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下而上的自治——递进自组织
本文为《权民一体论》精选分享，将逐一分享每个章节的有趣内容。
第一章 二元社会
【本章提要：社会的基本划分是有权和无权；从组织角度可描述为“权组织+被组织”；权力的强制性主要不是出于强力，而是出于组织的程序性沟通。】
1.1. 有权和无权
我们熟悉的社会一直是以权力划分的二元结构——一元是权力，另一元是无权：统治—被统治、管理—被管理、官—百姓、当局—公众、国家—人民……历史上各种社会的性质不同，这种二元都一样。古代是朝廷和百姓，现代换成代表和被代表者，公仆和人民……本质区别仍是有权和无权。其他的划分——阶级、阶层、等级、集团、族群、强势弱势等，都不如有权无权的划分清楚明了。各种主义和学说无论怎样分歧，也都把权力视为自在的“利维坦”（Leviathan），既要靠它管理民众，又要对其进行驯服，防范它压迫民众。以民主制约权力，出发点也是把权力当作对象进行“监督”、“选举”或“罢免”。在人们观念中，这种分离似乎与生俱来，不假思索。
权力自古便是争夺目标，抢到手就成为高踞社会之上的主人。然而权力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具体物质，没有实体，却无一不被人时刻感受，无形但有效。有人认为权力是职位。的确，官员一退位，荣耀就烟消云散，原本前呼后拥者立刻投向新官。然而垂帘的慈禧和退休的邓小平都无职位，却是大权在握。
有人说权力源于强力，但是强力不是权力。持枪罪犯迫使受害者服从，不能说实施了权力。权力的强制性无疑包含强力，更多强制却不需要使用强力。如扣工资不是强力，却是强制。日常人们服从权力，主要是服从非强力的强制，甚至不显露强制，服从权力被人当作只能如此的“天经地义”。在这种“天经地义”中，更能看到权力的本质。
权力存在于组织。无论是国家组织、社会组织，或公司组织、村庄组织，有组织就有管理和被管理，就存在有权无权，以及无需强力也得服从的“天经地义”。强盗与受害者没有组织关系，因而没有权力关系。
国家之间各为独立组织，权力体系也相互独立。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相当于强盗与受害者的关系，同权力无关。如果占领国在被占国建立了政权，便有了权力关系。若抵抗者不承认，占领政权对其就仍然只是强力。
“天经地义”源于组织成员的同意。这种同意首先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组织。权力维系组织运转，是权力的第一要义。如果权力只有对人的管束压迫，人便会脱离组织，权力对其也就不复存在。人们容忍压迫，说明组织带来的好处大于压迫的坏处。
当然，人若没有选择离去的自由（如奴隶），就更多是因为强力的强制了。
1.2. 权组织+被组织
组织理论一般把组织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经典定义是：组织在形成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的为自组织，否则是他组织。
人是社会动物，会自发形成组织。自发组织的初始往往是自组织— —没有外来指令，参与者直接沟通协商，没有压迫和强制，是人们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自愿结合。利益受损，人就会离开。因此自组织状态下人们彼此平等，相互认同。
以自组织和他组织分类会遇到如下问题：一是最初的他组织是如何产生的？例如是在人类学家描述的从血缘族群发展到国家组织，自组织在哪个环节变成了他组织？最初的外界干预是什么？他组织又怎么会在后来登上统治地位？二是自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需分出子组织（次级组织）。子组织往往由母组织推动和调控，运转也受母组织干预，因此子组织符合他组织的定义。那么由这种子组织组成的母组织还算自组织吗？这后一个问题已经包含了对前一个问题的一种回答——他组织可以由自组织演变形成。
