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要低估中共的阴暗】毛在得知大饥荒后是什么反应?陈云: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 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 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 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 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 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 者丁抒(1996,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 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 在三千三百万(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集权专制制度可造成的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 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成为一个完全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 Teiwes,(1962,pp85-88)。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政治迫 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 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 599 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 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农业八字宪法),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 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 1962 年 5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丁抒,p.220-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 报产量,不报不散会(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 年粮食产量被近 4 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 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第 99集,pp74-76)。如贵州实产 70 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 150 亿斤,安徽凤阳县 1959 年粮食产量是 1.54 亿斤,县委宣布是 4.05 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 亿斤夸大为 2.57 亿 斤(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 减少1959 年春播面积 9 千万亩(丁抒,p.222)。同时在 9 月上海会议,中共决 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 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 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 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 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 跃进的人任意判刑(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 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 东》(pp 225-257 页)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 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 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 5%,一个 11%强,一个 15%,一个占 20%多,有的村 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 死了一百名左右。」(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 9 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 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 求超过 1958 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 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丁 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 1961 年,这也与 「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 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2000,pp.56-62),1959 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 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 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 年各地饿 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 1960 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 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 年 2 月供省级领 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 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 安徽凤阳县 33 万人口饿死 6 万 (近 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 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 1994 年 3 月号(pp.45-51)刊出。1960 年 4 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 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 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 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高华,p58)。1961 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 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 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 持这一判断(高华,p.62)。1961 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1961 年 6 月 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 13.5 万,1961 年 4-5 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 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 人,到 10 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 p.60)。1961 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饿死16700人。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 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 6-7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 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 散(高华,p.62, 房维中,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 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 包乾。1961 年 10 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 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 年 9 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高华, 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泽东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恼羞成怒,变本加厉,用抓阶级斗争,政治迫害,侵犯人权的办法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这次世界最大的饥荒并不光是毛泽东个人的罪行,而且是专制独裁的社会 主义制度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的必然後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 (Sen,1977,1981) 指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饥荒并不是单纯缺粮引起, 而是特权阶级在粮食短缺时将有限的粮食集中用於他们的生活,而不顾最缺粮的下层人民的急需。林和杨 (Lin and Yang,1998)用中国大饥荒中的证据证明了这一假想。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 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p242)。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 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 级的需要(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根据森的证 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因为最需要粮食 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 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 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很多学者,中共干部和一般百姓都同意三年大 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高华,p.64)。 这也说明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 (战乱) 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这种专制制度在中国大饥荒後更重要的恶果是触发领导危机,导致政治动乱。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房 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甚至罪行时,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没有公认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一领导危机,犯了罪的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 1961 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毛的领导权威与他犯下 的罪行不相容,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 1949 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 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 及 1959 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 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 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 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 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 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 1962 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 年 11 月 20 日)。据邓力群回忆,1962 年春,刘在与他淡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 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 出了这种事」(邓力群,1998,pp.103,105)。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 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1959-61 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 「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高华,p64)。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 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高华,p64)。由於 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 史实是 1960-1963 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 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後来都在 1969 年的 清理阶级队伍,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见杨曦光,1994 年)。

1961 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户,而是等到後来才反攻倒算。他 1961 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毛也是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高华,p64)。 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於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 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 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 後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後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 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pp322-372)。

毛泽东大约於 1961 年开始准备反击。他 1961 年 3 月 13 日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 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局,於是他加紧批转各类 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後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 方官员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 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 1959 年以来犯了 错误(高华,p65)。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1963 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後,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 1961 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 自由市场等政策(房维中,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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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0-05-25

30 个评论

我覺這是繼「李約瑟問題」後另一個中國歷史大謎團,為什麼1959-61年的全國大饑荒沒有農民造反?
要知道他們的無所作為,違反了三千年來沒飯吃就起義的法則!也象徵人類文明進入了獨裁無礙的新紀元。
我覺這是繼「李約瑟問題」後另一個中國歷史大謎團,為什麼1959-61年的全國大饑荒沒有農民造反?要知...
由於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 史实是 1960-1963 年中国发生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 是追究三年大饥荒中共产党的反人类罪。这些地下政党活动後来都在 1969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1970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见杨曦光,1994 年)。
毛泽东不愧游击战之父,军队把持村口禁止农民外逃讨饭,以当时闭塞的通讯,富裕地区的中国人不会认为中国的饥荒如此严重,贫困地区的人更不可能聚集起来。中华民族特有的丛众性使得挨饿的村民面对村口的解放军时选择退缩,于是乎一副40年代3个鬼子赶着3000老百姓跑的画面又出现了。毛泽东成功利用“分化瓦解敌人”的战术度过了党国最危机的时刻
共黨武力強盛,兵強馬壯,武器精銳,農民快餓死,沒力氣反抗吧?
我覺這是繼「李約瑟問題」後另一個中國歷史大謎團,為什麼1959-61年的全國大饑荒沒有農民造反?要知...


