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区域的人而言,秦朝统一更好还是保持战国时代更好?如果更好,如何才能避免此种统一的发生

都挺惨的，一个是劣币彻底消灭掉良币的结果，一个是劣币驱逐良币正在进行时的过程。真实历史上就是有相当多的人在后者的过程中试图去阻止，但是非常悲惨和绝望地失败了，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后世所称道的“灿烂辉煌的思想家”。到了战国那种程度已经是有点晚了，几乎无法避免变成秦制的统一，如果不是秦，也会是把自己改良成比秦更残暴的其他国家。

最有效的一个避免方法就是找到一种和秦制相反因此更仁义，却要比秦制动员力更强的制度。动员力更强就更有可能在战争种获胜，从而促使秦制国家不得不转变。也就是开启一种良币驱逐劣币的过程。真能找到这种制度那么这种过程会发生得非常快，且自然而然。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就根本没有。封建制动员力是远不如专制的，在春秋到战国无数次反复实验证明实行，周制的国家打不过秦制。所以儒家如何鼓吹，都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类似一种道德行为，而实效上总是无法成功。

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在找不到更强动员力制度的情况下，利用体量的优势。譬如封建假如动员率是20%，专制动员率是70%，那只要封建制国家联合抵抗的体量达到专制国家的四倍就可以获得战争实力的优势。简单来讲就是在不够能打的情况下，靠人多来取胜。具体在当时就是苏秦（按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应该是公孙衍）做的合纵抗秦。但是历史上做得太晚了，各国都已经多多少少采用了秦制，而秦国也已经过于强大。假如各国能从一开始就达成共识，在法家制度刚刚抬头就联合将其扑灭（譬如在齐桓公的时代就阻止他成为霸主，这样春秋都不会开始），就可以有效阻止劣币驱逐良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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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几乎所有的思想爆炸的时代，都出现在社会体系的剧烈变革中。而并不见于平稳积累的历史过程。我们看不到西周有多少大思想家，尽管比春秋和战国都分权封建得多（当然也有可能是时间太早导致失传）。而欧洲平稳的中世纪也没有多少伟大的理论，反而是开始向绝对主义君主专制转变之后才有了大量的启蒙思想。人们更倾向于在迷茫中做大讨论，在转弯的时刻去探索应该走向何方。

其实这个议题已经有一定公论，所以不大需要说的很复杂很长：

中国地理上就决定不可能保持长期地方封建制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主要耕地与水系，都集中在华北中心与周遭地区，这些地区决定了农业的发达程度，也决定了能养育的人口数量，这两者相乘等于一个政权和社会组织的生产力。

形成割据封建的主要前提，是不同地区之间，既存在地理上的天然障碍阻隔，比如气候、山脉等，同时当地也能维持一定的生产力，而邻近地区不存在生产力差距过大的政权。
欧洲的情况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欧洲各地分散，地理上就没有一个超大生产力政权形成的基础，所以各地联合统治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至于形成了极其巨大的文化差异，让后来生产力有所提高后仍然存在分隔。

中国地貌的特色就是，中原地区没有阻碍，而拥有一块无比巨大的耕地，无可避免会产生压倒性的生产力优势，以至于周边地区即便有一定程度的地理障碍，也无法长期维持独立的文明与政权。

理论上肯定是能分开最好，文明需要竞争来保持进步与均衡，但同时文明的发展也局限于地理条件，比如澳大利亚人没有弓箭，美洲人没有工作用的轮子，这些都是靠文明的交流将技术和概念传播开，很难独立发展出来。

中国则是地理面貌在农业化时代达到极致，但周边没有其他文明交流，对外过于封闭，对内过于集中，人口不断爆炸然后衰落，无限的内卷化。

商末到周再到秦末的过程，就是主要耕地逐渐开发，人口开始大爆炸后部落、政权之间边界逐渐模糊，然后被迫争夺生存资源，再一点点演变成春秋战国的一个局面。
所谓大一统是地理条件导致，不是必然的，也不存在思想自由与大一统互相对立。

一个文明周期的政体演变：部落长老，封建制，贵族共和，大众民主，专制帝国，费拉社会，文明终结。东方在封建制后贵族共和失败，则直接进入专制帝国费拉社会。秩序产生文明，然后文明耗尽秩序，秩序文明终结。——有个问题，东亚似乎没有贵族共和阶段。

历史能匹配的就是春秋到秦这一段。春秋是封建制，然后贵族共和在哪里？战国时期其实已经进入专制帝国前期，七国中任何一个都是秦国。与欧洲封建制对比来看，东周春秋的封建制，其封建程度是非常低的，形式上的国王其权威性也非常低。周天子最多也就对洛阳周围几个亲近的小国，卫国郑国蔡国什么的有一点权威。谈不上法统。这是为什么？

对比来看，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可以认为是日耳曼封建制和基督教法统的结合，封建程度比较高。但罗马帝国后期开始，日耳曼封建制已经非常成熟，那时候日耳曼人还没有信基督教。两者表面看起来唯一的区别是，罗马时代，日耳曼人蛮族时期非常长，前后大概有一千年。

