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和军事作战变革
在变动的世界里,这几年科技产业界最瞩目的事件莫过于人工智能大爆发和可回收太空火箭发射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但是在整个产业界的分崩裂解的背景下,它们只能算是耀眼的两片浪花。现代的全球化经济是围绕着美国人的经济理念而创立和运行的,美国人的初衷是在全球寻求价值链比较优势,使得单一产品的成本价格在品质稳定的情况下降低到最低。外包出去的工作机会是有选择性的,尖端技术或者说决定产品价值的核心部分是被留在本土的,这个有其合理性。因为既然是低关税的国际贸易,如果外国竞争者也有能力仿制同样规格的产品,那么本土企业的利润空间会被压缩,甚至最差情况,本土商品被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冲垮,造成企业倒闭。这里有一种情况,虽然本土已经失去制造该产品的企业,但是从事于进出口贸易部分的公司还是能赚取足够的利润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贸易渠道部分是回报丰厚的,那么外国制造企业为什么就不能把竞争的触角伸到贸易渠道部分呢?
美利坚合众国全球化的初始动机是打算将利润不高技术含量比较低的零部件制造外包出去,这样美国人就可以专注于尖端技术的研发。外包出去的零部件产品遵循物美价廉原则,这天然就是在鼓励血汗工厂纷纷开张。就算是在民主国家,只要本国没有大规模的创新经济,也就是没有能够生产制造市场稀缺的产品的能力,它们依然难以逃脱低价值产业链的命运。所以,不仅是专制国家,民主国家里的工薪阶层也难以逃脱超长时间的工作负荷(相比于欧美人,东亚人普遍活得比较疲惫)。
我们要问的是,在不同国情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之间,展开跨国贸易是不是可行?很多理念先行的人批判川普的内政外交政策,但是如果换一种想法,川普主义的流行只是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失去平衡太久以后的结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多大程度上必须要仰赖于国际贸易,全球化程度越深,意味着更多的机会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总之就是变得更脆弱了。反过来,俄罗斯的普京政权悍然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同时,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欧美贸易的依存度也不高,而毗邻的“隐士之国”北朝鲜则几乎就没有国际贸易。
现存的经济秩序会让商品消费国和商品生产国的国民产生一种错觉,由于生产国的一方是接收指令(以订单的方式)的一方,而消费国一方则是给出指令的一方,这种关系稳定下来以后,生产方只要卯足劲头狠命快干就好,生产的越多,生产工期越短,那么就会受到更多的鼓励(以订单数量增加的方式),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对既定模式下生产制造的依赖。这又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的价值取向,进而对国策选择产生负面影响。当用到“价值取向”这个词组的时候,会觉得这种形容是不是太宏大了。但是这种价值取向可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像是机械死板的教育体制,极力鼓吹”奋斗“的社会风气,被压缩的闲暇时间,单一价值标准的“成功学”,总之就是助推形成一幅逼仄压抑的社会空间图景。最后结果是年轻一代劳动价值信念的丧失。这里面还附带一个致命的缺陷,由于生产制造一方长期保持国际间贸易顺差,所以赚取的财富以货币形式留在本国,如果这批进口货币被各种方式换算成本国货币,那么就推高本国货币流通量,进而造成通货膨胀,这又对那些徘徊在价值链低阶层级的工薪阶层形成了财富挤压效应。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政府采取强制提高基本工资的政策,那么结果很可能是造成这种类型的企业大规模倒闭,工薪阶层集体失业。那么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赚取的外国货币(主要是美元)会增加本国货币的流通量,那么能不能想办法禁止外币换成本国货币从而让本国货币流通量不要大起大落?禁止当然是行不通的,稳定物价直接的做法是增加供给量,吃的食品,穿的衣服服饰,这些是可以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来直接购买,或者通过引进(购买)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或者管理技术)来提高本国相关商品的生产效率。例外的是,居住的房子是比较特别的。既然市面上的本国货币是稳步增长的(假设外贸一直处于盈余状态,而企业主想当然要把其中部分的盈利换成本国货币以用于消费),那么土地价格会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土地供应量是有限的,不能通过特殊手段被增加供应量),连带房价持续攀升,房租价格也水涨船高。虽然土地供应量不能被大幅增加,但是可以通过建设摩天大楼的方式来大幅度增加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加房屋数量的供给。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消费一方,消费国持续地发出市场指令(以发出订单的方式),又可以远离枯燥乏味辛劳的生产制造环节。以市场化的方式将碍眼的生产环节部分转移出去,坐拥丰富多彩又廉价的进口商品以及部分零部件,有条件花费很多时间在复杂尖端部分的技术创造环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高精尖技术由于其行业本身的高难度门槛,一般的人是没有机会和条件进入的,而且既然是高精尖行业,也意味着它能够容纳的就业人数是有限的。所以,产业转移的结果是大量的劳动力涌入服务业。大部分的服务业,即使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也很难说是高薪的,不管是酒店服务,售卖员,收银员,物流行业。而那些看起来薪资不低的蓝领工作,它的工作环境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满意的,至少不是那么舒适,也不大可能是欧美年轻人择业的首选。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例外,由于它(尤其是美国)的巨额利润是依托于全球市场,所以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天然就应当是支持全球化的。如果政治理论家也是向往全球化理念的,那么和影视产业(或者更广义的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是水到渠成的选项。消费国持续的发出市场指令帮助文化软实力输出更加富有竞争力。以消费为主的国家的国民性的价值取向会倾向于培养个体的自主性,只要做出消费行为,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进口商品供其选择。丰富的商品点缀了消费者的生活,在全球化世界里,消费者的任务是大量消费,不仅占据需求,而且往往创造需求。因为他们的需求总是能被以一种物美价廉的方式所满足,所以他们对世界的态度往往是乐观的,甚至有时候显得不切实际。发达国家的人生活在一个心想事成的世界里,这大概也是进化版(特别强调这点,是因为现在的欧美世界的左派理论和以前不大一样)的左派理论思潮能在富裕的欧美国家流行开来的原因吧。
现在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产生的最大的问题是双方的贸易收支极度不平衡,以美国为例,美国人长年财政赤字,借债消费,虽然美国发行的国债也有人认领,但是国债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美国人欠外国人的钱越来越多。这是不可持续的,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支持全球化的人完全无视美国当前的财务处境,是不是在他们的看法里,欠的钱是不用还的,所以钱要借越多越好。
借债太多的后果在欧洲国家里已经显示出来,批评欧洲的人认为欧洲人的福利太好导致他们的经济体缺少竞争力。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公平。欧洲的福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的是全球性的,欧洲人面对的问题和美国人是一样的,就是本国企业要面对来自中国等东亚国家廉价商品的冲击,只是欧洲人的家底没有美国人那么厚实,所以欧洲人先一步领教到全球化的后果。
福利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批评它的人认为福利制度养懒人削弱社会竞争力,支持它的人觉得它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穷人的福利支持是不是在剥夺富人或者中产阶级的财富呢?福利制度和大政府的低效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一个人不工作,但是得到政府的持续福利补贴,这有没有道德或者法律上的风险?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懒汉,或者勤劳是一种美德吗?当然,中国语境下的懒汉和西方人语境下的懒汉的意思是不大一样的,这里只说西方人的语境。更少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少的税赋,那么福利支出也应当缩减。这里的福利概念显然是和政府挂钩的。这种联系会造成一个让人困惑的地方,那就是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生产过剩的大工厂,明明有这么多滞销的商品,怎么还需要政府另外掏空纳税人(甚至子子孙孙)的钱袋子去支付福利呢?是不是福利支出一定要有政府方面做出财政责任?我们知道,一件商品从生产出来到报废是有固定的周期的。对于普通人而言,日常所需的消费品就是衣食住行,以食品为例子,在发达国家,市场上有那么多的食物商品,卖不掉的食物如果在临近保质期结束之前,可不可以免费送给穷人(也不一定是穷人,任何人都可以领取)当作福利呢?这样就不必花费纳税人一份钱。商品市场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有成功的企业,那么也就有失败的企业,有畅销的商品,那么就有滞销的产品。如果一家企业倒闭了,那么它的仓库里面剩余的产品可以被用作福利商品,企业可以因此享受到部分的债务减免,或者福利机构以合适的价格优先购买。如果是滞销的商品,那么这批不讨喜的商品也可以被划入福利商品。所以,这里的福利的含义是处理那些销路黯淡的商品,它只是在现有的商品流通环节里面收集那些注定要被扔进垃圾桶的产品,然后以福利的形式免费发放给需要的人。它的好处不仅是节制消费端的浪费,也能帮助节制生产端的浪费。如果市场上的某一个新进入的商家打算实行低价策略,导致成熟商家的商品积压卖不出去,那么积压的商品就只能以福利形式被免费发放出去,这对于商家的低价策略是严重警告。总之,这种福利制度的目的是使得整个市场上商品链条首尾兼顾,也使得福利制度充满着弹性或者说灵活性,因为它是依托于社会商品丰富性,如果吃福利的人变得多了(或者按照一些人说的,人变懒了),那么生产商品就会变得没有利润(没有足够的购买者),那么商品数量就会减少,随之福利商品的数量也会随之减少,相当于福利水平变低了,那么人们又会自然而然的“勤劳”起来。总的来说,这种福利制度主要是针对商品过剩的那部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朱门酒肉即将过保质期之前及时把它免费分发给穷人。那么未来商品消费的意义在于它的及时性。
移民规模和本国的制造业规模又是息息相关,如果制造业规模扩大,就业市场供不应求,那么对移民需求也随之膨胀。川普主义反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连带着合法移民审批数量也遭到限制,可能原因是随着产业外移,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群体由于缺少足够的岗位支持从而只能仰赖于福利救济,增加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加剧了本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
