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由派的葱友，说说自己是怎么和平演变价值观极其保守的那些人？

从前江南有一个小地主有几个钱，送他的儿子上了学。在上学之前，为了防止儿子捣乱，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给他在本乡娶了一个贤惠得不得了、除了儒家思想以外什么也不知道的媳妇，拴住他的心。然后他上了中学，又到苏州或者宁波那些地方去上了学，然后就接受了一些半通不通的新闻记者传递给他的一些先进思想。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他认识了一个女学生。如果没有那个女学生倒也罢了，他可能也就是说说而已。而认识了那个女学生，他顿时感到家里面的黄脸婆十分讨厌，于是坚持要跟那个女学生结婚。家里面的父老立刻就搬出本地的儒家长老来压他。而且全乡下的三姑六婆都一致表示，你搞来的那个女学生只是你的姨太太，我们都认识的这个既孝敬父母又和睦邻里、简直像是儒家女德班出来的标准好媳妇才是我们认识的张家大少爷媳妇。就算是你跟那个坏女人姘居了，我们也只认你在外面娶了一个姨太太。大媳妇的地位，我们铁定了，我们父老乡亲一致认为，李小姐绝对没错。你从无锡搞的那个王小姐，无论她是什么人，出身是什么，她只是一个狐狸精，我们顶多承认她是姨太太。于是该狐狸精自然而然对该男人十分不满意，说：“我还不知道你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家里面已经有了老婆，这算什么事情啊，你给我交待清楚。”然后他就在乡里面跟反动地主和被反动封建思想感染的广大父老乡亲做了一系列的斗争。由于他斗争的唯一武器就是嘴（请题主把这句话抄一百遍），而他的嘴依靠的只是一些上海报纸上的各种碎片化的言论，财权和其他权力全都掌握在那个万恶的地主老爷父亲手中，广大的贫下中农乡亲或者地主父老乡亲也全都不支持他，所以他狼狈地斗败了。于是他愤怒地带着他的女学生妻子跑到了上海，相信上海是自由民主的，是西方势力的天下，他在那里可以过上好日子，让那些土包子好好臊一臊。


然后他到了上海以后发现，在上海发财的是一批卖洗发水的商人。经过科学家研究，该洗发水用了以后的效果跟没有用完全相同，但是因为该洗发水商人很善于在报纸上登广告，而且在报纸上登广告的时候还放了一系列女明星的头像，所以他发财发得真不少。该商人对该进步青年说：“要不你帮我在广告部做事吧，我们这里就是有文化的人太少，你给我写广告如何？”该进步青年说：“什么？我这样先进的人怎么能给企业写广告呢？请看，我给你写一篇启蒙运动的雄文，你发表这个是多么伟大的事情。”该商人看了一遍以后说：“这篇文章我看过，它的内容99.99999999%是胡适先生和鲁迅先生在申报上已经发表过的。你一定要写这个文章也可以，我是个好人，我不勉强任何人，我跟申报的编辑认识，我给他打个电话。”申报的编辑看了他的文章说：“算了，你写的文章跟胡适和鲁迅一模一样，而你的名声又没有胡适和鲁迅大。任何一篇扯淡的文章，哪怕是骂张三李四的文章，只要放上胡适和鲁迅的名字，都有人看。而放上你的名字谁来看呀？我爱莫能助，我的市场就这么大。”于是他跟他的王小姐也就只有住在阁楼里面，像江青同志在上海一样穷困潦倒。