他组织的概念对本文要做的分析并不实用，因为很难相信今日还存在没有外界干预的组织。即便是边远地区的村民自发合作，也受到国家法令、政府政策乃至村干部的干预。在这层意义上便几乎没有不属于他组织的组织，以其分析会失之笼统。
本文提出一个“权组织”概念——实施权力的组织。典型的权组织是由官员和官僚组成的政府。企业、学校、机构也各有其实施权力的系统。各种权组织之间不一定直接从属（除非整个社会被全能型专制权力控制），但最终在国家权力的框架内，各种权组织共同构成二元社会的权力元。
任何他组织的内部都有权组织，可以把他组织分解为“权组织”和“被组织”。“被组织”指的是由“权组织”对无权者进行组织，看似组织起来的无权者在本质上仍是无组织（一离开权组织即会显现为无组织）。把他组织分解为权组织和被组织，有助于体现组织内部的二元关系。
他组织定义所说的“组织受外界干预”可以这样看——发出干预的是外界的“权组织”，接受和贯彻外界干预的是组织内部的“权组织”。当组织受外界“权组织”干预时，即是该组织的权组织接受“被组织”，再由该组织的“权组织”对组织内部完成“被组织”。
由此看自组织也会更明确——只要是自组织，就没有权组织，也不是被组织。一旦自组织内出现权组织，自上而下进行被组织，自组织就不再是自组织。按此标准，当前社会规模稍大的正式组织都不可能是自组织。
“权组织+被组织”是二元社会的基本关系，社会从整体到局部皆如此。权组织是自上而下的倒树结构，结构的每个节点皆对上接受指令，对下发布指令，将无组织的无权者组织起来。
权组织内部也是被组织，自上而下，形成逐层扩大的金字塔。上级是其下级的组织者，下级被上级所组织，再去组织更下级，而无权者的被组织由权组织的基层官员具体实现。基层以上的权组织层级，除了制定决策，主要是为了管理权组织自身，使其成为贯彻权力意志、让无权元实现被组织的有效机器。而权组织的层级主要是出于权力自身沟通的需要。
权力分立的社会并非由一个权力金字塔自上而下统治，并列的权组织相互竞争制衡，但社会总体仍然是“权组织+被组织”的结构。
第一章 二元社会
【本章提要：社会的基本划分是有权和无权；从组织角度可描述为“权组织+被组织”；权力的强制性主要不是出于强力，而是出于组织的程序性沟通。】
1.1. 有权和无权
我们熟悉的社会一直是以权力划分的二元结构——一元是权力，另一元是无权：统治—被统治、管理—被管理、官—百姓、当局—公众、国家—人民……历史上各种社会的性质不同，这种二元都一样。古代是朝廷和百姓，现代换成代表和被代表者，公仆和人民……本质区别仍是有权和无权。其他的划分——阶级、阶层、等级、集团、族群、强势弱势等，都不如有权无权的划分清楚明了。各种主义和学说无论怎样分歧，也都把权力视为自在的“利维坦”（Leviathan），既要靠它管理民众，又要对其进行驯服，防范它压迫民众。以民主制约权力，出发点也是把权力当作对象进行“监督”、“选举”或“罢免”。在人们观念中，这种分离似乎与生俱来，不假思索。
权力自古便是争夺目标，抢到手就成为高踞社会之上的主人。然而权力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具体物质，没有实体，却无一不被人时刻感受，无形但有效。有人认为权力是职位。的确，官员一退位，荣耀就烟消云散，原本前呼后拥者立刻投向新官。然而垂帘的慈禧和退休的邓小平都无职位，却是大权在握。
有人说权力源于强力，但是强力不是权力。持枪罪犯迫使受害者服从，不能说实施了权力。权力的强制性无疑包含强力，更多强制却不需要使用强力。如扣工资不是强力，却是强制。日常人们服从权力，主要是服从非强力的强制，甚至不显露强制，服从权力被人当作只能如此的“天经地义”。在这种“天经地义”中，更能看到权力的本质。
权力存在于组织。无论是国家组织、社会组织，或公司组织、村庄组织，有组织就有管理和被管理，就存在有权无权，以及无需强力也得服从的“天经地义”。强盗与受害者没有组织关系，因而没有权力关系。