这几天发生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美国特种部队袭击了委内瑞拉首都,抓捕了总统马杜罗之后成功挟持带回到美国,据说是要发起对他的司法审判。整个抓捕过程持续了仅仅两个多小时,堪称是闪电行动,再结合之前美军轰炸机奇袭伊朗核反应堆地下设施的军事行动,看起来美军在实践一种新的作战理念。就是在避免派遣大规模军队进入的前提下,使用高精尖技术的武器设备,利用特定用途的飞行器,结合军事目标的情报信息,快进快出,完成任务。这听起来很魔幻,像是美国漫威超级英雄才会做到的事情,或者正如中国古人形容关云长的那样,“于万军当中取上将首级”。美方称这次特别军事行动为需要军队支持的司法刑事案件,还特别随行了几名司法人员。这能不能称之为战争呢?如果是的话,又和平时人们印象中的战争概念不大相同,典型的战争像是延烧了多年的乌克兰战争。美军特种部队这次的行动参与人数只有区区几百人。不管怎么样,质疑的声音认为,抓走一个顶部的独裁者并不能从根本上瓦解委内瑞拉内部的政治结构。我觉得,美国政府并不是想要瓦解委内瑞拉的统治集团,他们主要目的只是想扭转该国的外交政策,从反美转回到亲美。推翻整个统治集团对于美国政府而言风险太大,成本也太高,伊拉克战争就是前车之鉴。其实对于专制政权而言,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于头部的独裁者,独裁者个人的风格会给权力运行刻下非常深刻的烙印。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和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就有着显著的差别,邓下平取代毛泽东掌权不亚于是一场共产党内部革命。站在权力顶点的那个人不仅是专制权力的代言人,他也是权力秩序本身,他的下属都要仰赖于他的庇护和提拔。绑走马杜罗以后,委内瑞拉的对外政策是有希望迎来转变的。
抛开所谓的国际法之类的法律问题,回到美军新型作战模式本身,这种方法在特殊情形下大有用处。举一例子,比如缅甸,民主派的昂山素季被军政府推翻,缅甸全国迎来大骚乱,军政府无情镇压。如果在这种危机发生的浑沌时刻,美军特种部队介入,绑走了军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那么想必缅甸的政治危机会得到根本改观。又或者,当中国六四屠杀事件即将发生之前,美军特种部队进入北京绑走了邓下平等人中共元老,也会给中共内部的实权派造成极其严重的心理震撼。又或者,金正日死后,得到独裁者青睐的金正恩上位,这个时候美国特种部队介入,将金正恩绑走,那么思想比较开明的金正日长子就有很大机会继承权力。这样的例子很多,独裁政权最为脆弱的时刻发生在权力交接过程的前后,因为新上任的独裁者往往没有民意基础,也还没有开始形成自己的羽翼,这个时候将其拔除是最合适的。而且由于物以类聚的缘故,专制政体的候选人通常也是向前任独裁者看齐的,所以需要多重复几次独裁者被动更替,总是有希望上来一个改良政策的新领袖的。这种军事干涉手段需要介入者像老虎一样耐性等待猎物出现的机会,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达成政治目的。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美军这种军事行为算不算得上是干涉他国内政呢?毫无疑问,这就是公然以武力干涉介入他国内政的行为。不过,普世价值强调的是,“人权高于主权”,既然马杜罗窃取大选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就已经是在践踏委内瑞拉民众的人权,那么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出兵干涉内政也算是师出有名。更要紧的是,由于这次是一场奇袭作战,马杜罗想要像通常的独裁者那样把平民当肉盾的计划也没有机会施展,那么就更加坐实了这次出师的合法性。
美利坚合众国全球化的初始动机是打算将利润不高技术含量比较低的零部件制造外包出去,这样美国人就可以专注于尖端技术的研发。外包出去的零部件产品遵循物美价廉原则,这天然就是在鼓励血汗工厂纷纷开张。就算是在民主国家,只要本国没有大规模的创新经济,也就是没有能够生产制造市场稀缺的产品的能力,它们依然难以逃脱低价值产业链的命运。所以,不仅是专制国家,民主国家里的工薪阶层也难以逃脱超长时间的工作负荷(相比于欧美人,东亚人普遍活得比较疲惫)。
我们要问的是,在不同国情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之间,展开跨国贸易是不是可行?很多理念先行的人批判川普的内政外交政策,但是如果换一种想法,川普主义的流行只是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失去平衡太久以后的结果。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多大程度上必须要仰赖于国际贸易,全球化程度越深,意味着更多的机会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总之就是变得更脆弱了。反过来,俄罗斯的普京政权悍然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同时,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欧美贸易的依存度也不高,而毗邻的“隐士之国”北朝鲜则几乎就没有国际贸易。
现存的经济秩序会让商品消费国和商品生产国的国民产生一种错觉,由于生产国的一方是接收指令(以订单的方式)的一方,而消费国一方则是给出指令的一方,这种关系稳定下来以后,生产方只要卯足劲头狠命快干就好,生产的越多,生产工期越短,那么就会受到更多的鼓励(以订单数量增加的方式),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对既定模式下生产制造的依赖。这又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的价值取向,进而对国策选择产生负面影响。当用到“价值取向”这个词组的时候,会觉得这种形容是不是太宏大了。但是这种价值取向可以解释很多社会现象。像是机械死板的教育体制,极力鼓吹”奋斗“的社会风气,被压缩的闲暇时间,单一价值标准的“成功学”,总之就是助推形成一幅逼仄压抑的社会空间图景。最后结果是年轻一代劳动价值信念的丧失。这里面还附带一个致命的缺陷,由于生产制造一方长期保持国际间贸易顺差,所以赚取的财富以货币形式留在本国,如果这批进口货币被各种方式换算成本国货币,那么就推高本国货币流通量,进而造成通货膨胀,这又对那些徘徊在价值链低阶层级的工薪阶层形成了财富挤压效应。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政府采取强制提高基本工资的政策,那么结果很可能是造成这种类型的企业大规模倒闭,工薪阶层集体失业。那么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赚取的外国货币(主要是美元)会增加本国货币的流通量,那么能不能想办法禁止外币换成本国货币从而让本国货币流通量不要大起大落?禁止当然是行不通的,稳定物价直接的做法是增加供给量,吃的食品,穿的衣服服饰,这些是可以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来直接购买,或者通过引进(购买)更先进的生产技术(或者管理技术)来提高本国相关商品的生产效率。例外的是,居住的房子是比较特别的。既然市面上的本国货币是稳步增长的(假设外贸一直处于盈余状态,而企业主想当然要把其中部分的盈利换成本国货币以用于消费),那么土地价格会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土地供应量是有限的,不能通过特殊手段被增加供应量),连带房价持续攀升,房租价格也水涨船高。虽然土地供应量不能被大幅增加,但是可以通过建设摩天大楼的方式来大幅度增加土地的利用效率,增加房屋数量的供给。
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消费一方,消费国持续地发出市场指令(以发出订单的方式),又可以远离枯燥乏味辛劳的生产制造环节。以市场化的方式将碍眼的生产环节部分转移出去,坐拥丰富多彩又廉价的进口商品以及部分零部件,有条件花费很多时间在复杂尖端部分的技术创造环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高精尖技术由于其行业本身的高难度门槛,一般的人是没有机会和条件进入的,而且既然是高精尖行业,也意味着它能够容纳的就业人数是有限的。所以,产业转移的结果是大量的劳动力涌入服务业。大部分的服务业,即使以发达国家的标准,也很难说是高薪的,不管是酒店服务,售卖员,收银员,物流行业。而那些看起来薪资不低的蓝领工作,它的工作环境也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满意的,至少不是那么舒适,也不大可能是欧美年轻人择业的首选。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例外,由于它(尤其是美国)的巨额利润是依托于全球市场,所以影视行业从业人员天然就应当是支持全球化的。如果政治理论家也是向往全球化理念的,那么和影视产业(或者更广义的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是水到渠成的选项。消费国持续的发出市场指令帮助文化软实力输出更加富有竞争力。以消费为主的国家的国民性的价值取向会倾向于培养个体的自主性,只要做出消费行为,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进口商品供其选择。丰富的商品点缀了消费者的生活,在全球化世界里,消费者的任务是大量消费,不仅占据需求,而且往往创造需求。因为他们的需求总是能被以一种物美价廉的方式所满足,所以他们对世界的态度往往是乐观的,甚至有时候显得不切实际。发达国家的人生活在一个心想事成的世界里,这大概也是进化版(特别强调这点,是因为现在的欧美世界的左派理论和以前不大一样)的左派理论思潮能在富裕的欧美国家流行开来的原因吧。
现在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产生的最大的问题是双方的贸易收支极度不平衡,以美国为例,美国人长年财政赤字,借债消费,虽然美国发行的国债也有人认领,但是国债规模不断扩大,意味着美国人欠外国人的钱越来越多。这是不可持续的,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支持全球化的人完全无视美国当前的财务处境,是不是在他们的看法里,欠的钱是不用还的,所以钱要借越多越好。
借债太多的后果在欧洲国家里已经显示出来,批评欧洲的人认为欧洲人的福利太好导致他们的经济体缺少竞争力。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公平。欧洲的福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的是全球性的,欧洲人面对的问题和美国人是一样的,就是本国企业要面对来自中国等东亚国家廉价商品的冲击,只是欧洲人的家底没有美国人那么厚实,所以欧洲人先一步领教到全球化的后果。
福利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批评它的人认为福利制度养懒人削弱社会竞争力,支持它的人觉得它是人权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穷人的福利支持是不是在剥夺富人或者中产阶级的财富呢?福利制度和大政府的低效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一个人不工作,但是得到政府的持续福利补贴,这有没有道德或者法律上的风险?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懒汉,或者勤劳是一种美德吗?当然,中国语境下的懒汉和西方人语境下的懒汉的意思是不大一样的,这里只说西方人的语境。更少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少的税赋,那么福利支出也应当缩减。这里的福利概念显然是和政府挂钩的。这种联系会造成一个让人困惑的地方,那就是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生产过剩的大工厂,明明有这么多滞销的商品,怎么还需要政府另外掏空纳税人(甚至子子孙孙)的钱袋子去支付福利呢?是不是福利支出一定要有政府方面做出财政责任?我们知道,一件商品从生产出来到报废是有固定的周期的。对于普通人而言,日常所需的消费品就是衣食住行,以食品为例子,在发达国家,市场上有那么多的食物商品,卖不掉的食物如果在临近保质期结束之前,可不可以免费送给穷人(也不一定是穷人,任何人都可以领取)当作福利呢?这样就不必花费纳税人一份钱。商品市场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有成功的企业,那么也就有失败的企业,有畅销的商品,那么就有滞销的产品。如果一家企业倒闭了,那么它的仓库里面剩余的产品可以被用作福利商品,企业可以因此享受到部分的债务减免,或者福利机构以合适的价格优先购买。如果是滞销的商品,那么这批不讨喜的商品也可以被划入福利商品。所以,这里的福利的含义是处理那些销路黯淡的商品,它只是在现有的商品流通环节里面收集那些注定要被扔进垃圾桶的产品,然后以福利的形式免费发放给需要的人。它的好处不仅是节制消费端的浪费,也能帮助节制生产端的浪费。如果市场上的某一个新进入的商家打算实行低价策略,导致成熟商家的商品积压卖不出去,那么积压的商品就只能以福利形式被免费发放出去,这对于商家的低价策略是严重警告。总之,这种福利制度的目的是使得整个市场上商品链条首尾兼顾,也使得福利制度充满着弹性或者说灵活性,因为它是依托于社会商品丰富性,如果吃福利的人变得多了(或者按照一些人说的,人变懒了),那么生产商品就会变得没有利润(没有足够的购买者),那么商品数量就会减少,随之福利商品的数量也会随之减少,相当于福利水平变低了,那么人们又会自然而然的“勤劳”起来。总的来说,这种福利制度主要是针对商品过剩的那部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朱门酒肉即将过保质期之前及时把它免费分发给穷人。那么未来商品消费的意义在于它的及时性。
