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東亞大陸的文化環境的基本特征
作者 關敏
如果從文化環境的角度分析中共政權長期存在的原因，就會發覺東亞大陸的文化環境為中共政權提供了生存土壤，分析東亞大陸的文化環境的本質已經成為民運人士不可迴避的事情。
愚民思維方式
1．天崇拜的起源
範文瀾綜合了史書記載的傳說後認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壹支，自西方遊牧先入中部”，慢慢開始農耕。羌族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西戎族，還孕育了漢族、黨項、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參與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據有的專家研究，單音節有聲調的漢藏語系就發源於單音節的古羌語。
例如，現在用得最濫的“美”字就是這樣，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組合而成。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美……從羊，從大羊。”徐鉉註釋道：“羊大則美，故從大。”可見華夏先祖的審美觀是遊牧人唯物主義的審美觀。
在炎帝進入中原之後，傳說中的南方“獸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九黎族驅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聯合黃帝族，共同打敗蚩尤，地點在涿鹿；後來黃帝與炎帝三次大戰發生在阪泉。上古時期涿鹿、懷來、媯河和燕山地區是遊牧民族的地盤。後來，黃帝又定都於涿鹿。最後，黃帝葉落歸根，“黃帝崩，葬橋山”，而橋山更是地處西北。炎黃二帝起源於西北遊牧族和遊牧區，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遊牧民族的“騰格裏”。《史記》說，軒轅黃帝擒殺蚩尤以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
《草原帝國》的作者、法國研究亞洲史的泰鬥勒尼.格魯塞說，“匈奴人於公元第三世紀後半期時組成了壹個統壹的和強有力的民族。他們的首領被稱作單於，這稱號的全文譯音為撐梨孤塗單於，漢文內譯作‘天子’，撐梨為突厥——蒙古語字根，它顯明的是突厥字與蒙古字‘騰格裏’（天）的譯音”。從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騰格裏。在黃帝時期的西北遊牧族就崇拜騰格裏，要不當時的各部族就不會把黃帝尊為天子了。騰格裏崇拜和天子這壹稱號都來自上古時期的西北遊牧族。原來華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黃二帝從草原老家和遊牧祖先那兒帶到華夏來的。
2．日崇拜
春秋時晉人伯瑕認為日食是“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影響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詔自責的當屬漢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後文帝下詔：“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壹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漢文帝把日食原因歸咎自己，並廣泛征求進諫者，他成為後世帝王遇到重大災異時下“罪已詔”先例。
日食，表示君主受到了侵犯，或是說明有人搞陰謀詭計，在皇帝背後搗鬼。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中寫道：“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能夠搞陰謀的人往往是親近大臣，所以漢代常常為日食免去宰相壹級官員的職務，甚至把他們處死。
黃初二年六月，日食發生。負責官員將此事上報文帝曹丕，要求按舊例罷免太尉以避災。此時的太尉是老臣賈詡。賈詡在曹丕做太子壹事上立有大功，而且還因賈詡的深謀遠慮對鞏固帝位大有用場。這黃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稱帝的第二年，政局還未穩定，不能因壹個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賈詡。所以，曹丕聽完報告，下詔說：“上天降下災異，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過於下級官員，這不是聖人的做法。文武官員們，大家小心盡職吧！以後凡有此類警告，絕不歸罪妳們。”曹丕這紙罪己詔書，不僅保住了賈詡，而且也為自己買下了美名。
太子石宣驕奢淫逸，大造宮殿，役使民工數萬之多，百姓怨聲載道。禁軍領軍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對太子的行為加以阻止，但因此卻開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現了“熒惑守房”的星象。“熒惑”就是現在所說的火星。火星本呈紅色，亮度常有變化，行蹤忽東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稱火星為“熒惑”。所謂“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壹，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稱為“天王布政之宮”。他們以為，反復無常的“熒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石宣要借這天象除掉王朗，於是就收買負責天文星象的太史令趙攬，要趙攬向皇帝石虎進言，就說要想逢兇化吉，必須“以貴臣王姓者當之”。當石虎問“這王姓都是誰”時，趙攬脫口而出，說：“王姓大臣中最尊貴的，莫過於王朗了”。石虎不同意，要趙攬再舉出個次壹等的。趙攬無奈，只好再舉個次壹等的中書監王波。於是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通過星象師之手，災禍就轉嫁到了茫然無知的王波頭上。
