崇拜、造反与屈辱、残暴与苦难交织的时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是一部真实历史的见证，正如王复兴所说：“北大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十七年到50天，始终贯穿着专制统治与反专制统治的斗争。”而文革的幽灵、专制的阴魂至今未散。不论是北大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整个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北大文革影响全国，北大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为年轻一代留下十分宝贵的历史记录，这有助于进一步总结文革教训、有助于实现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人人权利受到保障的中国的伟大目标。
2018年1月写于华盛顿近郊
（选自《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作者：严家祺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
原文：https://www.china5000.us/?p=120021
习近平为何对“文革”情有独钟？（高新）
在本专栏《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活着的毛主席》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介绍了2011年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亲自审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部分叙述了“当时一小部分人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影响下，“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因此，“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关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是难以避免的” ……。这正是习近平所谓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因果依据之一。
习近平所以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因果依据之二即中共“左王”之一王震的秘书出身，盘踞社会科院院党组副总书记兼副院长之“党的重要理论工作岗位”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李慎明的“著名”论断：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经过多次曲折，最终实现的第一次成功的结合。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泽东带领我们党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毛泽东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在逐渐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并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悲剧的思想已经在苏东得到验证，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党和政权变质；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对照一下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系列相关内容的讲话就不难发现，李慎明的如上“论点”都是习近平“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开始重新“高度评价毛泽东”、“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程之始，也是按照李慎明为他设计的口径，先把毛泽东的所谓“错误”轻描淡写，在此基础上把毛泽东“所犯的错误”说成是“党所犯的错误”，继而再强调这种“用心良苦”的“错误”的形成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在网上文革博物馆里读到过高文谦先生的文章《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文中尖锐批判说：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生前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改变了近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走向，把整个国家推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场。尽管他已经死去多年，但幽灵仍在缠绕着中国，牵制着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而文革则是毛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一直蛰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时隐时现，挥之不去，左右着当今中共最高执政者的思维方式、执政模式、话语风格和路径选择。
按照文谦先生的说法：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后者的极端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常态表现，两者同源，互为依存，剪不断理还乱。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存在着“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敌对思维和斗争哲学，制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遗产当年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后，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形态，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出性质、矛盾、对象、动力、途径等六个方面的要点。本来，这只是文革秀才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的理论包装和欺骗愚弄民众的政治宣传，后来却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所谓的“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
曾经在中共中央的党史、文献机构长期任职的高文谦先生披露说：文革浩劫后，人们痛定思痛，本来可以趁势一举彻底清算毛的罪责，从起草官方历史问题决议前召开的四千人讨论会上群起批毛的气氛，就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外的人心向背。记得当时听传达，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讲，现在是最后一次再提“毛泽东思想”。但是，邓小平扼杀了这一批毛的势头，强调毛功大于过，必须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则，决议宁可不写！按照邓定下的调子，当时理论权威胡乔木煞费苦心，试图把毛的晚年错误即文革遗产从官方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毛被高高挂起，让林彪、江青背文革的黑锅，中共官方提出的“彻底否定文革”轰轰烈烈地走了过场，成了烂尾工程，贻害深远。其实，邓心里很清楚，对毛的评价禁不住历史的检验。九十年代初，邓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等人承认，当年决议“部分历史是不实的”，对毛的评价是“违心的”，可以在他们这一代走后，再作全面评价。但是，已经坐失清算毛的历史时机，以致造成今天毛文革遗产死灰复燃，困扰中国的局面。应该说，邓对此起了关键作用，应负的历史责任一点不比六四镇压小。
