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评价胡锦涛的争议点
我在上一篇讨论胡锦涛失败的文章里已经说了，我认为自毛以后，中国再次走向深渊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处理彻底失败，导致六四。其原因是邓小平和赫鲁晓夫不同，他的保皇观念使他不敢完全否定毛，在否定了七成的情况下都不敢撤掉毛像，把腊肉送回湖南。因此他最初的改革是缺乏决心的，八十年代单数年改革双数年不改革的交锋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自己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相继下台、学生的被屠杀都是他给自己和中共布下的大雷。如果八十年代改革成功，我相信中共国转型为新加坡模式是可能的。中共不会有全面的损失，只有对山东老干部派这类跟不上时代不具备治理现代国家能力的人来说是损失。而失败的六四，不但使已有的改革成果差点不保，还给后来的毛病不改积恶成习提供了必然性。
二就是邓看上的胡锦涛。
我不知道胡锦涛镇压西藏是不是邓小平看上他的原因，如果是的话，首先说明邓小平那时已经认为镇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必须要有狠人至少维持住中共一党专政，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像他自己一样坚决镇压。这可以解释很多人说过的在地方上展现出能力往往被高层忌惮，而胡锦涛为什么反而被看重。可惜的是胡锦涛似乎欺软怕硬，在搞少数民族方面心狠手辣，除了西藏还有七五（已有说是周永康下黑手），哪怕对待自己党内高层的敌人有这一半呢？我想他也至少不至于自己亲自出演金三胖姑父了。
接下来就是他搞掉陈良宇，有人说了，不搞陈良宇就是江家天下，就政令不出中南海。我就纳了闷了，搞了陈良宇就不是江家天下了？政令就出的了中南海了？这种普遍的说法经常让我感到它并不怎么符合实际。因为陈良宇当时只是上海的长官，他的接班人是未来式而不是当时式。你说不搞他政令进不了上海那还有的说，出不出的了中南海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江胡斗的起因是什么，比如搞陈良宇之前黄海炮击的始末，胡做了什么让江非要炮击他？如果有清楚这部分的可以科普一下。总之，到了搞陈良宇这一步，我认为就是动摇了国本了。不搞陈良宇，只搞周永康徐才厚，我认为是既为国家考虑也能解决自己问题的做法。如果真心为了国家，是可以期待一下陈良宇顺利接班后做一做他不敢做的排邓留下的大雷这种事的。
陈良宇被搞导致江派这边的人选变成薄和习，无疑是非常恶劣的转折。在这之后，我们的胡锦涛再次上演了裸退的神操作。我从不认为裸退这个做法有什么问题，而是胡裸退的具体操作有很大问题。在搞掉周永康和徐才厚之后，胡的权力达到顶峰，他却没有把汪洋和李源潮都推进常委或是让李克强三位一体。所以还是那句话，既然你还是决定不了这一届谁上，你为什么要搞陈良宇？安心去布置下一届能把谁推上去不就完了吗。对习近平裸退是个什么操作？有人说了，那谁也想不到习近平会是个那样的人啊。这个问题，简单的比较一下陈良宇和我们习主席的履历，答案还不明显吗？你非要搞掉一个在上海有口皆碑的接班人，去裸退给一个福建连续选不上去（这多半是我习后面一定要弄成没有没有没有通过的原因）的货色，能用不知道我们习主席是个这样的人做理由吗？你裸退是为了要法治，那在陈良宇这个问题上，怎么不为呢？可能在他的认知里，真的是陈良宇不如习近平，陈良宇不能维护他看重的法治，习近平能吧。
所以这次二十大，理所当然又“谁能想到习能无耻到这个程度”了。人不能在同一条河流里掉进两次，我们的胡锦涛啊，给我们表演了奇迹，他就是能掉进。如果说裸退给习近平说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实在能勉强算是个理由，那么经过十九大，你总不能还说不知道习是这样一个人吧？知道了，但没完全知道，所以没用强力手段，哪怕以安保为名掌握会场也不用，然后果然知道他没底线，不知道他这么没底线了。这又怪谁呢？反正最后一搏，说什么也都就这样了。
如何评价这两个关键点和胡锦涛的做法，希望有不同看法的可以多多讨论交流。