遠古的人們認為，日食就是太陽被某種動物吞食，就象猛獸食人壹樣，所以叫日食。他們每逢這時就進行救援，敲鑼打鼓，弄出各種聲響，要嚇退野獸。大約從夏代開始救護日食就成了國家禮制的壹部分。每到這壹天，就在國家舉行重大祭祀的場所敲鑼打鼓，向神獻祭。假若正在舉行重要會議，也必須停止，因為這是壹個危難時刻。“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護，“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傳正義》），即不以其君為君，這樣的罪名誰敢擔當？
《全唐文》卷410中對舉報私藏天文書籍者，給予升官或五百貫賞錢。對民間私習天文者給予流放、充軍甚至死罪的懲罰。明太祖朱元璋還規定只允許有世襲權利的人學習天文。青年學者江曉原在《天學真原》中認為，中國古代天學“在上古是王權的來源，到後世是王權的象征，因此，如果誰打破了天學的壟斷，就意味著王權受到挑戰並被削弱。……天命的確認（王權的確立），除了依靠經濟、軍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資本是天學。”
日食是上天對皇帝的某種警告。這或許是因為大臣搗鬼，也或許是因為皇帝自己有什麽錯誤。如有過錯，就要認真反省，改正錯誤。假如歷法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人們就會說那是因為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於是就要慶賀。唐玄宗時有兩次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壹次是因為在中國看不到，壹次是剛開始日食，太陽就落山了。但天文學家壹行告訴玄宗說：這是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
3．“天人合壹”的專制類比思維
要弄清“天人合壹”的含義，關鍵是弄清“天人合壹”中“天”的意義。《四庫全書》中有200余條表述“天人合壹”的材料。“天”包含著如下內容：天是可以與人發生感應關系的存在；天是賦予人以吉兇禍福的存在；天是人們敬畏、事奉的對象；天是主宰人、特別是主宰王朝命運的存在（天命之天）；天是賦予人仁義禮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為自然界，認為“天人合壹”就是“人與自然合壹”的內容，則壹條也沒有找到。
古代的“天人合壹”的“天”並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神秘；“天”按最早的字書《說文》的解釋，表示至高無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天”就是這個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現，是壹個頭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見下圖 ，據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705）。最初的意思僅僅是用來表示人的頭頂。殷商人特別崇拜鬼神，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主宰被設想住在天上， 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來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認為，那時的人似乎還沒有把頭上的整個空間明確地看成壹個系統。
周武王伐商誓師時責備紂王“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他這是執行天的命令來了。三篇誓詞，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現了十九次（《周書·泰誓》）。
周戰勝了商，成為中國新的統治者，“天”也成了宇宙萬物的最高權威，道德的最後裁判，後世無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國歷史上第壹個自稱皇帝，他命工匠將李斯寫下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刻在滅趙國時得到的和氏璧上，作為他的傳國璽。從此這塊石頭便成了神聖之物， 後來被想當皇帝的野心家爭來奪去，以為得到這塊傳國璽，自己便也“受命於天”，即從天那裏得到統治萬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屬於皇帝壹人的家產，任他予取予奪，“天經地義”。
所以劉邦和朱溫當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農民的父兄誇耀，妳看我置的家業有多大！臣下也跟著呼萬歲。別說皇帝，晁蓋和宋江占山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
當人們處於絕望之際，常常會呼喊“天啦！”“蒼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後的希望。這個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無所不在地滲透在中國人的生活中。
《易經》開宗第壹章有壹句話，“天垂象，見吉兇，聖人則之。”（系詞上篇）這是說人間的倫理秩序，道德規範都是天規定的，體現在自然之天所顯示的現象中，而天象的變異則預示著禍或福將降臨人間，以後就成了中國人認識世界和行事的準則。天成了和人壹樣有思想意誌、喜怒哀樂、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