高文谦先生认为，邓、毛之间历史上的亲密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党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摆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只求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邓小平的时代实行的那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共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是邓思想和毛体制杂交的怪胎。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官方对毛文革错误的定性，是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口径，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并推推向极端，但没有认真加以清理，而是强调“宜粗不宜细”，文革历史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起来，。“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离开了历史细节，一般民众无从了解毛发动文革的真相和罪责。再加上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掰扯不清，结果八十年代官方的所谓“否定文革”做成一锅抽象否定、具体含混的夹生饭。
但是，就是邓小平主导制定的所谓“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对文革的被文谦先生形象形容为“猫盖屎”式的“否定”，也早已经不被习近平所容忍，“对‘文革’的评价（官方定义）也应该‘与时俱进’”，“对‘决议’ 要有突破性的解释和补充”，是习近平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时期，也就是胡锦涛向他交权的十八大之前即已经布置下去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
当时，正值中共政权大张旗鼓地宣传建国六十周年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伟大成就。眼看在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之“巨大成就”的过程中，“后”三十年的实践和成就是对“前”三十年错误的彻底否定的观点引起习近平的强烈警惕，于是便以中央党校和社会科学院为主要参与单位，召集数名“理论工作者”组成“课题组”，习近平亲自召见课题组全体成员，要求他们就“正确认识两个三十年”的课题，作好文章，作足文章。
这个“课题组”的重要成员除了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李慎明，在“近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出笼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府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即《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还有当时也是社会科院院副院长的陈云前秘书朱佳木的《“正确认识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以当时在习近平手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李君如的 《怎样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文章，都是在代习近平等到自己接班之后以“领袖“之尊重新肯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投石问路之作。
按照文谦先生的说法，“文革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红二代的青春情结“。尽管红二代们后来各自的命运经历大不相同，但他们成长的环境是相同的，是喝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毛泽东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教父。红二代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毛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即向文革一路狂奔的年代，他们青春期躁动的思想也正是定型于文革期间。文革可以说是他们的青春情结。毛的敌对思维、斗争哲学，崇拜暴力，挑动仇恨等思想，深入红二代的骨髓，成为他们的红色基因……。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后来虽然经过命运浮沉和人生的摔打，其中不少人经历了失落、怀疑、幻灭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这种以保党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底色始终保留下来，经过岁月的沉淀，转变为现实政治中强烈的掌权意识。
笔者所要补充的是，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十一年以来不断在内部一再强调的对所谓“苏东剧变”及“颜色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决定了他无法再继续容忍对毛泽东的不敬和对“文革”的否定。而他习近平对文革情有独钟的另外一层因素，应该是毛泽东的帝王情节眼看也已经深入习近平的骨髓之中。
高文谦先生认为文革是“毛个人意志与极权体制结合的怪胎” ，学术界观点之一“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高文谦认为有待商榷，因为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们那里并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事实上，毛发动文革非但与“理想主义”无关，反而是出于“宁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
现如今的习近平掌权之后虽然没有当年毛泽东一样利用愚民百姓对中共各级官僚政权的不不满情绪，用“发动群众”的办法完成了他的帝王心愿，但他上台之始发动的党内的反腐运动即是应巩固整个政权的需要，更是实现自己个人集权的需要。试想，如果没有习近平国内反腐运动的政治高压前先，所谓的“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怎么可能会成为从李克强往下的九千万共产党员---特别是其中数千万若被断绝”皇粮“就会冻饿街头的各级党政干部的“自觉自愿“？
高文谦先生认为毛“人民情结”的背后是要做“千古一帝”。毛在发动文革是政治手段上的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
反观中共政权的当今“领导核心”习近平何尝不是如此？
原文：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yehuazhongnanhai/gx-10052018141233.html
一个幽灵，文革的幽灵，在中国上空徘徊。半个世纪前的文革，在八十年代被邓小平埋葬后，近五年来，文革的幽灵却悄然地掀开北京地底的狭小裂缝，像一股地下旋风一样，升向空中，并蔓延到中国各地。
五十多年前的六月一日，从毛泽东宣布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起，文革像疾风骤雨一样，在一天中狂扫了中国大地。这一天，中国就被划分为两个时代，在这之前的十七年，是修正主义弥漫的“旧时代”，从此以后，“新时代”就要在文革中降临。
