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也是极权体制为什么科技发达？

纳粹德国的科技并不发达。因为看这个问题要学会一种思维方式，叫做边际，也就是要看纳粹德国篡权时期的科技增量部分。德国在纳粹法西斯掌权前就已经是科技强国了，这个底蕴功劳肯定不能算在纳粹法西斯头上。实际上纳粹法西斯驱逐了大量的德国优秀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如果爱因斯坦等大批高级科学家们能留在德国效力的话，二战走势可能还有变数。但是愚蠢狂妄的纳粹德国法西斯容不下爱因斯坦等很多优秀科学家。可以认为纳粹德国是拿到一副好牌，打个稀烂，被美国美军压制着，谈何发达？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因为魔鬼的力量在人类社会是渺小的。从人口、地域规模上讲，德国只是个小国，魔鬼的目标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所以在魔鬼的策略中，纳粹德国只是一个暂时过渡性的跳板，魔鬼可以利用德国的底蕴，加上魔鬼拼尽全力的扶持，在小国德国地盘上表现得有点强大，像是个肌肉有点发达的小年轻的小个子，但是也就到顶了。然后魔鬼用德国攻击苏联，达到弃德扶苏、魔鬼东移的目的。因为德国拼命进攻苏联，虽然苏联也是邪恶极权政权，但是美国为了对付当时的主要魔国德国，就会帮助苏联对抗德国。美国在二战时期对苏联进行了大量的援助，所以苏联才会在二战及战后迅速成长为军事工业强国，以及魔鬼还派国际左派渗透美国，操控美国大学与大媒体，为苏联摇旗呐喊。结果就是魔鬼实现了东移，从德国转移到苏联。德国作为魔鬼的弃子，实现战败后半民主、半专制，直至后来柏林墙倒塌，德国的半专制也放弃了。可见魔鬼的能力非常有限，在人类社会只能操控一个大国，对其余国家就力不从心了。但是魔鬼的目标是中国，所以苏联也是步德国后尘，被魔鬼抛弃，苏联解体，东欧共产政权也倒台。为了壮大中共魔教，魔鬼又玩了一出老套路：弃苏扶中，让美国与中共联合对抗苏联，把苏联搞垮。魔鬼从苏联脱手，致力于扶持中共邪党。这一路走来魔鬼也是费尽心力，屡次陷入灭亡危机。然而事实上，纳粹德国、苏联、中共国的科技都从来没有强大过，而且是一代不如一代。苏联的落后、工业间谍盗窃、虚假宣传是众所周知的了。中共的落后、坑蒙拐骗偷、没有基础科学根基的沙滩建筑般摇摇欲坠的“遥遥领先”科技也是众所周知的了。中共国几乎每一个行业的核心科技，核心零部件都需要进口，包括中共大肆宣传的大飞机、长征火箭、手机、人工智能AI等等，都是如此。中共邪恶，天灭中共！灭共进程在稳步推进！

吃德二和魏玛的老本而已，德三自己没培养出一个像样的科学家，就跟腊左吹腊肉毛泽东时代科研厉害一样。

看看这篇文章吧，就知道了。中共国的科技水平被魔共死死的压制在魔共智商水平之下。
https://endccp.ueuo.com/poster?q=PMM20250227103530

魔共本质上是反科学的，比如毛匪首曾经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魔共来自比人类层次更低的地狱，也就是魔共的道德水平、智慧能力都是低于人类社会的，所以魔共是害怕人类社会的精英的，也害怕人类社会科学的，因为魔共在人类精英科技面前是弱小的。所以魔共喜欢煽动利用人类社会底层人，比如工农及各种少数人群如少数民族、女权主义、黑命贵人群等，因为魔共的能力和他们接近，魔共觉得可以煽动操控他们。但是魔共仅仅是煽动利用底层人，少数人群，等到魔共得利得势得权后，反过来同样压榨底层人民与少数人群，而且手段更加残酷，因为魔共本质是邪恶反人类的魔鬼。

魔共的科技理想是让人类社会的精英科学家研发出科技枷锁套在人类社会人民包括科学家脖子上，枷锁掌控权归魔共。这种异想天开的痴心妄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类社会的真正高水平精英科学家们是不会去干这种反人类、反自己的事的。所以魔共科技的现实状况是：魔共收买少数为了钱的三流科技人员开发应用层面的科技，并用这种科技来迫害人民；对于更高水平的底层核心科技，魔共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是通过免费开源途径得到，购买得到，或者通过坑蒙拐骗偷抢得到一点，而真正的大量核心高科技，魔共是得不到的。所以那些为魔共AI欢呼激动的共匪五毛粉红是白激动了，因为共匪AI是研究不出来真正高科技的，比如研究不出来芯片。