董仲舒雲：“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壹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即：天是有喜怒哀樂的天，可以和人感應、能夠給人以吉兇禍福的天。
那時的人們知道，物與物在不接觸的情況下是可以發生感應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鐵，琴弦可以共振等等。感應的發生是由“氣”在做中介。感應的發生是有條件的，比如磁石可吸鐵，但不吸銅；琴弦的共振，也是宮弦和宮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鳴牛應、馬鳴馬應壹樣。於是得出結論：只有同類的事物可以互相感應。
董仲舒為論證天人可以感應，首先需要論證天人同類。他論證說“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人是天按自己的樣式制造出來的。譬如，天是圓的，所以人的頭圓；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腳方。人為什麽有兩只眼？因為天有日月；人為什麽有四肢？因為天有四季；人為什麽有喜怒哀樂？因為天有陰晴。天有360日，人的骨頭有360節。由此建構了壹套完整的確認皇帝應當“法天而治”的理論。
董仲舒講：“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參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規律的聖人，是無所不知的聖王。“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蝕），星辰不隕，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處，深淵不涸”。
它壹方面樹立了君權神授的地位；另壹方面強調不可違逆天的意誌，否則必有禍殃。他告誡人君，如果善待百姓，把國家治理得好，上天就會降下祥瑞；黃河清，彩雲現，禾生雙穗等等則是祥瑞。相反，上天就會發出警告，直至給以懲罰，“自絕於天”會失去權位、改朝換代。日蝕、月蝕、隕石墜落、花木不合時令的開放或生長，都被視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濫或久旱不雨、蝗蟲蜂起，不只是警告同時也是上天在施行懲罰了。
自然界出現不尋常的現象，被認為是人事的影響，這種影響並非說人類活動破壞了植被，汙染了河流土壤之類的影響，而是指因為周幽王寵信了褒似導致歧山發生了地震。這種基於“天人合壹”的“天人感應”，將自然界的變動看成是上天在傳遞某種神秘的信息。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壹”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誌的神。
董仲舒的原想讓皇帝因敬畏上天，也不得不對自己殘虐百姓的行為有所收斂，但實際上難以收效。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壹套自欺欺人的消災彌禍的所謂禳解辦法，如用祭祀以賄賂天地神靈；將責任推給臣下，讓他們當替罪羊；讓和尚道士給冤死者念經“超度”等 。災害發生，受災的仍是老百姓，腐敗的統治者照樣腐敗並心安理得。
董仲舒認為“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就該“受命於天子”。“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白虎通》卷壹）。“蓋聞天生民，不能相理，為之君，使司牧之”。也就是說人民生來就不能自主、自理，必須由天父地母的王者來管理、來恩賜。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貴賤之分，在下者應當服從在上者，也就合於宇宙的公理。
“天人合壹”把統治者地位神聖化、絕對化、永恒化；如果誰敢反抗專制統治，就是“天理難容”，身首異處；“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皇帝是“奉天承運”，所謂天人合壹，說到底，仍是為鞏固皇權服務。
按照這種“天人合壹”的邏輯，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也是沒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間，就在學者們的心；坐在那裏冥思苦想，就是格物，也可以致知了。
如發大水是“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誌，故湧水為災。”因為“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就要鬧水災，而小人屬陰。
鬧蝗蟲，那原因在《易傳》上有：“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征篇》說的更具體：“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這種思維方式擴散到民間，便成了天上落下壹顆星，地上就要死壹個人，帝王上應天星不說，他的文臣武將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萬物皆有靈性，不僅人能修煉成仙，狐貍也能成精，石頭也可通靈，雷公電母，財神瘟神等眾多與人的安危禍福相關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個把他們供奉起來。鬧旱災了，禁屠宰、關南門、求龍王；出現瘟疫，請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壇神；有人亡故，請陰陽找風水寶地埋葬 ，以求多福多壽多子孫……直到到民國時期仍是常有的事。
最早使用“天人合壹”概念的，現在能查到的出處是宋代張載的《正蒙》。和張載同時的程頤就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遺書·卷六》）。張的“合壹”，程的“無二”，其內容是說，天人同此壹氣，或同此壹理，人的仁義禮智本性乃是天的賦予。在他們的著作中，這個賦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壹個人們必須敬事的天，是壹個可以和人感應的天，是可以給人以吉兇禍福的天。