一是邓小平对学生运动的处理彻底失败，导致六四。其原因是邓小平和赫鲁晓夫不同，他的保皇观念使他不敢完全否定毛，在否定了七成的情况下都不敢撤掉毛像，把腊肉送回湖南。因此他最初的改革是缺乏决心的，八十年代单数年改革双数年不改革的交锋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的自己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相继下台、学生的被屠杀都是他给自己和中共布下的大雷。如果八十年代改革成功，我相信中共国转型为新加坡模式是可能的。中共不会有全面的损失，只有对山东老干部派这类跟不上时代不具备治理现代国家能力的人来说是损失。而失败的六四，不但使已有的改革成果差点不保，还给后来的毛病不改积恶成习提供了必然性。
二就是邓看上的胡锦涛。
我不知道胡锦涛镇压西藏是不是邓小平看上他的原因，如果是的话，首先说明邓小平那时已经认为镇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必须要有狠人至少维持住中共一党专政，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像他自己一样坚决镇压。这可以解释很多人说过的在地方上展现出能力往往被高层忌惮，而胡锦涛为什么反而被看重。可惜的是胡锦涛似乎欺软怕硬，在搞少数民族方面心狠手辣，除了西藏还有七五（已有说是周永康下黑手），哪怕对待自己党内高层的敌人有这一半呢？我想他也至少不至于自己亲自出演金三胖姑父了。
接下来就是他搞掉陈良宇，有人说了，不搞陈良宇就是江家天下，就政令不出中南海。我就纳了闷了，搞了陈良宇就不是江家天下了？政令就出的了中南海了？这种普遍的说法经常让我感到它并不怎么符合实际。因为陈良宇当时只是上海的长官，他的接班人是未来式而不是当时式。你说不搞他政令进不了上海那还有的说，出不出的了中南海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江胡斗的起因是什么，比如搞陈良宇之前黄海炮击的始末，胡做了什么让江非要炮击他？如果有清楚这部分的可以科普一下。总之，到了搞陈良宇这一步，我认为就是动摇了国本了。不搞陈良宇，只搞周永康徐才厚，我认为是既为国家考虑也能解决自己问题的做法。如果真心为了国家，是可以期待一下陈良宇顺利接班后做一做他不敢做的排邓留下的大雷这种事的。
陈良宇被搞导致江派这边的人选变成薄和习，无疑是非常恶劣的转折。在这之后，我们的胡锦涛再次上演了裸退的神操作。我从不认为裸退这个做法有什么问题，而是胡裸退的具体操作有很大问题。在搞掉周永康和徐才厚之后，胡的权力达到顶峰，他却没有把汪洋和李源潮都推进常委或是让李克强三位一体。所以还是那句话，既然你还是决定不了这一届谁上，你为什么要搞陈良宇？安心去布置下一届能把谁推上去不就完了吗。对习近平裸退是个什么操作？有人说了，那谁也想不到习近平会是个那样的人啊。这个问题，简单的比较一下陈良宇和我们习主席的履历，答案还不明显吗？你非要搞掉一个在上海有口皆碑的接班人，去裸退给一个福建连续选不上去（这多半是我习后面一定要弄成没有没有没有通过的原因）的货色，能用不知道我们习主席是个这样的人做理由吗？你裸退是为了要法治，那在陈良宇这个问题上，怎么不为呢？可能在他的认知里，真的是陈良宇不如习近平，陈良宇不能维护他看重的法治，习近平能吧。
所以这次二十大，理所当然又“谁能想到习能无耻到这个程度”了。人不能在同一条河流里掉进两次，我们的胡锦涛啊，给我们表演了奇迹，他就是能掉进。如果说裸退给习近平说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实在能勉强算是个理由，那么经过十九大，你总不能还说不知道习是这样一个人吧？知道了，但没完全知道，所以没用强力手段，哪怕以安保为名掌握会场也不用，然后果然知道他没底线，不知道他这么没底线了。这又怪谁呢？反正最后一搏，说什么也都就这样了。
如何评价这两个关键点和胡锦涛的做法，希望有不同看法的可以多多讨论交流。
67 个评论
关于评价胡锦涛，reddit上有个spinkcat的大佬写的不错：
被艾特了，先来个知乎体，谢邀，人在星巴克，刚下飞机。不过我记得这种话题老有，经常说显得老生常谈。
我个人观点是，胡锦涛时代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其实从江泽民时期到习近平时期，都是没有很大变化的，应该说是一脉相承，只是主观能动性和迫切性的区别。
江胡时期经济没现在发展快，迫切性不大，经济越发达，要求改革的声音越大，习近平为首的高层也意识到了，才会快马加鞭对社会加强控制与圈墙制造舆论封锁的环境稳固管制基础。
江泽民是开始收缩，胡锦涛是收缩失败，习近平是收缩成功。