东周之前，西周时期早就已经不是蛮族，商代或者还有一些蛮族成分。所以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经验观点，一个族群的蛮族时期维持的越久，其所形成的封建制的封建程度就越高，封建法统传统就越强。对之后的演变就越有利？

问题在于西周。西周时期，周王室有权威有法统。后来周王一定程度上开始集权，有发展成专制的趋势。后来平民造反，周厉王逃亡，周公召公主政，建立了一定程度的贵族共和制，但并没有维持很久。此后西周制度偏向于周王个人的专制。周宣王背弃封建信用，武力干涉诸侯国继承权

如果不是犬戎入侵，西周未来一定会出现国王与封建制诸侯翻脸开战。或者农民起义。谁灭掉谁不好说，但封建制一定会完蛋。所以东周等于是在一个已经被破坏的封建制上，从专制帝国王权退回到封建制国王。他不可能再获得最初封建制时国王的权威法统。封建制诸侯也不可能安于最初封建制时的地位权益。

当然西周封建制本身就先天不足。他这个封建制来自分封制，谁分封？周武王分封。他的分封是有目的的，要限制殷商旧部。后来哪个王朝但凡搞分封，都是有特别目的。封建制法统还是来自于王权，虽然有一定的独立性。严格来说，那些诸侯都不能算封建领主，算是臣子。

西欧封建制。封建制法统不是来自于王权，反而王权是来自封建制法统。封建国王的权威来自封建制领主的契约。王权为主，还是封建制法统为主，这是核心问题。

所以更严格一点说，说西周东周春秋有「封建制」，已经是一种中华田园民族主义，已经是一个勾股定理式的自我吹嘘。就凭这么一个先天不足的封建制，不可能发育出什么秩序，最终还是回到王权帝制，这也是他本来的归宿。所以现在得出结论，西周东周春秋没有封建制。只能算是分封制。

所以从文明秩序演变的角度来讲，秦以后的历史没有做任何分析的必要。只有西周东周春秋有做梳理的必要，但意义也不很大，就那么一点破事，西周东周春秋都是王权法统下的分封制。不是封建制。没有看出有任何重要节点。这个节点上做的选择，会影响制度，继而影响到文明秩序的演变。没有。东亚历史，连这样的节点都没有。

唯一有点像节点的，可能是周公召公的贵族共和，如果真的持续下去会怎么样。但这是不可能的，封建制法统下，才能出现贵族共和，王权法统下，不可能出现贵族共和。所以周公召公这个贵族共和，也是另一个勾股定理。

东亚历史完全都是傻逼，是一泡滥污。所以想从中发明出诸夏来，必须要与中国华夏等等做完全切割，沾上一点就完蛋。彻底否定整个主流历史，否定整个国族历史的所有体系所有叙事，否定从女娲炎黄到现在的所有神话，否定从殷商到本朝的所有主流政权。完全站在山戎，犬戎，百越，孟获的角度上。

试想一下，如果周朝各个邦国没有被暴秦统一，一直分裂，那么就可以产生更多思想，每个国家用不同的思想治国，那么就会相互竞争和进步，就是泉水活水，而不是一潭死水。

就事论事，你这个假设是错的。
秦为什么能统一六国？是因为秦赵多年与匈奴作战，获得了远远超过其他五国的战斗力。就算没有秦，赵国也一样能统一其他五国。
所以还是阿姨的总结，因为地理因素，中亚内亚对东亚的秩序输出，西北一带获得对其他地方的优势。历史以来一直如此

只要中亚内亚到东亚的地理因素不变，东周春秋列国的局面就绝对不可能维持，当时维持了两三百年，算东亚运气好。

东周春秋虽然看起来有点像西欧封建制，实际上完全是不同的性质。
西周武王攻打殷商，为笼络诸侯而分封，所以诸侯权力完全来自分封，西周一直想削藩，蛮族入侵，被迫东迁。
西欧封建制是自发演化，没有王权分封。
东迁后王权衰落，无力削藩。春秋诸侯国才能有几百年好日子过。

但秦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最彻底，因此武力也最强盛，最终还是击败赵和其它五国。秦也因为汲取太过，统一之后迅速崩溃。

秦的汲取能力强也是由于商鞅等游士的作用。如果没有秦，这些游士一样会去赵国，把赵国变成秦国。
游士是桂枝特产，是没有宗教价值皈依的支式分子必然的出路。

秦可以，其他诸侯国文化上和秦不一样。秦的文明一直比较简陋，容易接受商鞅。

其他诸侯国一直看不起秦楚。秦一直和匈奴作战，一直很穷，如果不是征服巴蜀，他本身资源根本不能支持长期战争。
其他诸侯国贵族势力较大，国王受牵制，走不通商鞅那一套。秦国国王权力更大，可以压制贵族势力推行商鞅做法。

秦 楚受周的教化较少，的确比较受轻视。二者对待被轻视的态度也不一样，秦就是想强大打败征服他国，楚则有心学习周的文明，后被诸夏接受。秦更接近北方游牧民族的德性。楚逐渐接受诸夏教化，反而不象秦之外其他五国衰落得快，拖得比较久，遗留的封建贵族也比较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赵如果统一会好不少，也许开辟另一个类似西周。它不象秦的制度，而是类似与北宋同时的辽。

战国好，思想自由，统治者做的不好，民众可以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