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极权衰败的转折年

先辟一个谣言：XX曾预测中共的倒台。事实上，按裴敏欣教授的说法，没有任何严肃的政治学者预测过中共倒台的具体时间，因为政治事件变量太多无法预测，所以政治学关注过程，而非单个事件。这类谣言通常是故意挑一个安全年份，渡过该年后又放出谣言来让大家嘲笑，以此打消对中共崩溃的担忧。可惜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极权政体没有不崩解的。

极权政体/totalitarianism是近代才出现的，因为它对社会的管控很严、镇压成本低，大的极权国家转移支付能力强，所以面对社会矛盾往往镇压/转嫁出国，而非解决。当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严重到它无法镇压时，它虽想改良却已错失改良的机会——一旦政府放权主导改良，反对派立刻反扑，清算当权者，改良演化为革命，即裴敏欣教授说的“reforlution”。所以极权会尽一切可能镇压维稳，它的衰落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极权衰落的最后阶段会面对“危机综合症”，然后因一个大事件触发而崩解；但单一问题不构成对极权的致命挑战。譬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虽然出现了政治危机，但那是孤立的，没有形成“综合症”：因为那时人口红利尚在，而美国忙于中东战争解除了对华经济制裁，促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然而2019年的形势没那么简单，因为各种社会、国际问题开始互相强化，形成正反馈，当局可操作空间正在缩小。

以历史的角度看，2019年应是衰落的转折点，因为当下的衰退是结构性的、多层次的，衰亡之相已全面显露。

譬如，维稳经费和地方政府赤字已互相影响。近年来大陆维稳经费高企，而地方政府维稳支出又不能全仗中央。大陆自2011年起，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法广、德国之声转自财政部的消息)。按清华学者孙立平的说法2010年维稳共计28万起，算下来每个省级行政区日均20余起(明居正教授的说法，1. 100人及以上，2. 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才算一起)。对比2019上半年地方政府收支，仅上海市略有盈余，其余各地都是赤字，中部省尤为严重。目前中国经济下行，贸易战背景下外资撤离、反腐后富豪移民，如果继续下去就业岗位势必减少，维稳需求上升；而地方政府又收支赤字，到时如何解决？继续借房贷加杠杆、靠土地财政么？须知至2013年，土地出让金已占地方政府收入30%多；加之房市泡沫如此大，大陆地产市值近美国的2倍，以至我的国内朋友如今没房也已不敢买了。而一旦泡沫崩塌，民众上街，恐怕派去维稳的警察他本人还贷的钱，都被人卷跑了…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极权衰落的转折点，往往是其统治的边缘地区率先动荡。苏联末期边疆少数民族冲突是例子，今夏的香港黑天鹅也是：贸易战背景下香港的国际自由港、外资大本营地位尤为重要；而港人反送中、求普选的坚定决心，又让当局投鼠忌器。如果港人继续抗议下去，香港反压迫、求民主的思潮迟早延烧大陆，使闽粤人心思变，造成革命侯征。而我们已看到，尽管网禁、媒体管控严密，但网上连侬墙上已有广东985高校学生证、大陆退役士兵证，甚至还有现役解放军军官证…受隔离的军人尚如此，假以时日，遑论广东民心。

不同于与许多人认为的墙内舆论管控有效、小粉红势力强大，我认为这恰说明官宣开始失效。大陆媒体异口同声黑化、嘲笑香港，非但不能洗脑；反而激起民众好奇心和翻墙看世界的愿望。据商家消息，能翻墙看香港频道的机顶盒在福建销售火爆，居民甚至已形成吃饭时看香港报道习惯。当人们了解到的真相和官宣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就是媒体管控失效之时。甚至那时情况更糟：即使官方如实报道，民众也会认为实际情况比官方说的更坏——就像苏联解体前当局瞒报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政府信用危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促成了苏联解体。某种意义上，大陆官宣的战狼化、骂街化，看起来气势汹汹，却只能说明他们迎合上意+已经放弃中产/白领/知识分子群体。而对于底层民粹和市井阶层能有多少效果也很难说：底层多半只认钱，不热心政治。

如果宣传没有起到效果，反使人们不再信任政府，那离大结局就只差一个大事件刺激+维稳失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