周敦頤的《太極圖》，邵雍的先天圖，被認為是講述天人合壹思想的代表作。那裏講“仁義禮智”是天所賦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國化了的佛家、法家、陰陽家、兵家、農家、醫家，以至風水、氣功、武術、房中術……”都把“天人合壹”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李先生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小傳統，並說：“近代以來，中國大傳統中的“天人合壹”說已經大大式微，但是在小傳統中近年卻不但重新擡頭，而且日見流行”。小傳統中的“天人合壹”，各式各樣，臺灣的宋七力組織了個“天人合壹研究會”，並不研究什麽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來顯示他的“天人合壹”境界。道家思想雖然因為提倡無為而治，比儒教思想進步了很多，仍然無法支撐起中國的民主化。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隆籠蓋四野”。這是自然之天了。中國人很註意對這個自然之天的觀察，留下豐富的記錄。可惜沒能把天作為壹種獨立的自然現象去研究，而是把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壹起，簡單地說就是“天人不分”。
中國因為天人不分，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得不到理性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處理。
秦始皇自以為權力為天所授，便可以淩駕於自然之上而為所欲為。南巡至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紅色的土壤，作為對山神的懲罰；壹次夢見與海神戰，解夢的方士說海神是看不見的，但要有大魚、蛟、龍出現，就表示他在那裏了，於是出海去找尋，在山東之罘見巨魚，自用連弩射殺。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壹”的，而且身體力行，為修煉成水火不進，能淩雲氣與天地長久的“真人”，動用70多萬人修阿房宮，因為“真人”需要住這樣復雜深沈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裏。為此，四川、湖北的許多山頭被砍光了。
秦始皇築長城是信了“亡秦者胡”的預言，還有修馳道要求筆直，塹山堙谷。這些工程，對環境的破壞是巨大的。秦始皇幹出的壹些事，比唐吉訶德還令人哭笑不得。
武則天下令百花在冬天齊放，當然是編出來的故事，說明“天人合壹”並不尊重自然。某些人自詡中國文化不與自然作對，而是追求“天人合壹”，那是紙面的東西，不是實際。
實際是，中國的土地上許多山頭早就是童山濯濯，黃河下遊因泥沙淤積成為“懸河”，舉世無雙；而且長江也在步黃河後塵。“天人合壹”在哪裏呢？樓蘭古國成為荒漠廢墟；就是因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以為天下就是自己目光所及那個範圍，自以為居天下之中，可以關起門來過日子，各人自掃門前雪，這難道是對自然的總體認識？倒是西方把自然作為獨立的對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種自然現象之間，產生了科學。
人類的活動對萬物的變化是有影響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寵信褒似就會導致地震的因果關系。“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這是清朝時在黑龍江西邊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堅如盤石，安如泰山是習慣的認識。泰山其實在不斷升高，也因受風化剝蝕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精華與糟粕並不是機械性地混合在壹起，可以簡單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華。僅僅籠統地高喊回歸“天人合壹”，恐怕對急需民主化的中國有害而無益。這種對天的崇拜雖然讓東亞大陸的古代皇帝因為敬畏老天爺所以比中共官員更有底線，但是卻仍然造就了東亞大陸的愚昧，阻礙了東亞大陸的思想啟蒙。
4．語言落後和思維邏輯缺乏
林語堂認為，漢語是詩的語言，它朦朧、隱晦、簡練、隨意，具有跳躍性、整體性，它重意境、暗示、象征、音韻，因此，幾乎隨便幾個漢字組合在壹起，都能構成壹首詩。但是，漢語的這些特征與科學描述的精確性是相悖的，所以，漢語不是研究科學的語言。中國文化是詩的文化，不是科學的文化。
從語言上看，古漢語屬於人類的早期語言，語言的模糊必然導致思想的模糊，中國語言逐漸走向了單音化的道路，詩歌散文瑯瑯上口，思想卻蒼白空洞。語言中沒有時態、語態，語法跟嬰兒語言壹樣簡單，連件事情都說不清楚，妳能期望他們有獨立的人格，像個貴族壹樣互相尊重？不可能。語言沒有說服力，只能用暴力來說服了，啞巴急了幹什麽？
西方在2000多年前就有語法著作，中國人學語言壹直很倉促，語法、標點符號是在西方入侵後才引進的。西方語言的語法規則較復雜，中國語言就沒有西方語言中的因時間、單復數、人稱和語氣的變化而導致的動詞的變化，漢語很簡單[沒多少語法規則]，漢字很難。這樣，西方的小孩掌握語言的過程就是掌握語法規則的過程，從小就產生了守規則的意識，這為守法奠定了基礎；漢語的規則少，會說漢話產生不了規則意識；漢字的筆劃多，難寫；同音字多，難記；又是正楷字、又是各種不同類型的草字，把人都弄糊塗了，產生不了遵紀守法的規則意識，只會產生狡猾崇拜[所謂的書法藝術]。