移民规模和本国的制造业规模又是息息相关,如果制造业规模扩大,就业市场供不应求,那么对移民需求也随之膨胀。川普主义反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连带着合法移民审批数量也遭到限制,可能原因是随着产业外移,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群体由于缺少足够的岗位支持从而只能仰赖于福利救济,增加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加剧了本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
这几天发生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美国特种部队袭击了委内瑞拉首都,抓捕了总统马杜罗之后成功挟持带回到美国,据说是要发起对他的司法审判。整个抓捕过程持续了仅仅两个多小时,堪称是闪电行动,再结合之前美军轰炸机奇袭伊朗核反应堆地下设施的军事行动,看起来美军在实践一种新的作战理念。就是在避免派遣大规模军队进入的前提下,使用高精尖技术的武器设备,利用特定用途的飞行器,结合军事目标的情报信息,快进快出,完成任务。这听起来很魔幻,像是美国漫威超级英雄才会做到的事情,或者正如中国古人形容关云长的那样,“于万军当中取上将首级”。美方称这次特别军事行动为需要军队支持的司法刑事案件,还特别随行了几名司法人员。这能不能称之为战争呢?如果是的话,又和平时人们印象中的战争概念不大相同,典型的战争像是延烧了多年的乌克兰战争。美军特种部队这次的行动参与人数只有区区几百人。不管怎么样,质疑的声音认为,抓走一个顶部的独裁者并不能从根本上瓦解委内瑞拉内部的政治结构。我觉得,美国政府并不是想要瓦解委内瑞拉的统治集团,他们主要目的只是想扭转该国的外交政策,从反美转回到亲美。推翻整个统治集团对于美国政府而言风险太大,成本也太高,伊拉克战争就是前车之鉴。其实对于专制政权而言,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于头部的独裁者,独裁者个人的风格会给权力运行刻下非常深刻的烙印。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和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就有着显著的差别,邓下平取代毛泽东掌权不亚于是一场共产党内部革命。站在权力顶点的那个人不仅是专制权力的代言人,他也是权力秩序本身,他的下属都要仰赖于他的庇护和提拔。绑走马杜罗以后,委内瑞拉的对外政策是有希望迎来转变的。
抛开所谓的国际法之类的法律问题,回到美军新型作战模式本身,这种方法在特殊情形下大有用处。举一例子,比如缅甸,民主派的昂山素季被军政府推翻,缅甸全国迎来大骚乱,军政府无情镇压。如果在这种危机发生的浑沌时刻,美军特种部队介入,绑走了军政府的主要负责人,那么想必缅甸的政治危机会得到根本改观。又或者,当中国六四屠杀事件即将发生之前,美军特种部队进入北京绑走了邓下平等人中共元老,也会给中共内部的实权派造成极其严重的心理震撼。又或者,金正日死后,得到独裁者青睐的金正恩上位,这个时候美国特种部队介入,将金正恩绑走,那么思想比较开明的金正日长子就有很大机会继承权力。这样的例子很多,独裁政权最为脆弱的时刻发生在权力交接过程的前后,因为新上任的独裁者往往没有民意基础,也还没有开始形成自己的羽翼,这个时候将其拔除是最合适的。而且由于物以类聚的缘故,专制政体的候选人通常也是向前任独裁者看齐的,所以需要多重复几次独裁者被动更替,总是有希望上来一个改良政策的新领袖的。这种军事干涉手段需要介入者像老虎一样耐性等待猎物出现的机会,争取以最小的成本达成政治目的。
那么关键的问题来了,美军这种军事行为算不算得上是干涉他国内政呢?毫无疑问,这就是公然以武力干涉介入他国内政的行为。不过,普世价值强调的是,“人权高于主权”,既然马杜罗窃取大选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就已经是在践踏委内瑞拉民众的人权,那么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出兵干涉内政也算是师出有名。更要紧的是,由于这次是一场奇袭作战,马杜罗想要像通常的独裁者那样把平民当肉盾的计划也没有机会施展,那么就更加坐实了这次出师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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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伊朗街头革命,人权和主权,主权动态人权理论,军用无人机介入政权更迭是否可行
伊朗现在爆发大规模民众街头示威运动,表达对哈梅内伊政权不满,声张政权更替诉求。对于生活在中国没有亲身经历过八九六四运动的年轻人而言,现时的伊朗民主化街头运动提供了一个最真实的现场情景。伊朗神权统治阶层会采取的镇压行动以及一些狠话和中共统治阶层不会差太多,像是断网,甩锅外部势力,派出军警,以及从克制到武力镇压升级,最后到肆无忌惮血腥镇压。像伊朗这样民生凋敝的国家,内部的物资流通效率很低,一旦商人罢市,各个物资流通的节点所储存的物资很快就会见底,拖延的时间越长,那么以军警为主力的镇压体系所能保留的物资(食品等生活日用品)也会很快消耗完。子弹等武器部件可以保持品质很长时间,伊朗这样的国家应当也是不缺这些的,但是食品等生活日用品却是有保质期的。除了食品,伊朗的特权阶层,也包括军警体系,他们原先所享受的各种服务也是需要社会提供的,服务体系停摆,那么所谓的特权的内容也是大打折扣。所以,从伊朗统治阶层的角度,比如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军官,他们的血腥镇压不仅是出于听从哈梅内伊的命令,也是在为自己所属阶层的特权而战。
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伊朗民众民主化诉求前景是很悲观的。这和伊朗民众的国民性勇猛还是不勇猛没有太大关系,再怎么勇猛,血肉之躯如何挡得住真枪实弹?如果不是伊朗神权政权没有给底层民众一条活路,想必伊朗平民也不会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游行抗议。专制政体下民众抗议的危险性远远超过民主国家,这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当年的美国可以倾全国之力去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是现在让他们稍微运用一下武力去恫吓伊朗政权,却是要犹疑再三。到目前为止,伊朗遇难者人数,外界估计已经达到数千人。在这种时候,外界与其去鼓舞伊朗人民再接再厉持续对伊朗政权施压,不如施压有实力干涉的“外部势力”,催促它们及早介入。以色列不是将伊朗神权政治当作地缘政治竞争死敌吗?这种时候出动军队力量给伊朗民众提供武力保护伞是最合适的时机。当然这时候的一些风凉话是少不了的,什么“伊朗的命运需要伊朗人民自己拯救”,言外之意,就是要伊朗人民不要指望外部的武力援助,这又是在落井下石。
外部势力如果要干涉伊朗,如果是吸取以前中东干预政策的经验的话,那么所应当采取的合理作法,首先是去意识形态化,也就是不要指望能够可以在伊朗地区立即建立起来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因为从欧美等国家的民主实践来看,民主政体的运作其实是很复杂的,涉及到很多政治技术层面的内容。考虑到中东地区普遍民主化程度不高(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公开反对外部势力介入。沙特阿拉伯是君主专制政体),指望伊朗能在哈梅内伊政权倒台之后能顺理成章迈入民主政体是值得怀疑的。重要的是内部的演变。鉴于伊朗现在全国网络连接断开,那么外部势力是不是至少可以考虑向伊朗投放无人机以用于侦察,实时播报街头运动情况。无人侦察机数量一定要足够多,如果能做到遍布伊朗主要城市街头,那么就相当于把伊朗军警体系推到风口浪尖上,使得他们有所忌惮不敢开枪动武。如果是武力介入的话,那么无人机也一样可以至关重要的作用。执行巡逻任务的攻击型无人机携带小型炸弹,在侦察无人机的配合下对执行开枪镇压任务的军警实行定点清除。因为目标是位于人群密集的街头场所,所以需要特别定制型的炸弹,不能让炸弹爆炸波及到无辜人群。这些做法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武力镇压的军警体系实行同等甚至对等的报复,从而保障伊朗街头运动能够持续地进行,为伊朗民众的街头运动提供武力保护伞。
外部势力发放军事用途的无人机进入伊朗是不是相当于进入战争状态呢,这在国际法上多少有些顾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的国际法就是有问题的。一个国家的主权应当和它的人权挂钩。人权水平越低,那么它所享有的主权能力也应当降低。伊朗当局既然已经开始血腥镇压民众正当的政治诉求,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理直气壮地取消伊朗政权所享有的主权权力,甚至应当剥夺伊朗的主权国家的身份,从而打消外部势力干预的顾虑。从现实层面讲也是合理的(姑且称之为“主权动态人权理论”)。伊朗政权在构建整个镇压体系过程中,毫无疑问,它一定是接收了很多来自于俄罗斯中国等专制国家的帮助,像是资金支持(石油交易),技术支援(尤其是监控技术和武器技术),而国际上的民主国家却没有能够提供同等程度的实质援助而只是停留在道义支持,不仅是不对等也是不公平的。外部势力武力介入可以帮助弥补这种差距。考虑伊朗街头最具有革命理想的人越有可能率先倒在血腥镇压的血泊里,那么外部势力越早介入越好。这点很像以前中国清朝晚期辛亥革命的时候,最具有革命理想(抱着殉道的愿望)的革命党人大都没有能活到革命成功的黎明,结果是像孙中山这样的野心家活到了最后,成为了最终的赢家。这种结果对于革命事业是重大的人才损失。伊朗革命不应当重蹈覆辙。
还有一个消息,美国参议院在1月7号通过了一项限制白宫发动战争权力的决议,民主党方面认为美国总统发起战争的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如果是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行为,寻求对外战争决策的程序公开透明是正当的。但是这次美国白宫方面已经声称是绑走马杜罗是司法案件,而且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考虑到特种军事活动需要秘密快速以达成作战任务,不事先通报国会是适应于战争模式本身。国会与其反对这种新型作战干预模式,不如顺应潮流,授予美国总统先发制人精准打击的局部即时战争权力,只是在其想要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和时间方面加上限制。美国总统决策的灵活性和美国国会在大方向的法律保障是可以结合起来的。牺牲即时决策灵活性或者摧毁国家权力制衡根基都应当极力避免。如果是伊朗现在的情况,由于伊朗独裁者哈梅内伊长时间躲藏在地堡里面,美军特种部队如果要实行抓捕有很大难度,而且伊朗不像委内瑞拉,它距离美国本土军事基地还是太遥远,给特种部队多兵种协同行动增加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如果要在实际层面上支持伊朗,还是应当通过国会,提出决议,拨出专门预算支持伊朗人民,主要内容是以无人机蜂群的方式,精准支持,就像前面提到过的。
