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鲁迅此人？

鲁迅先不管后面怎么唾弃毛泽东和共产党，他有和共匪勾结就是了，从教科书等鲁迅出现的频率高可以看出来，如果一开始就是反共的，绝对会没他什么事

鲁迅至死也没和共产党同流合污，虽然那时的共产党还有可取之处

死人都是拿来利用的，怎么评价鲁迅取决于评价者要达到什么目的

如何评价周树人？

评价周树人关我鲁迅什么事

好吧，实际上你看鲁迅的吐槽文在语文课本里删了多少就行了：

鲁迅如果活到解放后，基本上会在文革被批死。

鲁迅如果活到改开后，基本上会被寻衅滋事。

鲁迅是为数不多 能做到大部分粉红和自由派都尊重的人
而且鲁迅至死也没加入共产党 只是借共产党之皮攻击国民党罢了
就凭他的受尊敬之处我就对他持正面评价
而且当今大部分中小学生根本读不懂鲁迅的文章 教育部只不过是故意这样安排淡化中国人的叛逆意识罢了

我之前在推荐看到过篇很好的帖子，你可以搜搜试试

他的私人生活不做多评价，就他的文章而言，确实像刺破蒙昧的一束光，在当时麻木混沌的社会环境里涤荡着污浊。在几乎只允许一家之言、只允许一片唱好的现在，这种敢于发声的人实难可贵。

据说鲁迅因为偷看弟媳洗澡才和弟弟一家老死不相往来。

馬來族文人
。。。。。。。。。。。。。

鲁迅虽然没写过长篇小说，但是是类似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萨特，卡夫卡的那种现代派作家。国内这类作家太稀少罕见了。
鲁迅的文章中除了宣传普世价值之外，对于佛教，基督教，魏晋南北朝嗑药迷幻，自我剖析，等等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有很多探讨。参见《野草》《故事新编》等等。
他的文章主题范围过于广了，远不是中学课本那几篇文章能概括的。

相比于胡适，胡适只是传播普世价值万千人之中的一个罢了，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当然不是说胡适不好，只是相比于鲁迅，胡适的文章主题过于窄了，胡适的东西要么是对古代的考古，停留在事实层面；要么是对西方规章制度，自由派思想的介绍。很少对宗教或者深入精神层面的剖析。

真正的西方多元化，是需要一点纯精神层面的探讨的，类似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种风格的探讨（鲁迅当年就翻译过这本书）。
只停留在胡适这种冷冰冰的理论介绍，只是中共唯物主义传统以及孔老二“未知生，焉知死”的残余罢了。看论坛里反贼居然还有不少人推崇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是最祸害的，尤其是被中共荼毒之后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就是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搅浑水的集合。无论唯物主义的本意是如何好。但是到普通大众的层面，唯物主义总是能把人带偏到拜金主义和墙头草的境地。因为唯物主义就是让一个本没有资格当神的人去打肿脸充胖子装得自己好像神一样，妄图不懂装懂强行解释，或者强行自我辩解当墙头草。

在共产党治下，有一种幸运叫死的足够早，但凡活到49年，他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会被摧毁。

这个叫吾为中夏之人的皇汉攻击鲁迅
https://www.zhihu.com/pin/2027801658113934351

鲁迅的最大成就是死得恰逢其实。他多活几年肯定被共匪抛弃彻底批臭。

共匪的文人其实很不上台面， 鲁迅是难得可以捧上去的一个同路人。 但这样， 他和其他左翼文人也很不对付， 甚至走向决裂。 有人在五几年问鲁迅如果活到现在能取得怎样的成就， 毛腊肉直接回答他大概在坐牢。

