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文革血腥记忆
原文：http://archives. cnd.org/HXWK/column/Recollection/kd070124-3.gb.html
《长在五，六十年代的西堂子胡同（续）》
·孙 钢·
非常岁月（文革中）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准备考初中。一天中午，突然学校宣布全市学校都停课。我们一听，高兴极了，奔出教室，跑到操场上高呼“解放啦！解放啦！”。没想到，这一喊，竟然浪费了自己十年的金色时光。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西堂子胡同带来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一条本来宁静平和的胡同一下子变得嘈杂闹腾起来。先是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声响彻云霄，紧接着是革命大标语大字报糊的是满墙满地。然后是红卫兵举着皮鞭棍棒冲进了那王府，冯季远家和王家。接着再发生的事就更是让人惊心动魄，触及灵魂，刻骨铭心了！
就在红卫兵冲进那王府的第二天早上，胡同里召开了批斗大会。会场就在团中央宿舍中院。院周围的廊柱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条。场地虽大，但还是被挤了个水泄不通。全胡同男女老少凡是在家能出门的都来了。红卫兵押着那家老太太和儿子们（听说老太太有四个儿子，但住在我们胡同的只有老大和老四），儿媳妇们走到院子中央，每人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上面写着“反动资本家ＸＸＸ”。这时“打倒资本家”“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彼伏此起，一浪高过一浪。我看着周围的人们不断地挥起撰着拳头的胳膊，撕心裂肺地喊着，心里很是纳闷儿。怎么昨天还见面儿点头哈腰，王哥，李嫂，张太太叫着的，今天就突然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了？那家老太太虽说以六，七十岁，但脸上还是粉白粉白的，一条褶儿都见不着。难怪我奶奶每次在胡同里看到那老太太坐着三轮车经过时都会感慨说：“瞧人家这老太太多富态，细皮嫩肉的，一辈没受过风吹日晒”。听得出来，这是既有点羡慕，又有点嫉妒。可能到会的大人们中许多人都带有这种心理，再加上周围的革命气氛，就变得如此地义愤填膺了。那家老少都被迫九十度大弯腰，不一会儿那老太太就首先倒下了，接着是她的四儿子－张老四。我看不下去了，感觉这样对人太残酷了，像电影里坏蛋对待好人似的，就溜出了会场。这样连斗了几天，听说张老四上吊了，死前先掐死了他妈，免的她再受污辱，再受罪！后来又听说那老太太的大孙子也跳井自杀了。他是个大学生，文革前，我经常看见他骑着一辆天蓝色的赛车，风华正茂！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学校停课了，我们小学生们除了批斗老师，没别的事可做。但是我的四叔是我们小学的副校长，我家出身又不是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解放军，革命干部），在学校里搞运动是没咱的份儿了，咱就在胡同里搞。我和同院的小平每天窜到抄家的院子里想寻找一些洋捞儿。那时候，我们的思想都很“进步”，大的东西我们是不会拿的。有一次，小平在一只高跟鞋的鞋尖里翻到一只金戒指（用棉花裹着），赶紧上缴了在场的红卫兵。我们的目标是钢笔啦，玩具啦，烟盒呀，什么的。那天我们正在冯季远家翻腾，一辆小卡车开到了门口，卸下了一大捆硬皮条。过了一会，院里的红卫兵把所有的冯家人集合在一间大屋里，让冯家的五个孩子围成一个圈，每人手里一根硬皮条，命令他们抽打站在圈子中间的冯季远和他的大太太。我和小平一看这情形，吓得赶紧往院外跑。哐当一声，没等我们跑出去，大门就被关上了。一个高个子的男红卫兵，岔着腿，叉着腰，横眉立目，一脸煞气，堵在门口，用撰着一根皮条的手指着我们问：“你们是什么出身？