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大饑荒概論 大饑荒時代的毛左暴政的本質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安徽餓死500萬
1958年共產風，扒房並莊，砸鍋砍樹，雞犬不寧，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安徽鳳陽臨淮鎮小學1000多名師生煉鐵，向黨委提出：“不怕礦石硬，不怕流血汗，只要多出鐵，寧願手磨爛”。縣裏提出“家家挖潛力，人人獻鋼鐵”的口號，有的單位提出：“土裏挖，水裏撈，室內搜，室外找，令廢鋼舊鐵升帳”。縣直機關提出“叫鋼鐵無處藏身”，他們打開了保密室，找出舊保險櫃、自行車架、鋼絲、煙囪、鍋、鏟、棒、釘等1400多斤。 安徽鳳陽縣縣委第壹書記趙玉書居然在壹次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麽了不起。”當時棄嬰很多，他責令下邊不準收拾，如果收拾，誰收誰養，並說：“凡是丟小孩的都是壞人，要追查處理”。相反他家不見了壹只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3天破案。群眾說：趙家壹只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他家壹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
縣委書記楊龍華，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相，借以取樂。有次縣委開會，有部分委員當場吃醉，開會胡說八道，會議無法進行，不了了之。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堅，下去檢查工作帶酒帶肉帶廚師。公社副書記石玉平，生活極為奢侈，派人到無錫買米，到南京買白面，到廣州買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玉平，有壹次大吃大喝時，壹個病人要口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壹頓。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李清義，有壹人為他逮黃鱔，有壹口塘養的魚供他吃，代銷店的雞蛋、洋糖包供給他。下去檢查工作，總是大吃大喝。有壹次他到李武大隊去，事先打電話去，慌得大隊立即召開小隊幹部會議，忙著買煙、打酒，布置各小隊捉老母豬、抓雞、逮甲魚等，籌備迎接。社員反映，幹部下鄉碰在壹起，壹比手表，二比手槍，三玩自行車，最後吃喝壹頓，這就是他們的工作作風。 喬山大隊長張永家，壹天三頓喝酒，50天喝掉燒酒70斤，並以每月45元工資專門雇壹人捕魚給他吃。喬山大隊書記梅樹華、會計梅如山等，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了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8人，任他們隨意奸汙的有7人，僅有1名因嫌醜未奸。 高指標，高征購，持槍搜糧，吊打逼糧，粒米不留，活活置百姓於死地。1959年10月鳳陽開始了空前野蠻的“反瞞產”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壹個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殘廢，還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 有10萬鳳陽農民餓死，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1/4。鳳淮大隊小唐家小隊96人，死掉52人，占54.16%。1960年春出現人吃人的現象，縣委書記趙玉書怕暴露真相，壹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63人，關死33人。黨內文件記載鳳陽的壹個人民公社就有63宗人吃人案件。 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5千多口人，現在只有3200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麽多。那時我們還能跑，1960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鳳陽縣小崗生產隊從五六年高級社以來，這個隊壹直在走下坡路，社員生活極其貧困，對集體失去了信心。小崗生產隊。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戶，175人，耕種1100畝土地。合作化以前，全村正常年景糧食總產都在十八九萬斤左右，好的年成可達20多萬斤。那時全村根本沒有外流。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崗，在討論“優越性”時誰要是說個“不”字，不管妳是貧農還是佃農都要被大批壹通，甚至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1958年小崗發生過生產上的瞎指揮，搞什麽“十裏芋峰嶺，五裏菜花香，千畝水稻方”。結果是：“十裏芋峰嶺變成大草荒，五裏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畝水稻方沒收多少糧”。在這3年中純屬餓死的60人，有76人背井離鄉，尋找活路。當時全村是滿目殘垣斷壁，處處蒿草叢生。 面臨著大量死亡，1959年7月安徽省委副書記張愷帆命令無為縣暫停公共食堂，糧食發到農民手中。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整張的“罪過”越級上告，毛澤東定張“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安徽省委於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關於張凱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指責的罪過有：房屋還原，自留他還原，夥食還原(解散食堂)，市場開放、魚塘開放 (可以讓農民搞搞魚蝦)等。 張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12月12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人民檢察院提請“依法批準逮捕張愷帆”，檢察院馬上同意。張愷帆被囚禁207天，什麽問題也查不出來，經批鬥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及親友受到了株連，有6人慘死，全家被趕出省府大院。 無為縣對張愷帆接觸過的人進行殘酷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進行秘密搜查、強迫勞動，並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改造。 壹次，石潤公社黨委書記譚布真，匿名向中央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姚奎甲在省裏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告知謝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廳蒙處長進行專案偵破。謝數次要全縣大隊以上幹部每人親筆寫壹份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心得，送到縣委，核對筆跡。在查對不著情況下姚逼迫縣委辦公室主任潭榮植、原副縣長劉希文及汪卓等同誌承認，最後譚怕連累別人，主動承認是他和壹名大隊幹部寫的。結果譚被鬥爭，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處分，並送農場勞動。 原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錢漢軒，病退後化名向毛主席寫信，反映無為農村情況。姚收到這封信後，即交縣委辦公室轉赫店公社進行偵破（因從赫店郵局發的），並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查對。錢承認是他寫的。當時錢正發燒，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後命令將錢送到縣裏。姚壹見錢就破口大罵。隨後把錢關了壹個多月，組織兩次鬥爭。 田橋公社書記季永山、廟後大隊書記楊克才等3人寫信給毛主席，並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無為問題。 姚得知後，即派人去北京將人領回，經鬥爭後下放勞動。楊克才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教；季永山等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3級降為25級的處分。在他們勞動期間，楊克才因去蕪湖探望愛人，季永山請假去馬鞍山看病，姚說他們不老實，還想告狀，即將他們逮捕起來，關押壹年零8個月。 嚴橋南嶽小學副校長陳英於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寫信，反映基層幹部作風和群眾生活的問題。陳英被多次批鬥，姚將陳英劃為右派分子、撤職降級、監督勞動。 壹次，三宮殿魚苗場場長賴風旭（縣委委員）匯報場裏死豬情況，姚即罵他：“豬死掉了，妳怎麽不死。”姚奎甲變本加厲推行高征購、公共食堂等壹系列措施，結果全縣大量人口死於饑餓，其中1960年無為縣的人口死亡率高達15.8%，幾乎每6個人死1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7月20日，經中央監委批準，中共安徽省委宣布：撤銷《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恢復他們的黨籍、名譽、職務、級別，補發了工資。 餓死了四分之壹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萬余人。”每六個人就死了壹個。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余萬人。 據官方公布，亳縣農村1958年底71萬人，到1960年底死亡15萬人之多，占原人口的20%以上，有2.8萬個家庭徹底毀滅，留下孤兒約5000余人。據多點調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兩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即死亡20來萬人，人吃人的現象多處發生，近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10萬間以上。有80%的林木被砍光，出現了大面積的荒地…… 上述慘景出現後，悲慘歌謠廣為流傳，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 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當局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安徽餓死500多萬。