也就是说中共国社会的整体科技水平被魔共死死的压制在魔共的那点智商水平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高科技。

魔共的科技枷锁，不一定非要是一个枷锁形状的东西才叫枷锁，而是任何一种科技，魔共都可以把它做成枷锁。比如微信，本来只是一个聊天软件而已，但是魔共把它发展成了监控迫害人民的工具，也就是迫害人民的科技枷锁，魔共通过微信封账号及抓捕迫害人民的案件已经屡见不鲜了。

那些被魔共高薪收买的科技枷锁开发人员其实是魔共的迫害人民帮凶，他们都会付出助魔为虐的代价的，比如瘟疫病毒盯上他们，地狱酷刑等着他们。而且有魔共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魔共特色人情世故，也就是说在魔共科技圈里混的好的是懂人际斗争、人情世故的，而不是搞科技的，也就是说魔共科技圈注定是搞不出什么高科技的，因为搞科技的其实是被打压的。

中国人中的精英人才，聪明人其实是非常多的，但是他们不一定表现出来被众所周知。他们不表现出来的原因可能是他们自己早就认清中共邪恶真相，不愿意把自己的才能被魔共所用。所以他们早就躺平了，或者移民出国了，或者虽然开发出了科技但是不给魔共用，只是自己用或者给反共人群用。所以共匪宣传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在很多中国聪明人看来算不上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是超过那些亲共民营企业家的，比如有的共匪国首富宣称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是创办了某个知名互联网大科技企业，而早就认清中共邪恶真相的、拒绝为魔共付出的、也不相信魔共社会政策的人就免于有如此大的后悔及免于被共匪巨额罚款劫掠。

魔共对于它控制不了的人类科技是持打压对抗、恶搞颠覆态度的，具体表现是封锁及渗透，比如魔共网络防火墙不准中国人民访问谷歌、脸书、推特、油管，以及魔共通过各种手段渗透这些国外大科技公司、大媒体，并在一定程度上操纵它们迫害人民。

实际上魔共的喉舌之辈在国内外网站上也发表了很多反美言论，但是美国并不封锁那些有反美言论的网站，比如从美国可以访问中共国百度，微博网站；相对比而言，魔共却封锁有反共言论的网站。这就说明美国知道自己是正常人类，不反人类，没有被人类反的恐惧，可以尊重别人的言论自由人权；而魔共知道自己是邪恶反人类的，害怕人类识破它的反人类魔鬼本质真相，有着深深的害怕被人类反的恐惧，所以才会极力封锁，极力迫害别人的言论自由人权。

魔共虽然建立了中共国伪政权，表面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建政成功，但是这并不是魔共有什么正常人类社会的真本事能力。其实魔共的核心特点与核心能力就是一个字，那就是：骗。比如魔共欺骗说要给农民分田地，让农民帮它打仗，但是等魔共建政后就用人民公社名义又抢走农民土地，农民就被魔共骗了。

骗是魔鬼的花招魔招，但是骗有个弱点，就是：假的真不了，骗子骗不长，而且骗是犯罪行为，会增加魔共罪业，让魔共付出灭亡代价。

所以反共除魔的要诀就在于认清中国共产党的邪恶反人类魔鬼本质真相，识破魔鬼共匪的骗术，不被魔共所骗，远离共产党，抵制共产党，魔共就不能得逞；而且要让魔共付出它骗人害人的代价，让魔共灭亡，解体共产党。所以广大人民要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以免受魔共牵连被淘汰灭亡。中共邪恶，天灭中共！灭共力量是包括瘟疫病毒、癌症车祸等在内的各种灾难。

