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约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实情恐将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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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法案更多成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时促进家庭与社会稳定的一个工具

周毅 中国劳工论坛

近期多起社会新闻令中国家暴问题又一次引起公众关注。在中国，2 0 1 0年，24.7%的24~60岁已婚妇女遭遇过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联合国人口基金一项针对2000余名男性的调查显示，约52%男性承认曾向女性伴侣施以肢体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监测到的277件被报导的家暴个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为女性。中国在此方面的统计数据严重残缺不全、经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实际情况相信还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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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法

中国的反家暴法案已于2016年生效，但执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后才会报警，家暴认定率不足4%，保护令申请率不足20%。由于经济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选择向家人、亲戚或朋友寻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报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则常面临不管三七二十一“劝和不劝分”的状况。与此同时，不堪长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杀死配偶的女性却有1/5的可能面临死刑（含死缓）。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时促进家庭与社会稳定的一个工具。

尽管中国有逾2000间家暴庇护所设置，它们在 2016 年一年也仅提供了149 人次庇护服务，且服务水准低落，令寻求庇护的女性更为恐惧。对受暴女性保护的薄弱也酿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从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儿童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国女性还要面对遭陌生人抢劫、殴打、侵害、杀害的风险。这些只有在中共政权需要时才会被大量报导，而在其他情况下的中国媒体，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社会只是凌晨两三点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见，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法律、警察和媒体对受暴女性并不友善，而相关公共服务对受暴者也难有充分保护。

2018年11月，中国演员蒋劲夫被爆出家暴时任女友中浦悠花。尽管许多中国网民严厉谴责蒋劲夫，也有不少人凭某些报导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义情绪为暴力辩护。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责问为何不早点脱离关系。这表明社会舆论中不乏谴责受害者的言论，而这类言论的产生也与资本主义制度崇尚个人责任而忽略结构性压迫等环境影响有关。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男一女结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更是经济单元，与私有制和父权制一同产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权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强调工人的集体斗争，这在#MeToo运动中美国亚马逊和麦当劳反对性骚扰的工作场所行动以及反对性暴力的大规模罢工有所体现，而这些运动也影响到了中国。

1949年中国革命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妇女能够广泛参与公共服务工作，社会地位一度显著提高，更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说法。唯随着改革开放进行，女性逐渐回到家庭的无偿劳动中，而以限制女性自主发展为目的的“女德班”也应运而生。即使步入职场，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临低薪、不稳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视等问题。中国对女性堕胎的限制并不严厉，但这只是因为政府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在适龄劳动力减少、高龄人口激增的状况下，政府转向鼓励生育，部分地区甚至变相限制堕胎。女性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致使她们在透过剥削劳工滋生暴力的资本主义社会下更易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女权运动被打压

2015年，“女权五姐妹”计划在三八妇女节前举行反对公共汽车上性骚扰的活动，但遭拘留超过30天并不断受到警方审讯和虐待。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政府最终退让，但这已说明在中国的一党独裁体制下，女权运动会被认为对政权带来更大潜在威胁，因此难以像大部分国家那样大规模公开化进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将十分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女权运动需要一个反威权主义取向，并与女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运动相联系。除了反对中共独裁统治，诉求言论及新闻自由，令公众有机会了解女性真实受暴情况外，由于资本主义本身正是与父权制交织在一起、以剥削为原动力的体制，对于广大女性也是威权主义的，我们还需反对支撑中共独裁统治和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并提出一个团结所有受压迫者、令全体女性能够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社会主义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