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勇者-悼家父好友李應元博士-在台灣不再因思想入罪，刑法一百條廢止運動介紹

前台獨聯盟副主席、行政院秘書長、駐泰大使李應元博士昨日(2021.11.11)於臺大醫院病逝，享壽68歲

李應元博士為家父好友，為人低調，我想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多不熟悉這位政治人物


在此做簡單的介紹
並願我等台灣後輩接棒，
持續守護台灣民主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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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應元經歷簡介

李應元
雲林縣崙背鄉客家人，臺灣獨立運動參與者，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畢業，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醫療經濟學博士。
因美麗島事件，於美國求學中投入台獨運動，
成為黨國黑名單，無法自美回台
後為台獨聯盟副主席


1989年鄭南榕因在黨外雜誌刊登台獨聯盟許世楷撰寫之"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被控叛亂，主張言論自由並拒捕自焚

台獨聯盟受此刺激，嘗試闖關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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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一百條思想罪介紹


在此先介紹下刑法一百條及二條一

國民黨黨國時期主要依據的法條就是二條一
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
"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
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
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

這恐怖之處是要與舊刑法一百條連攜的~
原刑法第一百條："意圖破壞國體、
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
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
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預備或陰謀犯前項之罪者，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好，刑法一百條以意圖為提
其未遂者可依二條一處死刑

一切民主主張，言論自由，結社自由，
在當年國民黨解釋下都是意圖顛覆政府
一切台獨主張，也都是意圖竊據國土
只要國民黨想要都可以求處死刑
全部都能夠，槍斃


當然，經歷了198X抗爭年代，
在李登輝前總統主政下的1990年代，已不敢隨意求處死刑刺激民眾
但以"意圖"入罪的思想罪-刑法一百條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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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李應元偷渡回台，直至被捕，逃亡生涯約400天


1991年5月9日，獨台會案爆發
1991年9月，李應元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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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台會案介紹


法務部調查局以加入獨立台灣會為由，
進入國立清華大學拘捕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
並於同日逮捕臺大社會學研究所畢業的文史工作者陳正然、
社運人士王秀惠及傳教士Masao Nikar（漢名林銀福），
且又於兩天後逮捕一名協助貼傳單的魯凱族青年Cegau Drululan（漢名安正光)
若依當時的《懲治叛亂條例》與《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的內亂罪，
五位被捕人有可能被求處唯一死刑。
事發後政府被認為嚴重侵犯《中華民國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激起強烈民憤並在台灣引發一連串的的政治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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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權威教授林山田、中研院院士李鎮源、作家鍾肇政、律師陳傳岳等十人擔任共同發起人，
並由教授陳師孟擔任召集人，
於1991年9月21日成立「一〇〇行動聯盟」，隨後10/8起展開遊行與靜坐抗議等活動

話說林山田教授為警界大前輩
李鎮源院士為國際知名權威德高望重
所以當年抗爭留下這麼一張有趣的照片
沒人敢打



以下附上已故國史館張炎憲館長的介紹文章
狂飆年代的知識分子
posted Sep 5, 2013, 10:36 PM by YH CH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lun-wen/kuangbiaoniandaidezhishifenzi




同時立法院內以民進黨已故立委盧修一等抗爭


立法院於1992年5月15日三讀通過刑法第100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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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刑法第一百條廢除

自此台灣民眾終於享有不以思想入罪之言論自由

李應元博士也因台獨不再算叛亂罪，於同年獲釋



由於性格低調溫和
曾參選台北市長，曾任行政院秘書長、環保署長等重要職位
但李應元博士在一班台灣人眼中仍然可說影薄


但他代表了一代原本在美國或日本
能好好安全當美國／日本人
以其學經歷能在美國或日本過安全而富足的生活
但在刑法一百條威攝下，
即使偷渡也要回台爭取民主與台獨的前輩勇者

祝李叔叔一路好走



以下附上1992年6月28日出版的李應元博士逃亡自述

新新聞．李應元紀實》突破黑名單封鎖返台、逃避黨國追緝令，李應元400天大逃亡

https://new7.storm.mg/article/4043704

李應元事後接受《新新聞》專訪，回憶那段逃亡生涯，全文刊登於1992年6月28日出刊的277期。在李應元離世的此時，《新新聞》特別重新將全文刊登，和讀者一起回憶這位為台灣貢獻甚多的公職，早期扮演民主鬥士的英勇樣貌。（新新聞編輯部）