山西貴陽等地——人間活地獄
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 1月被制止，歷三個月時間。據統計，全縣 283個管理區中，有 259個管理區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產隊中，有 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人之多。壽陽縣第壹書記王之壹叫嚷：“死人算什麽，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裏去啦”！ 壽陽宗艾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 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 156人，占全縣死亡總數的壹半。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等人在太安村，以“抵抗統購統銷”為借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擡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發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壹息，還大罵“打死妳，哪裏還在乎壹半個人”，接著又是壹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壹個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裏挨凍，壹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地道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 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 4人。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82人。 當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壹座小型水庫， 800多民工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麽糧食可挖，但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鬥者達 121人，致死10人。工地上有壹個專設的“執法隊”。壹次，壹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壹個吃奶的孩子”，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根本聽不過去，還大喊大叫：“死壹個算什麽，死十個也沒人頂。”壹位50多歲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20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壹眼都不許。 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以後，遵義地區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地餓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絕，成堆成堆地埋人。遵義縣僅僅在1960年內就死71800多人。1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7月3日，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當李景膺親自去遵義處理遵義事件時，只是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遵義黨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裏，當了省計委副主任。
饑民外逃路斷
反“盲流”。1956年底周恩來簽署《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所有未經許可“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了壹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不僅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不準農民逃荒尋生路，任其困在原地活活餓死。為了向世界封鎖消息，當時所有外出逃荒的農民被整火車整火車地拉回到原地，困在沒有糧食可吃的農村，直到活活餓死………。 大饑荒表面化後，各地幹部禁止農民外出逃荒，嚴厲打擊當時農村中普遍的偷盜莊稼以求活命的行為。糧食也被集中起來優先保證城市的供應，並用恢復延安時代的等級森嚴的實物配給制優先保證特權階級的需要。這種特供制壹直維持到毛澤東去世後。
1961年，全國的危急形勢已趨頂點，城鄉人民普遍因缺少糧食和副食品而浮腫，大批農民自發流入城市討飯，農村地區賣兒鬻女和婦女棄家出逃現象極其普遍。許多農民跑到縣城找吃的，可是縣城站崗不讓進，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後來政府用“每埋壹個屍體，發壹斤糧食”的辦法，將近10萬具屍體埋葬。 據不完全資料：1961年6 月前，福建省龍巖地區病人已達13萬5 千。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數為11萬人，而這三年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數約為22萬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萬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萬人。兩項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到87萬人，經濟損失約80億元，耽誤時間七八年， 1959 年至 1960 年大饑荒時期，在廬山會議上大批特批彭老總的甘肅省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的指揮下，在全省展開了“反瞞產”運動。甘肅省當時組織壹批窮兇極惡的“搜糧隊”，挨家挨戶翻箱倒櫃甚至掘地三尺，將老百姓的餘糧席卷壹空，同時下死命令“不準外逃，堅守崗位，凡靠近鐵路壹百米內的作偷越邊境論，壹律格殺勿論”。省委書記的張仲良把個別富饒的果蔬生產隊的“摘掉貧窮帽，不吃商品糧”的口號，擴大至全省，發出“甘肅決心自力更生，不要國家商品糧！”的豪言壯語。結果全省遭殃，送掉300萬條人命。 武山縣百泉公社百泉大隊（今百泉村），壹千多人餓死了近1/3。單在定西地區的通渭縣，有文字檔案記載的刑罰，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40多種，與解放前國民黨特務在渣滓洞、白公館牢房裏殘害被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學生的殘忍程度幾乎無二致。群眾的點粒口糧被擄掠壹空，導致全縣27萬人餓死或遠逃他鄉的達12萬人。 那些餓紅了眼的饑民，不得不把目標鎖定在“人”身上，開始時吃死人，隨後發生上百起“易子而食”的慘劇。不但荒野餓殍被皮包骨頭命在旦夕的人爭相啖食，就是壹個還能挑兩小鐵皮筒水的十歲上下的小男孩，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殺死下了鍋，說是為救活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結果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壹把細白骨之後，其母、其妹與其父也相繼離開了人世。 當時在甘肅發生過饑民哄搶部隊押運的軍隊糧食列車事件，饑民壹邊搶壹邊把米往嘴裏塞。甘肅最富饒的河西走廊，十三四歲的女娃沒有衣服穿，光著屁股在村裏走動。甘肅省大批婦女外流，流入陜西省5萬多人，到1964年後仍然有4萬多人滯留在陜西。 在革命聖地陜北，1942年第壹個唱起《東方紅》而載入史冊的名歌手李有源的家鄉佳縣，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兒媳也四出逃荒乞討。許多餓得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社員實在沒轍，壹聽說哪兒剛剛埋了死人，就紛紛去掘墳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來，打成板凳桌子等家具到城裏去賣錢換糧，活壹天是壹天。 