好比北韩为什么没人造反,只要保证军队吃饱,农民饿得造反的力气都没有,手上又没有能打的武器,造反只会被政府碾压。
一個想法:在冷兵器时代,民间的武裝力量相較官方而言差距尚不明顯,农民造反相對容易,抄起鋤頭就能上陣。可是熱兵器時代是完全不同的,只須三五桿步槍就能徹底壓制住一整個村子的鋤頭鐵耙,農民起義遂變得不再可能。於是就更別提官方都進化出攝像頭、催淚彈、手榴彈、裝甲車、遠程導彈、戰鬥機等尖端武器,而民間依然停留在菜刀的現如今。時代不同了,想起義太難了!
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如此看来,49年之后,“人民”才是毛泽东的敌人。
很多人将饿死人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大规模饿死人基本都是在刘少奇任期内发生的,刘少奇1959年之后任中国国家主席。
邓小平获得“稻上飞”名号的来由也是众所周知,河南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市,领导是邓小平的亲信,后来饿死人的领导被邓小平平反了。
这些都是绝对的事实,品葱为了反毛喜欢造假也属正常。
很多人将饿死人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大规模饿死人基本都是在刘少奇任期内发生的,刘少...
根据森的证据,在一个民主国家,灾荒和粮食短缺不会造成很高死亡率,因为最需要粮食 维持生命的每个下层人民由於与上层人有同等的选票,他们的声音和要求会通过民主中的政党竞争和自由的媒体反映出来。而大饥荒都发生在专制国家。这说明一党独裁的专制制度一方面是粮食短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在给定短缺的条件下,饿死过多人的原因。
这个问题文昭先生已经回答过了,而且回答得很到位。为什么陷入饥饿的墙内农民不恨耄?

节选自《文昭谈古论今》——仅代表嘉宾意见

       饿死和反抗统治者这两件事其实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就是人们达成共识,自己的挨饿是统治者造成的,统治者必须为我饿肚子负责。所以带来反抗行动的,是一种意见,并不是饥饿。

       如果大家都相信饥饿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苏联逼债造成的,不是耄造成的,那他们的行动是战天斗地;是去声讨苏联,当然就不是去反抗耄。而赵家专制派有强大的思想控制能力,耄被塑造成大救星,爹亲娘亲不如耄亲,没有人对耄有任何质疑,没有人头脑中闪过哪怕一个念头,是耄害了我们,当然就不会认为耄在这事上有什么责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赵家专制派在有力量塑造人们思想的年代,同时也能隔绝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在大饥荒中也有体现,就是很多幸存者后来说,他们不知道这么多地方都有饥荒,以为只是自己这一个地方的才有,只有人们知道饥荒是普遍存在的时候,才会想到这是赵家专制派、是领袖出了问题。因为赵家专制派控制饥民流动,当时信息交流主要通过人口流动达成,共同遭遇的人不聚在一起,不交流经验,就酝酿不出反抗的情绪气氛。

        所以饥饿不一定反抗,比如墙内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温饱了也不一定安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在苏联时代一直是民生比较优越的加盟共和国,但波罗的海三国是打破苏联铁链的第一环,是最早反抗的。反抗得首先头脑要起变化,行动的不服从前提是思想的不服从,而且要在相当泛围达成群众的共识,社会性的反抗才会到来。

       如果饿死都不反抗,那现在赵家专制派掌握了5G、AI这些先进技术了,墙内民众在强大的政权面前更渺小了,还会反抗吗?我的回答是:思想问题从来都只能是思想解决,AI这一类技术有利于统治者把人与人隔绝开,在个别人出现不服从苗头的时候就精准打击,但这些技术手段不提供说服力。现在的赵家专制派比起耄时代是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和手段,但它比耄时代更脆弱,就是它的思想控制力要弱了,它很难让人爱它了。它再也推不出爹亲娘亲不如某某某亲的魅力领袖了。

       在武汉肺炎这件事上,在很多关乎公共安全这件事上,赵家专制派已经无法像1960年代大饥荒一样那样充分地隔绝人们之间的交流,也无法完全回避公众的问责,洗不白了。它最重要的一招就是:自己洗不白,就把全世界抹黑,别人比我也强不到哪去。比如:说美国流感不也死了6600人吗?比起来墙内这次肺炎死人还不算多。澳洲不久前的森林大火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么看墙内的应急机制也不算太差。是在歪曲信息的基础上,塑造虚假的印象。美国所说的“流感死亡”,其归类标准是:把所谓“流感相关死亡”也包括在内,绝大部分不是流感直接导致的。包括一切当时之后所认为的,流感是其中一个因素的死亡案例全都包括在内,大部分死亡证书上都不写流感。所谓6600人死亡里3/4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导致他们死亡的直接原因最多的是心血管疾病,流感只是一个诱发原因。要按这个标准归类,墙内死于流感的人又要远远多于美国。