纳粹德国才执政了11年，还没我们习主席至今的任期长。你先让它执政个110年试试。

第一，底子打得好，在纳粹上台前，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已经是工业和科技强国。

第二，战争需求，加上动员能力，加速了科技创新。

第三，其实个人感觉，科技发达跟集权体制并没有很大的挂钩，极权体制不一定就会科技落后。

首先德国就是个科技发达的国家，第二德国在希特勒上台后集中力量搞军工业，为各种实验项目提供巨量资金，促进了短期科技的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优势，笑😄）。
做中学生的时候还以为德三是科技先进发达，但是输在数量上。但是全面了解了各国以后，就对德三祛魅了。德国很多黑科技，比如喷气机就是典型的把实验机赶上战场，其实同期美英的喷气机也都在实验试飞中了，德三的喷气发动机甚至寿命能短到只有几十小时，加油门不能太快，也不能开到最大稍微久点，不然就容易着火，这样可靠性的东西只能用试验机来形容。而同期的德三的螺旋桨战机已经比美国p51等要略逊一筹了，大型飞机更是差更多。
德国坦克其实也是到虎豹才车体实力反超对手，之前反而是德军经常依靠装甲部队通讯配合的才能打爆对手有质量优势的重坦。比如法国战役打b1，早期苏德打KV，早期北非打马蒂尔达，丘吉尔，德国那些早期坦克头疼的要死。于是才有设计指标暂时超标的虎式出现，其实虎式设计的很保守，完全靠吨位压制，要不是德国工业发达和熟悉汽修的人够多，否则这样的坦克很难造和用。


相比之下德二才是德国的巅峰，纯靠硬实力打的，要不是碰上威廉二世这种领导人，德国本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
德三讲难听点，是占了很多投机取巧的战术和办法，比如
1、提早进入战时体制，例如37年就开始储备战争物资，季羡林当时在德国留学就在吐槽37年物资管控后的人造油很差劲。而英法等国进入战时体制晚得多。
2、技术大发展的时代，正好一战失败被裁军，也因此正好没有以前军队的旧装备旧思想包袱，扩军后正好全部搞新的。
3、英法等国经济危机导致内耗严重，一战巨大伤亡导致社会厌战情绪严重，政策走向对德绥靖妥协，给了德国巨大的机遇。

德国不是因为纳粹才有科技创新的，而是原本很好的科研土壤因为纳粹把科学家全都吓跑了，因此也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至于武器创新多，主要因为这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且主要为陆战。同期英美的创新则是声纳雷达计算机，英美的战略轰炸和航母集群也成为了现代战争的范本
只不过英美大家都觉得你资源多胜之不武，所以对德国的创新特别关注罢了。通用机枪只是统一口径缓解后勤问题，但砍掉了大口径机枪的德军其实在防空和空战中都吃了亏。v1v2对英国的实际破坏不高，因为精度太差了。虎式坦克的全向防护和垂直装甲都是落后于时代的设计，正如kv1遇上平射88炮就如同纸糊一样，虎式坦克遇到美国苏联的9085高炮之后也得小心翼翼地摆迎敌角度才能提高生存率，而遇到英国17磅和苏联122之后则是怎么摆角度都已经没用了。所以虎式44年就直接停产了，四号这种破烂却坚持到了最后

已隐藏

還是老話一句

貴支請不要來碰瓷德日

貴支不是因為極權體制而爛，而是爛到底了才被極權體制統治

所以才會說貴匪是最適合貴支的統治者...

纳粹总共统治时间不过十四年，吃的是普鲁士王国教育改革的遗产。

普鲁士王国在拿破仑战争失败之后推动教育改革，实现国家财政补贴义务教育，对于大学学术研究放宽审查标准。

譬如马克思在社会上宣传他的那一套是犯罪，但在大学里讨论是可以的。

到了19世纪末，德国的科学、哲学研究都非常深刻，领先于英国。

纳粹党把这些成果一次性收割了，冯诺依曼都跑到美国了。

德国作为科学中心的地位被彻底打击，反而是纳粹造成的。

极权独裁和科技发展没什么太大联系
看看古代的阿拉伯人和支那就行了

當然厲害，但極權也要看人種，像漢族就不行了，沒得山寨，自己瞎搞就連火藥配比也搞不好。

纳粹：赔款不要赔给英法，把钱交给我，咱们用这笔钱灭了他们，就不用赔了！
雅利安人：支持神圣的事业，Los! Los! Los!

纳粹：感谢支持，这欧洲大陆，只剩一个摇摇欲坠的苏联咯~

黄纳粹：赔款不要赔给西方，把钱交给我，咱们发奋图强，一雪前耻。。。
支那人：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冲！冲！冲！

黄纳粹：感谢支持，我们共产党可以继续向西方转移财富啦！

開戰前由美國進口十年分量航空汽油添加劑的納粹德國不比美國差?