伊朗现在爆发大规模民众街头示威运动,表达对哈梅内伊政权不满,声张政权更替诉求。对于生活在中国没有亲身经历过八九六四运动的年轻人而言,现时的伊朗民主化街头运动提供了一个最真实的现场情景。伊朗神权统治阶层会采取的镇压行动以及一些狠话和中共统治阶层不会差太多,像是断网,甩锅外部势力,派出军警,以及从克制到武力镇压升级,最后到肆无忌惮血腥镇压。像伊朗这样民生凋敝的国家,内部的物资流通效率很低,一旦商人罢市,各个物资流通的节点所储存的物资很快就会见底,拖延的时间越长,那么以军警为主力的镇压体系所能保留的物资(食品等生活日用品)也会很快消耗完。子弹等武器部件可以保持品质很长时间,伊朗这样的国家应当也是不缺这些的,但是食品等生活日用品却是有保质期的。除了食品,伊朗的特权阶层,也包括军警体系,他们原先所享受的各种服务也是需要社会提供的,服务体系停摆,那么所谓的特权的内容也是大打折扣。所以,从伊朗统治阶层的角度,比如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军官,他们的血腥镇压不仅是出于听从哈梅内伊的命令,也是在为自己所属阶层的特权而战。
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伊朗民众民主化诉求前景是很悲观的。这和伊朗民众的国民性勇猛还是不勇猛没有太大关系,再怎么勇猛,血肉之躯如何挡得住真枪实弹?如果不是伊朗神权政权没有给底层民众一条活路,想必伊朗平民也不会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游行抗议。专制政体下民众抗议的危险性远远超过民主国家,这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当年的美国可以倾全国之力去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是现在让他们稍微运用一下武力去恫吓伊朗政权,却是要犹疑再三。到目前为止,伊朗遇难者人数,外界估计已经达到数千人。在这种时候,外界与其去鼓舞伊朗人民再接再厉持续对伊朗政权施压,不如施压有实力干涉的“外部势力”,催促它们及早介入。以色列不是将伊朗神权政治当作地缘政治竞争死敌吗?这种时候出动军队力量给伊朗民众提供武力保护伞是最合适的时机。当然这时候的一些风凉话是少不了的,什么“伊朗的命运需要伊朗人民自己拯救”,言外之意,就是要伊朗人民不要指望外部的武力援助,这又是在落井下石。
外部势力如果要干涉伊朗,如果是吸取以前中东干预政策的经验的话,那么所应当采取的合理作法,首先是去意识形态化,也就是不要指望能够可以在伊朗地区立即建立起来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因为从欧美等国家的民主实践来看,民主政体的运作其实是很复杂的,涉及到很多政治技术层面的内容。考虑到中东地区普遍民主化程度不高(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公开反对外部势力介入。沙特阿拉伯是君主专制政体),指望伊朗能在哈梅内伊政权倒台之后能顺理成章迈入民主政体是值得怀疑的。重要的是内部的演变。鉴于伊朗现在全国网络连接断开,那么外部势力是不是至少可以考虑向伊朗投放无人机以用于侦察,实时播报街头运动情况。无人侦察机数量一定要足够多,如果能做到遍布伊朗主要城市街头,那么就相当于把伊朗军警体系推到风口浪尖上,使得他们有所忌惮不敢开枪动武。如果是武力介入的话,那么无人机也一样可以至关重要的作用。执行巡逻任务的攻击型无人机携带小型炸弹,在侦察无人机的配合下对执行开枪镇压任务的军警实行定点清除。因为目标是位于人群密集的街头场所,所以需要特别定制型的炸弹,不能让炸弹爆炸波及到无辜人群。这些做法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武力镇压的军警体系实行同等甚至对等的报复,从而保障伊朗街头运动能够持续地进行,为伊朗民众的街头运动提供武力保护伞。
外部势力发放军事用途的无人机进入伊朗是不是相当于进入战争状态呢,这在国际法上多少有些顾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的国际法就是有问题的。一个国家的主权应当和它的人权挂钩。人权水平越低,那么它所享有的主权能力也应当降低。伊朗当局既然已经开始血腥镇压民众正当的政治诉求,那么国际社会就应当理直气壮地取消伊朗政权所享有的主权权力,甚至应当剥夺伊朗的主权国家的身份,从而打消外部势力干预的顾虑。从现实层面讲也是合理的(姑且称之为“主权动态人权理论”)。伊朗政权在构建整个镇压体系过程中,毫无疑问,它一定是接收了很多来自于俄罗斯中国等专制国家的帮助,像是资金支持(石油交易),技术支援(尤其是监控技术和武器技术),而国际上的民主国家却没有能够提供同等程度的实质援助而只是停留在道义支持,不仅是不对等也是不公平的。外部势力武力介入可以帮助弥补这种差距。考虑伊朗街头最具有革命理想的人越有可能率先倒在血腥镇压的血泊里,那么外部势力越早介入越好。这点很像以前中国清朝晚期辛亥革命的时候,最具有革命理想(抱着殉道的愿望)的革命党人大都没有能活到革命成功的黎明,结果是像孙中山这样的野心家活到了最后,成为了最终的赢家。这种结果对于革命事业是重大的人才损失。伊朗革命不应当重蹈覆辙。
还有一个消息,美国参议院在1月7号通过了一项限制白宫发动战争权力的决议,民主党方面认为美国总统发起战争的程序不够公开透明。如果是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行为,寻求对外战争决策的程序公开透明是正当的。但是这次美国白宫方面已经声称是绑走马杜罗是司法案件,而且整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考虑到特种军事活动需要秘密快速以达成作战任务,不事先通报国会是适应于战争模式本身。国会与其反对这种新型作战干预模式,不如顺应潮流,授予美国总统先发制人精准打击的局部即时战争权力,只是在其想要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和时间方面加上限制。美国总统决策的灵活性和美国国会在大方向的法律保障是可以结合起来的。牺牲即时决策灵活性或者摧毁国家权力制衡根基都应当极力避免。如果是伊朗现在的情况,由于伊朗独裁者哈梅内伊长时间躲藏在地堡里面,美军特种部队如果要实行抓捕有很大难度,而且伊朗不像委内瑞拉,它距离美国本土军事基地还是太遥远,给特种部队多兵种协同行动增加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如果要在实际层面上支持伊朗,还是应当通过国会,提出决议,拨出专门预算支持伊朗人民,主要内容是以无人机蜂群的方式,精准支持,就像前面提到过的。
新形势下的政权更迭
美军持续空袭伊朗全境,主要的火力对准军事导弹发射以及雷达预警等军用设施。除了军事上的定点打击,活跃在伊朗政坛的主要政治人员则持续被置于斩杀线之下。大批的伊朗军政领导层,包括伊朗最高领袖都死于空袭。这应该算是大规模的政治人物暗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作恶多端,但是外界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总统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有将战争视为儿戏的风险。既没有国会明确授权,也没有联合国给予同意,用于约束各国行为的国际法也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那么会不会推动这个世界以后走在没有法律程序约束的道路上呢?
虽然国际法是明确的,但是像伊朗这样的极权国家,它的领导层为了寻求国际法的庇护,不会明面上公然撕毁国际法。伊朗领导层虽然将伊朗以色列的关系放在一个零和游戏的框架下,但是它的手段是以一种软性的手段将两国关系持续推到战争爆发的边缘。他们的战争意愿是非常强烈的,甚至对面的以色列人都能时刻嗅到浓烈的敌意,但是他们就是不会在中央集权政府层面公然发起战争。这一点跟中共国的对台战略一模一样,不会发起被认为是战争的行为,但是会刻意地发起有敌意的挑衅行为,而这种行为刚好处在宣战标准之下不远的地方。一次两次军机绕台倒是没有什么,但是持续地军机扰台,中低烈度的挑衅,持续的时间累积下,它所发出的战争讯号形同于正式宣战(如果以微积分来计算,将战争讯号设置为y轴,时间设置为x轴,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内,总的战争讯号需要计算累积的面积,而不能单单看某一个固定的x轴上的数值所对应的y值)。
“兵者,伪道也”。既然伊朗已经选择了伪诈的方式来体现对以色列的敌意,那么两国关系就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战争。而且像伊朗选择的这种做法还有一个目的,既然自己这方并没有发起公然的战争(中央政府层面宣布开战),而对方在自己的持续的施压之下终于按耐不住而发起了反击,那么就正好让对方落入了圈套,可以向国际社会指控对方负有挑起战争的责任,责任全在以色列(伊朗所发起各种小动作由于不是公开的,所以外界难以捕捉,媒体难以掌握真实情况,通常情况下也不会报道。而以色列攻略加沙的过程则完全置于国际媒体的监督之下,双方的曝光度不在一个层面)。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也是先假装要和国民党谈判,但是私底下又让地方军队不要放松对国民党领土的蚕食,最终让蒋介石方面判断中共没有和平谈判诚意,于是让军队反击,相当于是首先在中央层面宣布和中共开战。这就让毛泽东方面抓住了把柄,间接影响了美国方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观感(美国政府观察团想当然会认为蒋介石是独裁者,因为明面上看,是他首先做出了宣战的行为)。所以,不知道伊朗高层这种侵略手法是不是中共国方面传授的呢?
所以,国际法还是需要的,但是目前主流的国际法在执行层面多少还是显得呆板僵硬,无法适应和应对战争贩子千方百计钻法律的漏洞。我是觉得,超限战就是在钻国际法的漏洞。
在美军以色列空军的持续打击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层基本团灭,接下来会如何演变呢?这里又出现了针对美国总统的第二个批评,就是整个战争计划没有明确的重建步骤。这其实是和这种定点清除的战争模式有很大关系,在领导层团灭之后,剩下的各方势力明争暗斗,最后出现一个新的领袖,这个新领袖要有稳定的势力。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所以美国方面这次并没有事先就看好一个政坛新星,然后就像以前那样,花重金去栽培这个看好的人物。美国方面目前看来是打算认可伊朗政坛经过洗牌之后的权力排名,只要这个新领袖愿意开启和谈,同时对美国友好即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剩下的势力,或者我们称之为原伊朗政坛的中下层实力派,他们准备抵抗到底的话,那么岂不是会是巨大的麻烦?反美反以色列在伊朗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市场的,这个从流传的一些德黑兰民众走上街头支持哈梅内伊可以体现出来。同时,支撑哈梅内伊政权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握了关键的军事武器,所以他们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天然具有优势,再加上部分支持神权政府的伊朗民众,所以伊朗未来的权力版图演变看来不会那么乐观。那么,这就注定了这场个政权更迭的戏码不会是短期行为。美军以色列要继续为伊朗手无寸铁的民众提供武力支持。如果有更高的愿景的话,具体的做法是,实行间歇式停火,同时对伊朗参与街头运动的民众喊话,承诺对他们武力支持。承诺内容如下,如果他们呼吁建立民主政体的呼声被军警镇压,美军以色列军队愿意提供空中火力支援(之前提到的无人机护航),对镇压的军警实行天诛。只要能遏制住当权者诉诸武力的冲动,伊朗发生和平演变向民主政体转型的机会大增。还有一点,伊朗的城市居民渴望世俗化政权的愿望会比较强烈,如果让伊朗全境迈入民主政体的难度太高,不妨推动让部分地区先迈入民主政体,再依次扩散民主实践,直到覆盖整个国家。
美军持续空袭伊朗全境,主要的火力对准军事导弹发射以及雷达预警等军用设施。除了军事上的定点打击,活跃在伊朗政坛的主要政治人员则持续被置于斩杀线之下。大批的伊朗军政领导层,包括伊朗最高领袖都死于空袭。这应该算是大规模的政治人物暗杀。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作恶多端,但是外界有一种声音,认为美国总统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有将战争视为儿戏的风险。既没有国会明确授权,也没有联合国给予同意,用于约束各国行为的国际法也没有起到应有的约束,那么会不会推动这个世界以后走在没有法律程序约束的道路上呢?