国家之间各为独立组织，权力体系也相互独立。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相当于强盗与受害者的关系，同权力无关。如果占领国在被占国建立了政权，便有了权力关系。若抵抗者不承认，占领政权对其就仍然只是强力。
“天经地义”源于组织成员的同意。这种同意首先是因为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组织。权力维系组织运转，是权力的第一要义。如果权力只有对人的管束压迫，人便会脱离组织，权力对其也就不复存在。人们容忍压迫，说明组织带来的好处大于压迫的坏处。
当然，人若没有选择离去的自由（如奴隶），就更多是因为强力的强制了。
1.2. 权组织+被组织
组织理论一般把组织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经典定义是：组织在形成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的为自组织，否则是他组织。
人是社会动物，会自发形成组织。自发组织的初始往往是自组织— —没有外来指令，参与者直接沟通协商，没有压迫和强制，是人们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的自愿结合。利益受损，人就会离开。因此自组织状态下人们彼此平等，相互认同。
以自组织和他组织分类会遇到如下问题：一是最初的他组织是如何产生的？例如是在人类学家描述的从血缘族群发展到国家组织，自组织在哪个环节变成了他组织？最初的外界干预是什么？他组织又怎么会在后来登上统治地位？二是自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需分出子组织（次级组织）。子组织往往由母组织推动和调控，运转也受母组织干预，因此子组织符合他组织的定义。那么由这种子组织组成的母组织还算自组织吗？这后一个问题已经包含了对前一个问题的一种回答——他组织可以由自组织演变形成。
他组织的概念对本文要做的分析并不实用，因为很难相信今日还存在没有外界干预的组织。即便是边远地区的村民自发合作，也受到国家法令、政府政策乃至村干部的干预。在这层意义上便几乎没有不属于他组织的组织，以其分析会失之笼统。
本文提出一个“权组织”概念——实施权力的组织。典型的权组织是由官员和官僚组成的政府。企业、学校、机构也各有其实施权力的系统。各种权组织之间不一定直接从属（除非整个社会被全能型专制权力控制），但最终在国家权力的框架内，各种权组织共同构成二元社会的权力元。
任何他组织的内部都有权组织，可以把他组织分解为“权组织”和“被组织”。“被组织”指的是由“权组织”对无权者进行组织，看似组织起来的无权者在本质上仍是无组织（一离开权组织即会显现为无组织）。把他组织分解为权组织和被组织，有助于体现组织内部的二元关系。
他组织定义所说的“组织受外界干预”可以这样看——发出干预的是外界的“权组织”，接受和贯彻外界干预的是组织内部的“权组织”。当组织受外界“权组织”干预时，即是该组织的权组织接受“被组织”，再由该组织的“权组织”对组织内部完成“被组织”。
由此看自组织也会更明确——只要是自组织，就没有权组织，也不是被组织。一旦自组织内出现权组织，自上而下进行被组织，自组织就不再是自组织。按此标准，当前社会规模稍大的正式组织都不可能是自组织。
“权组织+被组织”是二元社会的基本关系，社会从整体到局部皆如此。权组织是自上而下的倒树结构，结构的每个节点皆对上接受指令，对下发布指令，将无组织的无权者组织起来。
权组织内部也是被组织，自上而下，形成逐层扩大的金字塔。上级是其下级的组织者，下级被上级所组织，再去组织更下级，而无权者的被组织由权组织的基层官员具体实现。基层以上的权组织层级，除了制定决策，主要是为了管理权组织自身，使其成为贯彻权力意志、让无权元实现被组织的有效机器。而权组织的层级主要是出于权力自身沟通的需要。
权力分立的社会并非由一个权力金字塔自上而下统治，并列的权组织相互竞争制衡，但社会总体仍然是“权组织+被组织”的结构。
50 个评论
>>3.4. 强力源自沟通强力与沟通的关系，可以从人数少时看出，个人体力、武功的作用为主，随着人数增加，...
