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的體驗是什麼?

 

幸运到了尽头
2018-11-18  苹果日报 作者: 黎智英
 
《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写于1948年,1949年出版,70年前他预言极权政府“大哥大正在监视着你!”,不仅在中国实现了,还要比他想象更厉害十倍。今天中国政府监视着你的电子智能网络,使你一举一动无可遁形!厉害了,我的国,如此紧密监控人民,是独裁者从未有过的权力。我们以前说的极权,相对现今中国监控的极权,真是小儿科。这是超越独裁者梦寐以求的权力,政府可以对人民如此极端的控制,史无前例。政府有没有这怎么大的权力?政府权力到了哪极限会腐败而崩溃?人民接受的控制到哪极限会爆发造反?

在政府“面前”赤裸裸无可遁形的生活,从山洞隐蔽走向文明的人类,是从未有过这经验。人民会问:“到底我在你面前,要脱光到哪个程度!”若人民不能接受这赤裸裸的难堪,这国家会变得怎样,难以预料。但是,在这样极端控制下,人民的反应会是怎样,尽管是吹水也不妨探讨。

张学友演唱会中国警方利用入场设置的脸部辨识镜头锁定,逮捕了几名潜逃的通缉犯,众所周知。这些脸部辨识镜头这么厉害因为是赋予了智能功能,任何人入镜后几秒钟马上辨识到他的身份,是歹徒随即通知附近警察,不用几分钟到场采取行动,歹徒未及反应已成阶下囚。这些脸部辨识镜头布满过桥的通路、车站、机场、停车场、戏院、酒楼饭馆、商场、公园、各私人或公共场所、建筑和大厦等,要是歹徒或异见分子,你插翼难飞。不用是歹徒或异见分子这么严重的人物,你就是曾经迟了交税,犯过规则或在网上发表过政治不正确的文字,或在说过对政府不满的说话被侦录到,你要坐公车、坐火车飞机买票,或开车通过任何通道收银机都会被拒,因为你只能用手机付款,马上被辨识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中国的电子智能网络监控中,人民的举止行为只可能按政府规条一丝不苟依从,所有行动变得预设和确定的,不容分毫偏差,否则天大地大无你容身寸土。恐怖吧!这就是我们厉害了!中国。但政府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吗?独裁者难道以为权力愈大愈巩固,政府权力是可以无限的?

一位北京奉公守法的银行职员放工开车回家,因有领导人车队路过其他车辆被截停,交通堵塞厉害,他通知正在等他吃晚饭的家人会迟大到,顺便泄怨骂了那位截路的领导人几句。到交通回复畅顺时,警察骑摩托车四方飞驰而致,包围他的车把他逮捕,因为他骂人的字眼被智能网络侦缉到。他最后被警方监禁了一星期。在中国用手机讲话一字一句如履薄冰,不小心便大祸临头。

现在的人用电话对话都要用暗语:“爸,叔叔送了一本书来给你。”“哪一位叔叔?”“他家里有一只白色狗那位。”“妈,我今晚带一位朋友来吃饭。”“哪一位?”“她是住在王府井的那位。”他们都不敢讲出人名,或一句完整的说话,不是这些人是问题人物,或讲了犯上的说话。不,都是普通人普通事,只是想避过意想不到的横祸。例如警察接收到你最近见的人或讲过的事来问你,你为什么最近见了某人这许多次,你们有谈些什么?或你最近讲这些事情有什么意思?你怎么答?你答了他不信,说你在说谎怎么办?在今日中国什么人都被怀疑,讲什么都要小心。

中国一直没有言论自由,现在连普通的对话都不敢说清楚。中国安装了一亿七千万个闭路电视,到处都是“天眼”在监视你,你的和你附近人的手机是“天耳”(电子智能网络透过众人的手机可发挥侦听功能)。你说什么手机都会“听”到,你不仅不敢轻率行动,连说话都不敢直言。

电子智能网络无处不在,有密不透风视听监控功能的社会,不正是独裁者梦寐以求的“天堂”吗?不,人不是这么简单,否则上帝不会予人自由意志(Free will)。虽然人是human being,但他不是个being,而是个不断在演变的becoming。人的存在不是个固定的个体,而是个成长不断,在发挥潜质的活跃体系。上帝赋予人自由意志是要人为自己负责,选择自己走的路,活得有意义,救赎苦难的人生。若上帝把人的一生预设在一个宿命的蓝图下,人的所作所为善恶好坏都是整定的,人便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社会崩溃,人的一生也失去了意义。