没有纳粹更发达 说不定早几年就登月了

中国人看见锁链女没饿死眉毛还挺好的时候应该思考自己和共产党的关系

因为其实你很难区分到底什么是民主自由之下的科技创新，什么是极权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就跟现在中共一样，中共觉得美国人靠无政府主义的互联网先驱发明的互联网靠着皇商和廉价劳动力也能山寨出来，而且事实证明就是山寨出来了，而且杜绝的互联网不能被专制国家控制的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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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人民共和國｜了解真相，何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RSDL）」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18201

暴行，以法律的名义 ——《失踪人民共和国》序（未删节版）
作者/腾彪
掌握权力的作恶者常常用一些轻描淡写的或者中立的命名来掩饰背后的残暴：“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字面上完全看不出血腥屠杀的暴虐。“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反革命暴乱”，则是无耻地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法制教育中心”，其实跟法制和教育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遍布全国的任意关押和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也是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名字。一位良心犯的妻子在丈夫被强迫失踪后心急如焚，但不久后听说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为是好消息；其实那比“刑事拘留”要可怕得多。这本《失踪人民共和国——来自中国强迫失踪体系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背后那鲜为人知的真相。

从立法沿革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1997刑诉法第57条就有规定，作为监视居住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但在中国警察权力过大、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情况下，这种规定被警察部门、尤其是国保、国安等特务系统所滥用，也就在所难免。中国最知名的民主人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因《08宪章》被捕之后，就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而且六个月期满继续关押。刘晓波显然不属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而且监视居住应该与家人在一起生活，律师可以随时会见。但是在被监视居住的7个月期间，刘晓波却处在完全失踪的状态。后来据律师透露，刘晓波被监视居住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卫生间里有一个小天窗，又不能放风，这7个月过得很压抑。”

刘晓波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1年监禁，在被关押八年半之后被告知罹患肝癌，并于2017年7月13日在监禁中逝世，如果不是秘密关押场所和监狱的糟糕环境，他很有可能不得上这种病或者可以得到及时治疗。他的妻子刘霞也不时的被失踪，被软禁在家，在毫无任何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断绝她与外界的联系。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当局大规模绑架、秘密关押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这种黑社会式的犯罪手段，同样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并披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合法外衣。人权律师刘士辉（第二章）回忆说：“被特务指令打伤缝针、肋骨剧痛的我，连续五天五夜遭禁眠，所以想进看守所竟然成为我那个时候一厢情愿的奢望。”唐荆陵更是被禁止睡觉长达十天，最后直到他“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每天睡一至两小时。”异议作家野渡野渡曾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九十六天，与本书中律师隋牧青（第十章）的关押地点一样，野渡 回忆道：“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天审讯二十二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这样审到第七天，胃大出血，才停止了此方式。”

华泽编辑的《茉莉花在中國：鎮壓與迫害實錄》记录了47名活动人士的遭遇。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被绑架后，秘密关押70天，口头告知是“监视居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是什么名字，什么单位，什么职务，也没有给我看过工作证、搜查证或其他任何法律文书。我被打耳光、剥夺睡眠、固定姿势、每天24小时被强迫带手铐持续36天、威胁辱骂、强迫写认罪书，种种虐待，一言难尽。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立法上明确属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但事实上，它不但成了法定羁押场所之外的审前羁押，而且因为不受看守所规则的束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了比刑事拘留和逮捕更为严厉、更可怕的羁押措施。它大大地方便了警察、特务机构对被监禁者使用酷刑和施加非法压力，事实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酷刑极为普遍和严重，而且被施以酷刑也难以取证。

当局大概从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实践中发现这是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对付民主维权人士的手段，于是在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中将其扩大化，合法化。2013年施行的刑诉法第73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再制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因此，警方可以任意决定将任何人指定监视居住，警方决定谁将被失踪。这就是目前“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依据，它是立法讨论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文之一，民间有人直接称之为“茉莉花条款”。它把茉莉花镇压期间的强迫失踪合法化，把臭名昭著的党内“双规”扩大化，把私设公堂、黑监狱合法化。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但实际上都是在公安、安全、检察系统专门办案的“培训中心”、“预防基地”、“警示 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或者是经过侦查机关进行安全改造过后的宾馆和招待所等。法律允许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予通知家属以及不予律师会见，而在实践中，这些特殊情况已经成为常态，导致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事实上就意味着强迫失踪。“强迫失踪”，正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想要达到的效果。

