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葱油讨论北欧社会，我想到了北欧社会或许是一种西方文明的前进方向
我今天看到一个帖子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66546，我就想，有没有一种可能，以后地球上到处都是像挪威一样的地方，包括伊斯兰教国家？只是现在还太早了，挪威的模式看起来就像异类？
看到标题还有这两个问号，你可能以为我想强调高福利、高税收和泛滥的同情心，或者某些葱油口中的“左派意识形态”将成为西方主流。有关，但不是这件事，而是政府、社会各方之间博弈的演化方向，在个人层面，它不是关于遗传的，而是后天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尽可能使得内容简单易懂，并且删除我觉得过于复杂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在这个主题上的认识和为了让一般葱油阅读而写出的本文体现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在传统上，对罪恶的惩罚和对人权的保护是紧密相连的，随着技术的提升，人们发现可以把这两块分开来做，平时尽量消灭犯罪的条件，等一个人犯罪了以后，把ta监视起来，但不让ta受苦，专门用心理战术改变ta？“用爱感化”只是大众传言的朴素认知，但据我所知，挪威聘请了一些心理学专家专门对付这些囚犯，他们非常专业，直属于挪威的卫生及公共福利部门，在经济和行政上独立于监狱系统[1]，还有算法和大数据的团队[2]投入其中，他们动用的技巧肯定不止于单纯地给囚犯好东西，而是采用各种人的认知规律来让囚犯自愿但不全然自知地改变自己的内心。
一方面这是人道主义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一流发达国家的大众支持避免强调复仇、惩罚的价值观[3][4]；另一方面，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一个人产生犯罪和复仇心理，造成的不稳定和直接损失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在其身上我们需要倾注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是更高的，与之相比，花一定的金额来引入北欧式的矫正系统的成本则可以接受，尤其在一个税收比例较高、国家整体比较富裕的社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但我们要小心在这个过程中运用的技术，如果技术使得我们能不流血地阻止歹徒，并有效地扭转一个人的思维，那么它们将会是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
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犯罪率保持在低位，说明在制止犯罪和改造上，他们的政策和手段是很高效的。在引进价值观迥异的难民之前，北欧国家的各项犯罪指标一直在逐年下降，说明暴露在这种模式足够久的公众的确实会降低犯罪倾向。另一方面，当时间迈入21世纪，人性化和尽可能满足个人需求的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对囚犯的互动上，得到这一价值观驱动的家庭、学校、职场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改变北欧社会以及各个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较年轻的世代，作为一个整体。我通过现代艺术交流的机会，和很多北欧年轻人打过交道，这里我强调的不是艺术家而是普通人，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反攻击性（我不知道汉语怎么说，就是攻击性的反义词），而且比美国人内敛一些，尤其是芬兰人，但他们内在的情感很丰富，只是不说出来，让我觉得有点像东亚这边的人。我调查了一下美国的α世代[5]，发现类似的现象也在发生，而且他们比别的世代更爱收藏一些情感丰富的游戏和文娱作品，除此之外，喜欢二次元的比例比我所在Z世代还多。而对于内向的倾向，Z世代比以前的世代又要更强，这是众所周知的[6]。
这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西方世界的转折，而只有已经身在其中的人能感受到。这是很正常的，去说新世代开始演化，并且和公共政策会相互适应、相互影响。而且这是正常的，去忧虑攻击性的减少、平和与内敛会降低对政府或精英的攫取权力的尝试的质问、阻扰和制约，因为传统上，人们正是通过激情和直面对抗的方式来达成这些；更何况，满足条件的国家的政府当今掌握着上文提到的心理学的应用技术和一些用于计算和评估的技术作为武器，他们在改造囚犯上已经取得的成效不过是我们管中窥豹的一个切入点，并且在改造囚犯工作的大量报告中列举了其中的部分原理，这意味着，哪怕光看他们公开应用的技术，他们已经非常强大和“聪明”（在这个新的时代，他们还会获得人工智能的帮助）了，尤其是在控制信息和人心的方面。但我会说，这不是全部的事实，作为西方Z世代较年轻的一员，我能够察觉这一切的发生，个别我的同龄人和更多的比我更年轻的α世代的人也能察觉这一切，但更老世代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只能察觉部分的现象（我在此处并不是说政府变智能和强大了这回事，而是指当今各个世代的处境，我们之所以这样存在的必然性以及我们产出这样一个政府的必然性），中文世界或其他的非西方区域更是没有一点概念；我想，这正是演化的一环，政府、法院和监狱变得精明和柔和，我们也变得善于洞察和内敛——而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现在一个人比如说我发现了这件事，就会组织起他人和呼唤公共意识去增加制约权威的手段，如今政府的手里有算法和AI，我们也会更多地利用新技术来予以制衡。我们现在还是政府的主人，应利用这个机会增加监视它，包括其中的每一个职员和与他们有关系的人，破除“战争迷雾”，尽可能把作恶消灭在摇篮中。