比較同時期的希臘、印度和波斯文明，就可以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流派，在思維深度、邏輯嚴密程度上，都差得很遠。譬如：2000多年前古希臘就有邏輯學、語法學；印度2000多年前也有了語法學。中國壹直無邏輯學、語法學，不知道思維的規律；語法學是1840年後引進的。中國禪宗拋棄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邏輯理論；道、禪皆主張直覺。中國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征、暗示、零散的思維，莊子、韓非子則以寓言、故事“論證”其哲學，《論語》、《老子》、禪宗語錄等只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匯合。
邏輯即人類的語言規律、思維規律，進而萬事萬物發生、發展、進化的規律。形式邏輯最重要的第壹條的規律就是同壹律。同壹律就是人與人之間尋找共同的語言，有了共同語言之後，才會進壹步對事物之間的關系進行討論，沒有共同語言壹切都是白搭。不要把同壹和統壹完全等同起來[那是列寧搞的]，壹等同起來就是為極權專制服務
中國人根本問題是沒有遵守同壹律。對他人嚴，對自己松；對上級拼命的吹捧，對下屬、貧民，就百般刁難。在他們的心中永遠沒有平等，他們只有強盜邏輯和法西斯邏輯。有人鼓吹“不平等是人類發展的動力”，真是反人類的奇聞！動物世界是不平等的世界，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的前提是人有正確的形式邏輯思維,否則就會搞類比推理，把人當牛當馬當豬當磚頭當螺絲釘，最後必然走向文革似的非人社會！
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思維方式帶有嬰兒時期的直觀性和不成熟性，缺乏成年人時期的成熟思維能力。林思雲說：中國人的大腦成長速度異常緩慢，20歲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還不及10歲西方兒童的水平。如果壹個成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兒的水平上，在醫學上就被稱為精神障礙者。按照西方的標準，大部分中國人都應該算作輕度精神病患者。
5．忽視細節的原始思維
長於分析、註重細節、註重個體的精密思維與民主相關，囫圇吞棗的整體主義的粗糙思維與專制相連。譬如；西方人寫通信地址是先寫自己的門牌號，再寫村、鎮、縣等名稱；中國人卻相反。在時間上，西方人是日月年，中國是年月日。在姓名上，西方人先名後姓，中國人先姓後名，而且中國人特別強調姓。
美術：如斷臂的愛與美之神維納斯、蒙納麗莎夢壹般的神秘微笑都以細節見長；中國的《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大場面，很符合中國人自大的心理。小說：西方小說的心理描寫十分的詳細，中國的小說都是壹些大場面，缺乏細節描寫。荷馬史詩就有詳細的心理描寫，《三國演義》心理描寫就差得多。
壹位牧師曾問壹位鐘表行家：“妳知道為什麽最好的手表是日內瓦生產的嗎？”行家答曰：“不知道。”“因為日內瓦有加爾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師說。“因為基督教非常嚴謹和註重細節的投入，使日內瓦的工匠們生產出了最精確的手表。”
當亞運會在廣島結束的時候，六萬人的會場上竟沒有壹張廢紙。全世界的報紙都驚嘆：“可敬的日本民族！”因為沒壹張廢紙，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壹”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的人們散去後，滿地的廢紙，到處亂刮！外國人壹看就認為：中國要同日本比，還差得遠呢！萬事從小事做起。哪次飛機失事不都是因為壹節油管不通、壹個輪胎放不下來才失事的？
中國人忽視細節的整體主義思維習慣，妨礙了真理的發現，導致了技術的落後，使人陷入了“上智下愚”的專制主義的困境。
6．沒有超越的血緣性的狹隘思維
中國沒有超越世俗的思考，沒有多少高深的理論。孔子註重“人倫”和“事功”，他的學問集中在如何處理人際關系上以及具體成事上（“事統”），並不教導學生以對知識的抽象興趣，他不願意像蘇格拉底那樣以討論超越人倫事功之物為使命。
人文思考從根基處說是壹種抽象的玄思，它的根本性觀念是從人類（the human race）的角度來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會有超越性問題：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關系、人和神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它把人作為類來思考，超越具體人倫事功，超越有限的存在。“人文”是以古希臘思想及其方式為根基的。
中國搞幾千年的“以孝治天下”。中國人的“禮”和“孝”最初都是維護血統的純正，以後轉化為對等級的強調。“孝”就是血統論，就是不講是非正義[父子相隱]，就是神化祖宗家長，搞“祖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因此，中國人的思維缺乏中立性超越性。
有人鼓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合於自由平等要求的。其實，這是曲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以“孝”道為基礎。離開了孝的背景解釋壹通，必然得出壹個假結論。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歡的東西或事物，我不會施給妳。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實不然。由於孝道的作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變成了“父不喜歡的，子就必須不喜歡；父喜歡的，子不能反對甚至必須接受”。這就陷入了專制愚昧的泥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做不到的，孝道使它無用，強權使它虛偽。譬如：孟子不喜歡別人罵他，那末他就不應罵人；他怎麽罵反對他的人是“禽獸”呢？孔子不喜歡別人殺他，他就不應殺人；他為什麽亂殺少正卯呢?
