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怎样充当大屠杀机器的螺丝钉

<现代性与大屠杀> 你的尽忠职守，却可能造成人类浩劫


道德是不是社会规范？

道德跟社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多社会学家，他会认为道德无非就是一种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人类只有有了社会之后，我们才逐渐形成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使得我们知道，遇到一件事该怎么做，怎么样跟别人相处。

比如说，像社会学之父之一——法国的大社会学家涂尔干，他就认为，所有的道德无非都是在社会之中形成的一种交往规范。如果没有社会，人类就不会有这些规范可言，人类也就没有道德可言。这个想法，你要追溯到它的根，还可以推到更早的时期。

像晚期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大哲学家霍布斯，他就认为，他假想人类过去曾经活在一个自然状态底下。自然状态是一种很糟糕的状态。它形容那是一个，每一个人与每一个人作战的状态。因为在那样子状态下，人类完全是任由自己的动物性引导着自己的行动。

我饿了就想吃，那我就要去打猎，我要去种东西，我干吗不去偷、去抢呢？去偷、去抢的话，那你肯定要伤害到人，你甚至要杀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人的生活是很危险的，是充满恐惧的，每个人都对其他人不信任。于是人类就开始要缔结一个契约，活在一个社会之中。我们服从一些集体的规范来做事情，这个就是道德。

从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介绍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里面很强调的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就是，过去的社会学主流，或者说从启蒙时代以来的、很多的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讨厌自然，他们觉得社会跟自然是对立的两种情况。我们在上一集说过的，社会必然是个人工规划出来的花园，它不是一片的旷野，长满了很多的丛林荆棘。


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面，他试着透过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那场浩劫，去指出另外一路对于道德的思考。他认为，有时候不能把社会当成是种种道德规范的工厂。恰恰相反，社会很可能是一种阻碍了我们人类做道德判断，或者用大白话讲，使得我们人类埋没良心的一件事情，一个可怕的中介机构。

价值理性VS工具理性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大社会学家——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他的书。他把理性分成这两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比如说，我为什么想赚钱？为什么要活得幸福快乐？什么样的生活才叫幸福快乐？人在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依赖的那种理性，就叫做价值理性。比如说我们来做审美判断，那幅画是不是比这幅画好看？又或者我们在抉择，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该不该说谎？该不该诚实？凡是考虑到一件事情，我之所以这么做的目的何在的时候，我动用的那种理性，就是一种价值理性。

那什么叫工具理性呢？工具理性，就是我去做这件事情，用什么样的方法跟手段去达成我的目标，最有效的、最节省精力的、最合乎成本效益的，这个就叫工具理性。

什么叫幸福生活？幸福生活该不该追求？这是价值理性。我怎么样让自己活得幸福，我要怎么去赚钱呢？考虑这种手段的时候，我动用的就是工具理性。

韦伯当年就曾经提出过，现代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危机，就是工具理性会随着整个现代化的过程、随着官僚化的过程、科层化的过程，变得盖过了价值理性。

简单地讲，那就是我们到最后每个人都很容易忘记，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为什么要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大部分人只知道，我现在该怎么样去做好我手上要做的东西。

鲍曼就认为，德国当年之所以能够发生大屠杀，在一个那么高度文明理性的国家，会发生这样的浩劫，恰恰就是工具理性盖过了价值理性的结果。

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德国是非常秩序化的，它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很忠诚、很老实、很有高度纪律跟效率地，去完成了执政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那就是清除犹太人。他们很可能自己平常都是个好人，为什么一旦执行任务起来，却干出了那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呢？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太安分了。

或者用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有名的讲法，就是平庸罪恶的结果。就是说他们没有在思考，自己干的这件事情，最后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他们只在思考，我怎么样干好我手上该干的本分活。这个，就是当时纳粹屠杀之所以能够发生的最重要的基础。

电击实验带来的巨大启示

这么一个很现代社会的特征，我们还要引入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鲍曼是借鉴于一位非常伟大的心理学奇才——Stanley Milgram，米格拉姆，他的一个实验。这位心理学家在1961年的时候，于耶鲁大学做过一场非常有名的电击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首先，他登报请一些人，来参与一个关于体罚对于学习效用影响的实验。那么找来的实验者，从20岁到50岁不等。学历有的是小学毕业，有的是博士。找来之后就告诉他们，你就坐在这个房间。这个房间的隔壁你看不见的，那边是一些学生。那些学生当然是找一些实验人员假装的。