想回來台灣已經想很久了。我是拿公費留學的，按理說，本來就該回來，但是，因為當時接了 一份學生刊物的負責人，被職業學生打小報告，使得回台灣有問題，甚至還有段時間美國不讓我留下，台灣不讓我回去，卡在中間。



申請回台無法突破

後來加入台灣聯盟，剛好聯盟有意遷盟回台，組織的因素，加強我回來的動機，這段時間，世台會已經突破禁忌，在台灣召開年會，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也想援例回台開會，因為，我也是其中的成員，就嘗試申請簽證，在此之前，我申請過很多次，但一直無法突破，駐外單位的說法是，因為國安局不同意，據說，這部分的業務是由國安局在台北市忠孝東路的一個辦公室負責。



既然，用商量的方式無法回來，我就決定用自己方式回來，當時已有幾位聯盟的同志回來，各種方式都用過，方法大致分為海上與航空兩種，海上從日本、菲律賓、香港、關島、琉球、中國都有，抵台的地點也有所不同。



究竟哪一天回到台灣，我也記不太清楚，我太太到入出境管理局辦這件事時，我告訴她應該是1990年7月7日，這樣比較好記，坦白說，那時候，日期對我來說不太重要，我考慮的是大自然的時間，而非人類的時間，只知道那個暑假要做這件事，其他就專注於技術問題，蒐集各種路線與資訊，也沒有想太多。



李應元、黃月桂、夫妻、夫婦。（新新聞資料照）

李應元與太太黃月桂，當時一同討論如何突破黨國黑名單封鎖返台。（新新聞資料照）

當時，我太太黃月桂已先回到台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我離開美國所做的最後一件事，是把兩個小孩交給朋友，他們一個念小學二年級，一個才4歲，為了避免麻煩朋友，我特別替小孩多買了一打的内衣褲，由於以前周末我常到外地出差，因此，我很習慣把小孩交給朋友照顧。



我在台灣逃亡的這段時間，為躲避情治單位的追緝，必須讓自己的變異數很大，簡單地說，必須隨時變換不同的面貌，對方才不會找出你的型式與平均值，像有次我和朋友在一家熱鬧餐廳見面曝光之後，就有人警告我，不能再去，因為，對方已經針對熱鬧餐廳布樁。



連絡暗號毎天不同

基於變異的原則，我儘量不在同一個地方出現，去年，我就陸續在台中、台南、東部等地出現，造成最大變異數。後來，也證實調查局在早期一直無法掌握我的行跡，直到7月26日，他們成立「七二六專案小組」，我的朋友告訴我，他的車子明顯被跟踪，要我小心，但我覺得沒關係，因為，我們有幾個安全閥，好比連絡的方式，出現的地點，有好幾個關；在做安全檢査，避免萬一一個失誤，就無法收拾。像我到台南，一次與十多人碰面，我只停留一小時就走，因為人多，事後很難避免會傳出去，不過調査局如果知道，也都是事後了。



那時候，我的呼叫器每天連絡的號碼都不同，它好像電腦，號碼會自動變化；跟我在一起的人也不一定，人數也不一定，這都是為符合變異的原則。大致分為兩種層次的人，因為有的人必須要兩方面都熟，他們既要為外面的人所認識，也要我們組織能信任。



有時候一個人、兩個人，或者三、五個人會合，一起去拜訪一個地方，必須要讓交通工具儘量不一樣，有的騎摩托車，有的開計程車，有的開卡車，陪的人除了核心的幾位外，到各地方也都儘量不一樣，有時候還有化妝。



我曾去找我母親與弟弟，但我們見面的方式也不固定，這是一回來就設定好的，我們設定每個月不同的日子，在不同地方相見，有見到就見到，沒見到就算了。為避開跟蹤的人，我與我太太則約在一間書局見面。



這段時間的大小瑣事，完全由許多熱心的黨工朋友幫忙處理，從找房子、交通工具到生活必需品，至少有兩段時間，是完全由男性的朋友煮飯給我吃，旁邊的朋友，比較固定，但有好幾組時常在更換。



情治人員各處站崗

有一位朋友，陪了我二十多天，他的心裡一直有些壓力，因為當時郝柏村對外放話，藏匿我的人至少要關一、兩年，這位家庭環境不錯的朋友，最害怕的就是坐牢，所以一直很擔心，後來，他就寫了一封信，影印一份留給家人，讓家人知道這一段時間，他在底在做什麽？