尽管诚实仍被视为美德，我们仍然鼓励说真话，但我们内敛的习惯使得有更多的信息不会出现在他人眼前比起更老的世代，其中涉及的载体不但有言语，而且有行为。另外一边，我们更有好奇心，我们更加强烈地想知道新的信息，而且保持“informed”，也就是说，我们更有倾向增加己方掌握的信息。这意味着，未来公众和挑战民主制度者的博弈会非常精细，而且政府不是我们唯一的对手，我们可以一起先下手为强，强制解除政府的“战争迷雾”，但我们不能合法地干涉普通人当中哪怕一个人的隐私，而一些公司或民间团体、个人或许会有能力挑战民主制度，并且他们的手段也是柔和的。请注意，这和大数据驯化人群的现在就有的你们熟知的现象是两回事，后者是商业用途、是简单地以对受众进行测量和塑造和目标的，而此处谈到的是权力博弈，假如有一个实际在社会上掌权的大公司，他们需要考虑到对手——这个社会剩余的人，尤其是数学家和计科人才——的技术手段发展和故意隐藏信息（甚至在新世代这里，并不需要有人专门来教，而是像一种与生俱来的技能一样）这回事，以及故意和他们对抗这回事。
如果政府或任何想挑战民主制度的人认为，通过北欧模式的治理，我们现在犯罪率降下去了，外在攻击性也下降了，而且全世代流行tiktok之类的愚蠢短视频，所以“安全可控（好摆布）”，他们就错了。在大数据面前的，只是我们想放在社会上的一面，和我们觉得通过做一个傻子可以获得心理满足的放松的一面（有时出于社交的目的故意如此），注意一个事实，我们非常欢迎情感深刻细腻的影视游戏（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Undertale》）[7]，这本身就说明我们与短视频的互动远远表现不出自己全面的心理需求，而它们也注定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我们作为受众的存在体现着这一代人都普遍有复杂、难伺候和个性化的精神世界，再多的文娱作品都不够作为分析整个世代的材料，更何况我们习惯于有所保留地给外界反馈。对了，这里声明一下，我本人不是很喜欢短视频文化，我只是以“我们”的口吻介绍一下这个世代的普遍性。
正如一切的世代，我们和以后的世代仍会有各种层面的政治纠纷，或社会纠纷，有的是公民之间的，有的是公民和政府的。。。但我们的博弈会更加温和以及保留对方的尊严和生活，把重点放在斗智和工具开发上面，在棋盘上和对面的棋手步步为营、针锋相对。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民主制度的坚决捍卫者，而且我们只回答三件事，人性、智慧和尊严。而我们创造的温情脉脉的博弈方式，将决定更远的世代也在这种环境——就连囚犯也被好好“伺候着”——下被培养起来，他们还会演变。
注释和参考：
[1]Ellen Kjelsberg, Paal Hartvig, Harald Bowitz, Irene Kuisma, Peder Norbech, Aase-Bente Rustad, Marthe Seem, Tom-Gunnar Vik.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s in a prison population: a descriptive study
[2]不仅如此，现在为挪威监狱提供咨询的、医药专业的专家本身就被要求具备算法和大数据的技术。接下来，我会展示卑尔根大学的Jan Anker Janhsen的一个研究，现在所有为挪威监狱探索未来的研究，最起码在数据处理上要做到这个程度：Jahnsen, J. A., Widnes, S. F., & Schjøtt, J. (2021). Quetiapine, Misuse and Dependency: A Case-Series of Questions to a Norwegian Network of Drug Information Centers. Drug, Healthcare and Patient Safety, 13, 151–157. https://doi.org/10.2147/DHPS.S296515
[3]https://www.fwd.us/news/new-2024-polling-demonstrates-ongoing-support-for-criminal-justice-reform/
[4]Susanne Karstedt, Rebecca Endtricht, Crime And Punishment: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Law-And-Order Rhetoric In Europe 1996–2019,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ume 62, Issue 5, September 2022, Pages 1116–1135, https://doi.org/10.1093/bjc/azac040
[5]为了防止定位到我个人，我即使有成文的研究公开发表，也不会在品葱上公布更多信息，你们当成我的身边统计学即可
[6]可见Kim Christfort于2017年的工作（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consulting/articles/millennials-and-workstyles.html?id=us:2el:3pr:bizchem:awa:greenhouse:092517）和Louis A Schimidt等人于2023年的工作（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104750/）
