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汉朝?

最近又看了一遍《诸夏十大罪人》,趴在地上想了一下,虽然你姨说汉武帝最终完成了中国的帝国化进程,但是汉朝似乎是少数你姨从来没有解构过的朝代。

你姨解构过的朝代,可能很多概括不准确:
春秋战国:灿烂辉煌的诸夏时代。
秦:大一统的罪行,商鞅疲民、弱民之术blabla
两晋南北朝:内亚征服者blabla
隋唐:鲜卑贵族,内亚输液管、外伊朗blabla
五代十国、南北宋、辽、西夏、金、元、清:内亚征服者blabla
明:朱元璋、陈友谅、张献忠等著名姨学meme的来源,大一统罪恶的集大成者,时常用来类比贵妃

汉朝在武德和民族成分上我一时还真找不出什么可以质疑的地方,最多也就是刘邦那点破事?但是你姨大概也嫌喷那些事太low所以没怎么开口。作为中国主义者的精神图腾之一,如果无法完成解构,那对于诸夏的理论建构将是十分不利的。出于本质爱姨的精神,有哪位精通护教学的姨学家能帮着解构一下汉朝么?
靠时代滤镜充满光环的一个朝代,国内民族主义者意淫的圣经,一说汉朝哪里不好就给你扣汉奸帽子
中华菊头蝠 年年有蝠
破烂王朝有啥好解构的,瓦房店的祖宗,看看三脚猫水平的秦代雕塑虽然不咋滴好歹有头有脸,到汉代就退化成了不成形状的怪物。人民贫困纷纷跑路匈奴就业,军事疲弱打个中亚小国要死十几万人。原本列国可以竞争采纳内亚的先进技术,到这时候已经没必要了。
东辽王国 反极端。主流左则我右,主流右则我左。
汉朝以前都是上古贵族,有姓有氏,血缘单一。项羽之后无贵族,这个国家就已经不是华夏文明,而是皇汉文明了。有些人非得把华夏灭亡推到明末就很莫名其妙,皇汉那些土鳖皇帝做出来的事,还真不是先秦贵族能做出来的。
润之的忏悔 反党积极分子
(搬运)刘仲敬:论汉武帝

汉初的战斗力源于战国精神的残余,而非本朝的制度。本朝的制度如果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精神,就是瓦解良民的组织资源,加快顺民化、散沙化的速度,从而降低吏治国家的统治难度。战斗力主要反映组织资源的强度,勇气和技术必须内生于组织资源才能发挥效力,因此吏治国家的长远目标就是将帝国交给蛮族。世界上没有不付代价的政策,但政策制定者很少能理解自己政策的真正后果。浅薄的观察者和别有用心的煽动家经常妄下雌黄,将滥用兴奋剂的罪魁祸首奉为英雄,将临终抢救的良医指为罪魁。

在祸延子孙的众多兴奋剂专家当中,武帝占有一个突出的地位。他首创了收编胡骑的政策,从而向蛮族入侵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随着良民的顺民化,雇佣兵的地位必然会相应地上升。胡骑的政治德性和军事素质都胜过流民冒险家,因为部落组织的习俗仍有其生命力。皇帝制度是僭主制度的集大成者,超越了阶级、族群和地缘的局限性,最适合不拘一格用人才。项王不能武断地提拔无赖子韩信,武帝却可以用降虏金日碑做托孤大臣。“用人唯才”不是民主社会的标志,而是社会解体的重要催化剂。如果民主的定义包括近代美国这样的社会,那么他们的正确定义应该是“法团自治主义”。“资本主义”的称谓尚有部分的正确性,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自治法团的特权与自由;但从整体格局上讲,仍然是严重歪曲的。如果民主意味着“王侯将相、文武百官宁有种乎”,地球上就没有比秦政以后的华夏更民主的社会。