有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平等的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平等的人，哪會有處理平等人之間的關系準則。
我不欲不等於人不欲，我所不欲可能是人所不欲，也可能是人所欲。“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我不喜歡吃蘿蔔，而我的兒子卻喜歡吃蘿蔔；難道就因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名言，就不給我兒子吃嗎？
孔子提倡“仁”，並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當官後,“達”的是自己的親朋好友，是赤裸裸的腐敗。推己及人的處世觀，強調的是“己”，而不是公義。什麽都用“我”來做標準，用“我”來衡量壹切，這就陷入了“唯我獨尊”的“定於壹”的專制邏輯。孔子思維的根本錯誤就是“以己推人”，這必然導致“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和“唯利是圖”的假仁假義主義以及“唯祖是從”的復古主義。
泰勒斯 (前625年～前547年)說：“不要做妳討厭別人做的事情”。有人說，這和中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西方宗教的教義說：“無論何事，妳願意人家怎樣待妳，妳也要怎樣待人”。如果別人不願意，那麽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麽不妨聽之任之，而不要認為他錯了。
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不是根據“欲、不欲”和“施、不施”來劃分的，而是根據是否侵犯人權來劃分。人們行為的正義標準只能是蘊涵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當代社會的絕對標準就是人權。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人權公約，各國人民和政府都應遵守，不能違反。否則，就成了野蠻的國家。
孔子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說教只適合於三歲兒童的理解力，經過2000多年，中華民族的思維水平還停留在幼兒園階段，實在可悲!
1911年的革命已經使傳統社會崩潰，儒家的唯我獨尊的專制地位也隨之崩潰。儒家的運轉體系也隨之死亡，但儒家的專制思想仍然影響著人們。1949後，中東歐的專制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取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壹般認為：儒家學派已在文革中被徹底整死了。
當代的儒家信徒否認儒家的專制思想。如果儒家沒有專制思想，專制的皇帝會獨尊儒家嗎？應該說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專制思想，不過是用虛偽的“仁”進行了包裝。
在人權時代，專制的東西肯定沒有用了，用它只會阻礙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儒家信徒總會舉壹些片言之語來說明儒家沒有專制性，那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就是專制思維，就象蛇毒對蛇不是毒而是寶壹樣。
壹棵大樹被天牛咬死，並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將樹幹中輸送養份的管道切斷了，使得整個系統不能運轉。同樣，貪官汙吏造成社會動蕩並不是由於他們貪汙了多少錢財，而是由於他們破壞社會公正、破壞經濟運行、破壞了政府職能的運轉，使得社會、經濟、政府這些系統趨於崩潰。而且貪官汙吏的級別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獨裁者發昏破壞整個系統，崩潰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楊廣、蒙古皇帝、毛澤東等。
當壹個人咽下最後壹口氣後的壹段時間內，渾身壹百萬億個細胞，壹定“絕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還是好的，所以醫院可以作移植手術，個人也可以預先立遺囑捐贈器官，更不要說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蓋帽和白大卦對“大多數是好的”這壹教導的活學活用了。不過，“大部份是好的”並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實(無論采用腦死亡還是什麽別的標準)。
而且器官移植必須爭分奪秒，否則就是100%地壞了。儒家運轉體系在1911年死亡時候，“器官移植”也失敗了，因此儒家也就100%地壞了。
所以，對儒家思想必須采取壹票否決制，凡是專制反人權就是壞的。譬如：孝道就是剝奪了子女的人權；“父子相隱”包庇盜竊、侵犯了他人財產權，既虛偽又貪婪更不道德。所以儒家思想從總體說就是壞的。