文革是人类史上的奇迹，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搅动被统治的亿万民众，让他们起来向全国各地本地的大大小小官员宣战，而毛泽东就这样做了。毛泽东时代依然带有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特点，天高皇帝远，人民身受的压迫，直接来源于当地的官僚。正如王复兴在《探索“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产生原因》一文中所说，引爆文化大革命有两大要素，一是长期存在的“官民矛盾之激化”，二是号召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中学生、中青年教员和几乎所有年轻人，遇到了一个他们从未想过、更未见过的政治运动，很多人不是投入进去，而是被卷入了进去。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当权派，当他们被揭露、被批斗时，也弄不清究竟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是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面对文革风暴，也只知道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为了清除刘少奇等一大批党内反对派。在1966年，他当时完全不可能依靠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来实现，时间拖得越久，刘少奇的势力就越大。毛泽东写进《五一六通知》中下面的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想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五一六通知》后两个多月公布的《十六条》，用更简练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纲领，这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后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13事件”，直到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这一纲领在文革十年中仍得到了执行。由于执行这一纲领，文革造成了中国四大变化：一是确立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最高权力终身制，以新的形式恢复了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二是革除了中国大地上的所有资本主义因素和萌芽，建立了闭关自守，生产资料绝对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第三，人民的权利剥夺殆尽；第四，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的文革，本质上是清除政敌、强化皇权的一次大规模行动。中国历史上的旧专制制度，为了强化皇权，需要从宫廷中清洗掌握实权的功臣、宿将。毛泽东为了清洗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当权派，第一次把隐蔽的宫廷政治变成了全民可见的、清除当权派异己势力的“革命造反”。由于这些当权派在文革前的专横跋扈、欺压人民，对他们的揭露批判使文革中的“革命造反”带有它的天然合理性。不幸的是，这些遵循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造反派，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中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摧残迫害。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既是文革的推动者，也是文革受难者。孙蓬一之所以在文革后被彻底打倒，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1966年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文革后进入了邓小平“开明专制”时代，但邓小平不去追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责任，却怀着报复之心向当时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开刀。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次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一次起因于1976年悼念周恩来，第二次起因于1989年悼念胡耀邦。这两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既是民众自发的悼念运动，又是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性质上毫无相同之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翻案的直接后果，导致了华国锋的下台和邓小平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当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爆发后，邓小平完全看不到两次天安门事件的相同之处，而恐惧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又要来了。邓小平调动了几十万军队开进北京，一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
物极必反。被毛泽东推向极端的经济制度，必将走向反面。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并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需要，是对文革十年的“反动”。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走到了绝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毛泽东没有说错，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邓小平又继承了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一党专政。
文革结束后，被打倒的当权派一个个恢复了权力，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子孙后代，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表。对文革反动的最大后果，是江胡时期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5000年中国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国，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他们用权力控制市场、渗透市场、垄断市场，从而使极少数权贵掌握了中国大部分财富，两极分化程度几乎超过了现代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有“良好资本主义”和“坏资本主义”。良好资本主义有四大要素，一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任何人无需政府特许，只要办理注册登记就可以创办工商实体企业，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权；二是财产权的保障，包括严禁用政府权力和金融权力掠夺私人财富的行为，财产权的保障还要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制度和解决财产争端的法律体系；三是市场经济和与市场经济相应的信用制度、人人承担遵守承诺、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四是政府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并用经济办法保障社会公正。权贵资本、权钱交易、金融掠夺、严重的两极分化都是坏资本主义的特征。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欧美资本主义，而是备受马克思批判的“老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1848年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在1989年“11·9”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就开始退出世界历史舞台了。在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用股份制使私人企业“社会化”，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变成企业股东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矛盾。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说明了，相反，中国今日资本主义弊端发生的原因，仍然可以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找到根据。