生於四川通江的熊國炳，1930年代參加紅軍，曾任“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長征時期先後擔任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西北聯邦政府”副主席、“四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要職。後隨西路軍西征，熊國炳突圍時被俘，國民黨軍將其當做“夥夫”，予以釋放。 熊國炳帶著傷病，沿路乞討，輾轉至甘肅酒泉，幹上幫工，並與當地壹寡婦成親。1946年全家遷到玉門油礦，做工謀生。1949年，熊國炳在民政部門調查紅軍流散人員時，鼓足勇氣，報出真實身份，得到壹些救濟。當局吸收其參加土改，工作結束後，仍回鄉務農。 1959年春荒時，熊國炳家生活已很困難，他想死在家鄉，帶著全家回到四川。鄉親們都趕來看他，沒有人責怪他。但老伴生活不習慣，他又回到酒泉。 1960年冬，熊國炳全家饑寒交迫，熊國炳硬著頭皮前往縣委申請救濟，道出自己當年的身份，卻被壹位縣委領導推出去，挖苦說：“妳這麽大的官，怎麽不到北京去？”被推出門的熊國炳，沒走幾步，就蜷臥在泉湖公園門外，眉須上凍滿霜雪，奄奄壹息，不久凍餒而死。數日後，被親屬葬在壹處沙窩。熊國炳死後，官方檔案記載為“病死”。 有人認為，熊國炳是“聰明人”，解放前不去延安，解放後也不去北京，即便最後餓死，也是死得其時。因為“文革”開始後，大部分西路軍幹部戰士被打成“張國燾的走狗”、“叛徒”，而遭到殘酷批鬥。比如，前西路軍最高統帥陳昌浩，就遭紅衛兵的殘酷批鬥和毒打，便在寓所吞下大量安眠藥，含恨而死。陳昌浩死後，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揚棄於荒野，時至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陳昌浩的墓穴裏，還只有壹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相比之下，在眾多中共西路軍領導人的命運中，熊國炳的下場固然令人希噓，但還不算是最慘的。 1961 年夏情況進壹步惡化，在大躍進重災區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6 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700 百多人，9 月份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僅聊城壹地外流討飯人數即高達10萬，賣兒女者985 人，有夫改嫁者869 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山東餓死了800萬農民。 陶鑄決定放百姓壹條生路，指示“對逃港者不要武裝扣押，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1961年廣東省政府“放寬”條件默許饑民從深圳逃往香港，由此觸發了巨大的逃港潮，有十萬廣東人成功地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懷抱。直到1962年6月5日廣州的廣九火車站終於爆滿失控，兩萬饑民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毀。陶鑄趙紫陽等人決定實行戒嚴。6月6日，戒嚴部隊的壹個營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捕捉了1600多人。這場戒嚴造成很多人的傷亡。 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鮮的中國人已達4500人。 1962年4月16日，對人民公社失望的新疆邊境線上塔城、裕民、霍城7萬多邊民連同縣委書記、縣長們沖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 陳雲慨嘆：“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否，不是今天的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何處去尋水泊梁山？
寧予洋人 不與家奴
在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救災賑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壹。但當時的中國政府絕大多數領導人都壹心執行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根本不去救災；甚至攝於毛的淫威，不敢談災情，相反還千方百計地掩蓋災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態，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結果人禍變成了重災。 大量出口糧食是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極重要的壹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裏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過多，並且壹度在國外采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中共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1500萬噸，出口卻增加了223萬噸，比1957年多了壹倍以上。出口的糧食很大壹部分是搜刮的農民的口糧。僅那增加出口的223萬噸糧食就夠4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1959年熬到1960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的成果交給了國家，轉運到國外換硬通貨了。1961年初，國際紅十字會曾想向中國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國政府拒絕。美國也討論過無償提供糧食給我國，卻因發現我國大量出口糧食而作罷。 寧可餓死中國人、也要拯救他國人。在饑餓最為嚴重的1960年，中國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那壹年激增。中國不但是世界窮國中唯壹的提供援外的，而且提供的援助額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是最高的。援助常常送給那些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食品給了他們只影響生活水準的高低，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有生與死的關系。1960年1月卡斯特羅的戰友格瓦拉到北京，毛“借”給他6千萬美元，告訴他“不必歸還”。 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持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1958至1962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毛澤東為首的政府對外援助卻高達23億6000萬元以上，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義國家的部分為18億7000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分近5億元。 毛為擺脫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壹些小國家為其捧場。阿爾巴尼亞在1958年就跟中國要了50萬盧布。1959年中國政府購買的220萬蒲式耳加拿大小麥，送給了阿爾巴尼亞。 當中國人餓死數千萬的時候，阿爾巴尼亞人由於中國贈送大量食品，不知道什麽是“定量配給”。該國當時到北京談判的首席代表說：在中國能明顯看到饑荒，我們什麽都跟中國要，“我覺得可恥”。1961年1月，因阿爾巴尼亞和中國壹起反對赫魯曉夫，又得到500萬盧布。從1954年至1978年，援助阿爾巴尼亞200億美元。 吳冷西披露，1963年毛澤東不惜血本拉攏越共，派鄧小平帶著反蘇文稿和提供200億人民幣經濟援助的承諾趕赴越南，換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場。這20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國民收入的1/5、財政收入的60%。時值大躍進重創國力、幾千萬人餓死不久，全國老少面黃饑瘦、營養不良，毛竟置全國人民的生計於不顧，傾國庫欲“收買”越共，以壯大其與蘇共“決戰”之勢。真是荒唐到了極點! 毛澤東、周恩來將人民血汗錢大把大把拿去“支持世界革命”，而不譲人民吃飽穿暖，十足是滿清“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心態。毛先後給了印度支那地區2百億美元。 韓素音說1960年壹個城市家庭主婦得到的每天營養是1200卡路裏。張戎指出，在納粹的奧斯威辛奴隸勞動營裏，每人每天的配給食品是1300-1700卡路裏。 1950年至1953年蘇聯提供的軍火和為中國提供的設備，共77.5億元。到1961年底，共還掉47億。1960、61兩年間還掉的債10億元；這數目小得不值壹提。再說中國有錢每年購買幾十萬兩黃金，斷無理由怨人家逼債。蘇聯單方面撤走核彈專家，終止對華經援協議，發生在1960年7月，當時大規模的餓死人的現象早已發生。 據周恩來透露，當時蘇聯並未要求中國提前還清外債，蘇聯提出中國可以暫時停止還款，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用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壹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債務。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還改變了中蘇貨幣的匯率，這樣把中國的債務減少了77%。1961年2月，赫魯曉夫提出給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也被毛斷然拒絕，周婉言陳述，毛才同意接受糖。普通人誰能享受到這些白糖？