“我吓一哆嗦，赶紧回答“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属于自由职业，比黑五类好一些）。“那正好！就在这里接受接受阶级教育吧”。那个红卫兵大声说到。得，我们俩又被赶回院子。这时，就听屋里面传来噼哩啪啦的皮条的抽打声，和嗷嗷的人叫声。隔着窗子我看到有几个红卫兵们正在用皮条打冯家的孩子，因为他们不肯打他们的父母。我不愿再看下去了，就低下了头，心里合对着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一幕？噢！想起来啦，是在电影“粮食”中，日本鬼子强迫汉奸蒋二打他亲妈，逼问八路的粮食藏在哪儿。没过多久，冯家夫妇就被抬了出来，装上了送往火葬场的卡车上。因为人死后很沉，红卫兵就命令我和小平帮着抬出大门，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溜回了家。后来听说是红卫兵逼问冯季远夫妇，枪藏在哪儿？但冯家根本就没有枪。红卫兵不信，打他们，硬逼着他们交待。冯季远夫妇被逼得走头无路，就胡编说，把枪藏在古楼那边的一口枯井里。结果，红卫兵去了，连枯井都没找着。一气之下，他们就下了狠手。人－这种地球上高等生物的可塑性真是太大了，在不同的环境下，他既可能被造就成有精神有灵魂和高尚情操的人，也可能被变成茹毛嗜血的兽！
对门的王家被抄后，王家大儿子的双手大姆指被一根细细的黑鞋带儿跨肩反绑着，推出了大门。他蓬头垢面，满脸胡茬，面色如土，一身破烂的兰衣服上，满是甩得东一道子，西一道子的红，白条儿，拖着一双破凉鞋，两眼红肿直楞楞地只朝前看。其实他那时才四十出头儿，是北京化工学院的讲师，可看起来却像七老八十的啦。胡同里的孩子们围着他喊：“疯子，疯子“还不停地往他身上吐吐沫。但他好像根本没看见，没感觉。仍然是面无表情，两只眼直勾勾地瞪着，眨都不眨。不一会儿，红卫兵用一辆汽车把他拉走了。
等我再看见他时，以是１９７８年，我大学放暑假在家读书，迂到英文问题。奶奶告诉我说：“对门王老师的英文特棒，你可登门请教“。我说：“王老师不是疯了吗？“。”那是装的，这一装就是十年！直到四人帮到台“。奶奶有点激动，表情神秘兮兮地答到。那是多大的苦难啊！那是多坚强的意志呀！惊得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冷战！
在院外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院内的破四旧活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先是在几个大孩子（中学三年级）的带领下，全院的男孩儿都爬上了房，每人手拿一把铁锤，噼哩啪啦，叮了咣当地把房顶上水泥做的雕花儿刻画统统砸得粉碎。弄得满院子灰土爆尘。接着是把各家交出来的书、画堆在院子中央，一把火烧了，又搞得满院子乌烟瘴气。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张光宇画的“西行漫记“画册，那里面孙悟空的造型，就是我们在动画片“大闹天空“中所见到的。我爸的一幅齐白石的鸳鸯戏水图也未能幸免。（据说现在在美国能换两栋房子！不瞒您说，每当我想起这事儿，肠子都悔青了！）最后就进入到深挖“敌特“阶段。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前院的郑爷爷（据说在解放前仅当过卫生警察）和后院的孙大爷（仅有五个伙计的资本家）最有敌特嫌疑。于是，我们院里的孩子就以我家的大屋为哨所（因为我家的大屋正好在前后两院之间，而且，两面都有大窗户，便于观察），不分日夜地三班倒，监视他们。就这样干了大约两个礼拜，什么也没能发现。可能大家也疲乏了，这种监视活动就不了了之了。显然是对革命事业不太负责！
现在看起来，这好像是一场闹剧，每个角色演得非常入戏。但在当时，这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的真实生活！时间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但岁月修远，人生短暂。很多人往往等不到看到真理，我们毕竟是幸运的！