对日的暧昧就不多说了， 有些葱友认识他的尖锐评判性， 不过是当时日本学界反思中国文化的capycat。鲁迅只是做个二传手， 这也是内山养着这货的主要原因。

和上面比起来， 他的人品问题反而不是很突出， 偷窥弟媳洗澡， 睡女学生都被本人默认。

初代屠支派，对支性恨之入骨却无可奈何，就差把只有换种才能救中国直接说出来了

已隐藏

转述你姨的观点，不妨一看（似乎没有人转发过）

比起家庭经济困顿下的“谋生”与“跳去跳去”。他到了仙台医专后，主科成绩平庸（解剖学等成绩一般），对医学本身缺乏真正的热情，反而对副课伦理学或文科更感兴趣，最终选择弃医从文是顺应了自己的文学偏好和现实选择还是弃医从文是为了从思想上救中国的官方叙事哪个更真实就见仁见智了

「论辩的魂灵」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的祖父周福清1因科场舞弊案下狱后2，周家的处境迅速恶化。周作人后来说，孤儿寡母一度只能依靠二十亩地和每年四十担租谷维生（《鲁迅的青年时代．药店与当铺》）。鲁迅后来说：由小康坠入困顿，有助于看清人世的真面目（《呐喊．自序》）。他所谓的真面目，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世态炎凉。周福清毕竟既不是殉道者，也不是启蒙者。他的罪行完全为了牟取私利，在当时和现在都没有理由索取社会的同情。鲁迅的感慨一方面固然是失败者的人之常情，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绍兴师爷文化的家风和心法。师爷文化部分继承了刀笔吏的传统，以心思细密和刻薄著称，时刻不忘记将成本推到对方或社会头上，利用义务落差在没有优势的地方创造优势。鲁迅的抱怨其实包含两层巧妙的成本转嫁涵义。世人如果对他们好，那就是虚伪的假面目；对他们坏了，才是真面目。世态炎凉造成的具体损失应该由社会承担，不应该由他们承担。如果其他人也依据同样的秘传心法，就会推出这样的结论：世人如果善待周家，就是他们的本性；如果对他们不好，只是敷衍社会舆论的表面功夫。周家应该自己调整心态，应对世态炎凉，一有冷遇就翻脸，岂非证明自己本来就不爱道义爱利益？鲁迅后来的杂文和论战充分体现这种美妙的技术：只要将没有明确主体的社会责任推到论敌一方，你就能无往而不胜。师爷打官司，鲁迅打笔墨官司。

大清将亡，法网疏阔。周福清的罪行如果发生在顺治、康熙年间，全家流放宁古塔都有可能。如果这种情况当真出现，鲁迅会不会采取类似金庸的做法3，把自己的家族美化成为反清复明或排满革命的志士，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所有权力都容易滥用，但话语权总是比其他权力更容易滥用。粗心的读者往往产生相反的幻觉，那只是因为记录和谴责滥权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文人手中。宋代文人过剩以后，历史的是非真伪就变成了永远无法厘清的党派问题。明代以后，心法日趋刻薄，但幸而文盲和蛮族仍然构成社会组织的中坚，较少受到腐蚀性智慧的沾染。近代的教育普及和社会革命最终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鲁迅发扬光大的技术在其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他在列宁主义社会中几乎继承了孔子在儒家社会的地位，跟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无论如何，随着大清纲纪的解体，科举和科场舞弊的重要性同步降低，周福清的地位迅速改善。多国部队进驻华北维和以后，破坏科举秩序的指控变得像谋杀死人一样可笑。一九○一年，朝廷赦免了周福清。当然，家庭的面子已经无法维持了。鲁迅投靠水师学堂轮机班（一八九八年），在他的微环境内相当于人穷志短、自甘破落。鲁迅的叔祖周椒生在水师学堂担任汉文教习，害怕他当兵给自己家丢脸，不让他用真名周樟寿注册，改名为周树人。鲁迅对这个名字能有什么感情，不言而喻。他后来对萧军承认：「那时，人是看不起学堂的。」