“用人唯才”的实际意义是:鼓励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那些似乎可能构成社会凝结核的人切断他们原有的社会纽带,沦为无根游士。游士毕生和唯一的事业就是投机和寻租,返乡是他们最大的耻辱。一部分游士能够实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 的可悲胜利,大部分游士注定要以腐蚀社会为终身职业。游士有自我复制性和自我毁灭性,通过产生更多游士而加快社会解体的速度。智者和强者背弃了他们身为社会凝结核的天职,蜂拥踏入自杀之路。愚者和弱者纵欲不为散沙,其可得乎?智者和强者自外于社会,以发明汲取之术为主业。愚者和弱者纵欲不为散沙,其可得乎?游士的社会破坏性仅次于宫廷权贵(外戚和宦官),两者的共治锁定了所在文明的天花板。精英一旦游士化,社会组织进一步分化、复杂化和精致化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了。消极的耐汲取能力取代积极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构成散沙社会的主要筛选-淘汰标准,使蟑螂和地衣取代熊猫和银杏。

散沙社会倾向于退化、同质化,易于平铺散漫地横向发展。这种社会便于统治,尤其便于简单粗陋的统治。这种社会便于统一,因为简单同质的社会组织普及成本最低。相反,正如晁错所说:如果听任社会分化自然发展,帝国各部分很快就会不适合用同一种体制统治了。波斯帝国就非常清楚:统治几千个雅典人非常困难,统治几百万埃及人非常容易。哥特入侵者非常清楚:罗马帝国的希腊诸行省不堪一击,无异于波斯帝国时代的雅典。埃及人自己非常清楚:他们在州国竞争的五霸七雄时代和法老初期的军国主义时代,根本没有考虑蛮族入侵的问题。相反,各州为了保持或争取竞争优势,会像雅典和罗马、秦穆公和赵武灵王一样,吞并努比亚和利比亚的蛮族。然而,这些争论意义不大。没有人能够选择自己的季候,所有的季候都会推出自己的弄潮儿。

华夏世界的天命选择了武帝,做秋收时节的最后一位摘果人。他的暴政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有遭致同样可怕的反动;根本原因不在于晚年的忏悔,而在于谋杀死人总比谋杀活人容易。秦始皇给诸夏以致命一击,自己却在项王垂死的报复中同归于尽。汉初布衣君臣是一群谨小慎微的人,机会多而野心小,宁愿选择无所作为,听任尸体慢慢冷却。武帝却是那种没有机会也要创造机会的革命家,廉价地赢得了谋杀尸体的荣誉。在那些根据战利品数量鉴定军事才能的史学家眼中,他无疑比秦始皇伟大得多。在那些根据死者惨叫声大小给凶手定罪量刑的法学家眼中,他无疑比秦始皇清白得多。

秦始皇的文字狱依据秦律原有的毁谤法,他个人缺乏艺术家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反覆无常的性情。暴政依靠文法吏的机械性执行,“失期当斩”是煽动家陈胜吴广的一面之词,得不到秦律考古材料的支持。秦始皇的强制迁徙从当时公认的社会渣滓开始,没有完全丧失商君和先王信任耕战良民的传统。汉武帝的毁谤罪是一位艺术天才创造力的流溢,即使尼禄也难望其项背。秦律、汉律和先王的诏谕,在他都是多余的。他的暴政只有社会工程学的理由,为帝国节省了诬告陷害的成本。他的酷吏不需要文法吏的技术,只需要理解帝国利益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即使儒家的经学家也能成为酷吏。酷吏杀人根据指标和期限,法律条文是不必要的。如果死刑犯不够,就把其他犯人加上。如果所有犯人都不够,就把探监的人都加上。汉武帝的强制迁徙直接从六国贵族的残余开始,同时继续打击豪强和游侠。他正确地预见到:诸夏已经在临终病榻上躺了这么久,不大可能产生第二个项王了。