我在2011年被关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每次转换关押地点都被戴上黑头套，无法知道自己所处位置，但释放后根据同时被关的其他维权者的综合信息，第二个地方应该是位于密云的某处武警培训中心；而第三个地方，根据我掌握的信息，可以完全确定是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镇的卧虎山庄。这些地方远离市中心，数十名看守轮班随时监控，外界完全无法知晓，对于亲人朋友来说，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完全失踪了，不知是死是活，这对家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

2011年的茉莉花镇压、2015年709大抓捕，维权人士经历的就是这种强迫失踪的恐怖。严重的例子如王全璋律师，在2015年8月被绑架后两年多直到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仍没有任何一丝消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野蛮可见一斑，中共当局的残暴可见一斑。2010年中国政府拒绝加入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已经是不负责任；实践中针对民主人士、人权活动家、宗教人士的强迫失踪大量存在，公然践踏本国法律（有名的例子包括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从1995年5月17日起失踪至今、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大量的维族人被强迫失踪等等）；此后竟在刑事诉讼法中把强迫失踪合法化，可谓无耻之尤。

从立法条文和立法本意出发，“指定居所”只能作为监视场所而不能成为讯问场所和羁押场所，但实际上，这些地方不但成为专门的讯问场所，成为比监狱和看守所更严密的“超羁押场所”，更成为恐怖的酷刑中心。长时间剥夺睡眠、拳打脚踢、用电棍电击、长时间戴手铐脚镣、老虎凳、长时间坐吊吊椅、用烟熏眼睛、长时间固定姿势、扇耳光、不给食物和水、不让上厕所、长时间连续审讯、侮辱谩骂、暴力威胁、单独监禁、“包夹”……等等，都是在2011年“茉莉花镇压”和2015年“709大抓捕”中反反复复发生的。

已经披露出来的唐吉田、江天勇、李海、唐荆陵、野渡、谢阳、屠夫吴淦、李和平、李春富等人在失踪期间所受到的种种酷刑，有时候让人不忍卒读。让人尤其愤怒的是强迫喂药，包括李和平、李春富、谢燕益、李姝云、勾洪国在内的等许多709案当事人表示，在被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服药后出现程度不同的四肢无力、视力模糊等症状，部分709律师家属在一篇公开信中控诉到：“李春富律师、谢燕益律师、谢阳律师、李和平律师都折磨得和被抓前判若两人，四十几岁的年纪都象六十多岁的老人！李春富律师甚至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意识恍惚，与人接触充满了恐惧！一个心理素质极好、身体健康的律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709被抓的人几乎全都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目眩，意识不清……给健康人乱吃药，居心何在？”

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八年的何德普，曾在2002年11月4日至2003年1月27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八十五天：“国保警察把我扒光了衣服按在一张木床上（木板上只有一层塑料布和一块白布单）对我说，按照国家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我们能把你按在床上躺半年，没人知道。国保警察把我交给了他们的二十七名看守看管，他们四人一组，每两小时一换岗，四个看守站立在木床的两侧，各看管我的手腕和脚腕。看守的领导对我说，按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相关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手腕和脚腕应在看管人员的视线之内，被监视人只准躺在床上，不准下床。……每天我都要遭受看守的谩骂、殴打，每天夜里都被四个看守各拉住我的手腕和脚腕，一起用力将我的身体拉成一个大字十几次。由于长时间一个固定姿势躺在木板床上不准动，肩部、背部、胯部与木板接触时间过长，其皮肤处都被硌破了，身下的白布单上留下了许多血迹。”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暴行的残忍”，而且更是“暴行被实施时的轻率”。我从失去自由的那一瞬间，就立即能感受到。不由分说蒙头绑架、饭还没吃完就被夺走、随手的殴打、随口的威胁谩骂、随随便便地立下一个规矩，都让我痛苦万分。我整日被强迫面壁而坐，有一次一个看守竟然盯着我，不让我闭眼睛。暴政不仅仅体现在屠杀、恶法、腐败和大抓捕上，更体现在琐碎的细节中。本书大量的细节描写，生动地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反人类面目。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关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信息都来自于家属的公开信，以及分散性的报道，本书是第一个以更完整的画面呈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下所遭受的痛苦。