鲁迅入学考试的题目是《武有七德》，显然只有智力测验的作用。学堂内部的课程倒是高度西化的，因为大清还没有任何人才能做照抄以外的工作。一星期内，四天都是英文课。闽人把持了水师系统，排斥外人。鲁迅后来对杨霁云4说：「只有福建人才能在甲板上工作，外省人只能管理机器间。」他说自己是因为待遇不公才出走的，显然并非事实。首先轮机班无论是不是闽人，本来就是管理机器的专业。其次他退学的原因是体育成绩太差，这倒不是他个人的弱点。清国学生普遍如此，闽人严复也不例外。英国顾问说他们适合像佛像一样静坐不动，缺乏欧洲海军实习生的活泼。严复翻译或发明《国富论》的时候，发现斯密谴责英国儿童偷跑出海的恶习，不禁大为惊诧，表示大清沿海儿童没有这样的冲动。鉴于闽人盛产海盗和走私贩子（如果这两者还有任何区别的话），邻居经常否定他们的华夏性质，内地和北方的儿童，显然只会更加畏惧海洋。鲁迅和严复都及时回到了文人的老路，至少对他们自己不失为明智之举。

鲁迅在水师学堂混不下去以后，改投矿路学校。这里的入学考试题目是《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他在这里度过了三年时间，最大的收获是德语和《天演论》。矿路学校是陆军的附属学校，所以才能享受官费。鲁迅这两次选择，都跟家庭经济困顿有关。好男不当兵，当兵就是为了吃粮，无怪乎为亲戚所轻。鲁迅在矿路学校的成绩不错，甚至获得了金牌，但显然都是书面课程，身体一直很差。他一九○一年毕业，一九○二年又考取官费去日本学医。三十三元津贴对当时的鲁迅而言，已经相当于一笔财富。日本人善待留学生，更使习惯亲戚欺凌的鲁迅受宠若惊。他终生热爱日本和日本人，不是没有道理的。留学期间，他根据家庭的意志娶了乡下妻子朱安。他在各种技术专业之间跳来跳去，看来只是为了生计。他自己的兴趣明显偏向文科，跟藤野老师在仙台的时候，医学方面的主科成绩平庸无奇，副课伦理学却偏偏拿了高分5。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偏好，决定弃医从文。在此期间，章太炎在吴越留学生当中的声望如日中天。鲁迅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加入了光复会，但他当时属于顾家的吝啬鬼，对回国革命毫无积极性，以至于激怒了鉴湖女侠秋瑾。秋瑾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拔刀痛骂鲁迅胆小怕事：「投降满虏，卖友求荣。」6

秋瑾带着自己的粉丝回国革命，很快就牺牲了。过了几年，鲁迅也回国了，但理由不是革命，而是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他在浙江师范学堂和绍兴中学教书，直到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开始提携光复会的旧人。鲁迅追随保护人，先到南京，再到北京，月薪增加到两百元，后来更增加到三百元。老家的势利眼对他刮目相看，但他从来没有原谅这些人。二○年代的北京，猪肉每斤一角。两百元月薪，足以保障小康生活。鲁迅和周作人在八道湾买了一套四合院，把老家的亲人都接进京城。北洋时代结束后，这样的优渥生活就变成了遥不可及的神话。这时的鲁迅只是喜欢读杂书的业余爱好者，他的经济地位给他的爱好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德语和日语构成他的主要知识来源，英语对他非常不重要。蔡元培改组北大，开始清理严复时代的旧人。陈独秀办《新青年》，同样缺乏填充版面的写手。支撑场面的业余爱好者一开始不够多，特别需要鲁迅这样的杂家。鲁迅最初对写作并不认真，主要依靠薪水和兼职讲课的收入，但新文化运动的反响超出了发起者最初的期望，为鲁迅赢得了众多的粉丝。他在粉丝当中发现了女学生许广平，索性抛弃了从来都不怎么喜欢的妻子朱安，和许广平一起私奔到南方。他经林语堂介绍，在厦门大学教书。在这里，他又一次体会到闽人的排外主义：



现在我们的饭是可笑极了，外面仍无好的包饭处，所以还是从本校厨房买饭，每人每月三元半，伏园7做菜，辅以罐头。而厨房屡次宣言：不买菜，他要连饭也不卖了。那么，我们为买饭计，必须月出十元，一并买他不能吃之菜。现在还敷衍着，伏园走后，我想索性一并买菜，以免麻烦，好在他们也只能讹去我十余元。听差则欠我二十元，其中二元，是他兄弟急病时借去的，我以为他可怜，说这二元不要他还了，算是欠我十八元；他便第二日又来借二元，仍是二十元。伏园订洋装书，每本要他一元。厦门人对于「外江佬」，似乎颇欺侮。 （《两地书．第二集》）





