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先生“三百年殖民地”论
【共产杂种囚禁刘晓波先生至死。刘晓波先生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时任然被囚禁,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摆了一把空椅子。见照片】
1“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刘晓波先生61岁的一生见证了《论语》里面这句话。
2 以下链接是维基百科刘先生三百年殖民地论的介绍,这段话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刘先生20多岁。
3 余英时先生在美国大半个世纪,有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的双重背景,一直到逝世,都主张要先学习西方。(《现代儒学的回顾和展望》)。余英时先生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接纳了很多天安门六四流亡人士,包括全盘西化派的人士。《河殇》的作者苏晓康和余英时先生有很密切的来往。
4 政府理论上是“公仆”或者“管家”性质的服务机构,因此,如果有自由世界的国家愿意“殖民”中国300年,(我)高兴都来不及。
5 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团体对中国的统治都比共产杂种强。
6 刘晓波先生著作等身,一生波澜壮阔,在”立德,立言,立功”都有建树,死且不朽。
以下是维基百科的链接和内容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刘晓波
三百年殖民地论
在80年代文化热中国社会全面推崇全盘西化的背景下[162],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报》(现《开放杂志》[163])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刘晓波回应:“我认为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馀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香港式)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当金钟指出其“十足的‘卖国主义’”做提问时,刘晓波回应:“我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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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按:
制度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源头是“周礼”,孔子克己复礼也是恢复周礼,但是即使在他的年代,也没有可能实现。宋朝时期王安石朱熹等人也论述过克己复礼不可行。
你看看孔子对管仲的评论:
【《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关于仁和礼的关系,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①?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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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孔子是相当的“实用主义”的,仁高于礼,只要能实现“仁”,实际的具体的制度(“礼”)有很大的灵活性。
只要“全盘西化”能够让人民不再受共产杂种的奴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1“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刘晓波先生61岁的一生见证了《论语》里面这句话。
2 以下链接是维基百科刘先生三百年殖民地论的介绍,这段话没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刘先生20多岁。
3 余英时先生在美国大半个世纪,有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的双重背景,一直到逝世,都主张要先学习西方。(《现代儒学的回顾和展望》)。余英时先生在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接纳了很多天安门六四流亡人士,包括全盘西化派的人士。《河殇》的作者苏晓康和余英时先生有很密切的来往。
4 政府理论上是“公仆”或者“管家”性质的服务机构,因此,如果有自由世界的国家愿意“殖民”中国300年,(我)高兴都来不及。
5 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团体对中国的统治都比共产杂种强。
6 刘晓波先生著作等身,一生波澜壮阔,在”立德,立言,立功”都有建树,死且不朽。
以下是维基百科的链接和内容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刘晓波
三百年殖民地论
在80年代文化热中国社会全面推崇全盘西化的背景下[162],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报》(现《开放杂志》[163])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刘晓波回应:“我认为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馀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香港式)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当金钟指出其“十足的‘卖国主义’”做提问时,刘晓波回应:“我引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工人没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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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按:
制度上来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源头是“周礼”,孔子克己复礼也是恢复周礼,但是即使在他的年代,也没有可能实现。宋朝时期王安石朱熹等人也论述过克己复礼不可行。
你看看孔子对管仲的评论:
【《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关于仁和礼的关系,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①?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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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出来,孔子是相当的“实用主义”的,仁高于礼,只要能实现“仁”,实际的具体的制度(“礼”)有很大的灵活性。
只要“全盘西化”能够让人民不再受共产杂种的奴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87 个评论
>> 古希腊的诡辩家是非常重要的磨刀石,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刁钻古怪的问题和命题直接或者间接启发了古希...
余英时先生那篇文章对荀子还是比较肯定的,同一篇文章“儒家的法家化”:
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决不是因为欣赏他的“贬天子”之说,而是因为他巧妙地用儒家的外衣包生了法家“尊君卑臣”的政治内核。当时有一位黄老学派的汲黯便当面揭穿了这一事实。《史记·汲黯传》说:
天子(武帝)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外施仁义”便是以儒术“缘饰”,“内多欲”则非做法家型“惟我独尊”的人主便无以操纵自恣。儒家所谓“礼乐教化”不但在武帝一朝未见实效,就是到了他的曾孙宣帝的时代也还是纸上空谈。下面是汉代一个极有名的故事,可以使我们知道所谓“独尊儒术”的真相。《汉书·元帝本纪》载元帝为太子时:
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请看宣帝骂儒生“好是古非今”的话,岂不完全是秦始皇、李斯的口吻,哪里有一丝“仁义”的味道?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
申(不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观其君臣篇。
可见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路线;他们内心所最关切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不但西汉如此,晋室南渡,已成君弱臣强之局,做皇帝的还是向往着法家路线。
《资治通鉴》卷九十《晋纪十二》云:
(元)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庾亮谏曰:“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纳之。(元帝太与元年三月庚午条)
司马氏号称儒学大族,而晋元帝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赐韩非书给太子,君统与法家关系之深,可以推见。历史上叔孙通、公孙弘之类的“儒宗”看清了这一点,“与时变化”,(入法家之室而操其戈,逢君之欲而长其恶,才在表面上夺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然而个别的儒家要真想当权,首先就得法家化,就得行“尊君卑臣”之事。他不但有义务帮朝廷镇压一切反对的言论,而且连自己的“谏诤”之责也要打一个七折八扣。理由很简单,“忠臣不显谏”,“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皇帝是不能公开骂的。这样的儒家在政治上最后也只能成为“反智论者”。所以“尊君卑臣”的格局不变,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也不会变。但是中国政治史始终陷于“尊君卑臣”的格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