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如何才能心安理得地杀人?(转)

对于任何正常人来说,杀人行为无疑会带来严重的心理冲突:不安、恐惧和负罪感如影随行,这犯罪的感觉足以影响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纳粹医生们是怎样摆脱这种犯罪感呢?今天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认识那些堕落的白衣天使。



纳粹医生用三种心理学手段使自己适应医学杀人的工作:转移责任、追求科学和双重自我。

 

转移责任



一个人人都对其负责的任务其实人人都不需要对其负责,责任越分解意味着有着越多的替罪羊,法不责众便是如此。

 

有的医生只是做检查,有的医生只是签个字,有的医生只是做手术。他们就是集体机器上的螺丝钉,他们无需了解这台机器到底生产什么,他们只需要做好自己一小块分内的事。宣传机器让他们坚信“恪守岗位、尽职尽责、忠诚奉献”就是美德。整个体系散发着权威和集体的味道,无论喜不喜欢,每个螺丝钉都认为自己是它的一部分,如果事后证明这台机器是邪恶的,那也是这台机器的责任,因为他们认为在这张权威之网下,自己毫无选择。

 

值得警惕的是,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有一种仿佛可以给人背书的可怕威力,可以使原本很懦弱的人变得坚定且无畏,更可怕的是很有攻击性。

追求科学

纳粹医生们将杀人工作与医学研究联系到一起,注射、毒气、绝育、切除器官的行为被认为是为医学和科学服务。这些纳粹医生顺从自己被指定的任务并且说服自己将其与医学专业标准相结合,在上一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就算是注射石炭酸杀人,他们也要找出使其最符合医学模式的方式:找准静脉,针头准确扎入皮肤,用注射器将致命毒液推进囚犯的体内,而不是胡乱扎一通。这种“符合医学行为”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纳粹医生内心道德堕落的苦涩感。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纳粹体系下的医学教育缺乏任何关于同情和怜悯的教导,这点在书评《希特勒和他的孩子们》(第二十一夜:《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中也有提到,不仅是医学教育,纳粹的普通教育也信奉一种被恶意扭曲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崇拜强者鄙视弱者的冷酷守则,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要么极为残忍,要么极为犬儒。

双重自我



除了极为残忍的虐待狂和变态之外,纳粹医生对于杀人还是会有一定的不适感,不过只要他们还在岗位一天,就不会停止对犯人的筛选和医学化屠杀,这使他们深陷于一种“精神分裂情境”,他们该如何调整自己?而这正是理解纳粹医生乃至整个纳粹体系的关键。



我们都知道杀人和杀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而杀动物和杀虫子带来的负罪感也是不同分量的。纳粹将犹太人视为“害虫”,将集中营视为消灭害虫的地方——在集中营所做的一切都与正常人类社会无关。正是这种“我只是完成自己的职责,此间发生的一切都不算数”的想法,为他们提供了心理上的道德豁免权。

 

同时这些纳粹医生的家人们也被允许每个月去集中营里陪他们生活几天,不过更多纳粹医生们还是选择休假回家(他们抗拒让自己的家人知晓集中营发生的一切)。他们很注意区分这两个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纳粹医生的紧张情绪,亲情的存在可以为纳粹医生们建立一份“小小的人性之岛”,帮助他们在人性上与大屠杀用一种心理距离隔绝开来(尽管作用很有限)

 

这种“精神分裂情境”使得每个纳粹医生有两种不同的自我,一种是建立在正常人类社会价值上的自我(生活中的自我),一种是建立在纳粹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工作中或者体制中的自我)。这两种自我相互值班,有时还混合出现,所以在这些纳粹医生身上,我们可以惊讶地看到残忍和正派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性同时存在,残忍的屠杀和瞬间的仁慈无缝衔接。



比如,当纳粹医生看到怀孕的妇女囚犯时,会让她们走出队列,不参加劳动,并且给她们双份的餐饭,然后第二天就又把他们送进了毒气室(集中营里不允许妇女怀孕)。有的医生对犹太小孩子会有转瞬即逝的疼爱,比如给他们一块糖,摸摸他们的头,跟他们聊聊天,紧接着就向他们的眼珠子里注射硫酸铜(想通过这样的实验改造人种,让他们也拥有碧蓝的眼睛),这样的实验只会导致一种结果——孩子们永久失明。

你能想象到上图这个有着龅牙、笑起来像兔子、看起来和蔼可亲的男人就有着是恶魔人格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吗?他被称为“死亡天使”(这样的人怎么能被称为天使呢?我觉得叫他“纳粹卡戎”更合适)。