广州革命政府兴办中山大学，邀请鲁迅出任文学系主任。他一度非常得意，直到学校又邀请了顾颉刚。两人在厦门大学就已经结怨8，虽有朱家骅9斡旋也无济于事。鲁迅扬言：只要顾颉刚来，他就非走不可。左派后来把此事解释成鲁迅对蒋介石清党的抗议，实在没有什么依据。鲁迅毕生对待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包括那些被他自己煽动起来的革命青年，一向抱着师爷式的刻薄态度，正如他早年对待秋瑾。蔡元培是蒋介石清党的主要赞助者。鲁迅离开中山大学以后，异常积极地向他们干禄。蔡元培不信任鲁迅的学术能力，不肯像推荐胡适一样，推荐鲁迅进中央研究院。鲁迅忿忿地致信章廷谦（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我很感谢你和介石（郑奠，鲁、章的绍兴同乡）向孑公（蔡元培）去争，以致此公将必请我们入研究院。然而我有何物可研究呢？古史乎，鼻（顾颉刚）已『辨』了；文学乎，胡适之已『革命』了，所余者，只有『可恶』而已。可恶之研究，必为孑公所大不乐闻者也。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曾任教育部司长、代总长）、蒋维乔（曾任教育部参事）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蔡元培最后决定任命鲁迅为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月薪三百元10。鲁迅得到这个闲差以后，就在上海租界跟许广平同居。他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后，每月给留在北平的母亲和朱安汇款一百五十银元作赡养费。

鲁迅在上海租界期间，愈来愈多地依靠版税和稿酬生活。北新书局的编辑李小峰11是鲁迅的学生和粉丝，他将鲁迅包装成革命文学的主将和畅销书作家，堪称现代粉丝经济学的鼻祖。这时，鲁迅的创作力已经基本枯竭。他最后几年的作品只有杂文，除了政治宣传和名流吵架以外毫无内容。由于粉丝经济学的时间滞后原理，他的名望、收入和生活舒适程度反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以他的精明，不会看不出此道并非长远之计。他在大陆新村租下的三层楼房租就需要四十五两银子，还养了两个女仆12。上海租界的人工比美国还要贵，绝非内地土豪的丫鬟可比。拥有仆役的上海居民当中，九成都是西洋人。拥有仆役的华人当中，绝大多数都是银行家。他积极联络日本人和共产国际，希望赢得更加稳定的包养地位。内山书店为他出力甚多13，但左联最后买下了他的非物质遗产。共产国际特工尤苏拉．汉堡格（笔名鲁特．韦尔纳）14以「汉堡嘉夫人」名义，在霞飞路一四六四号建立据点，跟另外两位特工理查．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紧密合作，发展进步文艺界的下线。鲁迅、陈翰笙、茅盾、宋庆龄、丁玲都是她的工作对象，《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是她和鲁迅并肩作战的成果之一。她返回东德后，在回忆录《谍海忆旧》当中，把鲁迅列为她的下线之一。潘汉年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则将塑造鲁迅和郭沫若的革命先驱者形象作为工作重点15。

两相比较，资产阶级书商的包装活动就显得非常小家子气。史沫特莱为鲁迅举办的五十大寿16，堪称红色文艺界的杜月笙宗祠典礼，向全社会充分展示了统一战线的巨大实力。鲁迅临终时之所以能有钱钟书在《人兽鬼》当中嘲笑的盛况17，全亏了苏联的慷慨和远见。鲁迅不仅在生前就投桃报李，写下了《我们不再受骗了》这样的名著，而且还把自己身后的开发权交给了恩主，换取了许广平和周家的特殊地位。