于是，他通过切身的体验，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万恶，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解放。然后通过他在地摊或其他什么进步书店里面看到的小册子，显然推翻封建主义不够的，我们必须把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起推翻了，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这话是托洛茨基说的，被瞿秋白翻译了以后又被张秋白、李秋白、王秋白和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小报记者写成了小册子，然后被他看到了，他就去寻找组织。他像江青同志一样，在某一个罢工、闹事或者发传单的场合被一位党委书记发的传单抓住了。党委书记说：“你是一个有志于革命和进步的理想主义好青年，你在万恶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是过不了好日子的，我们送你到延安去培训。”然后就送他们俩到了延安。到了延安以后，组织对他们进行了研究和考察，决定把他的王小姐分配给经过长征过来、已经年过四十还没有媳妇的红军老干部，以便更好地发挥革命的作用。于是他顿时感到愤怒，说：“为什么延安也这样？延安不是完全平等的地方吗？”于是他就被抓进了学习班。康生同志派来的苏联老干部对他用苏联送来的先进技术严刑拷打，要他承认他是托派分子派来的间谍。如果不是托派派来的，那你就是国民党、满洲国或者日本人派来的。他熬不住打就招认了，招认以后准备第三天就要活埋。第二天，他的所有同伴都被活埋了，但是第三天他突然被放出来。领导干部告诉他：“组织是宽大无边的，只要肯认错，组织就可以任用你。前天我们得到消息，重庆和谈破裂了，党现在需要很多干部到白区去工作，所以党决定宽恕你们的罪恶，请你立功赎罪吧。”


他从地狱门口回来以后，就跟着解放军南下了，南下打跑了蒋介石，作为工作组成员回到了家乡。现在他是土改工作队的特派员了，心里想：“我说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我说谁是恶霸谁就是恶霸，我说谁是反动派谁就是反动派，哈哈哈哈，你们三公六婆现在终于落到我手里面了，现在由我来划分阶级成分。当初说我的女人是姨太太的那些人，我统统给他们划分成为反动地主，把你们的威风统统打下去。当初说我自由恋爱是娶姨太太的那些三公六婆，当然还有那些一头花白胡子的私塾先生，统统给我抓进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思想，然后让武装起来的民兵好好揍他一顿。打掉他十几颗牙齿以后，他就自然不敢开口闭口‘孔子先世如何如何，你们伤风败俗，你娶了一个光胳膊的女人来搞乱本地的风俗’。”现在他们那些反动派就要在这个特派员面前痛心忏悔：“我糊涂我糊涂，我本来是出身贫下中农，只是读了两本儒家的破书，一辈子也就是教一堆小学生，地主老财发的财从来没有我的份，做官也从来没有我的份，我是穷人呀，我怎么会糊涂油蒙了心，帮着地主阶级去传播封建伦理呢？幸好您特派员大仁大义，用毛泽东思想启蒙了我，让我意识到，啊，我是被剥削阶级，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讲什么孔子的破书了，我要打倒孔家店，用剩下的余生来传播毛泽东思想给群众。请看，特派员老爷，您能不能给我在公立学校保存一个教师的职位？要不然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在这个时代，他就像西南联大的费孝通和民盟的那些专家教授一样，顿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才是五四运动真正的继承者，民主和专政一点也不矛盾，确实是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但是自由的好景不长，他一回城就该轮上反右运动了。然后一批不知道是怎么冒出来的、他老人家去延安的时候还在娘胎里面或者还在幼儿园里面的革命青年跳出来说：“你是右派，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虽然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只不过是写了一些传单和小册子而已，但是在那些不学无术、是在1950年才开始上学的革命青年看来，这已经够资格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了，然后他就被打倒了，就变成右派了。于是在仅仅时隔五年以后，他就住进了他自己不久以前当工作组组长的时候为那些儒家私塾先生准备的学习班、五七干校之类的地方。在那里为了彰显“组织误会了，其实我是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于是非常宝贵地藏了一个毛主席像章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有机会就拿出来戴。然后就被红卫兵小将发现了，“哇！你也配戴毛主席像章？狠狠地揍一顿！”然后他就愤怒地说，“天呐！难道连热爱毛主席的权利也要被你们剥夺吗？”他越表示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结果换来的只是挨了更多的揍。同样在牛棚里面被一起被关的那些儒家老太婆，日子倒好过得很多，因为她们已经承认她们是带着花岗岩脑袋的人，承认自己就是反动派，自己也认了，再也不想回到革命队伍里面了。既然已经自认是反动派了，红小将们也就懒得拷打了。而你这家伙不一样，你还要说你是革命的？你是革命的，难道毛主席犯了错误？不行，要狠狠地打，不打你怎么能认错呢？而人家，人家已经老实承认他就是孔门子弟，本来就是反动派，我们红小将也就用不着拷打、迫使他招认了。