武帝不拘一格地赏拔将才,产生了两种相互矛盾的后果。其一,名将之盛冠绝汉朝。其二,军事制度空前混乱。他武断而浮滥地运用至高权力,将文人、廷臣、禁卫军、降虏、属国、志愿兵的军官混编拔用,然后同样武断而苛刻地惩罚他们。滥赏滥罚是互为因果的配套政策,不是武帝一时任性或失察所致。所以汲黯进谏,他才会如此从容不迫。禁卫军扩充为中垒、屯兵、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后,几乎由朝廷的军队变为武帝的私人军队。除他本人以外,谁都无法指挥外籍兵团。廷臣举荐的卫士大多是积累资历的宫廷侍从,无意担任职业军官。各郡民兵选派的卫士各有乡党、亲族,更不可能永驻长安。胡骑和少量附属胡骑的雇佣兵变成了唯一的事实常备军。皇帝在他们的保卫下,肆无忌惮地削弱郡、国父老的自卫能力。李广难封、李陵难归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志愿军,妄图延续韩信、彭越的危险传统。 “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的反面涵义就是:高皇帝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冒险家团体应该早点认命。任何企图讨好宫廷的统帅都会发现:借敌人之手消灭志愿军,乃是取悦圣上的不二法门。

武帝的征发、屯田、盐铁、均输政策汲取郡、国人力、财力,不仅超过了商君耕、战动员体系和齐人垄断贸易体系的总和,而且极不公正地将压力集中在自费勤王的王畿良民阶级头上。诸侯各国同样沿袭战国民兵体制,但民兵的戍卫范围仅限于本国。因此,王畿居民羡慕各国人。汉律则将东方各国人视为潜在的敌人,对他们严加限制。朝廷极力寻找借口,侵吞各诸侯的领地,从而占有他们积蓄的民力物力。主父偃一类游士之所以飞黄腾达,就是为了替朝廷担负罪名,将他的祖国变成朝廷直辖的齐郡。良民远戍京师或边境,无异于倾家荡产。他留在家乡的亲族丧失了自由经营的权利,必须忍受国家垄断企业的额外盘剥。盘剥所得主要用于支付日益扩大的官僚机构和雇佣兵开支,蛮族在后者当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例。三晋、秦人习惯的免役优待在耕战社会颇足为羡,在齐人发明的垄断贸易体制内实属得不偿失。从军在在封建社会是荣誉的标志,在军国主义社会是良民的标志,在世界帝国是噩运的标志。他们如果就近叛乱,生存机会反而大于勤王。武帝朝“海内人口减半”,部分原因就在于有籍良民沦为无籍盗贼。

这种局面如果出现在汉初,肯定会引起朝廷的颠覆;但社会散沙化的长期政策已经收到成效,项王、田横、朱家、郭解之类潜在凝结核已经不复存在。叛乱者只能形成无形态的众多小股盗匪,不能形成有形态有组织的复国主义军队。武帝及其酷吏在这方面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他们如果没有消灭陇西李氏这样的豪强势力,现在就会面临比盗匪可怕得多的敌人。他们如果接受贤臣或儒臣自以为是的仁政主张,现在肯定难逃惩罚。事实上,武帝的政治逻辑是完全自洽的。汉初反秦儒生的逻辑同样完全自洽,武帝以后的机会主义儒士才是自相矛盾的人。他们反对皇帝的暴政,却不反对世界帝国;然而暴政正是维护世界帝国的必要手段,他们自己执政以后也面临同样的必要性。先儒设计的仁政以封建小邦为必要条件,这样的小邦根本容不下安置汉儒所必需的大批官僚职位。