这篇文章（收入《南腔北调集》）确实是鲁迅杂文的精品，比《友邦惊诧论》和《拿来主义》完美得多。即使在今天，仍然值得一读。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 18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 19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20、法捷耶夫21、革拉特珂夫22、绥甫林娜23、唆罗诃夫（肖洛霍夫，1905-1984，《静静的顿河》的作者）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K.Umansky）（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新闻司司长）说，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科的展览会就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Neue Kunst in Russland》）（乌曼斯基写的《俄国的新艺术》），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鲁迅写过一篇名作《外国也有》），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像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 ──这真是恶鬼的眼泪。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



它一面去惩办，一面来诳骗。正义、人道、公理之类的话，又要满天飞舞了。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竖了一块无耻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战胜」的牌坊（但后来又改掉了）。现在怎样？ 「公理」在哪里？这事还不过十六年，我们记得的。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一九三二年）。



* * *




1周福清（1838-1904），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内阁中书。



2一八九四年的周福清科场贿赂案轰动一时。周用吉（鲁迅之父）报名参加这年八月的浙江乡试。主考官是与周福清同一年考中进士的殷如璋。周福清找殷如璋打通关节，许下「洋银一万元」，但仆人陶阿顺送信时事情败露。案发后，周福清投案自首，先由浙江藩臬两司会审，又由巡抚嵩骏亲审。周福清在大堂上辩解说：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也不是我一人，某科某人，就是通关节中了举人，我不过是照样子来罢了。十一月，嵩骏奏报朝廷，认为周福清作弊未遂，且有自首情节，建议从轻处理。光绪帝批示交刑部议奏。十二月，刑部认为嵩骏的奏折「似尚平允」，提出对周福清「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光绪帝宣布仍将周福清处以死罪，但「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第二年，周福清又被减刑为「牢固监禁」。一九○一年，照此前庚子之乱中出狱人犯若事后投案均予宽免之例，周福清获准释放，三年后即去世。而周用吉秀才功名被革除，于一八九六年病死（三十五岁）。周家迅速败落。



3清顺治年间，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购得明末大学士朱国祯未完成的明史遗稿，延揽宾客，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书未成即病死。其父庄允诚于顺治十七年冬（一六六○年）将书刻成，即《明史辑略》，书中直书满清入关前事，并用南明年号。杭州举人查继佐向学道检举，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但学道并未在意此事。后经原归安知县吴之荣不断揭发，此书引起鳌拜关注，遂兴文字狱，牵连千余人。有清人笔记记载，吴之荣受到朝廷表彰，分得庄家、朱家（庄家的亲家）财产的十分之一，查继佐等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查良镛（金庸）在《鹿鼎记》中把查继佐塑造成正面人物、文字狱的受害者，描写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一同从事反清活动，将告密行径全都推到吴之荣身上。



4杨霁云（1910-1996），资深编辑，鲁迅、许广平的好友。写有《琐忆鲁迅》。



5根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鲁迅在仙台医专一九○五年春季升级考试中成绩为：解剖学（藤野先生教的）五十九点三分，组织学七十二点七分，生理学六十三点三分，伦理学八十三分，德意志学六十分，物理六十分，化学六十分。总平均分六十五点八分，在同级一百四十二人中列第六十八名。



6一九○五年，日本政府在清国的要求下，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从入学、转学、退学、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明确了监管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参加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留学生，煽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还组织了「纠察队」。十二月八日，因留学生乱象而痛苦的陈天华蹈海自杀。翌日，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7孙伏园（1894-1966），鲁迅好友，资深编辑。一九二六年应林语堂之邀，任厦门大学国学院编辑部干事。当年冬赴广州，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一九二七年三月到武汉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发表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8顾颉刚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的日记里写道：「鲁迅对于我排挤如此，推其原因，约有数端：一、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二、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三、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四、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



9朱家骅（1893-1963），早年留学德国，曾任北大教授，此时为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主持校务。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等职。



10鲁迅于一九一二年通过许寿裳认识了同乡蔡元培。后来他在教育部的职位就是蔡元培任命的，在北京大学的讲席也是蔡元培聘的。一九二七年十月，蔡元培任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院长，准备为鲁迅等人安排不用上班就可以每月拿到三百元补助金的「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职位。