1961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20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東北死人較少，蘇方出借糧食是原因之壹。可中共卻封鎖蘇聯借糧的消息，壹味煽動反蘇情緒，使老百姓誤以為中國的“困難”來自“蘇修”“背信棄義”……。 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劃外的建設投資化了245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若用它還債，取其1/3就把債還清了。僅1961年度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幣達150億元”。這是中國對蘇債務的壹倍！1958年的大煉鋼鐵，就使我們損失了2000億以上。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1986年說：“據有關部門統計，大躍進給國家經濟上造成的損失近3000億元。”
三年自然災害根本不存在
這三年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從1959年到1961年出現的主要災情是旱災。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災遠小於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嚴重的自然災害”等字樣。為了給領導人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開脫，宣傳機構編出了“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假話，以便把人禍解釋成天災。這個說法是中共建國以來的壹個最大的謊言。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壹改過去歌頌鶯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調子，為全國民眾描繪出壹幅可怕的圖畫：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把謊言編得更大了，“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介眾口壹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被反復重復的謊言，終於變成了民眾心目中習慣成自然的關於那個困苦年代的代名詞。而政府和領導人的政治責任也被謊言洗刷得幹幹凈凈。在謊言面前，那冤死的數千萬農民似乎死得活該，只能怪“老天不長眼”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幹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做的報告中談到工作中的失誤，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壹說法比《人民日報》的欺騙宣傳要真實得多，但還是有所保留的。所謂的“三分天災”也是嫁禍於天，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應出現饑饉。至於所謂的“七分人禍”，不但身為禍首的毛澤東拒不認帳，而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不也是“人禍”的壹部份嗎？ 1958-1961在中國發生的大規模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壹個人為慘劇，不但人類歷史記載的饑荒從未有如此慘烈，人類有記載的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也未超過這次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而且這是在很好年成發生的由執政者人為造成的慘劇。縱觀中國歷史，壹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2991萬多人。”而毛澤東壹個“大躍進”，就餓死了4400萬人，其中農民餓死了4219萬。這個數字超過了中國兩千年大規模饑荒而餓死的人數的總和。美國在廣島、長崎投的原子彈殺傷了10萬人；共產風的威力比原子彈大整整440倍。這是怎樣的壹場浩劫啊！ 在30年代之初，斯大林強行集體化而造成的農業大衰退大饑荒中，餓死了五百萬到八百萬人，約占當時蘇聯人口的1/20；中國三年大饑荒中死了四千萬人，真是曠古未有而又不謀而合的人間慘劇！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發現：大規模的災荒、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往往發生在專制的國家。專制導致信息封閉、分配的極度不均，從而發生大規模的饑荒。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壹個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政府領導人對下級被迫作出的浮誇和虛報，信以為真，並予以鼓勵，而對批評反對意見進行政治迫害，官員們在虛假的情報和互相欺騙中度日，因而做出極端錯誤的決策，釀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荒。在三年大饑荒中，人挨餓了還不準喊餓。許多人就因為公開喊餓而被打成“反革命”。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被說成是得瘟疫死的，不能說餓死的。假如在當年，中國人民享有最起碼的個人權利，首先是言論自由權利，挨餓了可以大聲喊餓、大聲批評、大聲抗議，中國人還會被活活餓死嗎？ 印度是個自然條件極差的國家，19世紀前，印度經常由於幹旱而發生餓死幾百萬人的大規模饑荒；英國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低得多。印度獨立後由於實行了民主體制，盡管人均糧食產量、人均GDP較低，卻再沒發生大規模饑荒。中國的自然條件比印度好得多，卻出現了連續三年大饑荒。這說明壹黨專制制度是糧食短缺的原因，也是餓死過多人的原因。這說明不受限制的權力對經濟發展的破壞超過戰爭的破壞作用。
毛餓死了1億1千2百萬人
在1966年到1978年間，“農業學大賽”的發源地昔陽縣死於“全面專政”的人達141人，傷者不計其數。其中2人棍棒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不堪淩辱自殺身亡。其中62人是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盡，6人跳崖，還有2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甕窒息而死。 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壹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壹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農村還這麽窮！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我剛到安徽那壹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壹書記怎麽能不犯愁啊？” 1977年11月上旬，萬裏看望了壹衣著破爛的婦女。萬裏問：“妳家幾口人？”“五口人，夫妻倆和三個孩子。”“他們哪裏去了？“出去玩了。”“請妳喊他們回來讓我看看。”萬裏催促兩遍，這位婦女面有難色，不願意出門去找。在萬裏先生的再三催促下，她掀開了鍋蓋，只見鍋膛坐著三位赤身裸體的孩子。原來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在利用鍋膛中的余熱防寒。當時他淚流滿面，沈痛地說，“我們有何面目對江東父老，問心有愧呀！” 1949年至1977年底，因饑餓死亡的有1億1千2百萬人，其中1959年至1962的四年中，死亡4幹4百萬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後期，每年饑餓死亡3百萬至4百萬人。 毛澤東把中國變成“奴隸勞動營”。按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自從生產力發展到人能生產出比養活自己所需更多的產品時，就不殺俘虜，而是把這些人變成奴隸，讓他們為奴隸主生產“剩余價值”。在毛澤東統治的時期，中國人被餓死殺死和折磨死了上億的人。這些人連做奴隸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1978年全國農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的約占2/3，具體地說，公社化二十年使2/3的中國農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讓人驚心的是約有1/3的農民吃糧水平不如抗日戰爭前的1930年代。1978年，我國農村約有1億1千2百萬人口每天只能掙到1角1分錢，有1億9千萬人每天掙到1角3分，有2億7千多萬人每天可以掙到1角4分。 山西雁北地區平魯縣的農民每天只能掙上6分錢。所以有農民哀嘆：“堂堂七尺男子漢，人民公社好社員，雨天壹身泥，晴天壹身汗，早起幹到日頭落，不如母雞下個蛋！” 有的地方農民出工在村頭上，看見地上有個東西閃亮，撿起來壹看，竟是壹枚五分硬幣，於是嘆道：“這壹彎腰比幹壹晌活掙的還多！”
安徽餓死500萬