那么你，就在这边透过麦克风，去问他们一些问题。如果他答对，那很好。如果他答错了，你就按这个钮。这个钮是通电的。你按这个钮，那边答错问题的学生就会受到体罚。那个体罚，就是电击他一下子。这个电击起步点是45伏特，如果他再答错，你就再按，使得这个电会增大电压。最高上限是达到450伏特，是一个足以致命的电击量。

那么他就找来这些人，他们看不见那些学生，只听到他们传来了惨叫声音。这个电压越大，那惨叫就越凄厉。他做这个实验，他就去问他的同行心理学家们。大部分同行都认为：只有十分之一和百分之一参与实验的人，会干得出这么残忍的事，把这个电一直压下去，而且还继续做这个实验，而不会中途退出。

结果他们全都错了，参加这场实验的参与实验者们，他们里面有65%是不断地按电钮，一直按到了最量的电压450伏特。在这里所有人都至少，这个电是超过300伏特。中间有没有人喊着说，我不玩了，我不搞了呢？有，其实大部分人一开始都会听到人家惨叫不舒服，但是，只要这个实验人员跟他们说：不行啊，这是你的任务，你要继续下去。很冷漠地跟他们这么讲，他们就会不断地做下去。


我们常常说，一些残酷的行为是怎么发生的？那是因为那个人的性格很残忍，但是这个实验想说的并非如此。有些残忍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发生，不是有些人天生残忍，你看这些来参与这个实验的人，他们都是正常人。那他们怎么会干得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是一个社会制度，结构的问题，是一个环境场景的问题。只要这个场景，能够使得他们跟被他们伤害的那些学生隔开了很遥远，哪怕只是听到他们的惨叫声，你都觉得是跟你离得很遥远，这是第一。

第二是什么？假如你今天在这个环境底下，被人告诉你，你把这个当成一个任务来完成，绝大部分人都会恪忠职守地要把这个任务贯彻到底。如果有人中途觉得不舒服,不想玩了，你旁边的人只要给你压力，一点点的暗示，说，这是你的工作，你就会继续做下去。

这就是米格拉姆实验给我们最大的启示，而鲍曼就从这里面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那就是当年的纳粹德国里面，所有参与屠杀，或者是漠视屠杀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人，都进入了这样一种残忍的制度。他们本身不是残忍的人，但是他们活在一个残忍的制度底下。而那样一个残忍的制度，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讲这件事情。


“我不是去杀人，我只是完成任务”

在当年执行整个屠杀任务的那些官僚体系里面，所有的参与者，他们和最终他们要杀的那些犹太受害者之间，距离非常遥远，他看不到他们。在他心目中，他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杀人，而是怎么样把上级给我的任务办好，如此而已。这是一个纯粹的工具理性。

他没有去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最终意味的是什么东西？不只是那些参与者如此，有时候连受害者都会这么想。最初纳粹是先把犹太人隔离开来，因为一开始并没有想过要杀人。只是想把他们赶走，搬到一些德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去。

在那个时候，犹太人被困居在一个小区里面，要有人去管理他们，以德国人那么精明、讲效率的一个官僚体系来讲，我派人去管理那就太费事了，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原来想的是要彻底把他们的传统精英阶层都消灭掉。这是毁灭社群最好的方法，这样子，这个社群就会变得原子化，没有了精英，没有了凝固感对不对？

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样不对，必须保留传统精英。只不过现在给他们任务：比如说这个犹太人里面的长老——拉比，给他们新任务。你帮我隔一段时间做个人口调查，归类之后，纳粹拿着这个单子来看。哪些老弱病残不能干活，赶紧送去毒气室，哪些还能干活，在那边挖煤挖矿挖坟墓等等。


这些社群领袖这个时候，也都变成很工具理性的思维。在他们看来，我只是给你分类挑人，他们不知道要把人送去送死。就算知道，那又能怎么样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知道在集中营里面，有人负责，叫大家脱光衣服进去洗澡吧。你知道是谁负责请那些犹太人说“进来洗澡”吗？不是德国人，不是党卫军，不是纳粹分子，是犹太人。

干这些脏事的犹太人，他心里面比谁都明白，这是送同胞去死，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没有良心呢？那是因为，他们也有理性计算，就是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让他们这么欢欢喜喜地以为去洗澡去死，岂不是比告诉他们真相更好吗？而且万一我告诉他们真相，我也要立马被枪决，我也得立马要死啊。我可能迟早也得死，但是晚死一天是一天嘛。依照人的动物本能，这个生存策略，这同样也是个理性计算。