[7]不仅如此，α世代在设计和创造复杂与新颖的东西上更为擅长，且更为喜爱。拓展阅读：https://www.vml.com/insight/sophisticated-play
看到标题还有这两个问号，你可能以为我想强调高福利、高税收和泛滥的同情心，或者某些葱油口中的“左派意识形态”将成为西方主流。有关，但不是这件事，而是政府、社会各方之间博弈的演化方向，在个人层面，它不是关于遗传的，而是后天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尽可能使得内容简单易懂，并且删除我觉得过于复杂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在这个主题上的认识和为了让一般葱油阅读而写出的本文体现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在传统上，对罪恶的惩罚和对人权的保护是紧密相连的，随着技术的提升，人们发现可以把这两块分开来做，平时尽量消灭犯罪的条件，等一个人犯罪了以后，把ta监视起来，但不让ta受苦，专门用心理战术改变ta？“用爱感化”只是大众传言的朴素认知，但据我所知，挪威聘请了一些心理学专家专门对付这些囚犯，他们非常专业，直属于挪威的卫生及公共福利部门，在经济和行政上独立于监狱系统[1]，还有算法和大数据的团队[2]投入其中，他们动用的技巧肯定不止于单纯地给囚犯好东西，而是采用各种人的认知规律来让囚犯自愿但不全然自知地改变自己的内心。
一方面这是人道主义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一流发达国家的大众支持避免强调复仇、惩罚的价值观[3][4]；另一方面，在高度发达的社会，一个人产生犯罪和复仇心理，造成的不稳定和直接损失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在其身上我们需要倾注的人道主义关怀也是更高的，与之相比，花一定的金额来引入北欧式的矫正系统的成本则可以接受，尤其在一个税收比例较高、国家整体比较富裕的社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但我们要小心在这个过程中运用的技术，如果技术使得我们能不流血地阻止歹徒，并有效地扭转一个人的思维，那么它们将会是对民主制度的威胁，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
挪威、瑞典、芬兰等国的犯罪率保持在低位，说明在制止犯罪和改造上，他们的政策和手段是很高效的。在引进价值观迥异的难民之前，北欧国家的各项犯罪指标一直在逐年下降，说明暴露在这种模式足够久的公众的确实会降低犯罪倾向。另一方面，当时间迈入21世纪，人性化和尽可能满足个人需求的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对囚犯的互动上，得到这一价值观驱动的家庭、学校、职场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在改变北欧社会以及各个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较年轻的世代，作为一个整体。我通过现代艺术交流的机会，和很多北欧年轻人打过交道，这里我强调的不是艺术家而是普通人，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反攻击性（我不知道汉语怎么说，就是攻击性的反义词），而且比美国人内敛一些，尤其是芬兰人，但他们内在的情感很丰富，只是不说出来，让我觉得有点像东亚这边的人。我调查了一下美国的α世代[5]，发现类似的现象也在发生，而且他们比别的世代更爱收藏一些情感丰富的游戏和文娱作品，除此之外，喜欢二次元的比例比我所在Z世代还多。而对于内向的倾向，Z世代比以前的世代又要更强，这是众所周知的[6]。
这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西方世界的转折，而只有已经身在其中的人能感受到。这是很正常的，去说新世代开始演化，并且和公共政策会相互适应、相互影响。而且这是正常的，去忧虑攻击性的减少、平和与内敛会降低对政府或精英的攫取权力的尝试的质问、阻扰和制约，因为传统上，人们正是通过激情和直面对抗的方式来达成这些；更何况，满足条件的国家的政府当今掌握着上文提到的心理学的应用技术和一些用于计算和评估的技术作为武器，他们在改造囚犯上已经取得的成效不过是我们管中窥豹的一个切入点，并且在改造囚犯工作的大量报告中列举了其中的部分原理，这意味着，哪怕光看他们公开应用的技术，他们已经非常强大和“聪明”（在这个新的时代，他们还会获得人工智能的帮助）了，尤其是在控制信息和人心的方面。但我会说，这不是全部的事实，作为西方Z世代较年轻的一员，我能够察觉这一切的发生，个别我的同龄人和更多的比我更年轻的α世代的人也能察觉这一切，但更老世代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或者只能察觉部分的现象（我在此处并不是说政府变智能和强大了这回事，而是指当今各个世代的处境，我们之所以这样存在的必然性以及我们产出这样一个政府的必然性），中文世界或其他的非西方区域更是没有一点概念；我想，这正是演化的一环，政府、法院和监狱变得精明和柔和，我们也变得善于洞察和内敛——而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现在一个人比如说我发现了这件事，就会组织起他人和呼唤公共意识去增加制约权威的手段，如今政府的手里有算法和AI，我们也会更多地利用新技术来予以制衡。我们现在还是政府的主人，应利用这个机会增加监视它，包括其中的每一个职员和与他们有关系的人，破除“战争迷雾”，尽可能把作恶消灭在摇篮中。