当你做错了事在苦恼,别人却对你说,不,这不是你的错,是天意,你不用负责。你不会感到释怀而安乐,反而觉得自己被夺去了尊严,被侮辱而愤怒。你觉得做错事自己要负责,要内疚、反省,因为这是人上进心自我救赎的直觉使然。同样当你以道德和勇气成就了件好事,别人却对你说,唓,你不用为你的成就感到骄傲,这不是你的荣耀而是上天的安排,你也会觉得被夺去了尊严,被侮辱而愤怒。人总是要为自己负责,活着才有意义。意义是人的精神力量,因此责任是社会的基石。

在今天中国人民在智能网络的视听监控下,一举一动都只能按照政府规限进行,人的举止行为都被预设和确定了;人们做着都是政府的规则。人的自由意志和责任都被剥夺了,何来意义?没有了自由意志,只活在习帝的“中国梦”里。梦里是什么,谁都迷惘。政府监控愈严,人民愈迷惘,这样的社会局面怎能不乱?

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用他的说话在六天内创造了天地万物。上帝的说话(Word)是道(Logos),是上帝创造万物之本源。上帝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因此人的说话是人创造事物的本能。为什么是人的说话而不是人的行动创作事物?因为人的行动没有说话是没有思想的,没有思想的行动只会破坏而不会创造。为什么人有了说话才有思想?因为人是透过与别人的对话(也可以是别人的文字)的互动交流才有概念因而有思想。我们不可能以空白的脑袋思考,我们可以思考因为脑袋装载了别人的概念和说话(文字)。而且,我们以自己的大脑不同念头思考出来的概念是主观,而没有客观的检验是不真实的。真正的“大脑”是在我们与别人对话的沟通网络(也可以是文字)中,透过与别人思想概念的交流,互相竞争和模仿,我们的思想概念有了检验才真实,才能有效驾驭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创造出想做的事物,因此说话是我们创造事物的本能。

现在中国人民无处不在被监听,没有人敢讲真话或直言,人们之间的对话,失去“大脑”的效应,人们被剥削了思考的本能,他们的行为便趋于破坏多于创造。如此抹煞了人们说话自由和权利的中国,人民不但失去了思想,还失了精神力量,被封闭在电子网络智能的操控中,社会只能在没有思考下盲目运作。没有了思想的社会,便失去创造的机能,只会逐渐下沉。这大概就是习帝“中国梦”始料不及的结果吧!

翻牆出來到了這裡,還是不敢暴露身份,也算是體驗了1984的厲害吧
 
我就举个自己感受比较深的例子吧:
因为恐惧而进行自我审查。
我自己因为中共今年来对于说实话者的打压,拘捕,内心都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
在网上发言,尤其是国内网站,写了一段话以后内心总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因为这段话被抓了,最后一般就是默默删掉,或者修改的温和一些发出去。
甚至在现实世界的交流中,也会思考这句话该不该说,对面的人可不可信,会不会检举自己。
我相信这种自我审查在中国网民众已经很普遍了,人们因为专制者的残暴而恐惧,不用专制者费力,民众自己就对自己的言论甚至是思想进行审查。这就好似你单身n年在街上看到美女or帅哥起了色心,但是你的理智会立刻阻止你。
而在专制下的中国人民,却是这样:想要直白的说几句实话,但是你的理智会立刻阻止你。
这就是1984的恐怖之处,而这正在中国发生着,而我们普通人却无能为力。我自己能做的,也只有去自由世界学习工作,为自由世界做些贡献,也许自己的微薄之力可以让这专制政权前进的脚步缓慢一点一点,唉,可悲啊!!!
 