虽然国际法是明确的,但是像伊朗这样的极权国家,它的领导层为了寻求国际法的庇护,不会明面上公然撕毁国际法。伊朗领导层虽然将伊朗以色列的关系放在一个零和游戏的框架下,但是它的手段是以一种软性的手段将两国关系持续推到战争爆发的边缘。他们的战争意愿是非常强烈的,甚至对面的以色列人都能时刻嗅到浓烈的敌意,但是他们就是不会在中央集权政府层面公然发起战争。这一点跟中共国的对台战略一模一样,不会发起被认为是战争的行为,但是会刻意地发起有敌意的挑衅行为,而这种行为刚好处在宣战标准之下不远的地方。一次两次军机绕台倒是没有什么,但是持续地军机扰台,中低烈度的挑衅,持续的时间累积下,它所发出的战争讯号形同于正式宣战(如果以微积分来计算,将战争讯号设置为y轴,时间设置为x轴,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内,总的战争讯号需要计算累积的面积,而不能单单看某一个固定的x轴上的数值所对应的y值)。
“兵者,伪道也”。既然伊朗已经选择了伪诈的方式来体现对以色列的敌意,那么两国关系就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战争。而且像伊朗选择的这种做法还有一个目的,既然自己这方并没有发起公然的战争(中央政府层面宣布开战),而对方在自己的持续的施压之下终于按耐不住而发起了反击,那么就正好让对方落入了圈套,可以向国际社会指控对方负有挑起战争的责任,责任全在以色列(伊朗所发起各种小动作由于不是公开的,所以外界难以捕捉,媒体难以掌握真实情况,通常情况下也不会报道。而以色列攻略加沙的过程则完全置于国际媒体的监督之下,双方的曝光度不在一个层面)。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也是先假装要和国民党谈判,但是私底下又让地方军队不要放松对国民党领土的蚕食,最终让蒋介石方面判断中共没有和平谈判诚意,于是让军队反击,相当于是首先在中央层面宣布和中共开战。这就让毛泽东方面抓住了把柄,间接影响了美国方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观感(美国政府观察团想当然会认为蒋介石是独裁者,因为明面上看,是他首先做出了宣战的行为)。所以,不知道伊朗高层这种侵略手法是不是中共国方面传授的呢?
所以,国际法还是需要的,但是目前主流的国际法在执行层面多少还是显得呆板僵硬,无法适应和应对战争贩子千方百计钻法律的漏洞。我是觉得,超限战就是在钻国际法的漏洞。
在美军以色列空军的持续打击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层基本团灭,接下来会如何演变呢?这里又出现了针对美国总统的第二个批评,就是整个战争计划没有明确的重建步骤。这其实是和这种定点清除的战争模式有很大关系,在领导层团灭之后,剩下的各方势力明争暗斗,最后出现一个新的领袖,这个新领袖要有稳定的势力。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所以美国方面这次并没有事先就看好一个政坛新星,然后就像以前那样,花重金去栽培这个看好的人物。美国方面目前看来是打算认可伊朗政坛经过洗牌之后的权力排名,只要这个新领袖愿意开启和谈,同时对美国友好即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剩下的势力,或者我们称之为原伊朗政坛的中下层实力派,他们准备抵抗到底的话,那么岂不是会是巨大的麻烦?反美反以色列在伊朗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市场的,这个从流传的一些德黑兰民众走上街头支持哈梅内伊可以体现出来。同时,支撑哈梅内伊政权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握了关键的军事武器,所以他们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天然具有优势,再加上部分支持神权政府的伊朗民众,所以伊朗未来的权力版图演变看来不会那么乐观。那么,这就注定了这场个政权更迭的戏码不会是短期行为。美军以色列要继续为伊朗手无寸铁的民众提供武力支持。如果有更高的愿景的话,具体的做法是,实行间歇式停火,同时对伊朗参与街头运动的民众喊话,承诺对他们武力支持。承诺内容如下,如果他们呼吁建立民主政体的呼声被军警镇压,美军以色列军队愿意提供空中火力支援(之前提到的无人机护航),对镇压的军警实行天诛。只要能遏制住当权者诉诸武力的冲动,伊朗发生和平演变向民主政体转型的机会大增。还有一点,伊朗的城市居民渴望世俗化政权的愿望会比较强烈,如果让伊朗全境迈入民主政体的难度太高,不妨推动让部分地区先迈入民主政体,再依次扩散民主实践,直到覆盖整个国家。
流传的最新消息,哈梅内伊的二儿子被伊朗神权政府选择为新一任领袖。之前预测,由于伊朗高层被美以联合空袭导致团灭,那么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新任领袖的出现至少要经过一段明争暗斗的过程。但是现在这位新任领袖被推举上台的速度未免过于快速,然后有更加详细的资料流出来,原来这位新任领袖是哈梅内伊的权力代理人,虽然职位是中级教士,但是在伊朗内部呼风唤雨,权力等级排序上是非常显要的。应当将这位哈梅内伊的直系亲属视为伊朗权力高层集团成员之一。哈梅内伊之所以仅仅只给予这位实权人物以中级教士的职务,其用意应当是一种障眼法。他们知道美军以色列军队的军事情报部门非常厉害,所以只是安排这位实权人物在幕后活动,很少在台面上活动就是为了不想让美军以色列情报部门获得他的私人信息,从而提升战场存活率。之前提出的间歇式空袭的目的是为了给伊朗内部权力重新洗牌提供一个相对缓和的外部条件,但是既然现在从幕后走出来了一个原高层实权派人物,那么就只能继续空袭,直到所有的原高层权势集团完全覆灭为止。伊朗和委内瑞拉不一样,伊朗的政权组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密的,尤其是伊朗革命卫队,其主要成员应当都是经过哈梅内伊长年累月精挑细选的,指望从这个团体里面出来一个愿意执行不同政策的政治人物开启伊朗新时代恐怕是几率不高。那么对这个政权的中下层而言,由于他们浸泡在神权体系中的时间不算太长(相比于那些长老们),获得的利益也有限,距离民众日常生活相对比较近,所以从他们中间出现一个改革派的希望还是有的。空袭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创造这样一个内部竞争的环境,以一种相对不明朗的几率出现一个新的改革阶层。
"新任领袖的出现至少要经过一段明争暗斗的过程。"
产生新任领袖并不意味着明争暗斗的结束
产生新任领袖并不意味着明争暗斗的结束
补充1:中东战争进展,伊斯兰革命卫队把持下的伊朗的国家特点,共产党的全球化基因
伊朗持续向外部发射具有爆炸力的导弹,虽然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也启动防御网络,但是还是有部分漏网的导弹在居民区以及附近落地爆炸,造成人员伤亡和社会恐慌。另外,可能受到乌克兰战争启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不少携带炸弹的无人机,持续向周边地区投放,让恐怖情绪弥漫到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海湾国家。全球原油运输大动脉就紧靠在伊朗的国境线上,而霍尔木兹入海口又极其狭窄,伊朗方面可以轻易将其封锁。如果这次的中东战争陷入持久战,伊朗方面享有地利。
谷歌地图显示,伊朗海岸线整整占据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整条边。如果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海洋性国家和内陆性国家,那么伊朗虽然占据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半条边沿,但是似乎又不能直接认为其为海洋性国家。伊朗的经济中心主要位于北部和中部地区,首都所在的德黑兰省是伊朗人口最多的省份,靠近出海口的省份(霍尔木兹省)的人口数量是垫底的,所以伊朗是典型的内陆型国家。而且沿着波斯湾的海岸线(如果能称之为海岸线的话)被高低起伏的丘陵团团围住,整个国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封闭的城池。在山地里面挖掘掩体应该是比较方便的,或者安排发射导弹的游击兵。地形的差异在霍尔木兹海峡两岸异常明显,这间接塑造了两岸的国民气质的差异。海湾国家普遍对外持开放态度,而伊朗的国家气质比较靠近阿富汗等山地国家。
中东战争爆发初始,由于美以联军先发制人击杀伊朗最高领袖,而空袭行动发生在伊朗当局大规模镇压示威民众之后,因为外界估计伊朗很快会迎来政权更迭。但是事与愿违,哈梅内伊在将近40年时间里所精心构筑的权力网的韧性超出预期。而示威民众由于之前的大屠杀,流传的遇难人数估计超过上万人,正如之前所认为的,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伊朗人先倒在血泊里,导致示威人群后劲不足。大屠杀还是在民众之间留下了非常可怕的阴影。
哈梅内伊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具有欺骗性,虽然它拥有着和民主国家相似的外衣,像是议会,民选总统,完整的文官政府,但是政府里的司法部门长官也就是司法总监不是由议会或者总统任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才有任命权,然后再由司法总监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饶了一圈以后还是最高领袖主导了司法部门。哈梅内伊生前又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实际首脑,所以又掌握了军队权力,那么留给民选总统只有有限的民事行政权。伊斯兰革命卫队被允许经商,并且广有产业,因此其并不特别需要仰仗议会的预算拨款。议会“通过的法案需要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才能生效”(维基百科语),“总统候选人需要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选举结果需要宪法监护委员会通过”,所以宪法监护委员会把持了议会,又垄断了行政权首脑的提名权。而“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6名宗教法学家由最高领袖任命”,其余6名由司法总监提名,而像上面提到的,司法总监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的。所以,最后结果依然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垄断了所有权力,包括军队,司法,立法,行政(软性约束)。最要紧的是,哈梅内伊的任期没有限制,理论上,他可以终身执政。
那么回到伊朗战争的开始,它的导火索除了由伊朗支持的那场对以色列人的屠杀之外,还有伊朗政权血腥镇压国内上街游行抗议的城市居民。伊朗人之所以敢于上街示威,原因不外乎是伊朗政权披着民主选举的外衣,使得广大的伊朗人误以为伊朗当局是会尊重民意,哪里想到伊朗当局命令军警发射真枪实弹,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经历过这场血腥镇压之后,短时间之内指望死里逃生的伊朗民众再次出来大规模示威恐怕会落空。伊朗民众的示威活动之前进行过好几次,为什么这次伊朗当局却无法再容忍了呢?大概是伊朗统治阶层这次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威胁,担心两者里应外合。还有一个因素,由于中国方面支援了相关的监控技术和维稳手段,使得伊朗当局有恃无恐,不再把民众的呼声当作一回事。根据流传的一些信息,以色列方面无人机定点清除了用于街头盘查民众的军警岗哨站,下一步可以考虑如何将德黑兰街头的监控摄像头也一并清除。