在一场红色急风暴雨过后，西堂子胡同终于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平静。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起，到１９６８年底，老三届（１９６６年时，已经上了中学的中学生）陆陆续续，一批接一批地被毛主席支到边远的农村或者大山里的三线工厂去接受工农再教育去了。我们这批老三届的“尾巴“（１９６６年时，是小学毕业），也入了就近的各个中学。文革前，绝大部分中学是男女分校，像男四中，女一中等等。现在造反了，男女全部合校。我们胡同的孩子就都进东方红中学（文革前叫灯市口女中）。
名义是上学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学文化课，还是一天到晚的搞“革命“，写大字报批，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大会斗，学生中的流氓，小偷儿。再就是隔三差五的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学校由工宣队，军宣队领导，教师全是打边鼓的。现在看来，四人帮的目的根本不是想让我们学文化，而是把我们管起来，省得流荡到社会上去闹事。
头脑空虚，无所事是，胡同里就掀起了一阵打牌风（扑克）。这在当时也是半禁止的，因为扑克也划成了“四旧“。我的一副塑料扑克（是聂绀鲁伯伯从香港买来，送我的）也在破四旧时给烧了。因为是半地下的活动，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就轮流坐庄，今天我家，明天你家，后天他家。这样就可以减少被家长或街道积极分子发现的机会。家长们发现会说我们是不务正业（我们的正业在哪儿呢？）；街道积极分子发现会说是搞复辟；哪个罪名都不小！一天，轮到小远家（他父亲文革前曾是驻刚果大使，文革后当过驻法大使）。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个夏日黄昏，天不太热，还有阵阵微风拂面。深蓝色的天幕没有一丝云彩，一弯明月斜挂在天边，和满天闪闪的星星遥遥相伴。刚刚跨进院门，一股淡淡的夜来花的香味儿迎面飘来，伴随这香气得还有一阵阵婉转，优美的璇律｜⒌１⒉３｜⒌１⒉３｜⒋４⒊３｜２－－｜……这使我顿觉心旷神怡，不由自主地闭上眼彷佛进入了仙境。原来是小远的姐姐在听佛朗兹。莱哈尔的“风流寡妇“的唱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音乐，也是第二次被音乐所震撼。第一次是被广东音乐“喜洋洋“。当时，我九岁，和爸爸坐在开往青岛的火车上。“喜洋洋“使我感到兴奋，愉快。而“风流寡妇“使我想起舞，璇转，飞升。看来，人喜爱美，想往美，追求感观刺激与享受是一种本能，是天性，无论什么人，用什么去手法去掩盖它，压制它，早早晚晚它都会爆发出来，像休眠的火山那样！
也是在小远家，我读到了“走进黑非洲”，“世界科学发展史“等等，有趣，有味的书。是它们打开了我的眼界，引起了我对世间一切的好奇心，从此，我的求知欲像洪水一般散发开来，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我只是千千万万有这种要求的北京孩子中的一个。可能是环境成熟了吧？那时的北京，从学校到胡同掀起了一场听外国名曲，读外国名著，唱外国名歌二百首的高潮。没有唱片，我们就到处借，没有歌本；我们就四处抄；没有书，我们就连借带抄。我最喜爱书是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我最爱唱的歌是意大利的“我的太阳”。
但好景不长在，好花不常开，１９６９年６月，仅仅上中学不到一年，我就和胡同里几乎所有的同年级，同班的孩子们，在一阵震天撼地的锣鼓声中，被送上了开往北大荒的知青专列。“呜—”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我们告别了生活１６年的胡同，奔向了前途未仆的远方。
谁知这一别竟是十几年，等我再踏进西堂子胡同时，已过了儿立之年。斗转星移，岁月沧桑，虽然西堂子胡同看起来比我离开时老旧了许多，但它毕竟回到了以往的宁静，平和。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参看：