文革有四大要素，一是反资本主义，二是反官僚压迫，三是广泛动员民众参与，四是强化个人独裁。现在文革思潮在中国重新抬头，对中国来说绝不是福。改变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政治强制，另一种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依靠毛泽东热、提倡个人崇拜、动员民众、唱红打黑，是第一种途径。遗憾的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许多人只有文革记忆，找不到其他思想武器来改变中国现实，他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厉行法治的前提下用经济政策来解决。
文革时代，是一个红色与黑色、理想与崇拜、造反与屈辱、残暴与苦难交织的时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是一部真实历史的见证，正如王复兴所说：“北大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十七年到50天，始终贯穿着专制统治与反专制统治的斗争。”而文革的幽灵、专制的阴魂至今未散。不论是北大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整个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北大文革影响全国，北大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为年轻一代留下十分宝贵的历史记录，这有助于进一步总结文革教训、有助于实现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人人权利受到保障的中国的伟大目标。
2018年1月写于华盛顿近郊
（选自《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
作者：严家祺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
原文：https://www.china5000.us/?p=120021
习近平为何对“文革”情有独钟？（高新）
在本专栏《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活着的毛主席》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介绍了2011年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亲自审阅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部分叙述了“当时一小部分人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影响下，“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因此，“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关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是难以避免的” ……。这正是习近平所谓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因果依据之一。
习近平所以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因果依据之二即中共“左王”之一王震的秘书出身，盘踞社会科院院党组副总书记兼副院长之“党的重要理论工作岗位”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李慎明的“著名”论断：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经过多次曲折，最终实现的第一次成功的结合。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在第二次探索中，毛泽东带领我们党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提出的理论观点、采取的各种办法与措施，应该说都是为推进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战略进行曲折探索中的失误。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是为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探索和实践中付出的代价，是我们党在探索和实践中交纳的‘学费’，是我们党拥有的另一种形式的很可宝贵的‘财富’……。毛泽东对党和政权有可能改变颜色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在逐渐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并可能导致亡党亡国悲剧的思想已经在苏东得到验证，这提醒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防止党和政权变质；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战略思想，为指导我们党、军队和国家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对照一下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系列相关内容的讲话就不难发现，李慎明的如上“论点”都是习近平“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习近平上台不久即开始重新“高度评价毛泽东”、“深切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程之始，也是按照李慎明为他设计的口径，先把毛泽东的所谓“错误”轻描淡写，在此基础上把毛泽东“所犯的错误”说成是“党所犯的错误”，继而再强调这种“用心良苦”的“错误”的形成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
笔者在网上文革博物馆里读到过高文谦先生的文章《毛的文革遗产与习近平治国模式》，文中尖锐批判说：毛泽东是中国人的宿命和孽债，生前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改变了近代中国原有的历史走向，把整个国家推入一场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场。尽管他已经死去多年，但幽灵仍在缠绕着中国，牵制着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而文革则是毛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遗产，一直蛰伏在朝野人心之中，时隐时现，挥之不去，左右着当今中共最高执政者的思维方式、执政模式、话语风格和路径选择。
按照文谦先生的说法：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是一对孪生兄弟，前者是后者的极端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常态表现，两者同源，互为依存，剪不断理还乱。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存在着“文革基因”，其核心是敌对思维和斗争哲学，制造仇恨，崇尚暴力。毛的文革遗产当年经过文革秀才的包装后，具有相当完备的理论形态，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概括出性质、矛盾、对象、动力、途径等六个方面的要点。本来，这只是文革秀才为毛发动文革寻找说辞的理论包装和欺骗愚弄民众的政治宣传，后来却成为中共官方为毛遮羞的依据，用所谓的“理想主义”来掩盖毛的文革罪责。
曾经在中共中央的党史、文献机构长期任职的高文谦先生披露说：文革浩劫后，人们痛定思痛，本来可以趁势一举彻底清算毛的罪责，从起草官方历史问题决议前召开的四千人讨论会上群起批毛的气氛，就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外的人心向背。记得当时听传达，万里在书记处会议上讲，现在是最后一次再提“毛泽东思想”。但是，邓小平扼杀了这一批毛的势头，强调毛功大于过，必须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否则，决议宁可不写！按照邓定下的调子，当时理论权威胡乔木煞费苦心，试图把毛的晚年错误即文革遗产从官方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毛晚年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毛被高高挂起，让林彪、江青背文革的黑锅，中共官方提出的“彻底否定文革”轰轰烈烈地走了过场，成了烂尾工程，贻害深远。其实，邓心里很清楚，对毛的评价禁不住历史的检验。九十年代初，邓向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等人承认，当年决议“部分历史是不实的”，对毛的评价是“违心的”，可以在他们这一代走后，再作全面评价。但是，已经坐失清算毛的历史时机，以致造成今天毛文革遗产死灰复燃，困扰中国的局面。应该说，邓对此起了关键作用，应负的历史责任一点不比六四镇压小。