由于中东战事并没有如预期那样顺利,外界普遍认为,美军如果不及时撤除恐怕会陷入这场泥沼。但是毕竟这和伊拉克战争不一样,不需要派遣地面军队大规模进入伊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全球贸易受阻,反过来使得外界尤其是东亚以及欧洲国家有理由反对战争持续下去。欧洲国家会反对,因为这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就如同他们大概率也会反对制裁中共国,因为这会失去血汗工厂出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使得他们国民的生活福利水平降低。既然美国开了头,虽然开局不如预期,但是后续如果北约国家跟进,那么在战场形势上,就有夹击俄罗斯的效果。这听起来像是被以色列利用了,但是与其在中东下一次爆发血腥屠杀的时候撒上几点同情的眼泪,不如顺着局势的演变加入战局,推动战争进程,加速导向战争结束。伊朗政权和大多数的专制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习惯于在最虚弱的的时候大张旗鼓地鼓动声势以取得某种侥幸的机会。从美国以色列的角度,如果这次攻势半途退出,伊斯兰革命卫队大概又会向支持者宣传是得到了真主的保佑,难保不会对伊朗示威民众秋后算账,酿成另外一场灾难。如果欧洲国家响应美国号召加入战局,那么短时间内就不能随意退出,至少要坚持到乌克兰战争出现结束的曙光为止。介入伊朗事务附带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由于伊朗的传统盟友俄罗斯正深陷于战争泥潭,伊朗所能获得外界援助也很有限,兵工厂的武器库存也在见底。现在乌克兰战争陷入僵持,那么战场以外的战场能够至少能提供一个变数,尤其是伊朗战场上高频率出现的斩首行动能对俄罗斯(全世界)的独裁者产生非常爆炸性的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普京还能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侵略战争吗?中共国的最高领袖还能私下里肆无忌惮地支援俄罗斯和伊朗吗?不会的,他们的决策行动会变得僵硬,计划执行会变得迟缓。所以,中东的战争有着奇妙的心理战的外溢效果。当然了,一些人还是会反驳说中东战争使得生活成本变高了,但是再高也不会超过乌克兰人的生活成本。全球化时代,战争成本理所当然会分摊到其它地方(战争成本的全球化)。这里就出现一个全球化的巨大漏洞,全球化使得各国的联系空前紧密,也使得贸易路线异常脆弱,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只要使出些微的力量就能影响到贸易线路的流通,从而取得不对称的优势。西方国家没有理由因为全球化的脆弱性而退缩,反而更应该迎难而上,主动修补全球化的漏洞。
近期还有一个新闻,中共国邀请了全球知名企业(除了日本企业)的总裁参加会议,这又更加做实了中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由权贵阶层把持的政党。这个政党似乎是在拉拢全世界最有权势的阶层,向他们炫耀中共国低人权优势可以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全世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戏仿中共国首都天安门前的标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a.“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句标写在中共国心脏地带的语值得探究,这里面透露出了中共政权创始人的一些想法。为什么要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难道中共国里的无产阶级还不够联合吗?当时的中国可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即使现在被印度超过,也还是人口超级大国。所以姑且不论联合的是什么,光是要从“全世界”联合就暴露了一种“全球化”的野心。中共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产物(苏联传入,还有无数不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子参与,中共内部不少党员都有出国深造的经历)。中共政权从诞生之处就伴随全球化红利,那么中共国在对西方等海洋性国家闭关锁国多少年以后又重新打开国门就显得顺理成章很多了。这也是现代中国和中国古代王朝在立国基础上的根本不同,即它不是以本土本位的立场起家的。所以它初期的执政风格非常跳脱,常常是天马行空,不顾人民死活。苏联的治国理政方面的教条经验涌入中南海的议政大厅,执政团队是趋之若鹜。如果套用许成钢的制度基因说法,“全球化”也是中共政权的制度基因。中共全球化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它的执政根基不是在中国土地上一点一滴累积建立的,反映到它的全球化的特点则是不加节制,“身在曹营心在汉”,更重视外部世界的评价和反映。执政团队的独立性比较低,极其依赖外部世界,所以反映在组织架构上,则是花大力气组织宣传部门,尤其是所谓的大外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共产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这种盛况有多少是被刻意宣传出来的。通常来讲,真正做事情的人是很少去外面大肆宣传的,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只有经常不务正业的政府才会花心思到处宣传。与其说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向全世界输出共产革命,不如说是打造了一个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网络。那么美苏冷战时期,假设两国都有十分力气,美国花在宣传上的力气是三分四分,那么前苏联则是八分九分。
美国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应当继续进行下去(注意识别军用设施和民用设施,后期的导弹攻击不在多而在于精准),虽然这会使得海湾国家的阳光沙滩蒙上灰暗的阴影。但是海湾国家艰难,伊朗神权政府更艰难,这种时候,比拼的就是谁能坚持到最后。眼见地伊朗权力高层人物一个接一个倒下,这场从根本上改观的战争模式会深深地嵌入到每一个独裁者的战争想象里面,为人类社会持续上演的战争死伤噩梦降解脱的福音。那么,这次战争的目的大概就要稍微做一下调整了,不再寻求伊朗神权政府短时期之内垮台,而是展示一种因果,当一个专制政权决定侵略的时候,作出决策的独裁者本人必须要付出代价,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不仅不用付出代价,还可以因为展现不妥协的立场而获得硬汉的赞誉,反而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论述,如同普京金正日毛泽东的例子那样。
b.虽然从以色列的角度,这算是为它报了仇。不过话说回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始于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和犹太人的冲突。犹太民族在离开故土几千年以后又重回家园,但是对于世代居住在此的穆斯林群体而言,犹太人是闯入的外来者,而且是带着先进的武器的和西方化的制度。两者之间不仅是诸神的战争,也是政权组织方式方面的竞争。以色列人既然无法在宗教认同上取得对方的理解,而穆斯利国家普遍又不是民主政体,那么以色列能够争取穆斯林国家认可的方式就剩下经济上的协作和文化人员上的交流。海湾国家在美国人的保护下是愿意接纳以色列,但是山地性格的伊朗却拒绝了。伊朗愿意资助以色列周边的敌对势力,像是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那么就是说,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消除过。这次美以空军联合空袭告一段落之后,以色列真是应该好好经营周边国家的关系。即使像位于腹心的加沙地区,为什么要把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交还给哈马斯呢?既然在当地的穆斯林看来,以色列是外来者,如果想取得地方上邻国的认同,那么它能为周边地区带来的最好礼物是提供一个更加文明的秩序。具体的做法是不仅为周边加沙地区提供司法支援(以色列法治国家的优势),还需要将当地的经济体系整合进入以色列的经济循环里面,为加沙地区的产业分工预留一个席位。同时插手当地的其它事务。包括教育(尊重当地的教育习惯,但是警惕其中的反犹主义),学校的建设(硬件投入),支持社区网络的自治和发展(为公民社会打下基础)。总之,就是以处理本国事务的方式对待加沙,力争用几代人的时间促成族群和解,实现共同繁荣。而不是听之任之,以类似于军事封锁的方式将加沙民众困在一个不自由的铁笼子里寸步难行。英国人以前殖民香港的经验有借鉴的意义,与其简单地给予一个民主选举的形式,不如先培育一个法治秩序(法治体系里面蕴涵着普世价值信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输入现代文明),虽然这条路更难走,但是付出的成本是有可靠的回报的。
c.不知道未来可不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由于伊朗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因此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剥夺伊朗主权权力。那么未来国际托管的方式以无人机蜂群接管它的主权,布满天际的无人机,将伊朗国土主要城市的街道都纳入监管范围,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属的设施和人员实行不间断地微型炸弹攻击,同时瘫痪它的监控体系.伊斯兰政权即使能维持运作,也只能在持续的高度压力下进行。更进一步,未来如果结合人工智能的话,它的运行成本会更低。目的只有一个,让施暴者遭受天诛从而付出作恶的成本,让其成为过街老鼠,从内部自动瓦解,为群众街头运动创造条件。
伊朗持续向外部发射具有爆炸力的导弹,虽然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也启动防御网络,但是还是有部分漏网的导弹在居民区以及附近落地爆炸,造成人员伤亡和社会恐慌。另外,可能受到乌克兰战争启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不少携带炸弹的无人机,持续向周边地区投放,让恐怖情绪弥漫到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海湾国家。全球原油运输大动脉就紧靠在伊朗的国境线上,而霍尔木兹入海口又极其狭窄,伊朗方面可以轻易将其封锁。如果这次的中东战争陷入持久战,伊朗方面享有地利。
谷歌地图显示,伊朗海岸线整整占据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整条边。如果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海洋性国家和内陆性国家,那么伊朗虽然占据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半条边沿,但是似乎又不能直接认为其为海洋性国家。伊朗的经济中心主要位于北部和中部地区,首都所在的德黑兰省是伊朗人口最多的省份,靠近出海口的省份(霍尔木兹省)的人口数量是垫底的,所以伊朗是典型的内陆型国家。而且沿着波斯湾的海岸线(如果能称之为海岸线的话)被高低起伏的丘陵团团围住,整个国家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封闭的城池。在山地里面挖掘掩体应该是比较方便的,或者安排发射导弹的游击兵。地形的差异在霍尔木兹海峡两岸异常明显,这间接塑造了两岸的国民气质的差异。海湾国家普遍对外持开放态度,而伊朗的国家气质比较靠近阿富汗等山地国家。
中东战争爆发初始,由于美以联军先发制人击杀伊朗最高领袖,而空袭行动发生在伊朗当局大规模镇压示威民众之后,因为外界估计伊朗很快会迎来政权更迭。但是事与愿违,哈梅内伊在将近40年时间里所精心构筑的权力网的韧性超出预期。而示威民众由于之前的大屠杀,流传的遇难人数估计超过上万人,正如之前所认为的,最具有革命精神的伊朗人先倒在血泊里,导致示威人群后劲不足。大屠杀还是在民众之间留下了非常可怕的阴影。