听说此事后，鲁迅在十月二十一日致江绍原的信中谈到这笔有可能到手的薪水：「季弗（许寿裳）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



十月三十一日，鲁迅在致江绍原的信中表示对蔡的不屑：「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



十一月七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蔡元培「无聊」：「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



十二月六日，鲁迅借为昔日的学生荆有麟写推荐信的机会，恭维蔡元培：「切希一聆先生教示，以为轨臬……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指挥，实为万幸。」



十二月九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非议蔡元培：「太史（蔡）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十二月十八日，鲁迅收到聘书和本月薪金三百元。此后，鲁迅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收钱的时间与数额。这笔「补助费」发了长达四年一个月，共计一万四千七百银元。鲁迅购买了大量物品，还用来资助左联等团体。



11李小峰（1897-1971），北大哲学系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此时是北新书局主持人。



12一九二九年代末、一九三○年代初，鲁迅得到的政府津贴、北新书局的版税、《奔流》杂志的编辑费以及在报刊发表杂文的稿酬等，每月在五百银元（约等于二○○九年的十五万元人民币）以上。一九三○年五月，鲁迅搬家到北四川路二○九三号拉摩斯公寓大楼内，「顶费五百」即预付全年房租作为押金，月租金四十银元，同时买下原住的一家外国人的全部旧家具。一九三三年四月，鲁迅一家迁入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九号，这是一座三层楼房。 「付房钱四十五两」（折合六十三银元)。设备现代化，有上下水道和煤气等；有两个女佣。以内山书店职员的名义租下。他临死前不久还在筹划搬家到一处更好的房子里去。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他在致曹白的信中说了搬家的条件：「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十一日在日记中记道：「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次日在致宋琳的信中说：「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是尚未觅定。」



13《伪自由书．后记》：「《文艺座谈》第一期上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唯一避难所。然则该书店之作用究何在者？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杂志所载调查中国匪情文字，比中国自身所知者为多，而此类材料之获得，半由受过救命之恩之共党文艺分子所供给；半由共党自行送去，为张扬势力之用，而无聊文人为其收买甘愿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



14鲁特．韦尔纳（1907-2009），原名尤苏拉．汉堡格（Ursula Hamburger），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一九二四年加入德国共青团，一九二六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在美国活动，一九三○年随丈夫来上海应聘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此后经常参加欧美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不久认识了史沫特莱，又通过她认识了佐尔格，并成为他的情报小组成员（佐尔格替她取名索妮娅）。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一九三三年奉调去莫斯科，接受情报工作训练。一九三四年被派往沈阳活动。她在沈阳时租住在张学良一名情妇住过的别墅配楼里，公开身分是一家外国书店的代销商，主要工作除定期向苏联发送情报之外，还要帮助中国同志购买制造炸药的原材料。一九三六年起先后在波兰、但泽、瑞士活动。一九三九年，她与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英国同志伦．毕尔顿假结婚。在英国期间，她与德国流亡的核子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二战后回东德。五○年代以后成了一名作家，笔名「鲁特．韦尔纳」。经苏共及德共批准，她的《索尼娅的报告》于一九七七年出版（中译本《谍海忆旧》，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年代，她通过史沫特莱结识鲁迅（鲁迅把Hamburger 译成「汉堡嘉」），曾帮鲁迅搜集出版珂罗惠支版画。此外还陆续结识了宋庆龄、丁玲、董秋斯夫妇、陈翰笙夫妇等人。



15一九二八年十月，潘汉年担任由中宣部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先后组织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组织。据冯雪峰回忆：「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一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16一九三○年九月十七日，鲁迅在日记里记道：「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据史沫特莱回忆，这次纪念会是她租借了法租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五○号荷兰西菜室举行的，「被请的一百个左右的男女正是『危险分子』的代表人物。」



