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素质、国民性争议；从秦制到今日中共中国；从西欧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

文化、素质、国民性争议

莫之许：
中国所有问题都源自这个体制，什么国民性都是体制的产物而不是原因，什么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或有什么样人民就有什么样政府之类言论，出自屁民之口，相当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说到底还是不敢直斥体制，或为自己逃避或懦弱开脱的说辞，总的来说相当不堪，偏偏还那么理直气壮出口(我见到都拉黑哈)


我：
但您有没有发现，即便中共统治之前，国人尤其平民大众就是这样了？包括民国虽然开明进步，但是只是知识分子在支撑，官僚和平民其实好不到哪里。满清及之前更不用说了。
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体制，所谓“秦制”造成。但制度久了，就不止靠公开明确暴力体制维系，而是成为文化和潜规则，从价值观上塑造国民性

物质决定意识、经济政治决定文化，但是文化也有相对独立性（高中教材内容，虽然是中共洗脑教育，但这部分其实有道理）。当体制的强固和持久，塑造的人的价值取向和言行方式，就会以惯性保存在国民身上，即便枷锁解除或者不那么强烈束缚，国民还是那样遵循，甚至主动去捍卫旧秩序

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政权松动，许多习惯了旧状态的国民，仍然会支持错缪的传统，甚至故意抵触改革，哪怕改革对己有利。
而如果发生变革，在传统和国民性影响下，新政权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其成员乃至整个组织政权都会学习传统乃至有过无不及，而基础即是旧的文化与国民价值取向，让封建回归顺理成章

托克维尔就说过，新政权取代旧，但却会不自觉学习旧政权的各种模式行为。他讲的是法国，其实法国倒不典型，大革命之后还是改天换地了的，虽然经历几次反复。
真正类似的是苏中朝。尤其后二者，看似极左共产，但内质就是封建王朝。这其中从领导人到大众的价值观国民性，显然对导向这样方向起到重要作用


有些右派说苏中朝柬“极左”发端于法国大革命，其实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但是为什么完全变了味，其实就是和革命者及民众价值观和素养有密切关系。“橘生淮北则为枳”，那些“我们的法兰西岁月”的人的确受到大革命熏陶，但是骨子里却是东方专制价值，而革命主体民众更如此，于是毛泽东和波尔布特就干了那些

还有，像文化大革命，其实是1960-1970年代世界左翼进步平权运动的一部分，尤其1968年从法德到日美、再到拉美的“六八运动”，外国各地尤其欧陆，其实是利远大于弊，可以说说“扫除千年积秽”。但为什么在中国却成为毛泽东独裁工具、破除精华留下糟粕、产生等级血统论，这显然是水土问题、国民主体价值问题

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地理决定论，其实都不完全对，肯定是多变量共同造成。当然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下，某个因素影响可能相对较大或较小。
还有，这几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地理影响文化，文化影响制度，制度又塑造文化，而地理因素也是多元且变迁的（一国有不同区域、气候变化）


讨论这些的很多，福山特别喜欢讨论这个话题。福山倾向于制度决定论，但并不唯制度论。例如他认为拉美主要是制度而非文化，但意大利问题上，他就认为意大利南部的文化和人价值观，对于社会和经济影响极大，好几部著作都谈到意南。
对中国，福山认为既和制度有关，也和文化有关，还有统治者个人决策影响


莫之许：

人民不行，所以我置之不理是合理的。在国内，是为了平衡自己的怯懦和卑微，我觉得倒还好理解。在国外，就是为了自己那一点点虚无缥缈的心理需求(你都到国外了好好生活不好吗？)，而不惜加入阻碍民主变革的反动合唱(判中国民主死刑还不是加入吗)，这样的人和论调危害未必多大，但恶心程度绝对爆表。

我：

“人民不行”，有两种动机和结论。一种认为人民、中国、世界都没救了，所以干脆放弃抗争、混吃等死；另一种认为，“人民不行”，那就要改变人民，开民智聚民力新民德，从文化和物质上改变人民及其处境，让愚昧的大众变成现代公民，以促进政治变革，或者让政治变革更加导向正面。
这两种动机结论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