哈梅内伊所设计的政治体制具有欺骗性,虽然它拥有着和民主国家相似的外衣,像是议会,民选总统,完整的文官政府,但是政府里的司法部门长官也就是司法总监不是由议会或者总统任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才有任命权,然后再由司法总监任命最高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饶了一圈以后还是最高领袖主导了司法部门。哈梅内伊生前又是伊朗革命卫队的实际首脑,所以又掌握了军队权力,那么留给民选总统只有有限的民事行政权。伊斯兰革命卫队被允许经商,并且广有产业,因此其并不特别需要仰仗议会的预算拨款。议会“通过的法案需要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才能生效”(维基百科语),“总统候选人需要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选举结果需要宪法监护委员会通过”,所以宪法监护委员会把持了议会,又垄断了行政权首脑的提名权。而“宪法监护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6名宗教法学家由最高领袖任命”,其余6名由司法总监提名,而像上面提到的,司法总监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的。所以,最后结果依然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垄断了所有权力,包括军队,司法,立法,行政(软性约束)。最要紧的是,哈梅内伊的任期没有限制,理论上,他可以终身执政。
那么回到伊朗战争的开始,它的导火索除了由伊朗支持的那场对以色列人的屠杀之外,还有伊朗政权血腥镇压国内上街游行抗议的城市居民。伊朗人之所以敢于上街示威,原因不外乎是伊朗政权披着民主选举的外衣,使得广大的伊朗人误以为伊朗当局是会尊重民意,哪里想到伊朗当局命令军警发射真枪实弹,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经历过这场血腥镇压之后,短时间之内指望死里逃生的伊朗民众再次出来大规模示威恐怕会落空。伊朗民众的示威活动之前进行过好几次,为什么这次伊朗当局却无法再容忍了呢?大概是伊朗统治阶层这次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威胁,担心两者里应外合。还有一个因素,由于中国方面支援了相关的监控技术和维稳手段,使得伊朗当局有恃无恐,不再把民众的呼声当作一回事。根据流传的一些信息,以色列方面无人机定点清除了用于街头盘查民众的军警岗哨站,下一步可以考虑如何将德黑兰街头的监控摄像头也一并清除。
由于中东战事并没有如预期那样顺利,外界普遍认为,美军如果不及时撤除恐怕会陷入这场泥沼。但是毕竟这和伊拉克战争不一样,不需要派遣地面军队大规模进入伊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全球贸易受阻,反过来使得外界尤其是东亚以及欧洲国家有理由反对战争持续下去。欧洲国家会反对,因为这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就如同他们大概率也会反对制裁中共国,因为这会失去血汗工厂出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使得他们国民的生活福利水平降低。既然美国开了头,虽然开局不如预期,但是后续如果北约国家跟进,那么在战场形势上,就有夹击俄罗斯的效果。这听起来像是被以色列利用了,但是与其在中东下一次爆发血腥屠杀的时候撒上几点同情的眼泪,不如顺着局势的演变加入战局,推动战争进程,加速导向战争结束。伊朗政权和大多数的专制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习惯于在最虚弱的的时候大张旗鼓地鼓动声势以取得某种侥幸的机会。从美国以色列的角度,如果这次攻势半途退出,伊斯兰革命卫队大概又会向支持者宣传是得到了真主的保佑,难保不会对伊朗示威民众秋后算账,酿成另外一场灾难。如果欧洲国家响应美国号召加入战局,那么短时间内就不能随意退出,至少要坚持到乌克兰战争出现结束的曙光为止。介入伊朗事务附带的另外一个好处是,由于伊朗的传统盟友俄罗斯正深陷于战争泥潭,伊朗所能获得外界援助也很有限,兵工厂的武器库存也在见底。现在乌克兰战争陷入僵持,那么战场以外的战场能够至少能提供一个变数,尤其是伊朗战场上高频率出现的斩首行动能对俄罗斯(全世界)的独裁者产生非常爆炸性的效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普京还能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侵略战争吗?中共国的最高领袖还能私下里肆无忌惮地支援俄罗斯和伊朗吗?不会的,他们的决策行动会变得僵硬,计划执行会变得迟缓。所以,中东的战争有着奇妙的心理战的外溢效果。当然了,一些人还是会反驳说中东战争使得生活成本变高了,但是再高也不会超过乌克兰人的生活成本。全球化时代,战争成本理所当然会分摊到其它地方(战争成本的全球化)。这里就出现一个全球化的巨大漏洞,全球化使得各国的联系空前紧密,也使得贸易路线异常脆弱,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只要使出些微的力量就能影响到贸易线路的流通,从而取得不对称的优势。西方国家没有理由因为全球化的脆弱性而退缩,反而更应该迎难而上,主动修补全球化的漏洞。
近期还有一个新闻,中共国邀请了全球知名企业(除了日本企业)的总裁参加会议,这又更加做实了中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由权贵阶层把持的政党。这个政党似乎是在拉拢全世界最有权势的阶层,向他们炫耀中共国低人权优势可以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全世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戏仿中共国首都天安门前的标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a.“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句标写在中共国心脏地带的语值得探究,这里面透露出了中共政权创始人的一些想法。为什么要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难道中共国里的无产阶级还不够联合吗?当时的中国可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即使现在被印度超过,也还是人口超级大国。所以姑且不论联合的是什么,光是要从“全世界”联合就暴露了一种“全球化”的野心。中共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产物(苏联传入,还有无数不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子参与,中共内部不少党员都有出国深造的经历)。中共政权从诞生之处就伴随全球化红利,那么中共国在对西方等海洋性国家闭关锁国多少年以后又重新打开国门就显得顺理成章很多了。这也是现代中国和中国古代王朝在立国基础上的根本不同,即它不是以本土本位的立场起家的。所以它初期的执政风格非常跳脱,常常是天马行空,不顾人民死活。苏联的治国理政方面的教条经验涌入中南海的议政大厅,执政团队是趋之若鹜。如果套用许成钢的制度基因说法,“全球化”也是中共政权的制度基因。中共全球化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它的执政根基不是在中国土地上一点一滴累积建立的,反映到它的全球化的特点则是不加节制,“身在曹营心在汉”,更重视外部世界的评价和反映。执政团队的独立性比较低,极其依赖外部世界,所以反映在组织架构上,则是花大力气组织宣传部门,尤其是所谓的大外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共产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这种盛况有多少是被刻意宣传出来的。通常来讲,真正做事情的人是很少去外面大肆宣传的,因为时间是有限的,只有经常不务正业的政府才会花心思到处宣传。与其说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向全世界输出共产革命,不如说是打造了一个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网络。那么美苏冷战时期,假设两国都有十分力气,美国花在宣传上的力气是三分四分,那么前苏联则是八分九分。
美国以色列的空袭行动应当继续进行下去(注意识别军用设施和民用设施,后期的导弹攻击不在多而在于精准),虽然这会使得海湾国家的阳光沙滩蒙上灰暗的阴影。但是海湾国家艰难,伊朗神权政府更艰难,这种时候,比拼的就是谁能坚持到最后。眼见地伊朗权力高层人物一个接一个倒下,这场从根本上改观的战争模式会深深地嵌入到每一个独裁者的战争想象里面,为人类社会持续上演的战争死伤噩梦降解脱的福音。那么,这次战争的目的大概就要稍微做一下调整了,不再寻求伊朗神权政府短时期之内垮台,而是展示一种因果,当一个专制政权决定侵略的时候,作出决策的独裁者本人必须要付出代价,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不仅不用付出代价,还可以因为展现不妥协的立场而获得硬汉的赞誉,反而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论述,如同普京金正日毛泽东的例子那样。
b.虽然从以色列的角度,这算是为它报了仇。不过话说回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始于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和犹太人的冲突。犹太民族在离开故土几千年以后又重回家园,但是对于世代居住在此的穆斯林群体而言,犹太人是闯入的外来者,而且是带着先进的武器的和西方化的制度。两者之间不仅是诸神的战争,也是政权组织方式方面的竞争。以色列人既然无法在宗教认同上取得对方的理解,而穆斯利国家普遍又不是民主政体,那么以色列能够争取穆斯林国家认可的方式就剩下经济上的协作和文化人员上的交流。海湾国家在美国人的保护下是愿意接纳以色列,但是山地性格的伊朗却拒绝了。伊朗愿意资助以色列周边的敌对势力,像是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等,那么就是说,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从开始到现在就没有消除过。这次美以空军联合空袭告一段落之后,以色列真是应该好好经营周边国家的关系。即使像位于腹心的加沙地区,为什么要把加沙地带的控制权交还给哈马斯呢?既然在当地的穆斯林看来,以色列是外来者,如果想取得地方上邻国的认同,那么它能为周边地区带来的最好礼物是提供一个更加文明的秩序。具体的做法是不仅为周边加沙地区提供司法支援(以色列法治国家的优势),还需要将当地的经济体系整合进入以色列的经济循环里面,为加沙地区的产业分工预留一个席位。同时插手当地的其它事务。包括教育(尊重当地的教育习惯,但是警惕其中的反犹主义),学校的建设(硬件投入),支持社区网络的自治和发展(为公民社会打下基础)。总之,就是以处理本国事务的方式对待加沙,力争用几代人的时间促成族群和解,实现共同繁荣。而不是听之任之,以类似于军事封锁的方式将加沙民众困在一个不自由的铁笼子里寸步难行。英国人以前殖民香港的经验有借鉴的意义,与其简单地给予一个民主选举的形式,不如先培育一个法治秩序(法治体系里面蕴涵着普世价值信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输入现代文明),虽然这条路更难走,但是付出的成本是有可靠的回报的。
c.不知道未来可不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由于伊朗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因此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剥夺伊朗主权权力。那么未来国际托管的方式以无人机蜂群接管它的主权,布满天际的无人机,将伊朗国土主要城市的街道都纳入监管范围,对伊斯兰革命卫队所属的设施和人员实行不间断地微型炸弹攻击,同时瘫痪它的监控体系.伊斯兰政权即使能维持运作,也只能在持续的高度压力下进行。更进一步,未来如果结合人工智能的话,它的运行成本会更低。目的只有一个,让施暴者遭受天诛从而付出作恶的成本,让其成为过街老鼠,从内部自动瓦解,为群众街头运动创造条件。
美国人的初衷是在全球寻求价值链比较优势
你的意思是美国全球投资者是美国人,没有投资能力或者投资在美国国内的就不是美国人了?