现在你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贯政策，江胡时期都可以找到影子，不过江胡时期，胡赵时代的改革派老人们还在，那种秩序还是比较明显，而社会又处于野蛮生长期，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纵容，只谈发展不谈建设和改革，就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甚至是近乎于在“没有资源与心态”的前提下，让社会很多人自生自灭。
总体上来讲，赵紫阳对胡锦涛评价其实很中肯：
胡锦涛是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驯服〞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官员，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使自己有什么使命感、历史责任感来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局面。同时，他也没有这个魄力，也没有这个力量来改变。但胡锦涛本身是好人。
胡锦涛的特点就是不折腾，沿用原来的框架，江泽民是投机者，如果框架对他有利，他也不折腾，甚至还有主观能动性去推一把。
所以政治制度改革，我觉得对胡锦涛来说太奢侈了，不符合他的性格，但裸退也反应他的确是遵守党内规则并且想把这套规则做好的，这样的官僚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都想把共产党这条船开下去，可又不敢去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他们的视角就是如此。
你看我们现在这一代年轻人，要是说改革，就是三权分立、劳工保护、选举权与被选举前、新闻舆论自由这些，但你让胡锦涛那群人看，大概就是：“这不翻了天，要了老命了？不行不行。”
而他们支持绿坝还是建墙，这些行为都是在维护他们心中的那种秩序，不过他们又不会跟习近平一样激进到我要开倒车让这个框架玩不下去来达成目标，毕竟他们是改革开放时期发展起来的，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改革开放的过程里，保守派和改革派斗争很激烈，结果是改革派失败，剩下能被保守派接受的，只能是中庸到没有特色会维护这个框架的人，可以说是劣币淘汰良币。
他的不作恶体现在主观意志上，而跟江泽民时期一样，腐败还有基层行政的迂腐和低效率，尤其是在应对问题的粗糙手法，都体现了整个政府的问题，这些还不是他们主观意愿造成，而是他们无能也无意愿改革导致。
到后来，国内的经济发展，有更多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投身政府工作，和对政府基层行政才有比较大的改进，不过我看有人归功于习近平，这个我不持完全否定态度，我认为习近平对政府改革是有一定推动的，不过仅限于以反腐和维护中央权威肃清旧既得利益集团的版图点到为止，所以你看腐败问题现在该有还是有，基层一样在不断被掏空。
哪怕习近平政府呼唤重塑先贤或是让青年再次上山下乡，得到的反应也很有限，因为江胡走的路线是八十年代投机者与中立者的风格，习近平走的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模式。
我觉得江胡在经过六四和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后，很清楚一件事，他们控制不了也推动不起改革，改革也不能优先于共产党的特权专政地位，但也不会反过来把共产党的专政凌驾于改革开放的框架之上，也不是很积极的想要把这一点建立在国民生活水平之上。
习近平则刚好是愿意把共产党的专政地位，凌驾于改革和民众生活水平之上，所以很积极主动的下场，而江胡时期的各种舆论虽然也在控制，并且很粗糙，但总体来说自由度很大。
到了现在，则是江胡时期点到即止的尝试，开始更加激进更加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渗透。
最最典型的例子，香港议题上，江泽民图样图森破，还有二十三条立法，反应他们虽然想专权，但是还是有一定自我约束，二十三条立法，反对了就停了。胡锦涛时期，中共跟民主派是有商讨空间的，并且也最终确实促进了改革。到习近平时期，则是中央单方面的“牛不喝水强摁头”。