终于熬到1978年以后他就突然被平反了，召回了北京城。然后国家为他补发了十几年工资，给予老干部的待遇，因为毕竟是在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的。然后他就像舒芜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一样一想，唉，我折腾了一辈子，看来还是得回归五四呀。这时候搞改革开放了，党中央派了一个代表访问美国，于是也包括他在内。到了美国以后看到美国这个那个，“哇！汽车火车好先进呦”，他很快就变成一个改革开放的激烈追随者，强调改革开放是多么多么好。直到有朝一日他在美国考察的时候去了美国的一个学校。这时候正是里根政府当政，当时美国正在打官司，说是公立学校的基督徒学生可不可以做祈祷的问题。里根的意思是说，当然可以了，你们是不信教，也不能干扰别的信教的人啊。然后他就看到这些基督教学生吃饭以前划了一个十字：“天父，感谢你赐我以每日的食粮。”于是他惊得吓了一跳：“啊？这不是早请示晚汇报吗？我好不容易回到了五四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终于认清了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的真相，来到了自由民主的灯塔国美国，然后看到你们居然是一帮愚昧的基督教徒，你们也在早请示晚汇报，我的心都碎了。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好不好，我不是一心来发财的，这样做怎么能行呢？哎呀哎呀哎呀。”


然后他回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一个两头真老干部。 



作者：姨

ps：我初次编辑的时候存在一些误会，因为那时楼主也并没有补充说“此文中的一些词汇不是西方政治的标签而只是口头用语”。我为我的冒昧道歉，也提醒新来的人看仔细点，不要和我一样理解错了，楼主的“自由”和“保守”是建立在一个传统穆斯林家庭的观点上的，而不是西方的身份政治。所以这篇回帖子就不删了，底下的对话当作对楼主发言的补充吧。

我见过一个北非穆斯林，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喝啤酒。当他告诉我他的信仰时，他在喝啤酒。我很惊讶地看着他的啤酒，他意识到我的目光之后闭目抬头合手说了一句，“抱歉啊，我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他人很好，但从不以一个穆斯林标榜自己。
我不是很理解之前你那一个要给恋童癖正名的帖子。你可以拿穆斯林作为自己的身份标签。但你也可以自己想想，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你可以想一想，安拉在你心中到底是处在什么地位？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做着的事和固守的观点是出自古兰的言语和阿訇的教导还是仅仅为自己的意见？尽管这些自己的见解打着“先进”、“理性”、“科学”的标签，他到底跟古兰违背不违背？还是说你是在以安拉的名义给恋童癖正名、给恋童癖正名是为了承行了安拉的旨意？
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我时常会用类似的问题反省自己。这种反省也时常让我免于陷入支黑的深坑，尽管我曾经有一小段时间因为某些人而当过支黑。
以我个人经历来说，成为一个教会法意义上的“天主教徒”很容易，但成为一个合格的“天主教徒”很难。我承认自己很多时候在言、行、思上并没有遵循主的旨意；但另一些天主徒却认为，“也许这就是主的旨意呢？”、“也许圣经可以这么解读，而不是按照教会的方式呢？”，于是他们便自己原谅了自己，认为他们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徒了。我想这种情况在穆斯林群体中可能也存在吧。
如果有一天你的这种观点说服了我，我也认为lgbtq++没关系、恋童癖好可怜、我们应该进步upup，那我不会说我是个合格的天主教徒了，也不会认同我天主教的身份了，尽管在教会法上我是被洗礼过的。如果有一天我不愿意遵循主的教诲和教会对圣经的教导与解读，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性进步”的思路做事情，那我凭什么说我是天主的子民、而且渴求天主的救恩呢？

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和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在小政府低税收低福利这点是坚定盟友。事关收入，保守主义者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有病才会想转化他们。