17《人兽鬼．灵感》：「他病榻前立着不少男男女女，来问病的团体代表、报馆采访、和他的崇拜者。除掉采访们忙在小本子上速写『病榻素描』以外，其余的人手里都紧握一方准备拭泪的手巾，因为大家拿准，今天是送终来了。……我们这位作家抬眼看见病榻前拥挤的一大堆人，还跟平时理想中临死时的情景符合；只恨头脑和器官都不听命令，平时备下的告别人世的一篇演说，此刻记不全也说不清。好容易挣扎出：『我的作品……将来不要编全集……因为……』他想说的句子也许太长，至少他余下的生命太短，不容许他说完。许多人竖起像猎狗般的耳朵，失望地像猪耳朵般下垂。出来以后，大家热烈辩论他不要编全集的理由。有人说，这因为他作品太多，竭力搜罗也收集不全。也有人说，他一定还有许多小说、剧本没有写出来，已印行的作品不够表示他的全部才华。这两派的争论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里最有趣的一章。一位批评家在追悼会上激昂地说：『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的杰作永远存在，是他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18一九二八年，史达林开始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苏联出口粮食不到一百万公担，一九二九年为一千三百万公担，一九三○年为四亿八千三百五公担，一九三一年为五亿一千八百万公担，一九三二年为一亿八千一百万公担。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的强制征粮，苏联至少三百至四百万人饿死。在饥荒最严重的一九三三年仍然出口了一千万公担粮食。 （《苏联农业》，载一九三五年年鉴，莫斯科一九三六年版第二百二十二页，转引自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史达林在一九三○年八月给莫洛托夫的命令中说：「最大限度地提升粮食出口的数量，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之所在。如果我们出口了粮食，信贷将会随之而来。」



19一九三○年，史达林亲自编导了「工业党」（即实业党）案件。这是二○年代末三○年代初他策划的一系列同类案件之一。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七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公开的审讯，被控告的是热工学和锅炉制造问题专家列．康．拉姆津等八名技术专家，罪名是他们成立了地下组织「工业党」，勾结帝国主义，按照法国总参谋部的直接指示进行破坏活动、间谍活动和怠工活动，准备接应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史达林在给办案人员的指令中说：「我建议：把武装干涉问题，还有武装干涉的时间问题弄成拉姆津供词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第一，为什么一九三○年推迟了武装干涉的时间？是否由于波兰尚未准备就绪？也许，罗马尼亚也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把武装干涉推迟到一九三一年？……我们要把这个材料转发共产国际各分部，到时候我们就搞一个极其广泛的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运动。」



审讯没有物证，只有口供。所有被告都承认自己有罪，并主动交代了各种破坏和间谍活动的细节。苏联各机关和组织纷纷召开集会和会议，要求枪毙「工业党」领袖们。法院要求判处多数「工业党」领袖死刑，而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减刑，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 （拉姆津在监禁时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就被释放并被授予列宁勋章。）法国总理普恩加莱发表文章声明：「我们任何时候都没有支持或鼓励过他们……如果我事先知道所谓「工业党」的打算，那么我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冒险行为。 」



20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社会主义文学家」，《真理报》记者。鲁迅翻译过他的《铁流》，讲的是一支红军突破白军的包围，英勇转移的故事。



21法捷耶夫（1907-1956），长期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主席，在史达林的压力下备受良心折磨。他说「我对史达林又怕又爱」。一九五六年自杀。



22革拉特珂夫（1883-1958），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人物形象。



23绥甫林娜（谢夫林娜，1889-1954），苏联女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先进的社会主义农村妇女形象。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里的旗手和著名文学家，其短篇小说和杂文对现在的汉语演变有很大作用，同时他还是当时西学东渐的重要思想家，翻译了不少日语的西方文学和思想著作，对中国社会转型也有很深刻的批判和洞见。可以说，现在他的评价确实是对得起他的贡献的。

鲁迅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没有看清楚苏联和共产党的危险性，加入了左联，和共产党有深度合作。但依照鲁迅以往一贯反独裁反压迫的文风，大概是不可能和1949年的共产党同流合污的，根据野史道听途说，腊主席是认为鲁迅在中共建政后如果还活着，要么封笔，要么进牢里还要继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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