江胡时期做这种事较少，也能反应出江胡与习的本质性差异。
经济政策则是一种集体性问题，江泽民时期就有，只不过四万亿是一次大的，到后来凯恩斯主义常态化，都是肉眼可见的，赵紫阳时期反对政府债务的极速扩张，鼓励放权让地方自己搞土地财政，李鹏上台后蹭蹭发债搞经济，但因为地方政府和民众没有自己的立法权和财政预算控制权，所以这种中央得利地方吃瘪的模式，到最后只能靠放房地产经济和银行硬吃坏账来解决。
九十年代的一些债务问题，导致银行系统出现危机，冲击也很大，很多坏账在华北一带的地方银行蔓延，一直拖到零几年还没解决。
所以四万亿不是一个单独出现在胡温时代的政策，而是一贯就有的，只不过一点点放大了，同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这种问题的承受能力也在加强，政府有更多可用资源去挥霍，当然雪球也越来越大，这不是江胡习任何一个人意志主导，是这个政治制度的问题，而江胡习都是以不同姿态和积极程度，在维护这种制度不变的人。
还有，谈胡锦涛反腐，其实很难反，原因很简单，江泽民做了十几年，胡锦涛没那么久，官僚换届因为六四清洗的原因，江泽民其实是有三次人事任免权，胡锦涛就两次，在中委会、政治局和常委会，胡锦涛能安排的人手有限，不过即便这样也拿下了陈良宇。
同时反腐是要折腾的，习近平反腐也是有前提条件，第一是胡锦涛裸退并且非常支持他，习近平跟团派组成联盟，第二习近平是太子党反腐有天然的党内道德高地优势，第三江泽民放缺口给习近平，因为薄熙来和周永康案的原因，要解决他们江泽民也是同意的，习近平借这个机会扩大了打击面，等反应过来已经守不住，反腐和事实都有，江泽民党内也不方便反对，双方最后看起来也是明确达成和解了。
胡锦涛不具备以上三点，江泽民有三届人事任免权，胡锦涛两届还不比较残次，第二任期时权力明显增长，但某些话题还是会被和稀泥。
其次，胡锦涛算是靠裙带关系起来的，不是真的没一点关系，具体可以查他起家背景，常芝青跟他们父亲的关系的各种传闻，老领导扶持很重要，但不能算太子党，没有习近平根正苗红。
而胡锦涛不折腾，习近平反腐对党内外冲击都很大，累积了很多反对者，当然现在说不出话，可以后不一定，这就跟你在外工作，当你有权力够级别了，公司里你可以光，如果你什么事都要管，也会得罪很多人，如果你能管但温和着来，敌人就不会那么多，类似例子其实在学校也一样，比如老师用不用较真管学生之间的欺凌问题，很多老师都是和稀泥，这是做人的常态。
政治制度改革上，我觉得两千年初是个比较好的时期，不过江胡互相较劲，想来不可能改革成果，要说窗口期，其实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从来都不晚，只是当权者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或不能去做，否则现在习近平开放选举搞三权分立，我也一样支持，可我知道他做不到。
就跟温家宝谈政治制度改革，还要警惕文革卷土重来一样，他也知道问题，他也喜欢“特殊福利”给家族谋取利益，但他也清楚要改革，知道什么对中国好什么对中国坏，可他不能真的靠一个人干预整个制度。
我们出生在世界上还是工作与进入政府，都不能是一个人，政府内部官僚没有外在与内在的合法性，做事可以只考虑选民和合法与否，那么就必然需要党内其他人的支持，温家宝别看是二号人物，但跟胡锦涛一样，他们两个就算想改，也会有很多人不同意，性格上的温和再折中一下，就变成啥也别动是最好的结果了。
八十年代能改革的那么突飞猛进，出现两个大的派系，是因为毛泽东那个时代太他妈糟糕，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大家都知道要改革，连毛泽东嫡系的华国锋和叶剑英汪东兴都受不了，一脚踹开毛泽东的“外戚集团”，而在后续改革道路上，大家都想改，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往哪改，这才给了改革派上位的空间，邓小平本人也迫切希望改革，只是后来的路线分歧，是没预料到的。
现在不同，路线分歧很清晰，只有一种改革，剩下的都是用胡赵打下的框架做优化，要发展下去就只能按照当年他们否定的路线改革，那等于打自己脸，得吞下六四这笔血债，对谁来说都是不会在自己任上做的，除非新上台的没有这个包袱，结果也必然是发展到极限就要开倒车，以此迎接翻车那天。
被艾特了，先来个知乎体，谢邀，人在星巴克，刚下飞机。不过我记得这种话题老有，经常说显得老生常谈。
