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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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慰廷(又作慰庭慰亭),容庵汉族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故又称袁项城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清朝总理北洋新军领袖,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与贡献。

袁世凯出身官宦家族,于清末投身淮军,后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溃日军,被清廷委以重任,回国组建新军,襄赞洋务运动清末新政,自道员巡抚总督累升,至入值军机处,甚至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文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袁世凯逼迫宣统皇帝逊位,由自己组建临时政府。

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后,其施政引发争议,中国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刺导致二次革命,又与日本签署《中日民四条约》引发国内民众不满。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将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并建立中华帝国,但由于国内多方势力的反对,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君主立宪国体,改元后仅82天(1916年为闰年)帝制便以失败收场。同年5月6日袁世凯同意将辞退大总统之位,但还来不及实现就于6月6日病逝,后来葬于河南安阳
习近平修宪时,袁世凯是禁词,就连蔡锷也都是违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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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富有责任感的袁世凯》

袁世凯(1859-1916)是罗泽南、曾国藩到曹锟、张作霖的中转站。前者是大儒和精神领袖,动员和组织士绅的民兵,以保卫儒家基本价值观为目标,军事在他们是次要的,军人从属于儒将。后者是失去儒将和精神领袖的军人,价值观仍然是前者的余脉,但原动力和号召力已经消耗殆尽,不会再有自己的后裔。袁世凯介于两者之间,仍然是书生从军(袁世凯不善制艺,“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两度乡试落第。1881年,与袁世凯嗣父袁宝庆“订兄弟之好”的庆军统领吴长庆写信招袁世凯“往学军旅”,袁前往投奔,开始了军旅生涯),但已经不是李鸿章式的翰林和两榜正途,沾染了浓厚的江湖冒险家色彩。他在朝鲜采取了果决的冒险政策(1882年,朝鲜发生兵变,袁世凯随吴长庆军进入朝鲜。1884年,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发动政变,软禁国王。仓促之间,袁世凯未向上级请示即果断出兵,击退变兵,迎国王入清营),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从此青云直上。但当时士大夫通常认为他浸淫儒家价值观不深,不能算完全的自己人。所谓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时论……南皮(张之洞)有学无术,项城(袁世凯)有术无学,西林(岑春煊)不学无术。此言殊不尽然。”)。他不能像罗泽南、曾国藩那样,带兵的同时还能以著作在思想史上留名,只能讲新学和事功了。谭嗣同拉拢他,因为他似乎是当时将领中最新派的人物。但这里所谓的新派,只是用西洋技术取代兵农钱谷而已。因此,他的军队没有足以驾驭诸将的原则。

他知道自己的弱点,最初也没有太大的野心。他的地位主要出于机缘巧合和敌人的压力,自己的规划反倒比较次要。在亲贵集团打击他以前,他本来乐于做庆亲王(预定总理大臣)的助手(1906年,清廷筹划官制改革,袁世凯主张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他希望被他贿赂拉拢的庆亲王成为总理大臣,自己成为副手。这一主张当时遭到多方反对,没有实现)。打击而没有打倒,他反倒具备了自己当总理大臣的资格(1909年,摄政王载沣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将其开缺回籍。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应对乏力,不得已重新启用袁世凯,任命其接替庆亲王为内阁总理大臣,重组内阁)。国民党打击他以前,他本来只想要戴高乐式的总统权力(民国采用责任内阁制,但袁世凯不满足于当没有实权的总统,多次干预行政事务。1958年,在戴高乐主导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取代第四共和国,议会权力受到削弱,总统不再是虚位元首,不仅能控制政府,还享有特殊情况下的“非常权力”)。打击而没有打倒,他反倒具备了拿破仑在第一执政任内的权力(1913年,孙文、李烈钧、黄兴等发兵讨袁,袁世凯派军南下,很快击败讨袁军,并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省份。1799年,拿破仑在雾月政变后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实际上享有独裁权力)。他的成功反而对他有害,因为他失去了驾驭军队的能力(镇压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臻于极盛,但同时北洋诸将也开始与袁离心离德)。大清皇帝退位后,军队的势力急剧上升。善后大借款(民国成立之初,财政异常困难。1913年,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款二千五百万镑)与其说是打击国民党,不如说是他穷于应付诸将的结果(武昌首义后,宣布独立的各省快速扩军,且截留地方税收。据时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民国中央政府收到各省上缴的税款总数,不超过1912年前清政府预算的十分之一)。国民党在南京的处境比他还糟(据胡汉民回忆,孙文任临时大总统时,“一日,安徽都督孙毓筠以专使来,言需饷奇急,求济于政府。先生即批给二十万。余奉令至财政部,则金库仅存十洋。”),但还是本着“看人挑担不觉沉”的精神落井下石(国民党籍议员激烈反对借款,所以袁世凯借故拒绝将此议案交由国会表决)。镇压二次革命,依靠进步党和北方将领,但这些人难对付的程度不亚于国民党和南方将领。进步党和国民党议员联合起来,提出的宪法草案同样坚持国会至上(1913年7月,由众参两院各选出30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袁世凯派人向起草委员会提出“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之权,无得议会同意之必要”、“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众议院解散权”等。起草委员会反对袁的干涉,不予接受。10月14日,宪法草案脱稿,坚持责任内阁和国会至上)。他如果不借着战胜的余威赶紧发动政变,夹在拒绝配合筹款和要钱胃口不断增加的国会之间,好日子不会有多久的(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攻击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形成国会专制”。 11月,袁以国民党籍议员参与叛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随后驱逐国民党籍议员。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自动解散)。