《四川高校教师谭松揭露共匪土改时血腥残暴事实》
《大陆血腥的政治教育》
《长在五，六十年代的西堂子胡同（续）》
·孙 钢·
非常岁月（文革中）
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准备考初中。一天中午，突然学校宣布全市学校都停课。我们一听，高兴极了，奔出教室，跑到操场上高呼“解放啦！解放啦！”。没想到，这一喊，竟然浪费了自己十年的金色时光。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给西堂子胡同带来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一条本来宁静平和的胡同一下子变得嘈杂闹腾起来。先是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声响彻云霄，紧接着是革命大标语大字报糊的是满墙满地。然后是红卫兵举着皮鞭棍棒冲进了那王府，冯季远家和王家。接着再发生的事就更是让人惊心动魄，触及灵魂，刻骨铭心了！
就在红卫兵冲进那王府的第二天早上，胡同里召开了批斗大会。会场就在团中央宿舍中院。院周围的廊柱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条。场地虽大，但还是被挤了个水泄不通。全胡同男女老少凡是在家能出门的都来了。红卫兵押着那家老太太和儿子们（听说老太太有四个儿子，但住在我们胡同的只有老大和老四），儿媳妇们走到院子中央，每人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上面写着“反动资本家ＸＸＸ”。这时“打倒资本家”“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彼伏此起，一浪高过一浪。我看着周围的人们不断地挥起撰着拳头的胳膊，撕心裂肺地喊着，心里很是纳闷儿。怎么昨天还见面儿点头哈腰，王哥，李嫂，张太太叫着的，今天就突然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了？那家老太太虽说以六，七十岁，但脸上还是粉白粉白的，一条褶儿都见不着。难怪我奶奶每次在胡同里看到那老太太坐着三轮车经过时都会感慨说：“瞧人家这老太太多富态，细皮嫩肉的，一辈没受过风吹日晒”。听得出来，这是既有点羡慕，又有点嫉妒。可能到会的大人们中许多人都带有这种心理，再加上周围的革命气氛，就变得如此地义愤填膺了。那家老少都被迫九十度大弯腰，不一会儿那老太太就首先倒下了，接着是她的四儿子－张老四。我看不下去了，感觉这样对人太残酷了，像电影里坏蛋对待好人似的，就溜出了会场。这样连斗了几天，听说张老四上吊了，死前先掐死了他妈，免的她再受污辱，再受罪！后来又听说那老太太的大孙子也跳井自杀了。他是个大学生，文革前，我经常看见他骑着一辆天蓝色的赛车，风华正茂！一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就这样破碎了。
学校停课了，我们小学生们除了批斗老师，没别的事可做。但是我的四叔是我们小学的副校长，我家出身又不是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解放军，革命干部），在学校里搞运动是没咱的份儿了，咱就在胡同里搞。我和同院的小平每天窜到抄家的院子里想寻找一些洋捞儿。那时候，我们的思想都很“进步”，大的东西我们是不会拿的。有一次，小平在一只高跟鞋的鞋尖里翻到一只金戒指（用棉花裹着），赶紧上缴了在场的红卫兵。我们的目标是钢笔啦，玩具啦，烟盒呀，什么的。那天我们正在冯季远家翻腾，一辆小卡车开到了门口，卸下了一大捆硬皮条。过了一会，院里的红卫兵把所有的冯家人集合在一间大屋里，让冯家的五个孩子围成一个圈，每人手里一根硬皮条，命令他们抽打站在圈子中间的冯季远和他的大太太。我和小平一看这情形，吓得赶紧往院外跑。哐当一声，没等我们跑出去，大门就被关上了。一个高个子的男红卫兵，岔着腿，叉着腰，横眉立目，一脸煞气，堵在门口，用撰着一根皮条的手指着我们问：“你们是什么出身？