匈奴、朝鲜、南越、大宛的战役将七科谪、恶少、徒、弛刑、应募罪人送进了雇佣兵的行伍。此后,帝国再也离不开他们的服役。良民士兵发现勤王戍边和犯罪受罚没有区别,参军愿望和战斗力自然日益退化。良民越是逃避兵役,帝国越有必要降低雇佣兵的标准。这些谪兵、甚至奴兵的可怕名词进入历史,预示了世界帝国的宿命。顺民首先感到:与其供养这些不可救药的流氓无产者,不如供养赵信这样的降虏和浑邪王这样的属国;最后就会感到:朝廷用他们的钱供养蛮族武士,并不比蛮族武士直接组织向他们要钱的朝廷好多少。良民到顺民、民兵到佣兵的逻辑穷尽其内在可能性,还需要数百年时间,但基本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光武帝废除了各郡民兵,给精疲力竭的农村以喘息的机会。窦宪以南匈奴和属国的武力绝漠,实现了毁灭北匈奴的历史性胜利。曹公将乌丸、匈奴余部内迁,获得威震华夏的天下名骑。司马氏和蜀汉竞争性内迁氐羌部落,充实残破的关陇。晋武帝废州兵,诸王竞相以内迁的匈奴、鲜卑为选锋。每一次新的改革都会减轻顺民的部分负担,引起他们由衷的感激,最后将他们引到永嘉之乱的悬崖面前。
我是客观的人 观察 我是追求客观的人
汉朝还不错吧,汉粉也很低调,没有明粉宋吹那么恶心。汉朝有了中国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汉武帝扩张领土苦了百姓但他的儿孙替他擦了屁股,到汉宣帝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东汉快亡的时候,地方军阀仍然能暴击外族,有句话叫国恒以弱灭,惟汉独以强亡。而且丝绸之路也是汉朝开启的,没有想秦那样闷在长城内。
革命児 喜欢吃Cos小熊维尼的八板神奈子做的庆丰包子
将秦朝的思想专制进一步发扬光大,彻底终结了中国思想多元化的时代。连秦始皇都没做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步,可是汉武帝做到了,而且暴虐程度远甚秦始皇,开启了儒教政教合一的两千多年黑暗时代。
艾卓纳克复国者 你能期待我什么呢,毕竟我只是个蜘蛛人
桓,灵之世,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纪,必不可正者也;郡县之贪虐,必不可问者也。士大夫而欲有为,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归往,闇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故虽或忌之,或谮之,而终不能陷之于重辟。于是天下知唯此为功名之径而祸之所及者鲜也,士大夫乐习之,凡民亦竞尚之,于是而盗日起,兵日兴,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孙、刘之世。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这就是流传的那句“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的原文,王夫之《读通鉴论》对汉朝灭亡原因的阐述。王夫之认为,因为汉朝的腐败,导致拳头说话成为了唯一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方式,没有人认识到军人政治的破坏性。所以,汉朝灭亡于唯武力论导致的穷兵黩武和霸府政治。
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疆天下。张奂、皇甫规、段颎皆奋起自命为虎臣,北虏、西羌斩馘至百万级,穷山搜谷,殄灭几无遗种,疆莫尚矣……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

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阐述,周边的异民族此时已经没有危害,而“凉州三明”为代表的将领出于自己的军功,疯狂地对周遭发动战争,并将这种风气带回了中原,这种谈不拢就通过肉体消灭的方式引起了随后无尽的战争,并导致了西晋短暂建国后的覆亡。
王夫之的评论应当是批评朱明朝廷的政策,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这种论述是对中国人常见的以“战绩”来评价一个朝代的执政水平的民族主义史观的批判。中国人自幼就被灌输了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蛊惑宣传,而汉朝的灭亡是发人深省的对照。
華夏文明啟始於西周,終沒於明亡,歷經近三千年。
大概分三個時期:
西周->戰國 陰陽世界觀,到發展出了儒學
西漢->五代 儒學成長期,儒治體係化
北宋->南明 儒學成熟期,儒學國教化

獨尊儒術的西漢是一個大時代的開始。為儒學治國打下了最初的根基。《鹽鐵論》至今仍領先中共。

要发言请先登录注册

发起人

我们追求善良与智慧

状态

  • 最新活动: 2020-05-29
  • 浏览: 1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