尽管诚实仍被视为美德，我们仍然鼓励说真话，但我们内敛的习惯使得有更多的信息不会出现在他人眼前比起更老的世代，其中涉及的载体不但有言语，而且有行为。另外一边，我们更有好奇心，我们更加强烈地想知道新的信息，而且保持“informed”，也就是说，我们更有倾向增加己方掌握的信息。这意味着，未来公众和挑战民主制度者的博弈会非常精细，而且政府不是我们唯一的对手，我们可以一起先下手为强，强制解除政府的“战争迷雾”，但我们不能合法地干涉普通人当中哪怕一个人的隐私，而一些公司或民间团体、个人或许会有能力挑战民主制度，并且他们的手段也是柔和的。请注意，这和大数据驯化人群的现在就有的你们熟知的现象是两回事，后者是商业用途、是简单地以对受众进行测量和塑造和目标的，而此处谈到的是权力博弈，假如有一个实际在社会上掌权的大公司，他们需要考虑到对手——这个社会剩余的人，尤其是数学家和计科人才——的技术手段发展和故意隐藏信息（甚至在新世代这里，并不需要有人专门来教，而是像一种与生俱来的技能一样）这回事，以及故意和他们对抗这回事。
如果政府或任何想挑战民主制度的人认为，通过北欧模式的治理，我们现在犯罪率降下去了，外在攻击性也下降了，而且全世代流行tiktok之类的愚蠢短视频，所以“安全可控（好摆布）”，他们就错了。在大数据面前的，只是我们想放在社会上的一面，和我们觉得通过做一个傻子可以获得心理满足的放松的一面（有时出于社交的目的故意如此），注意一个事实，我们非常欢迎情感深刻细腻的影视游戏（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Undertale》）[7]，这本身就说明我们与短视频的互动远远表现不出自己全面的心理需求，而它们也注定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我们作为受众的存在体现着这一代人都普遍有复杂、难伺候和个性化的精神世界，再多的文娱作品都不够作为分析整个世代的材料，更何况我们习惯于有所保留地给外界反馈。对了，这里声明一下，我本人不是很喜欢短视频文化，我只是以“我们”的口吻介绍一下这个世代的普遍性。
正如一切的世代，我们和以后的世代仍会有各种层面的政治纠纷，或社会纠纷，有的是公民之间的，有的是公民和政府的。。。但我们的博弈会更加温和以及保留对方的尊严和生活，把重点放在斗智和工具开发上面，在棋盘上和对面的棋手步步为营、针锋相对。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民主制度的坚决捍卫者，而且我们只回答三件事，人性、智慧和尊严。而我们创造的温情脉脉的博弈方式，将决定更远的世代也在这种环境——就连囚犯也被好好“伺候着”——下被培养起来，他们还会演变。
注释和参考：
[1]Ellen Kjelsberg, Paal Hartvig, Harald Bowitz, Irene Kuisma, Peder Norbech, Aase-Bente Rustad, Marthe Seem, Tom-Gunnar Vik.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s in a prison population: a descriptive study
[2]不仅如此，现在为挪威监狱提供咨询的、医药专业的专家本身就被要求具备算法和大数据的技术。接下来，我会展示卑尔根大学的Jan Anker Janhsen的一个研究，现在所有为挪威监狱探索未来的研究，最起码在数据处理上要做到这个程度：Jahnsen, J. A., Widnes, S. F., & Schjøtt, J. (2021). Quetiapine, Misuse and Dependency: A Case-Series of Questions to a Norwegian Network of Drug Information Centers. Drug, Healthcare and Patient Safety, 13, 151–157. https://doi.org/10.2147/DHPS.S296515
[3]https://www.fwd.us/news/new-2024-polling-demonstrates-ongoing-support-for-criminal-justice-reform/
[4]Susanne Karstedt, Rebecca Endtricht, Crime And Punishment: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Law-And-Order Rhetoric In Europe 1996–2019,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ume 62, Issue 5, September 2022, Pages 1116–1135, https://doi.org/10.1093/bjc/azac040
[5]为了防止定位到我个人，我即使有成文的研究公开发表，也不会在品葱上公布更多信息，你们当成我的身边统计学即可
[6]可见Kim Christfort于2017年的工作（https://www2.deloitte.com/us/en/pages/consulting/articles/millennials-and-workstyles.html?id=us:2el:3pr:bizchem:awa:greenhouse:092517）和Louis A Schimidt等人于2023年的工作（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7104750/）
[7]不仅如此，α世代在设计和创造复杂与新颖的东西上更为擅长，且更为喜爱。拓展阅读：https://www.vml.com/insight/sophisticated-play
52 个评论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反攻击性（我不知道汉语怎么说，就是攻击性的反义词），而且比美国人内敛一些，尤其是芬兰人，但他们内在的情感很丰富，只是不说出来，让我觉得有点像东亚这边的人
我认为是寒冷地区的人的共性，chill.
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