1958年共產風，扒房並莊，砸鍋砍樹，雞犬不寧，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安徽鳳陽臨淮鎮小學1000多名師生煉鐵，向黨委提出：“不怕礦石硬，不怕流血汗，只要多出鐵，寧願手磨爛”。縣裏提出“家家挖潛力，人人獻鋼鐵”的口號，有的單位提出：“土裏挖，水裏撈，室內搜，室外找，令廢鋼舊鐵升帳”。縣直機關提出“叫鋼鐵無處藏身”，他們打開了保密室，找出舊保險櫃、自行車架、鋼絲、煙囪、鍋、鏟、棒、釘等1400多斤。 安徽鳳陽縣縣委第壹書記趙玉書居然在壹次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麽了不起。”當時棄嬰很多，他責令下邊不準收拾，如果收拾，誰收誰養，並說：“凡是丟小孩的都是壞人，要追查處理”。相反他家不見了壹只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3天破案。群眾說：趙家壹只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他家壹年到頭精米白面，魚肉不斷。
縣委書記楊龍華，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相，借以取樂。有次縣委開會，有部分委員當場吃醉，開會胡說八道，會議無法進行，不了了之。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堅，下去檢查工作帶酒帶肉帶廚師。公社副書記石玉平，生活極為奢侈，派人到無錫買米，到南京買白面，到廣州買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玉平，有壹次大吃大喝時，壹個病人要口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壹頓。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李清義，有壹人為他逮黃鱔，有壹口塘養的魚供他吃，代銷店的雞蛋、洋糖包供給他。下去檢查工作，總是大吃大喝。有壹次他到李武大隊去，事先打電話去，慌得大隊立即召開小隊幹部會議，忙著買煙、打酒，布置各小隊捉老母豬、抓雞、逮甲魚等，籌備迎接。社員反映，幹部下鄉碰在壹起，壹比手表，二比手槍，三玩自行車，最後吃喝壹頓，這就是他們的工作作風。 喬山大隊長張永家，壹天三頓喝酒，50天喝掉燒酒70斤，並以每月45元工資專門雇壹人捕魚給他吃。喬山大隊書記梅樹華、會計梅如山等，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了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8人，任他們隨意奸汙的有7人，僅有1名因嫌醜未奸。 高指標，高征購，持槍搜糧，吊打逼糧，粒米不留，活活置百姓於死地。1959年10月鳳陽開始了空前野蠻的“反瞞產”運動，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找不出就打。僅壹個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殘廢，還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 有10萬鳳陽農民餓死，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1/4。鳳淮大隊小唐家小隊96人，死掉52人，占54.16%。1960年春出現人吃人的現象，縣委書記趙玉書怕暴露真相，壹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63人，關死33人。黨內文件記載鳳陽的壹個人民公社就有63宗人吃人案件。 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5千多口人，現在只有3200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麽多。那時我們還能跑，1960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 鳳陽縣小崗生產隊從五六年高級社以來，這個隊壹直在走下坡路，社員生活極其貧困，對集體失去了信心。小崗生產隊。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戶，175人，耕種1100畝土地。合作化以前，全村正常年景糧食總產都在十八九萬斤左右，好的年成可達20多萬斤。那時全村根本沒有外流。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崗，在討論“優越性”時誰要是說個“不”字，不管妳是貧農還是佃農都要被大批壹通，甚至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1958年小崗發生過生產上的瞎指揮，搞什麽“十裏芋峰嶺，五裏菜花香，千畝水稻方”。結果是：“十裏芋峰嶺變成大草荒，五裏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畝水稻方沒收多少糧”。在這3年中純屬餓死的60人，有76人背井離鄉，尋找活路。當時全村是滿目殘垣斷壁，處處蒿草叢生。 面臨著大量死亡，1959年7月安徽省委副書記張愷帆命令無為縣暫停公共食堂，糧食發到農民手中。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整張的“罪過”越級上告，毛澤東定張“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安徽省委於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關於張凱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指責的罪過有：房屋還原，自留他還原，夥食還原(解散食堂)，市場開放、魚塘開放 (可以讓農民搞搞魚蝦)等。 張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12月12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人民檢察院提請“依法批準逮捕張愷帆”，檢察院馬上同意。張愷帆被囚禁207天，什麽問題也查不出來，經批鬥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及親友受到了株連，有6人慘死，全家被趕出省府大院。 無為縣對張愷帆接觸過的人進行殘酷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進行秘密搜查、強迫勞動，並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改造。 壹次，石潤公社黨委書記譚布真，匿名向中央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姚奎甲在省裏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告知謝永康，要他配合省公安廳蒙處長進行專案偵破。謝數次要全縣大隊以上幹部每人親筆寫壹份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心得，送到縣委，核對筆跡。在查對不著情況下姚逼迫縣委辦公室主任潭榮植、原副縣長劉希文及汪卓等同誌承認，最後譚怕連累別人，主動承認是他和壹名大隊幹部寫的。結果譚被鬥爭，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處分，並送農場勞動。 原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錢漢軒，病退後化名向毛主席寫信，反映無為農村情況。姚收到這封信後，即交縣委辦公室轉赫店公社進行偵破（因從赫店郵局發的），並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查對。錢承認是他寫的。當時錢正發燒，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後命令將錢送到縣裏。姚壹見錢就破口大罵。隨後把錢關了壹個多月，組織兩次鬥爭。 田橋公社書記季永山、廟後大隊書記楊克才等3人寫信給毛主席，並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無為問題。 姚得知後，即派人去北京將人領回，經鬥爭後下放勞動。楊克才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教；季永山等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3級降為25級的處分。在他們勞動期間，楊克才因去蕪湖探望愛人，季永山請假去馬鞍山看病，姚說他們不老實，還想告狀，即將他們逮捕起來，關押壹年零8個月。 嚴橋南嶽小學副校長陳英於1959年7月至10月3次向姚奎甲寫信，反映基層幹部作風和群眾生活的問題。陳英被多次批鬥，姚將陳英劃為右派分子、撤職降級、監督勞動。 壹次，三宮殿魚苗場場長賴風旭（縣委委員）匯報場裏死豬情況，姚即罵他：“豬死掉了，妳怎麽不死。”姚奎甲變本加厲推行高征購、公共食堂等壹系列措施，結果全縣大量人口死於饑餓，其中1960年無為縣的人口死亡率高達15.8%，幾乎每6個人死1人。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7月20日，經中央監委批準，中共安徽省委宣布：撤銷《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恢復他們的黨籍、名譽、職務、級別，補發了工資。 餓死了四分之壹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萬余人。”每六個人就死了壹個。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200余萬人。 據官方公布，亳縣農村1958年底71萬人，到1960年底死亡15萬人之多，占原人口的20%以上，有2.8萬個家庭徹底毀滅，留下孤兒約5000余人。據多點調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兩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即死亡20來萬人，人吃人的現象多處發生，近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10萬間以上。有80%的林木被砍光，出現了大面積的荒地…… 上述慘景出現後，悲慘歌謠廣為流傳，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 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當局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安徽餓死500多萬。