“我吓一哆嗦，赶紧回答“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属于自由职业，比黑五类好一些）。“那正好！就在这里接受接受阶级教育吧”。那个红卫兵大声说到。得，我们俩又被赶回院子。这时，就听屋里面传来噼哩啪啦的皮条的抽打声，和嗷嗷的人叫声。隔着窗子我看到有几个红卫兵们正在用皮条打冯家的孩子，因为他们不肯打他们的父母。我不愿再看下去了，就低下了头，心里合对着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一幕？噢！想起来啦，是在电影“粮食”中，日本鬼子强迫汉奸蒋二打他亲妈，逼问八路的粮食藏在哪儿。没过多久，冯家夫妇就被抬了出来，装上了送往火葬场的卡车上。因为人死后很沉，红卫兵就命令我和小平帮着抬出大门，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溜回了家。后来听说是红卫兵逼问冯季远夫妇，枪藏在哪儿？但冯家根本就没有枪。红卫兵不信，打他们，硬逼着他们交待。冯季远夫妇被逼得走头无路，就胡编说，把枪藏在古楼那边的一口枯井里。结果，红卫兵去了，连枯井都没找着。一气之下，他们就下了狠手。人－这种地球上高等生物的可塑性真是太大了，在不同的环境下，他既可能被造就成有精神有灵魂和高尚情操的人，也可能被变成茹毛嗜血的兽！
对门的王家被抄后，王家大儿子的双手大姆指被一根细细的黑鞋带儿跨肩反绑着，推出了大门。他蓬头垢面，满脸胡茬，面色如土，一身破烂的兰衣服上，满是甩得东一道子，西一道子的红，白条儿，拖着一双破凉鞋，两眼红肿直楞楞地只朝前看。其实他那时才四十出头儿，是北京化工学院的讲师，可看起来却像七老八十的啦。胡同里的孩子们围着他喊：“疯子，疯子“还不停地往他身上吐吐沫。但他好像根本没看见，没感觉。仍然是面无表情，两只眼直勾勾地瞪着，眨都不眨。不一会儿，红卫兵用一辆汽车把他拉走了。
等我再看见他时，以是１９７８年，我大学放暑假在家读书，迂到英文问题。奶奶告诉我说：“对门王老师的英文特棒，你可登门请教“。我说：“王老师不是疯了吗？“。”那是装的，这一装就是十年！直到四人帮到台“。奶奶有点激动，表情神秘兮兮地答到。那是多大的苦难啊！那是多坚强的意志呀！惊得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冷战！
在院外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院内的破四旧活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先是在几个大孩子（中学三年级）的带领下，全院的男孩儿都爬上了房，每人手拿一把铁锤，噼哩啪啦，叮了咣当地把房顶上水泥做的雕花儿刻画统统砸得粉碎。弄得满院子灰土爆尘。接着是把各家交出来的书、画堆在院子中央，一把火烧了，又搞得满院子乌烟瘴气。这里面有我最喜欢的张光宇画的“西行漫记“画册，那里面孙悟空的造型，就是我们在动画片“大闹天空“中所见到的。我爸的一幅齐白石的鸳鸯戏水图也未能幸免。（据说现在在美国能换两栋房子！不瞒您说，每当我想起这事儿，肠子都悔青了！）最后就进入到深挖“敌特“阶段。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前院的郑爷爷（据说在解放前仅当过卫生警察）和后院的孙大爷（仅有五个伙计的资本家）最有敌特嫌疑。于是，我们院里的孩子就以我家的大屋为哨所（因为我家的大屋正好在前后两院之间，而且，两面都有大窗户，便于观察），不分日夜地三班倒，监视他们。就这样干了大约两个礼拜，什么也没能发现。可能大家也疲乏了，这种监视活动就不了了之了。显然是对革命事业不太负责！
现在看起来，这好像是一场闹剧，每个角色演得非常入戏。但在当时，这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的真实生活！时间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但岁月修远，人生短暂。很多人往往等不到看到真理，我们毕竟是幸运的！
