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反常识!张献忠式的暴乱,反而是推进【民主化改革】的动力,有利于制度结构改革,实现平等自由

无政府主义推崇的是互助关系(mutuality),或者说是“不经等级制度和国家制度达成的合作”。
另一个凸显的观念是无政府主义对混乱、对社会性学习后产生的即兴行为的容忍,以及无政府主义对自发合作、自发互惠的信心。
在罗莎·卢森堡①的观念中,相较于先进政党中的小部分精英分子在治理上的精明选择,她更倾向于劳动阶层诚实的试错。
这正印证了上述的无政府主义立场。


我的主张也并不激进,我认为,无政府主义的透镜比其他途径能更好地挖掘这一领域的深度。
我推崇的是一种“过程取向的”无政府主义,或许也可以称之为“作为行事方式的无政府主义”。
既然如此,读者可以不无道理地提出疑问:你提议采用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哪一种透镜?毕竟无政府主义学说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一种是,容许(乃至鼓励)财富、财产和地位的极大差异性的那种自由主义观念。
在巴枯宁看来,极端不平等条件下的自由和民主(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而非现代民主制),只是残酷的谎言。
在存在巨大差异的条件下没有真正的自由,其中的自发同意和自发交换只不过是合法劫掠罢了。


举例来说,想想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的中国,饥荒和战事使很多人饿死。
一些妇女面临着这样的艰难选择:要么饿死,要么通过卖儿誊女生存下去。
对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来讲,卖孩子终究是一个自发的选择,从而也是一个自由的选择,
它完全符合“自由”的条件(pacta sunt servanda,符合条件即可认定)。
当然,这种逻辑是毫无人道可言的。


在上述例子中,形势的结构性胁迫使人们去做那种悲惨的选择。
这里我举的是一个极富道德争议性的例子,这种情况在今天不那么常见。

更贴切的例子是人体器官和婴儿的跨国生意。
请想象一幅动图,追踪肾脏、眼角膜、心脏、骨髓、肺脏和婴儿在世界范围内的转手流动。
它们从最贫困的国家,从其中最贫困的阶层,大多不可阻挡地流向北大西洋的富有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中最有钱有势的人。
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小建议”说的也是类似的道理①。
谁能否认,造就这种珍贵商品的交易的,是全世界生存机会的不均等——两极差异巨大,且它在本质上非个人所能左右。
一些人称之为“结构性暴力”,我认为该说法非常贴切。


要点已经很清楚了。
财富、财产和地位的巨大差异让自由成了笑话。
过去四十年来美国国内财富和权力的联合,加上近年来走新自由主义政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仿效,促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们早已预见的世界。
纯粹通过经济实力获取政治影响力的做法,造成了政治机会的累积性不平等。
这类不平等、巨大到规模堪比国家的经济寡头垄断、媒体控制、竞选献金、操纵立法(可以细致到留下哪些特定的法律漏洞)、更改选区、垄断法律知识,
种种做法使得选举和立法总能被用来放大现存的不平等。


我们很难从现行的制度中找到可行的方式,来消减这种自我强化的不平等。
即使是从2008年开始的这场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也没能催生出类似罗斯福新政的举措,从现存制度内部解决问题的希望因此变得尤其渺茫。
在很大程度上,民主体制中的各个机构自身已经成了商品,可以为出价最高的买主所掌控。
市场用钱来衡量影响力,而民主制从原则上讲用选票来衡量影响力。
现实中,由于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钱的作用会污染、压倒选票。


民主制在不沦为虚伪形式的前提下能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平等?人们通过理性的考虑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我的判断是,我们已经在“虚伪形式”中挨了很长时间了。
可能除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外,其他人都明白民主制是一个冷酷的骗局,没有相对平等(relative equality)可言。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即那种能够在伦理上接受一个公民“自愿”卖身为奴的人。
诚然,相对平等的实现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最大困境之一。

如果相对平等是互助和自由的必要条件,那么要如何在国家制度之外保障它的实现呢?
有鉴于这一难题,我相信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废除国家制度都不是一个可行选择。
唉,我们就这样注定和利维坦共存了,尽管个中原因并不是霍布斯想的那样,且挑战在于驯化利维坦。
对这一挑战我们似乎力有不逮。


无政府主义给我们的一大教益在于它解释了以下问题:
政治变革(改革或者革命)具体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政治”这种属性?
我们研习政治是为了什么?