我个人观点是，胡锦涛时代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其实从江泽民时期到习近平时期，都是没有很大变化的，应该说是一脉相承，只是主观能动性和迫切性的区别。
江胡时期经济没现在发展快，迫切性不大，经济越发达，要求改革的声音越大，习近平为首的高层也意识到了，才会快马加鞭对社会加强控制与圈墙制造舆论封锁的环境稳固管制基础。
江泽民是开始收缩，胡锦涛是收缩失败，习近平是收缩成功。
现在你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贯政策，江胡时期都可以找到影子，不过江胡时期，胡赵时代的改革派老人们还在，那种秩序还是比较明显，而社会又处于野蛮生长期，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纵容，只谈发展不谈建设和改革，就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甚至是近乎于在“没有资源与心态”的前提下，让社会很多人自生自灭。
总体上来讲，赵紫阳对胡锦涛评价其实很中肯：
胡锦涛是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驯服〞教育出来的一个青年官员，在中共的意识形态支配下，不可能有什么新的理念，使自己有什么使命感、历史责任感来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治局面。同时，他也没有这个魄力，也没有这个力量来改变。但胡锦涛本身是好人。
胡锦涛的特点就是不折腾，沿用原来的框架，江泽民是投机者，如果框架对他有利，他也不折腾，甚至还有主观能动性去推一把。
所以政治制度改革，我觉得对胡锦涛来说太奢侈了，不符合他的性格，但裸退也反应他的确是遵守党内规则并且想把这套规则做好的，这样的官僚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都想把共产党这条船开下去，可又不敢去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他们的视角就是如此。
你看我们现在这一代年轻人，要是说改革，就是三权分立、劳工保护、选举权与被选举前、新闻舆论自由这些，但你让胡锦涛那群人看，大概就是：“这不翻了天，要了老命了？不行不行。”
而他们支持绿坝还是建墙，这些行为都是在维护他们心中的那种秩序，不过他们又不会跟习近平一样激进到我要开倒车让这个框架玩不下去来达成目标，毕竟他们是改革开放时期发展起来的，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改革开放的过程里，保守派和改革派斗争很激烈，结果是改革派失败，剩下能被保守派接受的，只能是中庸到没有特色会维护这个框架的人，可以说是劣币淘汰良币。
他的不作恶体现在主观意志上，而跟江泽民时期一样，腐败还有基层行政的迂腐和低效率，尤其是在应对问题的粗糙手法，都体现了整个政府的问题，这些还不是他们主观意愿造成，而是他们无能也无意愿改革导致。
到后来，国内的经济发展，有更多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投身政府工作，和对政府基层行政才有比较大的改进，不过我看有人归功于习近平，这个我不持完全否定态度，我认为习近平对政府改革是有一定推动的，不过仅限于以反腐和维护中央权威肃清旧既得利益集团的版图点到为止，所以你看腐败问题现在该有还是有，基层一样在不断被掏空。
哪怕习近平政府呼唤重塑先贤或是让青年再次上山下乡，得到的反应也很有限，因为江胡走的路线是八十年代投机者与中立者的风格，习近平走的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模式。
我觉得江胡在经过六四和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后，很清楚一件事，他们控制不了也推动不起改革，改革也不能优先于共产党的特权专政地位，但也不会反过来把共产党的专政凌驾于改革开放的框架之上，也不是很积极的想要把这一点建立在国民生活水平之上。
习近平则刚好是愿意把共产党的专政地位，凌驾于改革和民众生活水平之上，所以很积极主动的下场，而江胡时期的各种舆论虽然也在控制，并且很粗糙，但总体来说自由度很大。
到了现在，则是江胡时期点到即止的尝试，开始更加激进更加以一种看不见的形式渗透。