山西貴陽等地——人間活地獄
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 1月被制止，歷三個月時間。據統計，全縣 283個管理區中，有 259個管理區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 435個生產隊中，有 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49人之多。壽陽縣第壹書記王之壹叫嚷：“死人算什麽，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裏去啦”！ 壽陽宗艾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 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 156人，占全縣死亡總數的壹半。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等人在太安村，以“抵抗統購統銷”為借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還不罷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擡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發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壹息，還大罵“打死妳，哪裏還在乎壹半個人”，接著又是壹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壹個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裏挨凍，壹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地道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 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 4人。新任支書梁某也打過82人。 當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壹座小型水庫， 800多民工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麽糧食可挖，但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鬥者達 121人，致死10人。工地上有壹個專設的“執法隊”。壹次，壹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壹個吃奶的孩子”，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根本聽不過去，還大喊大叫：“死壹個算什麽，死十個也沒人頂。”壹位50多歲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20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壹眼都不許。 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以後，遵義地區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地餓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絕，成堆成堆地埋人。遵義縣僅僅在1960年內就死71800多人。1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7月3日，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當李景膺親自去遵義處理遵義事件時，只是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遵義黨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裏，當了省計委副主任。
饑民外逃路斷
反“盲流”。1956年底周恩來簽署《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所有未經許可“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了壹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不僅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不準農民逃荒尋生路，任其困在原地活活餓死。為了向世界封鎖消息，當時所有外出逃荒的農民被整火車整火車地拉回到原地，困在沒有糧食可吃的農村，直到活活餓死………。 大饑荒表面化後，各地幹部禁止農民外出逃荒，嚴厲打擊當時農村中普遍的偷盜莊稼以求活命的行為。糧食也被集中起來優先保證城市的供應，並用恢復延安時代的等級森嚴的實物配給制優先保證特權階級的需要。這種特供制壹直維持到毛澤東去世後。
1961年，全國的危急形勢已趨頂點，城鄉人民普遍因缺少糧食和副食品而浮腫，大批農民自發流入城市討飯，農村地區賣兒鬻女和婦女棄家出逃現象極其普遍。許多農民跑到縣城找吃的，可是縣城站崗不讓進，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後來政府用“每埋壹個屍體，發壹斤糧食”的辦法，將近10萬具屍體埋葬。 據不完全資料：1961年6 月前，福建省龍巖地區病人已達13萬5 千。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數為11萬人，而這三年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數約為22萬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54萬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65萬人。兩項相加，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到87萬人，經濟損失約80億元，耽誤時間七八年， 1959 年至 1960 年大饑荒時期，在廬山會議上大批特批彭老總的甘肅省省委第壹書記張仲良的指揮下，在全省展開了“反瞞產”運動。甘肅省當時組織壹批窮兇極惡的“搜糧隊”，挨家挨戶翻箱倒櫃甚至掘地三尺，將老百姓的餘糧席卷壹空，同時下死命令“不準外逃，堅守崗位，凡靠近鐵路壹百米內的作偷越邊境論，壹律格殺勿論”。省委書記的張仲良把個別富饒的果蔬生產隊的“摘掉貧窮帽，不吃商品糧”的口號，擴大至全省，發出“甘肅決心自力更生，不要國家商品糧！”的豪言壯語。結果全省遭殃，送掉300萬條人命。 武山縣百泉公社百泉大隊（今百泉村），壹千多人餓死了近1/3。單在定西地區的通渭縣，有文字檔案記載的刑罰，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40多種，與解放前國民黨特務在渣滓洞、白公館牢房裏殘害被捕的共產黨人和進步學生的殘忍程度幾乎無二致。群眾的點粒口糧被擄掠壹空，導致全縣27萬人餓死或遠逃他鄉的達12萬人。 那些餓紅了眼的饑民，不得不把目標鎖定在“人”身上，開始時吃死人，隨後發生上百起“易子而食”的慘劇。不但荒野餓殍被皮包骨頭命在旦夕的人爭相啖食，就是壹個還能挑兩小鐵皮筒水的十歲上下的小男孩，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殺死下了鍋，說是為救活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結果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壹把細白骨之後，其母、其妹與其父也相繼離開了人世。 當時在甘肅發生過饑民哄搶部隊押運的軍隊糧食列車事件，饑民壹邊搶壹邊把米往嘴裏塞。甘肅最富饒的河西走廊，十三四歲的女娃沒有衣服穿，光著屁股在村裏走動。甘肅省大批婦女外流，流入陜西省5萬多人，到1964年後仍然有4萬多人滯留在陜西。 在革命聖地陜北，1942年第壹個唱起《東方紅》而載入史冊的名歌手李有源的家鄉佳縣，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兒媳也四出逃荒乞討。許多餓得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社員實在沒轍，壹聽說哪兒剛剛埋了死人，就紛紛去掘墳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來，打成板凳桌子等家具到城裏去賣錢換糧，活壹天是壹天。 生於四川通江的熊國炳，1930年代參加紅軍，曾任“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長征時期先後擔任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西北聯邦政府”副主席、“四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要職。後隨西路軍西征，熊國炳突圍時被俘，國民黨軍將其當做“夥夫”，予以釋放。 熊國炳帶著傷病，沿路乞討，輾轉至甘肅酒泉，幹上幫工，並與當地壹寡婦成親。1946年全家遷到玉門油礦，做工謀生。