burleigh 好好说话
在看1984时不少人都把重点放了在温斯顿上。但是我对1984里面描述的无产者更感兴趣。
1984里对无产者并没有从他们的视角的叙述。但是,从各种各样的侧面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1. 无产者并不会受到随时随地的监控。文中已经直接写出了无产者的家里可以没有电幕。里面也有对一个50多岁的无产者卖淫的描写。这些在温斯顿的阶级(外围党)里,是不可能的。
2. 无产者被允许有一些外围党里面不被赞赏的生活方式。文中直接提到的就有工业化生产的低俗小说(茱莉亚就是修小说机器的),低俗音乐(在却灵顿先生店的后院唱歌的妇女),劣质化妆品(卖淫者和茱莉亚都有使用过)等。
3. 无产者很可能被刻意保持着无知。作为外围党员,温斯顿的工作就是不断地修改历史。他的同事的工作也有例如修理小说机器,编辑新话辞典之类。很难想象,这些工作的目标是核心党成员:从奥勃良就可以得知,核心党员是知道所有的这些的,尽管他们和外围党员一样,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这些信息用双重思想屏蔽掉。因此,可以推断出,温斯顿和其他外围党员的工作目标是其他党员和占人口极大比例的无产者。
4. 革命的希望在无产者——这是文章借温斯顿之口直接提到的。但是同时,无产者并不关心革命,尽管他们生活状态很糟糕,而且在不断地被莫名其妙的火箭弹炸死。温斯顿,作为一个外围党员,在刚进入无产者生活(在却灵顿先生处租房)时也曾经一度以为一个小骚动是无产者革命的开始。然而这场小骚动很快就自发地平静了下来。
不少人在讨论1984和中国时,都直接把自己代入到温斯顿的视角。然而,我认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更接近于无产者的状态。外围党员在中国可以模糊地定位到受过良好教育,不参与政治决策的人群——中国共产党需要他们工作,包括维护他们统治的工作,而他们也被最严格的管制。
一条一条地重复:
1. 实话说,大部分中国人今天所受到的监控并没有1984这么严厉。诚然,这有中国目前监控技术和手段尚不如1984那么成熟(野外随处存在的窃听器,入户的电幕,随意入屋的思想警察等)的因素。但是,可以看到,在各个网络平台上,轻微地对现实生活的抱怨和批评,只要没有直接提到”老大哥“,是有一定程度的容忍的。在日常生活中,和出租车司机或者其他陌生人抱怨政治,也一般不至于惹来麻烦。被明确地打击的只有非常明显和强烈地对整个国家,整个系统的批评。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这种抱怨都不会很常见,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体验到的是国家机器的毛细血管。
这样做的目的:我认为是为了营造一种有限的自由的假象,或者说,让大部分人感觉不到监控和管制的存在,从而不会进一步思考相关的问题。
2. 这个是十分明显的。出国旅行,购买进口商品,这些和民族主义的说辞是不相容的。观看综艺节目,追星,甚至最近的古装剧,也是和一般的宣传不符合。然而诡异的是,在目前中国的控制水平上,这些明明可以禁止的事情根本没有被长期性的,有实质意义性的禁止;偶尔甚至还会被鼓励。
这样的目的我认为和上一个是一样的:利用大部分人本来就不太关心政治的本性(哪个国家都一样,看看西方国家的投票率就知道了),尽量让政治远离一般人。
3. 多看报纸就知道。在中国,由于国营媒体更著重于选择性报导,透露部分真相,再配合上客观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增长,这甚至不需要动用大洋国规模的力量就让人们无视历史和更大视角下的真相。
4. 革命的希望在无产者: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无产者未必是无产,更多的是指在政治上缺乏话语权,但是对政治也不感兴趣的平凡人。他们和大部分平凡的中国人一样,生活条件虽然不好,但是饿死冻死的也是基本没有(书中没有直接提到,但是考虑到对不少无产者劳作的描述,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会和原书写作年代的英国无产者类似)。革命需要这些占人口大部分人的支持。然而,不论是前往那个方向的革命,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足够数量的,具有政治参与热情(不是仅仅的评论)和组织能力的人。组织能力缺乏的革命组织很常见。但是政治参与热情之低,配合上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强大,使得一场坚定的,能让中国改头换面的革命只能停留在“革命”的阶段。同时,由于他们是革命的希望,不少希望革命的”外围党员“们会把一些”无产者“们简单的,不具有太大政治诉求的,即使不镇压也不具有持续力的群体性事件美化成革命的开始。
——————————————————以下私货。
上一次既能凑够组织能力,又能凑够人数的革命,大概就是中共上位这一次了。中共上位之成功,还是很值的研究的。中共早期的进步性是如何堕落的,也是很值得思考的。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成了一场闹剧和悲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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