高文谦先生认为，邓、毛之间历史上的亲密关系，使邓小平对发动文革的历史罪人毛泽东格外宽容，高高挂起轻轻放过。在维护毛的问题上，他甚至超过党内保守派大老陈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才是中共党内最大的保守派。这种对毛的暧昧态度，对一党体制的格外看重，决定了邓在政治上的摇摆性，一身兼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双重角色，只求经济发展，拒绝政治改革。这种跛脚鸭式的改革，催生了“中国模式”的权贵资本主义。邓小平的时代实行的那种半管制、半市场的权力经济——通过权力寻租，通过市场兑现，是中共官场乃至整个社会深陷腐败、道德沦丧的原因，是邓思想和毛体制杂交的怪胎。
在邓小平时代，中共官方对毛文革错误的定性，是按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口径，指毛犯有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并推推向极端，但没有认真加以清理，而是强调“宜粗不宜细”，文革历史的真相被刻意掩盖起来，。“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离开了历史细节，一般民众无从了解毛发动文革的真相和罪责。再加上毛的文革遗产与中共官方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掰扯不清，结果八十年代官方的所谓“否定文革”做成一锅抽象否定、具体含混的夹生饭。
但是，就是邓小平主导制定的所谓“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对文革的被文谦先生形象形容为“猫盖屎”式的“否定”，也早已经不被习近平所容忍，“对‘文革’的评价（官方定义）也应该‘与时俱进’”，“对‘决议’ 要有突破性的解释和补充”，是习近平还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党校校长时期，也就是胡锦涛向他交权的十八大之前即已经布置下去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
当时，正值中共政权大张旗鼓地宣传建国六十周年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伟大成就。眼看在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之“巨大成就”的过程中，“后”三十年的实践和成就是对“前”三十年错误的彻底否定的观点引起习近平的强烈警惕，于是便以中央党校和社会科学院为主要参与单位，召集数名“理论工作者”组成“课题组”，习近平亲自召见课题组全体成员，要求他们就“正确认识两个三十年”的课题，作好文章，作足文章。
这个“课题组”的重要成员除了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李慎明，在“近平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出笼了《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府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即《文化大革命与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起源》），还有当时也是社会科院院副院长的陈云前秘书朱佳木的《“正确认识新中国的两个三十年”》，以当时在习近平手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李君如的 《怎样看待新中国两个30年》文章，都是在代习近平等到自己接班之后以“领袖“之尊重新肯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投石问路之作。
按照文谦先生的说法，“文革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红二代的青春情结“。尽管红二代们后来各自的命运经历大不相同，但他们成长的环境是相同的，是喝党文化的狼奶长大的，毛泽东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教父。红二代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共官方所说的毛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即向文革一路狂奔的年代，他们青春期躁动的思想也正是定型于文革期间。文革可以说是他们的青春情结。毛的敌对思维、斗争哲学，崇拜暴力，挑动仇恨等思想，深入红二代的骨髓，成为他们的红色基因……。以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后来虽然经过命运浮沉和人生的摔打，其中不少人经历了失落、怀疑、幻灭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这种以保党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底色始终保留下来，经过岁月的沉淀，转变为现实政治中强烈的掌权意识。
笔者所要补充的是，习近平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十一年以来不断在内部一再强调的对所谓“苏东剧变”及“颜色革命”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决定了他无法再继续容忍对毛泽东的不敬和对“文革”的否定。而他习近平对文革情有独钟的另外一层因素，应该是毛泽东的帝王情节眼看也已经深入习近平的骨髓之中。
高文谦先生认为文革是“毛个人意志与极权体制结合的怪胎” ，学术界观点之一“极权体制是产生文革的根本原因”高文谦认为有待商榷，因为这是把主次颠倒了。一党极权体制是毛发动文革的制度平台，但与毛的个人意志相比，是次要因素。前苏联东欧也是一党极权国家，他们那里并发生过历时十年之久的毛式文革。所以更确切地说，文革带有毛强烈的个人印记，是毛的个人意志与中国一党极权体制结合而产生的怪胎。毛一生嗜权如命，文革十年史就是一部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史，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要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掌握在毛及其亲信手里的委婉说法。事实上，毛发动文革非但与“理想主义”无关，反而是出于“宁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先是急于想当世界革命领袖，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又怕被人清算，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把整个国家拖入历时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文革中，毛把群众玩弄于股掌之上，鼓动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为他火中取栗。文革重大事件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秉承毛的旨意操弄群众的那只手，当他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时候，想的是如何把火烧向刘少奇，冲垮党内反对势力。
现如今的习近平掌权之后虽然没有当年毛泽东一样利用愚民百姓对中共各级官僚政权的不不满情绪，用“发动群众”的办法完成了他的帝王心愿，但他上台之始发动的党内的反腐运动即是应巩固整个政权的需要，更是实现自己个人集权的需要。试想，如果没有习近平国内反腐运动的政治高压前先，所谓的“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怎么可能会成为从李克强往下的九千万共产党员---特别是其中数千万若被断绝”皇粮“就会冻饿街头的各级党政干部的“自觉自愿“？
高文谦先生认为毛“人民情结”的背后是要做“千古一帝”。毛在发动文革是政治手段上的翻云覆雨，原因在于他刻意表现的“人民情结”和内心深处的“帝王情结”这两个角色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故作代表底层民众的姿态，号召他们起来造体制的反；另一方面毛本人就是一党体制的缔造者和官僚集团“最大的官”，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
反观中共政权的当今“领导核心”习近平何尝不是如此？
原文：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yehuazhongnanhai/gx-10052018141233.html
得国不正的政权都这样
微信群。。所以说，相比马云，我更希望麻花腾死，不要死的太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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