因为自由主义者同样认为信仰自由是个人自由，没有人有权限制或者剥夺。哪怕是邪教，我会嘲讽邪教，但不会认同政府有权力取缔邪教，如果要取缔，应该根据已有的法律框架，而不是用行政手段，确认对方是邪教，然后加以制裁。你这种成天想演变别人的liberal，属于我们自由主义者最讨厌的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自己觉得存在绝对真理，觉得自己代表先进方向，有权教导别人。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现在保守主义大多数教派都不传教了，你还想反向传播无神论，简直是欺人太甚。

改变一个人的偏见比崩裂一颗原子都难-爱因斯坦

说真的，人家三观定型几十年，如果真的能被你一席话语打动，那才真是咄咄怪事。

直接追求改變別人思想，一不實際，二不自由派
重要的不是最終得到的答案，而是思考的過程。只有通過思考得到答案的人才是真正醒了的人
你灌輸思想和共產黨灌輸思想，要是他只是接受灌輸，那都沒有變化。儘管你灌輸成功可能讓他不當恐怖分子，但因為他只會被灌輸而不懂得通過思考保護自己，所以還是會輕易被洗回去
能讓從來沒有想過的人去想才是最好的，為此可能只需要一句話、一段表演

进步主义神国恁支已经把保守不堪的维族老乡抓进集中营拷打了，楼主就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再给他们伤口上撒盐了😅

美国左逼们号称“进步”，实则退步，退步左逼变得和中共越来越像了。这种左逼们有任何推崇的价值？
你该不会觉得正常人还会把性放纵吸毒变性的贱货自由派视为进步吧？陈旧叙事了属于是。
文明想要自救，就必须和贱货左逼们切割，否则就是死。

我不知道你的自由和保守啥定义，但目前看在北美，这条线大约是划在这个位置：

你对允许未成年人在父母不在场的前提下接受LGBT发育阻断治疗和手术这个政策怎么看？

和平演变东突？？？自从你包在新疆搞集中营，奴役维族男性，轮奸维族女性，枪杀逃犯，我要是穆斯林恨不得把那些官员干部通通直播斩首石刑

任何時候，如果你發現你沒法用邏輯說服一個人，那麼你應該動之以情影響其情緒

因為這世界有很多人天生是以情感觀察世界的

已隐藏

你是很有勇气，你在做正确的事情。其实宗教如果不能突破，如你说的人权、博爱、尊重和鼓励个人特性。那么这个宗教就会是一个禁锢，阻碍进入文明。改变很难，那怕明白知道你是对的，他们也不一定能承认。这不是宗教本身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就像大清时代，基督教传教大清的百姓，要平等、不跪官爷，不要重男轻女。结果是遭受了义和团的灭杀，清政府，默默支持。因为在清政府眼里，贱民不跪官爷，那还了得，相当于牲畜不能被主人杀来吃了。但是口号还得喊，为了天下苍生。所以这是夹杂了很多的人为的利益，让好的东西得不到传播。神是坏的吗？当然不是。神是绝对好的。只是人在借用神的名，行不义。

我個人認為，要想用語言來說服保守派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可能要從改變環境上入手，又或者從外在環境不錯的地方入手。比如先不要在阿富汗（伊朗曾經親西方開放過，可能難度比東突和阿富汗難度低）這種地方進行意識形態傳播，可以先在西方的穆斯林社區試試水，看看他們有沒有宗教改革的想法。畢竟大家都生活在民主自由的環境下，形成一定的規模後，再去沙特伊朗這些地方試試。

只能做到把平时不敢说话没有渠道分享信息的偏自由岁静带成浪人，纯粉蛆我没遇到几个，躲着走的

如果建议你转信基督教，你会抗拒吗？ 为什么？

我个人觉得伊斯兰需要一场宗教改革，就像基督教曾经经历的宗教改革那样

推荐考古、历史、语言和神学，基督教算挺开放的了，我有很多问题我在网上一搜他们都会尽量回答，其中很多问题对伊斯兰也是适用的，但仍然到最后许多基督徒不得不承认或半承认圣经并不完全绝对正确。

你要是有足够的决心与信念，请你直接与穆斯林这三个字断绝关系。不然的话这三个字将是你走在自由主义道路上最顽固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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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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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