补充1增加a,c段落,修改b段落
数字威权主义非但不会瓦解欧亚大陆源于蒙古帝国的军事贵族传统,反而系统性加强对耗材的控制。
补充2:伊朗沿海的胡齐斯坦省,击败内陆型国家的参考方法
伊朗这个国家在某些方面比较特殊,经济强省胡齐斯坦省位于国土边陲地带(相对于和首都的距离),维基百科显示,“这个省的历史在伊朗最悠久,常被称为‘国家诞生之地’”,因此它是波斯文明的历史核心,但是伊朗现在的首都选址却远在德黑兰,和胡齐斯坦省隔着重重山脉。最开始的波斯人从这里开始向内陆方向扩张,最终把首都定在德黑兰。德黑兰省北部是巨大连绵的厄尔布尔士山脉,山脉北部则是紧邻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湖里海,每年的降雨季节为山脚下的德黑兰居民带来丰富淡水。德黑兰作为内陆省份在军事防御上具有优势,但是德黑兰南部临近省份深受干旱困扰。西部临近省份加兹温省多高山,历来被作为德黑兰的军事防卫据点来经营。东边临近省份塞姆南省人口密度降低到只有每平方公里6人(德黑兰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645人),显然是不适宜人类居住。这些都限制了德黑兰首都经济圈往外围周边省份扩张的潜力。从地形来看,沿海省份胡齐斯坦省和整个伊朗国土是格格不入的,它们中间隔着重峦叠嶂,常理来讲,这里的民俗风情或者民心所向应当更靠近伊拉克。多山地的内陆高原如果是一台高速旋转的国家机器,那么胡齐斯坦省则是被离心力甩出去比较远的水滴。值得一提的是,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的前军事强人萨达姆就以入侵胡齐斯坦省作为揭开战争的序幕。萨达姆事前以为,胡齐斯坦省的人们应该会纷纷喜迎王师,缴械投降归顺(和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动机有相似的地方,当地有一股阿拉伯分离主义势力)。
石油产业是伊朗的支柱产业,而胡齐斯坦省是“伊朗重要的产油区,因此是伊朗最富有的省份”,“拥有伊朗80%的陆上石油蕴藏量”。同时这个地区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农业潜力巨大。这意味着,如果这里的工业农业资源得到完全的开发的话,能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吸引全国各地的伊朗人前来定居。
像伊朗这样内陆色彩浓厚的国家,它的财政收入却要极度仰赖像胡齐斯坦省这样的沿海省份。在哈梅内伊统治的近40年时间里,胡齐斯坦省为德黑兰的军事组织和文官政府源源不断地供应外汇收入,雇员们(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和政府职员)常年累月稳定的工资收入培养了他们对最高领袖的忠诚。既然目前在美国以色列联合空军打击下,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是能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反击能力和抵抗意志,那么短期来看,指望其能迅速垮台的计划应当放弃。伊朗能够对外界展示的威慑手段主要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外界要展现彻底击垮伊朗当局的决心,那么最有效率的做法是占领伊朗沿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邻近土地,尤其是它的税赋重地胡齐斯坦省。胡齐斯坦省是多族群混居,对外开放意识比较强,具有传统波斯商人海纳百川的特点。如果美以联军愿意付出派出地面部队的成本,同时愿意长期扎下根以期望彻底解决伊朗神权政府的问题,却同时不想要完全推翻德黑兰当局以免造成权力真空重蹈伊拉克战争覆辙,那么关键步骤就是将这块伊朗历史上的核心地带从伊朗当局手中割裂出去。然后再依次攻略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其他土地,那么在战略上就能达到完全切断了伊朗的出海口。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出海通道之后之后,伊朗政府将不战自溃。这其实有先例可循,中国清朝末年,英国人发起两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取得的军事胜利很快迫使清政府投降,理由不外乎是,江南财税重地是清政府的生命线,如果这个地区暴露在英国人的军事投射范围之内,那么清政府的日常运转和生存都会成为巨大的未知数。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人到底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像攻占别国领土并且派兵长期占领,这恐怕需要美国国会的授权。美国总统在短时间内具有军事决策的灵活性,在他有限的任期和权限之内,发起空袭军事行动以瓦解对方的士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面对像伊朗政权这样经营时间长久且具备一定民间支持度的政权,长期军事行动还是需要国会的支持。
如果美国人愿意付出成本,对于美以联军而言,占领伊朗沿海省份还有几个好处,就是沿海的石油收入可以部分供应美以联军的军费开支。同时可以在该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为海峡对岸的海湾国家提供了双重防御保险(凭借这点又可以向受益国家收费)。同时沿海地区开放包容的民风有利于宪政理想的落地。未来如果以胡齐斯坦省为基点,持续占据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所有的军事据点,那么就可以提出对过往船只征收过境税,以覆盖当地驻军的部分费用。占领一个临近海洋的地区要比占领像阿富汗这样的内陆国家要可靠的多,海洋国家的军事打击能力可以直接覆盖,军事防卫上有保障,军事补给上也方便。
伊拉克战争留给世人的经验是,所谓的专制政权,尤其是那些族群众多且关系复杂的地区,它的中央集权政府往往意味着暴力,暴力不仅是用于镇压,还在于将所有心怀不满的地方势力强力维系在一个旗帜之下。既然推翻中央集权政府会有发生混乱失控的风险,那么风险比较小的策略则是在不推翻中央集权政府的前提下,占领它的最有经济价值(或者称之为地缘政治意义上最有价值)的地区则是值得尝试的折中办法,也能达到敲山振虎的效果。有限的国土占领面积也意味着经营成本的急剧降低,英国人殖民香港的历史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中国晚清政府愿意作出向宪政转型的理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要争取到割据了租界的外国势力的支持(意味着特别忌惮驻扎在国土上的外国军队势力,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如果美以联军也在伊朗封闭的地形旁边驻扎强大的军队,甚至如果未来经营得当使得当地经济发展蒸蒸日上从而持续吸引伊朗内地的移民前来寻找工作机会,那么毫无疑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处境就只会江河日下,像一头被拔掉牙齿和爪牙的老虎,再也掀不起大的风浪。
对于美国人,还有一个更远之前障碍,就是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阴影要如何扫除。首先,正如我之前反复论证的,美军在两场战争中的主要对手中国已经是今非昔比。中共国深陷中国特有的历史周期律的陷阱,特征之一就是腐败愈演愈烈(根本无法摆脱)。所以不能将毛泽东时代中共军队的战争意志和行政效率套用到现在的中共国。而美国由于民主制度的庇护,行政效率和司法水平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军事科技日进千里。一正一反,足够破除对中共国军事强权上的迷信。毛泽东时期的军事实力,正如大多数历代开国王朝的军事实力一样,是没有办法持续维持下去的。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中央军在邓小平时期的对越战争就已经显露疲态。军事科技进步可以乘着全球化的东风,但是军事组织和人员素养没有保证,更何况服务于军队的军官群体还要时时受到党员的掣肘,更是没有独立决策的环境,这些都会削弱战斗力。这些不利因素是比单纯的军事武器更重要的地方,也涉及到所谓士气民心。
伊朗这个国家在某些方面比较特殊,经济强省胡齐斯坦省位于国土边陲地带(相对于和首都的距离),维基百科显示,“这个省的历史在伊朗最悠久,常被称为‘国家诞生之地’”,因此它是波斯文明的历史核心,但是伊朗现在的首都选址却远在德黑兰,和胡齐斯坦省隔着重重山脉。最开始的波斯人从这里开始向内陆方向扩张,最终把首都定在德黑兰。德黑兰省北部是巨大连绵的厄尔布尔士山脉,山脉北部则是紧邻地球上最大的内陆湖里海,每年的降雨季节为山脚下的德黑兰居民带来丰富淡水。德黑兰作为内陆省份在军事防御上具有优势,但是德黑兰南部临近省份深受干旱困扰。西部临近省份加兹温省多高山,历来被作为德黑兰的军事防卫据点来经营。东边临近省份塞姆南省人口密度降低到只有每平方公里6人(德黑兰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645人),显然是不适宜人类居住。这些都限制了德黑兰首都经济圈往外围周边省份扩张的潜力。从地形来看,沿海省份胡齐斯坦省和整个伊朗国土是格格不入的,它们中间隔着重峦叠嶂,常理来讲,这里的民俗风情或者民心所向应当更靠近伊拉克。多山地的内陆高原如果是一台高速旋转的国家机器,那么胡齐斯坦省则是被离心力甩出去比较远的水滴。值得一提的是,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的前军事强人萨达姆就以入侵胡齐斯坦省作为揭开战争的序幕。萨达姆事前以为,胡齐斯坦省的人们应该会纷纷喜迎王师,缴械投降归顺(和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动机有相似的地方,当地有一股阿拉伯分离主义势力)。
石油产业是伊朗的支柱产业,而胡齐斯坦省是“伊朗重要的产油区,因此是伊朗最富有的省份”,“拥有伊朗80%的陆上石油蕴藏量”。同时这个地区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农业潜力巨大。这意味着,如果这里的工业农业资源得到完全的开发的话,能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吸引全国各地的伊朗人前来定居。
像伊朗这样内陆色彩浓厚的国家,它的财政收入却要极度仰赖像胡齐斯坦省这样的沿海省份。在哈梅内伊统治的近40年时间里,胡齐斯坦省为德黑兰的军事组织和文官政府源源不断地供应外汇收入,雇员们(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和政府职员)常年累月稳定的工资收入培养了他们对最高领袖的忠诚。既然目前在美国以色列联合空军打击下,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是能展现出相当程度的反击能力和抵抗意志,那么短期来看,指望其能迅速垮台的计划应当放弃。伊朗能够对外界展示的威慑手段主要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外界要展现彻底击垮伊朗当局的决心,那么最有效率的做法是占领伊朗沿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邻近土地,尤其是它的税赋重地胡齐斯坦省。胡齐斯坦省是多族群混居,对外开放意识比较强,具有传统波斯商人海纳百川的特点。如果美以联军愿意付出派出地面部队的成本,同时愿意长期扎下根以期望彻底解决伊朗神权政府的问题,却同时不想要完全推翻德黑兰当局以免造成权力真空重蹈伊拉克战争覆辙,那么关键步骤就是将这块伊朗历史上的核心地带从伊朗当局手中割裂出去。然后再依次攻略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其他土地,那么在战略上就能达到完全切断了伊朗的出海口。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和出海通道之后之后,伊朗政府将不战自溃。这其实有先例可循,中国清朝末年,英国人发起两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取得的军事胜利很快迫使清政府投降,理由不外乎是,江南财税重地是清政府的生命线,如果这个地区暴露在英国人的军事投射范围之内,那么清政府的日常运转和生存都会成为巨大的未知数。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人到底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像攻占别国领土并且派兵长期占领,这恐怕需要美国国会的授权。美国总统在短时间内具有军事决策的灵活性,在他有限的任期和权限之内,发起空袭军事行动以瓦解对方的士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面对像伊朗政权这样经营时间长久且具备一定民间支持度的政权,长期军事行动还是需要国会的支持。
如果美国人愿意付出成本,对于美以联军而言,占领伊朗沿海省份还有几个好处,就是沿海的石油收入可以部分供应美以联军的军费开支。同时可以在该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为海峡对岸的海湾国家提供了双重防御保险(凭借这点又可以向受益国家收费)。同时沿海地区开放包容的民风有利于宪政理想的落地。未来如果以胡齐斯坦省为基点,持续占据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所有的军事据点,那么就可以提出对过往船只征收过境税,以覆盖当地驻军的部分费用。占领一个临近海洋的地区要比占领像阿富汗这样的内陆国家要可靠的多,海洋国家的军事打击能力可以直接覆盖,军事防卫上有保障,军事补给上也方便。
伊拉克战争留给世人的经验是,所谓的专制政权,尤其是那些族群众多且关系复杂的地区,它的中央集权政府往往意味着暴力,暴力不仅是用于镇压,还在于将所有心怀不满的地方势力强力维系在一个旗帜之下。既然推翻中央集权政府会有发生混乱失控的风险,那么风险比较小的策略则是在不推翻中央集权政府的前提下,占领它的最有经济价值(或者称之为地缘政治意义上最有价值)的地区则是值得尝试的折中办法,也能达到敲山振虎的效果。有限的国土占领面积也意味着经营成本的急剧降低,英国人殖民香港的历史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中国晚清政府愿意作出向宪政转型的理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要争取到割据了租界的外国势力的支持(意味着特别忌惮驻扎在国土上的外国军队势力,所谓“恶人自有恶人磨”)。如果美以联军也在伊朗封闭的地形旁边驻扎强大的军队,甚至如果未来经营得当使得当地经济发展蒸蒸日上从而持续吸引伊朗内地的移民前来寻找工作机会,那么毫无疑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处境就只会江河日下,像一头被拔掉牙齿和爪牙的老虎,再也掀不起大的风浪。
对于美国人,还有一个更远之前障碍,就是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的阴影要如何扫除。首先,正如我之前反复论证的,美军在两场战争中的主要对手中国已经是今非昔比。中共国深陷中国特有的历史周期律的陷阱,特征之一就是腐败愈演愈烈(根本无法摆脱)。所以不能将毛泽东时代中共军队的战争意志和行政效率套用到现在的中共国。而美国由于民主制度的庇护,行政效率和司法水平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军事科技日进千里。一正一反,足够破除对中共国军事强权上的迷信。毛泽东时期的军事实力,正如大多数历代开国王朝的军事实力一样,是没有办法持续维持下去的。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中央军在邓小平时期的对越战争就已经显露疲态。军事科技进步可以乘着全球化的东风,但是军事组织和人员素养没有保证,更何况服务于军队的军官群体还要时时受到党员的掣肘,更是没有独立决策的环境,这些都会削弱战斗力。这些不利因素是比单纯的军事武器更重要的地方,也涉及到所谓士气民心。
修改补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