最最典型的例子，香港议题上，江泽民图样图森破，还有二十三条立法，反应他们虽然想专权，但是还是有一定自我约束，二十三条立法，反对了就停了。胡锦涛时期，中共跟民主派是有商讨空间的，并且也最终确实促进了改革。到习近平时期，则是中央单方面的“牛不喝水强摁头”。
江胡时期做这种事较少，也能反应出江胡与习的本质性差异。
经济政策则是一种集体性问题，江泽民时期就有，只不过四万亿是一次大的，到后来凯恩斯主义常态化，都是肉眼可见的，赵紫阳时期反对政府债务的极速扩张，鼓励放权让地方自己搞土地财政，李鹏上台后蹭蹭发债搞经济，但因为地方政府和民众没有自己的立法权和财政预算控制权，所以这种中央得利地方吃瘪的模式，到最后只能靠放房地产经济和银行硬吃坏账来解决。
九十年代的一些债务问题，导致银行系统出现危机，冲击也很大，很多坏账在华北一带的地方银行蔓延，一直拖到零几年还没解决。
所以四万亿不是一个单独出现在胡温时代的政策，而是一贯就有的，只不过一点点放大了，同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这种问题的承受能力也在加强，政府有更多可用资源去挥霍，当然雪球也越来越大，这不是江胡习任何一个人意志主导，是这个政治制度的问题，而江胡习都是以不同姿态和积极程度，在维护这种制度不变的人。
还有，谈胡锦涛反腐，其实很难反，原因很简单，江泽民做了十几年，胡锦涛没那么久，官僚换届因为六四清洗的原因，江泽民其实是有三次人事任免权，胡锦涛就两次，在中委会、政治局和常委会，胡锦涛能安排的人手有限，不过即便这样也拿下了陈良宇。
同时反腐是要折腾的，习近平反腐也是有前提条件，第一是胡锦涛裸退并且非常支持他，习近平跟团派组成联盟，第二习近平是太子党反腐有天然的党内道德高地优势，第三江泽民放缺口给习近平，因为薄熙来和周永康案的原因，要解决他们江泽民也是同意的，习近平借这个机会扩大了打击面，等反应过来已经守不住，反腐和事实都有，江泽民党内也不方便反对，双方最后看起来也是明确达成和解了。
胡锦涛不具备以上三点，江泽民有三届人事任免权，胡锦涛两届还不比较残次，第二任期时权力明显增长，但某些话题还是会被和稀泥。
其次，胡锦涛算是靠裙带关系起来的，不是真的没一点关系，具体可以查他起家背景，常芝青跟他们父亲的关系的各种传闻，老领导扶持很重要，但不能算太子党，没有习近平根正苗红。
而胡锦涛不折腾，习近平反腐对党内外冲击都很大，累积了很多反对者，当然现在说不出话，可以后不一定，这就跟你在外工作，当你有权力够级别了，公司里你可以光，如果你什么事都要管，也会得罪很多人，如果你能管但温和着来，敌人就不会那么多，类似例子其实在学校也一样，比如老师用不用较真管学生之间的欺凌问题，很多老师都是和稀泥，这是做人的常态。
政治制度改革上，我觉得两千年初是个比较好的时期，不过江胡互相较劲，想来不可能改革成果，要说窗口期，其实从八十年代到现在，从来都不晚，只是当权者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或不能去做，否则现在习近平开放选举搞三权分立，我也一样支持，可我知道他做不到。
就跟温家宝谈政治制度改革，还要警惕文革卷土重来一样，他也知道问题，他也喜欢“特殊福利”给家族谋取利益，但他也清楚要改革，知道什么对中国好什么对中国坏，可他不能真的靠一个人干预整个制度。
我们出生在世界上还是工作与进入政府，都不能是一个人，政府内部官僚没有外在与内在的合法性，做事可以只考虑选民和合法与否，那么就必然需要党内其他人的支持，温家宝别看是二号人物，但跟胡锦涛一样，他们两个就算想改，也会有很多人不同意，性格上的温和再折中一下，就变成啥也别动是最好的结果了。
八十年代能改革的那么突飞猛进，出现两个大的派系，是因为毛泽东那个时代太他妈糟糕，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大家都知道要改革，连毛泽东嫡系的华国锋和叶剑英汪东兴都受不了，一脚踹开毛泽东的“外戚集团”，而在后续改革道路上，大家都想改，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往哪改，这才给了改革派上位的空间，邓小平本人也迫切希望改革，只是后来的路线分歧，是没预料到的。
现在不同，路线分歧很清晰，只有一种改革，剩下的都是用胡赵打下的框架做优化，要发展下去就只能按照当年他们否定的路线改革，那等于打自己脸，得吞下六四这笔血债，对谁来说都是不会在自己任上做的，除非新上台的没有这个包袱，结果也必然是发展到极限就要开倒车，以此迎接翻车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