组织一般不会推动抗议运动,这和通常的认知不同。
实际上,更贴近事实的说法是,抗议运动会推动组织化,而组织总会遏制抗议,使之转向制度渠道。
抗议要是威胁到了制度,正式的组织就总会成为它的遏制者,而非促进者。
民主政治,一个为避免公众骚乱、实现和平而有序的合法变革而设计的制度,竟在通常情况下无法达到这一目标。


这是民主政治变革中的一大悖论,不过在无政府主义透镜的审视之下,这也并非令人惊奇之事。
其原因主要是现存的国家制度趋于固化,同时服务于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群体。
绝大多数代表既得利益的正式组织具有这一特性。
正式组织手执国家权力的缰绳,用制度化的途径操控国家权力。


出于上面的原因,结构性变革的事件往往只会发生在平民的、非制度化的扰乱(disruption)中,
具体的形式有暴乱、打砸活动又无秩序的示威、偷窃、纵火,以及威胁既有制度的反抗行为。
这样的扰乱实际上从来不受正式组织的鼓励,更不会由组织发起,哪怕是那些在结构层面青睐有序请愿、示威和罢工的左翼组织。
(有序请愿、示威和罢工,这些举动都可以被纳入现行的制度构架中)。

持反对立场的机构若是有名称,有运营职员,有章程、标志和它们自己的管理规程,就自然会选择制度化的冲突方式,它们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弗朗西斯·福克斯·毕文(FrancesFoxPiven)和理查德·A.克洛沃德(RichardA.Cloward)令人信服地指出,
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失业者和工人的抗议活动、反越南战争的运动、福利权利运动①】来说,
他们的最为成功之处总是出现于,最扰乱制度、最具对抗性、最缺少组织性及最缺少层级架构之时。

①福利权利运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发生的一场公共运动,旨在为妇女和儿童争取福利待遇。

至于未制度化的、在大众中蔓延的那些挑战现存秩序的行为,如果想遏止它们的继续传播,就需要各方做出让步。
若没有运动领袖可以与之谈判,没有人说服不满的人群离开街道各回各家,官方的让步就无法得到回应。


正因为大众的抗议行为威胁了制度秩序,它才会催生组织的建立,以将反抗引导到常规政治的轨道上,使之变得可控。
在这种情形下,通常为统治精英所不齿的组织将得到精英的关切。
一个例子发生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总理乔治蓬皮杜,
向法国共产党(一个被认可的“参与者”)承诺了工人薪金方面的巨大让步,
以把共产党中亲政府的成员,从抗议学生和无组织的自发罢工者中,分离出来。


扰乱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发生形式。
一个似乎有成效的做法是,按照诉求的明晰程度,以及是否要抢占民主政治的道德高地,将扰乱的发生形式列举出来。
这样一来,寻求实现或拓展民主自由权利的那些扰乱,如寻求废奴、女性选举权或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其实表达了占据更高的民主权利阵地的诉求。

还有些大众扰乱行为的目的在于,争取每日八小时工作制或敦促官方从越南撤军,或者再模糊一些,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宰下的全球化。
那么,这些诉求又要怎样归类?在此类抗议中,行为的目标依然相当清楚,但是其诉求更像是在与官方激烈地争夺道德高地。


虽然人们谴责“黑色方阵”(black bloc)在1999年“西雅图之战”中,围堵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策略,打砸店铺、和警察发生冲突。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有大致预谋的失控行为,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
更广泛的反全球化、反世贸组织、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世界银行的运动,可能还来不及为人所知就沉寂下去了。


最激烈且在边缘群体中越来越普遍的情况,是一般性的暴乱,时常还伴随着洗劫。
这种扰乱多以发泄内心原始的愤怒和疏离感为目的,没有条理清楚的请求或诉求。
正是因为不表达明确的目的,且发起自最缺少组织的社会群体,这类扰乱可对秩序造成更大的威胁。
没有具体的诉求可予以回应,也没有明显的领导者可以与之谈判。
统治精英面对的是一个宽频的意见集合。