chapter4 人与正义
追求个人意志的满足是人的基本性质，正义则是所有社会成员对这种追求的平等节制——即不扭曲他人的个人意志。只有自组织状态下个人意志的向量求和能实现这种平等的节制。
4.1. 何为正义
当权力争斗势均力敌，最终胜负往往就在民众的选择。因为从沟通角度，能否沟通顺利取决于被沟通对象的配合，进而决定权力的有效性。在只有一个权力体系统治时，民众没有其他选择，看上去似乎顺从，但只要出现选择，民众作用便会立时凸显。权力除了其所把持的沟通，其实一无所有，资源和兵源都只能利用沟通取之于民。当民众有了选择，自然会向得民心的一方倾斜，使其沟通得到扩展，由弱变强，失民心一方则反之。孟子对此种功利得失算得清楚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正是这种民众定胜负的力量，使权力争夺者总是打出为民争权的旗号，反过来当权者也要表明自己爱民。权力对“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利用与担忧，演化成民为上的正义观。
几乎每个社会都存在民为上的正义观，然而 “民”的概念在中国比较抽象，更接近伦理。西方出于个人主义， “民”被视为个人的集合，正义观从个人出发，发展出引领西方政治理论数百年的契约论。契约论去掉统治者的天道和神授光环，将其降格为契约执行人。霍布斯指出君主的任务是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洛克进一步提出权力须经人民同意，以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为政府权力划定边界。卢梭更是提出人民主权为最高权力。在契约论中，个人是主体，是形成国家的基础，国家只是用于实现个人权利。对契约论的批评认为其虽是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和解释方法，却无法具体操作——大规模人民无论如何不可能真的相互签订和执行契约，因此契约论只能作为一种虚构的比喻。人民是一个类似政治神学的空泛概念，离不开代表者，极权主义便可以趁机以人民代表的名义登堂入室。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理论被极权主义利用还容易理解，因为他们的着眼点就是期盼透过强大政府的管控，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公意”变成极权主义的口实却非卢梭本意。作为彻底且激进的民主先驱，卢梭被极权统治者供奉于庙堂，正是因为缺少操作方法，越漂亮的理论越可被极权者当作华丽外衣。
卢梭、洛克都谈到人民可以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或祸害人民的政府（这种人民权利被写进后来的美国独立宣言），以此作为保证契约的根本手段。但同样卡在操作上。当统治者一口咬定自己代表人民时，那个宏大壮丽的人民在哪呢？如何听到他们的声音以及确认他们对政府的不满呢？更别说人民如何才能把推翻政府的权利从伦理层面转到具体实现。因此，必须找到实实在在的正义，而非仅有契约的抽象意念，才能让极权主义从其窃取的外衣下现形。
沟通和契约没有矛盾，但二者有顺序的先后。沟通在前，是形成契约的前提和基础，无契约可以有沟通，但是无沟通一定不会有契约。说契约而不说沟通是本末倒置，注定是无法操作的意象。霍布斯描述的社会契约和卢梭描述的公意都如空中楼阁，看着美妙，却不知如何形成，以及在现实中存身何处，因而成为极权者任意编造的玩物。从沟通入手却不同。沟通是不能被代表的，因为沟通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人人对其一目了然。契约的制定需要沟通，契约实现的前提也是沟通。若真能充分沟通，人民自然会成为实体，而没有相应的沟通，人民只能是空洞概念，自称的“人民代表”更不可能真实。仅此一点，便可戳穿那些想方设法限制民众沟通的专制者，暴露出其是人民公敌的面目。
如罗尔斯（John Rawls）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行”， 契约是为了实现正义。没有正义，人类不会有和平，社会也不会有安宁。正义是一切思想首要解决的题目。而从沟通入手，让契约从理念变成现实，才能让正义切实立足，实现契约理论家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