在他看来,问题在于政府失去了大清残余的权威。那时将领不敢威胁文官政府,也没有不断对抗的国会。他周围的文人觉得,新朝稳定的前提就是削藩(袁世凯在对南方用兵前,就决定逐步“废省改道”,削弱地方军人),否则军事统治无法转化为文官统治,秩序就无法恢复,民众的负担也无法减轻。削藩可以用杯酒释兵权的办法,也可以用残杀功臣的办法,但结果都是一样,用皇帝和文官的联盟取代皇帝和功臣的联盟。皇帝摆脱了危险的竞争对手,文官夺走武夫的权力,民众得到太平,只有功臣满盘皆输。儒家的问题是:解决不了谁做功臣-输家,谁做皇帝的问题。自相残杀是唯一的办法,谁赢谁就有理。儒家只负责事后站出来,跟胜利者合作。袁世凯和杨度的合作(洪宪帝制),就是希望造成这样的格局,结果适得其反。诸将看清了他的企图,配合敌人把他搞垮(蔡锷发起护国战争后,袁世凯众叛亲离。段祺瑞消极抵制,冯国璋暗中与南方接洽议和,甚至发电劝袁退位)。帝制一失败,约束军人的最后纽带就断了。军人为了法统的缘故,勉强同意恢复国会政治,但他们发现国会仍然解决不了财政问题,就再度发动政变。

袁世凯虽然少年无赖,但后半生一直是富有责任感的人,在可以拆烂污的地方,通常不会利用机会。他的敌人多次拥护他,外国人长期信任他,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点。民国保全了大清的版图,主要是因为有他。在没有袁世凯的平行世界中,辛亥年的革命党人不会承认满蒙有资格算中国,不会反对日本占据这些地方。亲贵不会同意和平退位,至少能赢得张作霖和蒙古人的支持,退到热河或沈阳,名正言顺地建立满洲国或满蒙国。他临死前虽然已经注定失败,仍然有能力报复敌人或是给他们造成烂摊子,但他仍然宁愿为北洋团体着想。他毕生仇恨日本,长期筹划反对日本的方略(《顾维钧回忆录》:“袁世凯总统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在中日交涉中,不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应拒绝等原则问题由他决定,他而且还规定了对付日本公使的战略。……整个谈判过程中,每次会晤的记录均立即送呈大总统。他也仔细阅读,并作批示,如‘此项回答似过于明确’或‘此项必须答以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内幕》:“他(袁世凯)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二十一条”交涉中,袁世凯故意将谈判内容泄露出去,以争取国际支持。袁的英文秘书顾维钧“每天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多多少少将国民党视为日本代理人(孙文为了反袁,对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许以重利,希望换取日方支持。“二十一条”交涉中,日方多次威胁袁世凯,倘不同意日方要求,就将支持孙文的颠覆活动。1916年,大隈内阁决定倒袁,孙文立即委派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成立“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得到日军支持,获得大量武器弹药,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等县),觉得帝制失败主要应该归咎于日本的反对(袁世凯死前,自撰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历史比戏剧更富有戏剧性,居然让国民党负责执行他的政治遗嘱。
kill_ccp 中國人不是台灣人,没有義務救台灣(台獨)。中共不除,台灣只能生出不統不獨。
政治投机者?
早期在清廷仕途不顺,好像还写过诗想要退隐。
有说法袁世凯是真心想君主立宪,是不是真心很难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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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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