在英国2011年夏末发生的城市暴乱中,保守党政府的第一反应是镇压,并通过即决审判①惩罚闹事者。
我把整个这一领域称作,2011年英国骚乱后,有超过1000名骚乱的参与者被判监禁。
①即决审判(summary judgment)是英美法系的一种审判方式,该制度允许法庭在事实清楚的时候,不经开庭审理便做出判决。


工党议员则力主另一种政治回应方式,即将城市社会改革、经济优化和选择性惩戒结合起来。
不论政府如何回应,毋庸置疑的一点是,骚乱获得了精英的重视。
如果没有上层的关注,骚乱背后的社会问题无论最后得到怎样的处理,也大多不会进入公众的意识。


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一个困境。
大规模的扰乱与反抗在某些条件下会径直导致威权政治或法西斯主义,而非改革或革命。

这样的危险总是存在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回避一个事实:
体制之外的抗议是结构上发生渐近式大变革——例如罗斯福新政或民权法案——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正如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常以混乱、拒绝服从的形式发生,在下层阶级的大部分历史中,政治也以迥异于上层政治规则的、体制外的形式存在。
在农民阶级和早期工人阶级的多数成员的历史中,寻找正式组织和公开诉求的任何努力都将是徒劳。

——《六论自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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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评论

为什么我的帖子没有显示在首页上?
張獻忠式暴亂在客觀上當然是能瓦解中共統治的。但是張獻忠殺的都是弱者,違反《日內瓦公約》等國際法,我們作為反共志士不會支持他們。
>> 張獻忠式暴亂在客觀上當然是能瓦解中共統治的。但是張獻忠殺的都是弱者,違反《日內瓦公約》等國際法...


诸如复旦教师杀党委书记的例子,就很喜闻乐见
>> 诸如复旦教师杀党委书记的例子,就很喜闻乐见


我也是主張民間勇士走「楊佳獎」的那個方向。把武力對準中共匪官、匪幹,不要濫傷無辜。

「任何事情,
你要給我一個說法。
你不給我一個說法,
我就給你一個說法。」

"For any damage,
You have to give me justice.
If you do not give me justice,
I will have to give you justice."

https://i.imgur.com/nYJlykm.jpg
>> 我也是主張民間勇士走「楊佳獎」的那個方向。把武力對準中共匪官、匪幹,不要濫傷無辜:


直接针对中共匪首的杨佳式英雄,民主化以后一定要平反
沙雕文章!完全就是共翡式洗脑,混淆平等与自由的概念!张献忠是玩笑,本质就是反人类。民主国有自由,有言论自由,户籍自由,资产转移的自由,还有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但是民主国不能保证财富的不平均,有穷人有富人,当然还有贫富差距造成的不平等,但是这和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篇文章完全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意识形态,还顺便侮辱了民主制度,杀人诛心哦楼主
>> 沙雕文章!完全就是共翡式洗脑,混淆平等与自由的概念!张献忠是玩笑,本质就是反人类。民主国有自由...


本文主要讲,缺乏话语权的底层人物,用他们的方式影响体制,对引起社会变革是有利的。
至于贫富差距,卢梭的说法是
“在财富方面,任何一个公民都不能富到足以用金钱去购买他人,也不能穷到不得不出卖自身。
这就要求大人物必须节制财富和权势,小人物必须克服贪欲与妄求。”
一個港青 🤬不友善用户
説白就是:零元購物無罪,殺人越貨有理
佐助 回复 一個港青 🤬不友善用户
>> 説白就是:零元購買無罪,殺人越貨有理


“2011年英国骚乱后,有超过1000名骚乱的参与者被判监禁。”
由此可见,违法行为还是要判刑的。
好处是,社会终于开始倾听暴乱者们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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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人

公民的素质是民主的结果,而不是民主的前提。实行民主选举,老百姓参与这个过程,就会逐步提高素质。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永远不会有这方面的素质。所以,以公民素质来说中国不能搞民主选举,是本末倒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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