他每天站在坡道上,带着欢快的表情筛选犹太人,将他们成批送进毒气室。他对孪生子痴迷,挑选出孪生子囚犯,对他们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他偶尔也会一时兴起,善心大发,救下一两个年轻的囚犯,不过谁也不知他为何这样做,也不知他何时会这样做。



纳粹医生用双重自我的方式让自己迅速适应不同的环境,如今看来,这种办法仍十分奏效,在所有被权威之网统治的社会中,双重自我永远是作恶者们共享的心理麻醉剂。

 

不过即使在集体麻木的状态下,信仰的力量和对于人性中正直一面的坚守,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道徳支点,让我们在被命令被强迫去做违背人性的事的时候,能对其说“不”,即使无力抗拒强大的压力,最起码,在内心也要时刻保持着一份对其不认同的清醒。

 

比如朋霍费尔医生和埃瓦尔德医生,他们多次写信反对杀死病人,并且将本应被杀死的犹太病人们救下来。他们支持纳粹政权,但他们仍坚持医学良心,也坚持着医生正直诚实的职业准则: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寻求帮助的,是出于对医生的信任,医生永远不应该像个除虫工人一样去消灭病人。

 

所以,即使当时的白天是黑的,仍有少部分纳粹医生坚持着正义,他们用直接的、勇敢的个人行为来反对医学杀人,即使他们摆脱不了纳粹立场的思维。他们不是反纳粹英雄,但却是救人性命的医生英雄。他们的力量很渺小,却给了我们希望,也告诉我们该怎样面对邪恶。

 

每个人都应时刻警惕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诱惑,保持对于善恶是非的判断力。要知道,反对以集体和国家的名义对于人性的腐蚀并不代表你就是个叛徒,这是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



少一些伟大,少一些光荣,少一些为国家为民族的“奉献”,多一些对于人性、对于良知、对于家庭的个人人性之光的呵护与反思。记得,永远不要让集体意愿代替你独立思考。


我们研究纳粹医生以及所有曾经犯下过错的群体,是为了理解他们,不过理解并不等同于宽恕,而是为了避免让自己以及子孙后代重蹈覆辙。



有的纳粹医生在战后强烈反对杀人行为,这种坚定的态度却被他们的孩子所质疑:“为什么当时你没有早点离开呢?”


这些纳粹医生的答案如今听起来仍让人感到无限悲哀:


“我们那时就不问问题。”
轉移責任:
其實也不見得需要責任細分,只要那份命令是上層指派就行了。
比如說戰爭,人會為了自保而殺人,也會在長官的命令下殺人。

追求科學的部分不多作評價。

雙重自我:
這個就是社會學的角色理論,人會在無意識、有意識的情況下試圖呼應環境對他們的角色期望,並從中扮演適當的角色形象。

有的纳粹医生在战后强烈反对杀人行为,这种坚定的态度却被他们的孩子所质疑:“为什么当时你没有早点离开呢?”


這個問題其實有更簡單的說明,答案是習慣於服從權威。
有一個社會學的心理實驗可以證明這件事,米爾格倫實驗。
米爾格倫實驗(英語:Milgram experiment),又稱權力服從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個針對社會心理學非常知名的科學實驗。實驗的概念最先開始於1963年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倫在《變態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裡所發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一文,稍後也在他於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裡所討論。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

──以上出自wiki。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實驗之一,雖然這個實驗本身有些許瑕疵,比如說指導語不夠明確,或是實驗流程有些許倫理問題,總結部分有些想當然,在最後沒有明確告知參與者這個實驗的目的……雖然有種種瑕疵,但我仍然非常喜歡這個實驗。
如果問我為什麼,是因為設計這個實驗的研究者其初衷是相信人性的拒絕能力的,他相信人類可以反抗沒有倫理道德的邪惡行徑。
但結果卻出乎研究者意料之外,每一次的實驗流程都有超過60%比例會將實驗做到最後。但那些即使沒有做到最後的參與者也沒有明確說出實驗應該結束。

也就是說,在權威面前,人類的道德良知實在太微不足道了。
最后的吐火罗人 黑名单 油和酒不可糟蹋。
以信仰、上帝、客观规律的名义杀人,才是最让人心安理得的。甚至那些被杀的也永远翻不了案。这比戴震控诉道学家“以理杀人”更甚。
马克思主义、毛共杀人,也是以信仰、理的名义杀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资产阶级,反动派该死。
纳粹、共产,都是抹黑对手,美化自己的目标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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