情治單位對我的追緝一直都沒放鬆，我記得過年那天夜晚，他們至少在3個地方派人盯哨，北部、中部我的故鄉，在半夜兩三點時，我的堂弟還碰到兩三位情治單位的人員，在我家前的廣場逗留，等我回來，前一天29日晚上，他們以為我會因為思鄉回家，也派了人去站崗。



還有南部，林宗正牧師的教會前面，我經過那邊，也看到許多便衣的情治人員，站在那裡監視，光是過年那天夜裡，就有這麽多。



為了確認一些被監視者與我的關係，調査局有時還故意放一些錯誤消息，像獨台會案發生時，其實我當時很安全，但調査局卻放出我被捕的消息，然後，就有許多人打電話向林秋滿（立委魏耀乾之妻）探聽消息，調査局就再一次確定我跟秋滿的往來。



算算我逃亡的日子，大概有400天，找過的人也很多，不過，和王幸男的見面，特別令我難忘。他是聯盟同志，喜歡打抱不平，他會炸謝東閔根本不需要別人教他，以他的個性，他自己就會做。雖然，我與他素昧平生，但為了表達對他的敬意，我特別去台南和他暢談了一夜，分享海外與獨盟的事情，當夜裡面只有我們兩人，外面有朋友在看著。



我們本來毫無私交，他被關時我還未出國，但彼此很有默契，在某方面，我代表聯盟回台的公開人，去向他致意。那一天我頭一次感到壓力，我很不希望因為我，讓這位坐了許多年牢的朋友，因為我再受牽連，那一天，是我逃亡一年多的時間裡，壓力最大的時刻。同樣的壓力，也出現在我會見許曹德這位政治犯前輩的時候。



被抓因為心不在焉

在見過王幸男的兩、三個月後，《自由時報》刊出王幸男涉嫌藏匿李應元的消息，情治單位就在凌晨去搜査王家，王幸男一再解釋自己沒有藏匿我，氣憤之餘，他索性整理行囊向調査局投案。這件事，也再度證明，調査局一直都只有「後」見之明，只能由事後的資訊再去査詢。



王幸男。（新新聞資料照）

李應元當年逃避政府追捕時，曾設法與王幸男（見圖）會面。（新新聞資料照）

等到郭倍宏闖闢失敗被捕，我已經隨時有被捕的心理準備，情治單位也變得比較急。他們不斷加強在各單位監視的行動，倍宏被抓的幾天之後，我和陪倍宏闖關的朋友見面，並寫一封信，託人幫給獄中的倍宏，告訴他我隨時準備進去牢裡陪他。



被捕的那天晚上，我本來還有兩個約會，一個是和謝長廷見面，討論九八大遊行在他指揮的那個大隊出現的事宜，另外，是和一個朋友討論文宣的事。



平常我出門，朋友都陪在旁邊，但不跟我坐在一起，因為，我們說好，一旦出事，他們不要過來，只要負責看，知道我安全就好。



事實上，我被捕的那個御書園，在兩、三個月前，我就已經去過一次，大家都認為不能再去，因為聽說已經被布線盯梢，所以說，那天會被抓，完全是自己心不在焉。



本來，我是不随便打電話的，因為我知道，有聲譜這種東西，我不願留下紀錄。即使，後來回台時間久了，偶爾打過三十秒或一分鐘，也都是在外縣市打的。那天，我在外縣巿打電話給鄒武鑑，他是獨盟的主要幹部，電話一定會被監聽，那時他正在協調9月4日盟員現身的事情，由於，當時我心情已經放鬆了，因此，在電話中跟他講了很久，差不多5分鐘，違背了我的原則。



被捕之後警鈴大作

大概是和朋友聊完天，心裹很舒暢，想去喝咖啡，先散步、然後我就到御書園去，那天，我在御書園坐的時間，也比往常要久，平時為符合變異原則，頂多一小時，但那天至少停了兩個半小時。後來調査局的人就慢慢地靠過來，我事後瞭解，樓下也早就布滿了情治人員，等到我被捕之後，所有的警鈴聲立刻大響。



或許，他們也知道我是針對制度、理念的抗爭，而非對人，因此，逮捕時除了兩三人比較凶一點，態度都還算客氣，他們抓我時第一層是3個人，一共有好幾層，他們把我脖子勒著，拿出通緝令，問我是不是李先生？我原先不承認，他們說我有一顆痣，我那時已經有坐牢的心理準備。因此，也沒有反抗，就承認了。現在回想起這段過程覺得有些荒謬，也覺得國民黨花那麽龐大的人力抓我，實在是毫無意義。



（本文刊登於1992年6月28日出版的277期《新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