在一场红色急风暴雨过后，西堂子胡同终于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平静。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起，到１９６８年底，老三届（１９６６年时，已经上了中学的中学生）陆陆续续，一批接一批地被毛主席支到边远的农村或者大山里的三线工厂去接受工农再教育去了。我们这批老三届的“尾巴“（１９６６年时，是小学毕业），也入了就近的各个中学。文革前，绝大部分中学是男女分校，像男四中，女一中等等。现在造反了，男女全部合校。我们胡同的孩子就都进东方红中学（文革前叫灯市口女中）。
名义是上学了，但实际上根本不学文化课，还是一天到晚的搞“革命“，写大字报批，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大会斗，学生中的流氓，小偷儿。再就是隔三差五的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学校由工宣队，军宣队领导，教师全是打边鼓的。现在看来，四人帮的目的根本不是想让我们学文化，而是把我们管起来，省得流荡到社会上去闹事。
头脑空虚，无所事是，胡同里就掀起了一阵打牌风（扑克）。这在当时也是半禁止的，因为扑克也划成了“四旧“。我的一副塑料扑克（是聂绀鲁伯伯从香港买来，送我的）也在破四旧时给烧了。因为是半地下的活动，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就轮流坐庄，今天我家，明天你家，后天他家。这样就可以减少被家长或街道积极分子发现的机会。家长们发现会说我们是不务正业（我们的正业在哪儿呢？）；街道积极分子发现会说是搞复辟；哪个罪名都不小！一天，轮到小远家（他父亲文革前曾是驻刚果大使，文革后当过驻法大使）。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个夏日黄昏，天不太热，还有阵阵微风拂面。深蓝色的天幕没有一丝云彩，一弯明月斜挂在天边，和满天闪闪的星星遥遥相伴。刚刚跨进院门，一股淡淡的夜来花的香味儿迎面飘来，伴随这香气得还有一阵阵婉转，优美的璇律｜⒌１⒉３｜⒌１⒉３｜⒋４⒊３｜２－－｜……这使我顿觉心旷神怡，不由自主地闭上眼彷佛进入了仙境。原来是小远的姐姐在听佛朗兹。莱哈尔的“风流寡妇“的唱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音乐，也是第二次被音乐所震撼。第一次是被广东音乐“喜洋洋“。当时，我九岁，和爸爸坐在开往青岛的火车上。“喜洋洋“使我感到兴奋，愉快。而“风流寡妇“使我想起舞，璇转，飞升。看来，人喜爱美，想往美，追求感观刺激与享受是一种本能，是天性，无论什么人，用什么去手法去掩盖它，压制它，早早晚晚它都会爆发出来，像休眠的火山那样！
也是在小远家，我读到了“走进黑非洲”，“世界科学发展史“等等，有趣，有味的书。是它们打开了我的眼界，引起了我对世间一切的好奇心，从此，我的求知欲像洪水一般散发开来，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我只是千千万万有这种要求的北京孩子中的一个。可能是环境成熟了吧？那时的北京，从学校到胡同掀起了一场听外国名曲，读外国名著，唱外国名歌二百首的高潮。没有唱片，我们就到处借，没有歌本；我们就四处抄；没有书，我们就连借带抄。我最喜爱书是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我最爱唱的歌是意大利的“我的太阳”。
但好景不长在，好花不常开，１９６９年６月，仅仅上中学不到一年，我就和胡同里几乎所有的同年级，同班的孩子们，在一阵震天撼地的锣鼓声中，被送上了开往北大荒的知青专列。“呜—”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我们告别了生活１６年的胡同，奔向了前途未仆的远方。
谁知这一别竟是十几年，等我再踏进西堂子胡同时，已过了儿立之年。斗转星移，岁月沧桑，虽然西堂子胡同看起来比我离开时老旧了许多，但它毕竟回到了以往的宁静，平和。
□ 寄自美国
刊登在 2007 华夏快递
参看：
《四川高校教师谭松揭露共匪土改时血腥残暴事实》
《大陆血腥的政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