本书的作者之一江孝宇，一位NGO工作者，在第八章中写到：

胖子狞笑着说：“你要不配合就不给你吃的。现在开始就不给你饭吃。你要是继续不配合，连水也不给。”“我们可以让你消失好几年，你老婆孩子也根本找不到你。”“我们可以合法地一直把你关下去！”

另一位受害者陈志修律师（第四章）的遭遇：

“房间很冷，尽管他给了我一条毯子。我仍然不能抵制那种寒冷。我光着身子，一个守卫会进入我的房间，掀起毯子，检查我是否睡觉。他把我推开，打我的脸，……窗帘总是拉着遮住了阳光。 在关我的期间，他们只拉开一次透透气。”

“头三天我的审讯是连续的。……我没有任何休息或食物。 直到第三天他们才给我两个小馒头和一些蔬菜。 两个馒头的大小加在一起也没有我手掌大。我觉得我会失去意识。 由于缺乏食物和睡眠，我总是感到头晕，但我仍然必须接受审讯。如果我坐不稳，在椅子上晃，他们会发出可怕的声音来震醒我。”

另一个作者写到：

“有时我要求喝一瓶水。我会紧紧抓住瓶子在手里，盯着标签看。至少这样可以读到东西。”

我在被关押期间对此也很有体会。因为被剥夺通信、阅读、写作、看电视、听音乐、说话等一切接触人类信息的机会，我有意识地用回忆、自言自语、构思文学作品等方法不让自己疯掉。有一次偶然看到包裹食物的一角报纸，我都很兴奋，终于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后来他们给我播放洗脑的纪录片，我听到片中好听的配乐，喜悦之极。

无论是肉体的酷刑还是精神的虐待，都难以用语言来描述和传达。然而最令人痛苦的往往不是酷刑本身。对与被关在黑监狱的良心犯来说，有两件事是更大的折磨：

一个是被迫认罪。本书一个作者描述的认罪过程：

“整个认罪过程是有明确步骤的。首先，他们给了我一个他们已写好的草稿，并要求我手抄一遍。这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学生，抄整本书，好像那是你应该学习的东西一样。他们不仅让我浪费时间抄供词，当我们开始录音时，还有人站在相机背后，举着大白纸，上面有我要读出的内容。如果我说错了，他们会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每一句话，我说话的速度，我的声音，措辞，一切都必须完全按照他们的需要。如果我说错了，我们会重新再来一次。总而言之，大概用了七个小时。”

民主人士、维权人士是为了捍卫人权、追求自由而走上这条光荣的荆棘路的。但是在巨大的压力——生不如死的酷刑、重刑的威胁、对家人的威胁——之下，一些人被迫认罪，而当局会拿着这些认罪视频到官方电视台上公开播放，以此来混淆视听、打击反抗者的士气、贬低形象、分化支持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犯最难受的时刻。当局的这种企图并不是总能达到目的，但多多少少有其效果。不少人因此承受着被误解、被疏远的痛苦，不少人自觉羞愧而退出维权活动。

另一个是威胁和迫害家人。一般来说，在专制体制下选择成为一名民主人士或人权捍卫者，应该清楚从事这一事业的风险，并且对此有所准备。当喝茶、软禁、劳教、关押和酷刑都无法让我们屈服、无法让我们停止抗争的时候，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目的，将种种痛苦施加到我们的亲人身上，就成为专制当局常常采用、熟练运用的一种手段了。在我的经验里，争取自由的公民们最难以平衡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冲突。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情况下，种种酷刑在持续，一切虐待都有可能，一切信息被剥夺，一丝希望都看不到，软硬兼施之下，威胁家人的做法往往能给被关押者施加最大的压力。很多妥协、屈服、沉默，甚至放弃，是在父母、配偶、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威胁或者已经遭到迫害之后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中共也自然清楚这一点。我在香港苹果日报上发表的《中共的政治株连》一文中有专门的列举和论述。