1949年，熊國炳在民政部門調查紅軍流散人員時，鼓足勇氣，報出真實身份，得到壹些救濟。當局吸收其參加土改，工作結束後，仍回鄉務農。 1959年春荒時，熊國炳家生活已很困難，他想死在家鄉，帶著全家回到四川。鄉親們都趕來看他，沒有人責怪他。但老伴生活不習慣，他又回到酒泉。 1960年冬，熊國炳全家饑寒交迫，熊國炳硬著頭皮前往縣委申請救濟，道出自己當年的身份，卻被壹位縣委領導推出去，挖苦說：“妳這麽大的官，怎麽不到北京去？”被推出門的熊國炳，沒走幾步，就蜷臥在泉湖公園門外，眉須上凍滿霜雪，奄奄壹息，不久凍餒而死。數日後，被親屬葬在壹處沙窩。熊國炳死後，官方檔案記載為“病死”。 有人認為，熊國炳是“聰明人”，解放前不去延安，解放後也不去北京，即便最後餓死，也是死得其時。因為“文革”開始後，大部分西路軍幹部戰士被打成“張國燾的走狗”、“叛徒”，而遭到殘酷批鬥。比如，前西路軍最高統帥陳昌浩，就遭紅衛兵的殘酷批鬥和毒打，便在寓所吞下大量安眠藥，含恨而死。陳昌浩死後，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揚棄於荒野，時至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陳昌浩的墓穴裏，還只有壹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相比之下，在眾多中共西路軍領導人的命運中，熊國炳的下場固然令人希噓，但還不算是最慘的。 1961 年夏情況進壹步惡化，在大躍進重災區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6 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700 百多人，9 月份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僅聊城壹地外流討飯人數即高達10萬，賣兒女者985 人，有夫改嫁者869 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山東餓死了800萬農民。 陶鑄決定放百姓壹條生路，指示“對逃港者不要武裝扣押，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1961年廣東省政府“放寬”條件默許饑民從深圳逃往香港，由此觸發了巨大的逃港潮，有十萬廣東人成功地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懷抱。直到1962年6月5日廣州的廣九火車站終於爆滿失控，兩萬饑民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毀。陶鑄趙紫陽等人決定實行戒嚴。6月6日，戒嚴部隊的壹個營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捕捉了1600多人。這場戒嚴造成很多人的傷亡。 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鮮的中國人已達4500人。 1962年4月16日，對人民公社失望的新疆邊境線上塔城、裕民、霍城7萬多邊民連同縣委書記、縣長們沖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中共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 陳雲慨嘆：“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否，不是今天的農民更逆來順受，而是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何處去尋水泊梁山？
寧予洋人 不與家奴
在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救災賑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壹。但當時的中國政府絕大多數領導人都壹心執行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根本不去救災；甚至攝於毛的淫威，不敢談災情，相反還千方百計地掩蓋災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態，國務院因此於1958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結果人禍變成了重災。 大量出口糧食是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極重要的壹環。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裏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過多，並且壹度在國外采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中共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1500萬噸，出口卻增加了223萬噸，比1957年多了壹倍以上。出口的糧食很大壹部分是搜刮的農民的口糧。僅那增加出口的223萬噸糧食就夠4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1959年熬到1960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的成果交給了國家，轉運到國外換硬通貨了。1961年初，國際紅十字會曾想向中國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國政府拒絕。美國也討論過無償提供糧食給我國，卻因發現我國大量出口糧食而作罷。 寧可餓死中國人、也要拯救他國人。在饑餓最為嚴重的1960年，中國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那壹年激增。中國不但是世界窮國中唯壹的提供援外的，而且提供的援助額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是最高的。援助常常送給那些生活水平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食品給了他們只影響生活水準的高低，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有生與死的關系。1960年1月卡斯特羅的戰友格瓦拉到北京，毛“借”給他6千萬美元，告訴他“不必歸還”。 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中共決心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權。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持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支援。1958至1962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毛澤東為首的政府對外援助卻高達23億6000萬元以上，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義國家的部分為18億7000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分近5億元。 毛為擺脫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壹些小國家為其捧場。阿爾巴尼亞在1958年就跟中國要了50萬盧布。1959年中國政府購買的220萬蒲式耳加拿大小麥，送給了阿爾巴尼亞。 當中國人餓死數千萬的時候，阿爾巴尼亞人由於中國贈送大量食品，不知道什麽是“定量配給”。該國當時到北京談判的首席代表說：在中國能明顯看到饑荒，我們什麽都跟中國要，“我覺得可恥”。1961年1月，因阿爾巴尼亞和中國壹起反對赫魯曉夫，又得到500萬盧布。從1954年至1978年，援助阿爾巴尼亞200億美元。 吳冷西披露，1963年毛澤東不惜血本拉攏越共，派鄧小平帶著反蘇文稿和提供200億人民幣經濟援助的承諾趕赴越南，換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場。這200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國民收入的1/5、財政收入的60%。時值大躍進重創國力、幾千萬人餓死不久，全國老少面黃饑瘦、營養不良，毛竟置全國人民的生計於不顧，傾國庫欲“收買”越共，以壯大其與蘇共“決戰”之勢。真是荒唐到了極點! 毛澤東、周恩來將人民血汗錢大把大把拿去“支持世界革命”，而不譲人民吃飽穿暖，十足是滿清“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心態。毛先後給了印度支那地區2百億美元。 韓素音說1960年壹個城市家庭主婦得到的每天營養是1200卡路裏。張戎指出，在納粹的奧斯威辛奴隸勞動營裏，每人每天的配給食品是1300-1700卡路裏。 1950年至1953年蘇聯提供的軍火和為中國提供的設備，共77.5億元。到1961年底，共還掉47億。1960、61兩年間還掉的債10億元；這數目小得不值壹提。再說中國有錢每年購買幾十萬兩黃金，斷無理由怨人家逼債。蘇聯單方面撤走核彈專家，終止對華經援協議，發生在1960年7月，當時大規模的餓死人的現象早已發生。 據周恩來透露，當時蘇聯並未要求中國提前還清外債，蘇聯提出中國可以暫時停止還款，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用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壹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債務。赫魯曉夫不但沒有逼債，還改變了中蘇貨幣的匯率，這樣把中國的債務減少了77%。1961年2月，赫魯曉夫提出給毛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也被毛斷然拒絕，周婉言陳述，毛才同意接受糖。普通人誰能享受到這些白糖？
