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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确实是集体意识的一种反映。大陆语言还体现一种思维，那就是泛滥的类比思维，以比喻为智。有的有明显的引导词，“好比”，“就像”、“如”，有的则没有。类比固然是人类思维的一环，但在大陆语言中，类比常用于强行定义和归类，不该类比的地方强行类比，比如文革化用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将地主的孩子比作老鼠，那么怎么对待如老鼠般的地主子女自不待言。这种思维也和历史传统有关，传统说理基本上是类比技巧的展览会，自春秋战国开始，完全忠实记录客观世界的文字就没有过，反而是充斥了大量的类比的策略、劝说文章。比兴手法这种说事之前先关联具体意象的手法甚至成为一种文学传统，文革中演变为引用毛主席语录再说事。而与类比相衔接的手法就是夸张，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在文学中固然是豪放的美的想象，但如果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种战天斗地无法无天的政治意识呢？我不清楚台湾现代语言中有没有类似现象，但我切身体会是大陆语言确实滥用类比。
大陆语言确实存在着普遍的模式，包含了大量的共同模版，尤其是在涉及到政治方面，几乎都是再重复教科书。我想给台湾朋友们介绍中国小学语文教科书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先没学爸爸妈妈就在教我爱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