和臭名昭著的中共“双规”制度一样，“指定场所监视居住制度”也是一种“超羁押手段”，因为实践中的异化、并且严重侵犯人权，明显与现代法治文明背道而驰，法学界一直有人呼吁彻底废除之。饱受酷刑的民主人士何德普认为，“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但在一党专制体制之下，缺少司法独立、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当局在“维稳”的名义之下明显加强对维权运动的镇压和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这种呼吁得不到任何回声。但本书的出版自然有其重要意义：揭露真相，记录苦难，见证罪恶，将是通往正义的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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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人权律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目前为纽约大学亚美法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他在北京联合创立了两个NGO——分别是2003年的公盟和2010年的北京兴善研究所。由于他活跃的人权工作，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绑架和拘留。

通用机枪，虎式坦克不是科技，这些属于工程技术。

而且是很低端的工程技术，虽然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很尖端，高大上。

二战时代，比较尖端的工程技术，有那么几个项目：1 曼哈顿工程。 2 电子计算机。 3 v2火箭。

至于科学，可以举这几例子：1 青霉素的突破。 2 英国美国数学破译日本德国通信密码。 3 为了研究雷达等展开的固态物理学研究，这个导致了后来的晶体管的出现。

青霉素相关的科学研究，包括化学结构的确定等等，在二战后立刻获得了诺贝尔奖。可以看出影响之大

纳粹德国的科技创新与其极权体制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悖论，这一现象本质上是战争动员机制与科技发展规律的非常态耦合。其"创新奇迹"背后隐藏着三重深层逻辑：

一、技术遗产的军事化重组（1933-1939）
德国在魏玛时期已形成完整的科研体系：1925年国家科学应急协会年度预算达1.5亿帝国马克（约合当前3.6亿美元），拥有32个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纳粹通过《公务员重建法案》系统性收编科研机构，将基础研究转向应用领域：
- 军工复合体催化：克虏伯公司研发预算从1933年占营收4%飙升至1939年17%，形成"需求牵引式创新"模式
- 人才虹吸效应：维尔纳·海森堡等科学家被迫签署《效忠声明》，基础物理研究被导向铀俱乐部核计划
- 技术拼装策略：V-2火箭实质是整合奥伯特1923年液体燃料专利+1931年真空管控制系统+1936年风洞实验数据的产物

二、战争经济的畸形创新（1939-1944）
闪电战需求倒逼出特殊研发机制：
- 逆向工程特权：缴获的T-34坦克直接催生虎式坦克倾斜装甲设计，但代价是牺牲标准化（德国坦克型号是苏联的7倍）
- 奴隶科学家制度：佩内明德火箭中心使用1.2万集中营囚犯进行危险实验，将人力成本压缩至正常值的12%
- 技术代偿现象：由于战略资源短缺，被迫开发合成橡胶（Buna）与煤制油技术，反而形成短期技术优势

 三、体制性缺陷的致命反噬（1944-1945）
极权体制的创新不可持续性在战争后期全面显现：
- 决策熵增：希特勒亲自干预虎王坦克设计达17次，导致生产周期延长40%
- 资源错配：1944年德国57%的铝材用于战斗机生产，却分配给30个相互竞争的项目
- 人才流失：1933-1939年间26%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迫流亡，直接导致核计划计算错误（海森堡误算铀235临界质量达10倍）

这种"创新"本质是透支国家生命力的技术狂欢：1944年德国军备支出占GDP达75%（美国仅42%），每辆虎式坦克的工时足够生产4架Bf-109战斗机。正如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承认："我们的科技优势就像精工打造的瑞士手表——完美却无法赢得战争。"这警示着任何脱离人性基础与系统思维的"创新"，终将沦为历史的泡沫。

时间
纳粹德国历史不过短短几十年，尚不能出现因思想问题拖累教育，导致人才青黄不接。
看看苏联就知道了，在美苏争霸早期，苏联的科研成果是很强的，但是一代受教育人（16年）过去后，就出现断崖式下降。

德国本身的工业基础和科学基底就已经很优秀了，一战前就有很强的学术基础了，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

另一方面，纳粹发动战争，重点发展军工，也就是在军工还是会有一定突破的。另外，纳粹可以进行很多非人道实验。但本质上，并不是整体科学的提升，只是局部提升。

但是，纳粹的体制涉及很大的资源浪费和人才流失，纳粹有非常多部门，很多研究项目重叠。纳粹迫害犹太人，又流失了很多优秀科学家。所以它科学的发展是极度不平衡的，很难制造经济效益，缺乏稳定和持续。

所以，纳粹德国的基础其实是建立在德国之前本身优秀的基础，纳粹的体制只是在收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