        这一类歪曲标准的比较还有很多,比如几年之前人们批评墙内拐卖儿童猖獗的时候,有个洗地的说法:说美国一年有32000个儿童失踪的报案,比墙内好不到哪儿去。实际上这些绑架(诱拐)的报案多数来自于离异的家庭,没有获得监护权的父亲或母亲,每过一段时间去探视孩子,把孩子带出去玩,在外面过夜,没有及时送回前妻或前夫家里,又没有事先征得前妻或前夫的同意。结果另一方就去报案了,这也被算成绑架。在法律上专门有个词,叫parental child abduction,中文翻译叫亲子绑架,就是指这种情况。法律上所说的stranger kidnapping(陌生人绑架),占报案总数还不到四分之一。这和墙内的拐卖儿童是一回事吗?“亲子绑架” 在墙内可能都不算个事,都不到报案的程度。这是当前一种主要的舆论维稳手法,叫:不能洗白,就把全世界抹黑。当你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反抗得来的新政权能好到哪儿去吗,能比美国更好吗,既然好不到哪儿去就不用反抗了。其实也是在意见形成上做文章。

        所以什么时候墙内民众才会反抗?一言以蔽之,不一定非在吃不饱饭的时候,不一定在住不起房的时候,而是在没有任何理由说服人们接受现状的时候。真到那种时候,赵家专制派会回到最原始的状态,5G也不用了,就直接断网,恢复到耄时代从物理上隔绝人与人交流的状态。而武汉的疫情如果继续恶化,是有可能走到这一步的。
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如此看来,49年之后,“人民”才是毛泽东的敌人。
连我妈这种60年代末出生的农村人都说那会只是没肉吃菜还是有的你说呢
奴隸主自然會對不會反抗的奴隸讚賞有加:

你看,這些奴隸們多麼的溫馴,比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猶太人好管理多了。

怎麼死人都不會反抗,這是個卑顏屈膝的民族!
不是不反抗,而是反抗的人都被杀死了,拿石头和菜刀抢夺武器库组织起来的分散的地方武装是无法对抗现代军队的,

信息控制,中共掌握军事工业和军队是镇压的根本保证,那个时候只有东北完成了工业化,说白了就是依靠苏联和日本工业奴役中国人。

现在不同了,全国都完成了工业化,工业力量已经不是中共独享了,

一个广东省就有对抗中央的实力,只是现在能赚钱动乱不符合各地方的利益,如果持续经济危机大家不能赚钱了,你看看有没有地方势力跳出来说不!

鼓吹“中共无敌论”,“中国人不反抗论”是用心不良,怀疑你在变相维稳,你亲自见过大饥荒?你亲自去过中国各地?
不是不反抗,而是反抗的人都被杀死了,拿石头和菜刀抢夺武器库组织起来的分散的地方武装是无法对抗现代军队...
我没有亲自见过大饥荒,也没有亲自去过全国各地,我没有鼓吹“中共无敌论”、“中国人不反抗论”。这篇文章里写了中国人的反抗!请您 认 真 阅 读 文 章!!!您的发言中存在断章取义、偷换概念、诉诸动机的逻辑谬误。
毛毛成 🤬不友善用户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提法值得质疑,因中国大陆有大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从未发生过。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127]。人为的原因只有曾经因日本侵华而导致的多年抗日战争才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自然灾害”是一种出于历史政治或者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而非常局限的说法,现在看来也具有某种政府推卸责任的意味。
escape2019 回复 毛毛成 🤬不友善用户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提法值得质疑,因中国大陆有大约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
我记得在哪里看过一个气象报告,实际上这三年是中国百年来最风调雨顺的三年。
国家主席虚职听说过吗

那是邓矮子政变之后,修改宪法名义上变虚职的,之前一直是实权职位。
我覺這是繼「李約瑟問題」後另一個中國歷史大謎團,為什麼1959-61年的全國大饑荒沒有農民造反?要知...

绝对有农民造反,而且还不少,据我家老人说当初饥荒的时候至少我的家乡就有人造反了。可血肉之躯抵不过共产党的机枪,造反很快就被共产党镇压下来了。
你相信黨員的說詞就是太天真了。 「毛澤東的大饑荒」中農民抗爭,武裝暴動的例子可以自己查查。
劉少奇,鄧小平在毛搞三面紅旗時候都曾是推波助瀾的紅旗手,至於周太監就喜歡銷毀從地方下面發到北京的餓死人的報告。所以說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還有一個要說明的是,田家英算在共匪裡面有點人性的人,但他是在文革發動前死的,是預感到文革浩劫的到來卻無法阻止,而不是針對之前毛主席拒絕承認大躍進錯誤的死諫。
绝对不是这样的,饥饿能使人疯狂,造反动力十足
一個想法:在冷兵器时代,民间的武裝力量相較官方而言差距尚不明顯,农民造反相對容易,抄起鋤頭就能上陣。...


错了,现代公民的个人生产力也不容小觑,现代化的分工也诞生了即便不参加政治角力也对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岗位,联合起来罢工,再威权的政府也要垮。。但是人民要忍受的冲击力也很大,不同过往的死就完事了,现代革命斗争对每一个人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面对中共那就是更恐怖了,在这种冲击下还能团结成功的,对人对社会都是一次巨大的变革,2022上广场
一直有个疑问三年饥荒时期,蒋介石为什么不趁机反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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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基督教民主党;77%社会自由主义;74%市场自由主义;72%社会民主主义;71%新保守主义;58%古保守主义;34%法西斯主义;14%无政府主义;0%马克思共产主义;0%专制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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