甚至当时，有一些犹太工人在集中营里面负责制作这个床垫。那个床垫里面用的就是那些死掉的人身上的毛发。负责做这些毯子、被子的也是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呢，甚至有时候说：“哎呀，今天毛发不够了，我这个任务没法完成；哟，又死了这么多人了，这个头发够了。”他也很高兴，他都把这个当成任务。他浑然忘了，那些头发来自死人。那些死的人，是他的同胞，而他迟早也得面对这样的命运。这是一个多么理性，理性到冷酷、残忍，每个人都是工具的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这是一个极端的现代性。

至于其他德国老百姓，他们当时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举个例子，你像海森堡——非常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他在纳粹掌权之后呢，他很担心这个会不会干预他们学术研究工作，他就问这个希莱姆——是纳粹头目希特勒身边的左右手，希莱姆说，怎么会干预你们呢，你们科学家该干啥还是干啥，你好好做你的研究。海森伯格听了也很高兴，觉得很安慰。对呀，我管那么多干吗，我是科学家，我要做的事就是好好做好科学研究。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什么都不管，就是以真理的寻求、发现事实、发现自然规律为我的最高原则吗？我今天研究核聚变、核分裂，这个虽然会做成武器，但是说到底它也是一个科学任务，他就好好地做。

而大部分那些德国人，当时看着他们身边的犹太人消失掉了，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洗脑过程中，他已经觉得那些不是人了，他觉得那些人都走了、不见了，他也不会有问题。因为他觉得我要安安分分地做好我自己的事，别管人家那么多闲事。如果我跑去帮助他们，那我就会变成破坏分子，会受到国家的处罚。但是我看到犹太人藏起来，我举报他，我还会得到赞赏，我尽到了一个良好公民的本分。

换句话说，在那个年代里面，杀人的纳粹组织、被害的犹太人，以及许多旁观这些事件发生的德国人，他们全都是理性的。全都是标准意义下的现代人。

别忘了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纳粹一开始曾经试图用最原始的、像日本人杀害我们中国人那样的方法，来对付犹太人，比如说发生在1939年11月9号非常有名的水晶之夜。它是用流氓暴动般的方法，去抓、去打、去放火、去杀那些犹太人跟他们开的店、他们的住家。

结果经过那一晚之后，他发现大部分德国人都不能接受这个情况，因为很多德国人会发现，我隔壁这个邻居，我们都是好朋友。你们这些纳粹党流氓，太过分了，一个正常人是不能忍受的。在那个情况底下纳粹要是用这么野蛮的暴力来干这些事的话，德国人不答应。德国人怎么样才答应呢？那就是把犹太人集中起来、隔离开来，让他们在一般德国人看不见的情况底下，安安静静地迈向灭亡。

当时全部德国人都知道，犹太人是病菌，要消灭。但是问题是，每一个德国人都会告诉你，我认识一个很特别很顶尖的犹太人，他跟一般犹太人不一样。他特别善良、特别正直。

就是每一个德国人身边，总有一些犹太老师、犹太学生、犹太朋友，甚至犹太亲戚。他认为那个抽象的犹太人是坏蛋，但是他认识的这个具体的犹太人他不一样，他是好人，别杀他。这个就是当时纳粹面对最大的问题。所以怎么样让所有人都把犹太人当成是抽象的犹太人，而不是具体你认识的活人，就很重要了。

齐格蒙·鲍曼在这里面就是指出了，道德是什么。道德不是一种社会规范，它是一种先于社会存在的人的一种良知。人，看到你的同胞，哪怕是看到动物受到折磨、受苦，你都会受不了的，这是一种道德本能。

尤其是在那样的一个纳粹组织下的现代社会里面，人变得非人化了。他会离我们很遥远而受害，那些人他丧失个性了，你看不见他了。就仿佛现代在操纵无人飞机释放炸弹的那些美军一样，你不觉得在杀人，你像在玩电子游戏一样。你只是在按按钮、对准目标，你完成一个任务，一边喝着咖啡干完了活。

现代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他认为，现代社会有时候反而会成为一种道德障碍。它使得我们没办法把人当人看，我们再也见不着他人的脸了，我们没办法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人类处境里面，都被这样一个现代层层组织的、很有秩序的社会磨灭掉了。

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现代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常常会让我们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