1961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20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東北死人較少，蘇方出借糧食是原因之壹。可中共卻封鎖蘇聯借糧的消息，壹味煽動反蘇情緒，使老百姓誤以為中國的“困難”來自“蘇修”“背信棄義”……。 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劃外的建設投資化了245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若用它還債，取其1/3就把債還清了。僅1961年度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幣達150億元”。這是中國對蘇債務的壹倍！1958年的大煉鋼鐵，就使我們損失了2000億以上。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1986年說：“據有關部門統計，大躍進給國家經濟上造成的損失近3000億元。”
三年自然災害根本不存在
這三年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從1959年到1961年出現的主要災情是旱災。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災遠小於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體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嚴重的自然災害”等字樣。為了給領導人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開脫，宣傳機構編出了“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假話，以便把人禍解釋成天災。這個說法是中共建國以來的壹個最大的謊言。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壹改過去歌頌鶯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調子，為全國民眾描繪出壹幅可怕的圖畫：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把謊言編得更大了，“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文件、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介眾口壹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被反復重復的謊言，終於變成了民眾心目中習慣成自然的關於那個困苦年代的代名詞。而政府和領導人的政治責任也被謊言洗刷得幹幹凈凈。在謊言面前，那冤死的數千萬農民似乎死得活該，只能怪“老天不長眼”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幹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做的報告中談到工作中的失誤，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壹說法比《人民日報》的欺騙宣傳要真實得多，但還是有所保留的。所謂的“三分天災”也是嫁禍於天，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應出現饑饉。至於所謂的“七分人禍”，不但身為禍首的毛澤東拒不認帳，而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不也是“人禍”的壹部份嗎？ 1958-1961在中國發生的大規模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壹個人為慘劇，不但人類歷史記載的饑荒從未有如此慘烈，人類有記載的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也未超過這次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而且這是在很好年成發生的由執政者人為造成的慘劇。縱觀中國歷史，壹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發生203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2991萬多人。”而毛澤東壹個“大躍進”，就餓死了4400萬人，其中農民餓死了4219萬。這個數字超過了中國兩千年大規模饑荒而餓死的人數的總和。美國在廣島、長崎投的原子彈殺傷了10萬人；共產風的威力比原子彈大整整440倍。這是怎樣的壹場浩劫啊！ 在30年代之初，斯大林強行集體化而造成的農業大衰退大饑荒中，餓死了五百萬到八百萬人，約占當時蘇聯人口的1/20；中國三年大饑荒中死了四千萬人，真是曠古未有而又不謀而合的人間慘劇！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發現：大規模的災荒、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往往發生在專制的國家。專制導致信息封閉、分配的極度不均，從而發生大規模的饑荒。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壹個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政府領導人對下級被迫作出的浮誇和虛報，信以為真，並予以鼓勵，而對批評反對意見進行政治迫害，官員們在虛假的情報和互相欺騙中度日，因而做出極端錯誤的決策，釀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荒。在三年大饑荒中，人挨餓了還不準喊餓。許多人就因為公開喊餓而被打成“反革命”。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被說成是得瘟疫死的，不能說餓死的。假如在當年，中國人民享有最起碼的個人權利，首先是言論自由權利，挨餓了可以大聲喊餓、大聲批評、大聲抗議，中國人還會被活活餓死嗎？ 印度是個自然條件極差的國家，19世紀前，印度經常由於幹旱而發生餓死幾百萬人的大規模饑荒；英國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經濟發展水平比中國低得多。印度獨立後由於實行了民主體制，盡管人均糧食產量、人均GDP較低，卻再沒發生大規模饑荒。中國的自然條件比印度好得多，卻出現了連續三年大饑荒。這說明壹黨專制制度是糧食短缺的原因，也是餓死過多人的原因。這說明不受限制的權力對經濟發展的破壞超過戰爭的破壞作用。
毛餓死了1億1千2百萬人
在1966年到1978年間，“農業學大賽”的發源地昔陽縣死於“全面專政”的人達141人，傷者不計其數。其中2人棍棒下當場斃命，14人致傷而死，余者不堪淩辱自殺身亡。其中62人是用絞繩上吊，36人投水自盡，6人跳崖，還有2人在自己家中的水甕窒息而死。 曾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裏說：“1977年6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壹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壹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農村還這麽窮！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我剛到安徽那壹年，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60元，40元以下的約占25%，我這個第壹書記怎麽能不犯愁啊？” 1977年11月上旬，萬裏看望了壹衣著破爛的婦女。萬裏問：“妳家幾口人？”“五口人，夫妻倆和三個孩子。”“他們哪裏去了？“出去玩了。”“請妳喊他們回來讓我看看。”萬裏催促兩遍，這位婦女面有難色，不願意出門去找。在萬裏先生的再三催促下，她掀開了鍋蓋，只見鍋膛坐著三位赤身裸體的孩子。原來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在利用鍋膛中的余熱防寒。當時他淚流滿面，沈痛地說，“我們有何面目對江東父老，問心有愧呀！” 1949年至1977年底，因饑餓死亡的有1億1千2百萬人，其中1959年至1962的四年中，死亡4幹4百萬人；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後期，每年饑餓死亡3百萬至4百萬人。 毛澤東把中國變成“奴隸勞動營”。按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自從生產力發展到人能生產出比養活自己所需更多的產品時，就不殺俘虜，而是把這些人變成奴隸，讓他們為奴隸主生產“剩余價值”。在毛澤東統治的時期，中國人被餓死殺死和折磨死了上億的人。這些人連做奴隸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1978年全國農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的約占2/3，具體地說，公社化二十年使2/3的中國農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讓人驚心的是約有1/3的農民吃糧水平不如抗日戰爭前的1930年代。1978年，我國農村約有1億1千2百萬人口每天只能掙到1角1分錢，有1億9千萬人每天掙到1角3分，有2億7千多萬人每天可以掙到1角4分。 山西雁北地區平魯縣的農民每天只能掙上6分錢。所以有農民哀嘆：“堂堂七尺男子漢，人民公社好社員，雨天壹身泥，晴天壹身汗，早起幹到日頭落，不如母雞下個蛋！” 有的地方農民出工在村頭上，看見地上有個東西閃亮，撿起來壹看，竟是壹枚五分硬幣，於是嘆道：“這壹彎腰比幹壹晌活掙的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