房子塌了，當然不能住了，要廢物利用拿幾塊磚當然是可以的。儒家就是那塌了的房子，“取其精華”不過是“廢物利用”罷了。
既然可利用儒家的元素，為什麽不能利用西方的元素呢？這是因為儒家信徒搞血統論。有人甚至講“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凡是非祖宗就是壞的”。這是典型的不講是非的血統論，是阿Q的表現！
有人狡辯說不是“血統論”，是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代的人，難道我們發瘋了嗎？我們又不是古代人，人們為什麼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人，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出的“精華”能為今天所用嗎？
人們既然是要用古人的東西，當然是用當代的標準來衡量它們是否能為我所用。用古代的標準來支配人們的言行的話，人們就成了古人的奴隸！這樣壹來，中國就毫無希望了。
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
中國文化的源頭《易經》壹開始就充滿了神秘主義、感性、反理性的特征，並全面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和各個流派，也是現在中國最大的偽科學——中醫的指導思想的根源，壹直到現在還在毒害人類、迷惑人心。它只不過是壹本原始時代的算命書而已，巫術迷信的弱智產物。到現在人們仍在為它裏面那些弱智囈語的確切含義爭論不休，但並不防礙中國的江湖騙子，“國學專家”“民間科學家”利用它來裝神弄鬼，毒害欺騙民眾。
在某些研究者看來，凡是科學已經發現的壹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學尚未發現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著我們去發現。因此，有人宣稱，依賴《周易》，中國將稱霸世界；《周易》將使21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科學易”研究的成果之壹，就是《周易》中的算命術也成了科學：預測學。有人認為用《周易》可以預測地震。
在這樣的背景下，楊振寧說，《周易》中沒有人們所說的那些科學成果，《周易》也不是促進科學發展的動力，甚至還起到了阻礙的作用。他說：“徐光啟第壹個翻譯了《幾何原本》，歐幾裏德的幾何學是人類史上壹大貢獻，第壹次把推演法規律化，推演法對於近代科學產生的影響無法估量。徐光啟翻譯後了解到，推演法的壹個精髓就是欲前後更置不可得。就是壹條壹條推論不能次序顛倒，這跟中國傳統不壹樣。可惜徐光啟的譯著只翻譯了前六章。沒在中國產生應有的影響，所以推演法沒在中國生根”。
愛因斯坦說，科學的基礎有二：壹是希臘發明的形式的邏輯，壹是文藝復興中發現的實驗獲得因果的方法。中國缺少這兩項，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科學。不存在中國古代科學曾經領先的問題（《愛因斯坦文集》）。科學和技術之外，還有“科學技術”。後者是由科學推導出來的技術，是經驗積累所不能達到的技術。例如無線電技術，是電磁理論的產物。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技術，都是來自經驗的技術，不是科學。
馬克思說過：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確實，我們在中國的思想典籍裏面看不到有什麽思辨色彩的東西，只有零零散散壹些裝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實則弱智的格言。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百花齊放的繁榮時期，這只能在中國內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壹比較，諸子百家（也就幾個思想流派）的思想內容實在貧乏弱智得很。
孔門智慧自古以家事言國事，以父子喻君臣，以家政推及國政。修身可以齊家，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打比方可以，但在實踐中卻行不通。原因很簡單，國政的復雜性與家政不可同日而語，就象擺地攤的經驗不能用來管理大公司壹樣，家政經驗不可能用來成功地治理由無數家族組成的王國、帝國或共和國。
儒家所說的“知”僅指道德修養、人際關系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識以及理性和邏輯等。孔子的知識面也很狹窄，樊遲壹個日常的農業問題就可以把他“問倒”，更不用說列子提出的“辯日”之類的天文知識，與他“同時代”的西方哲學家亞裏斯多德，其學術幾乎是孔子的十數倍，而這樣的壹個“術業了了”的家夥居然在中國成了“聖人”。
第壹個系統研究東方學術的西方哲學家黑格爾說：在我國的歷史上，像孔子這樣的“思想家”俯拾皆是。他評價孔子學說是壹種常識道德，任何壹個民族都能找到這種常識道德，甚至還要更好，比如西塞羅的《政治義務論》，便是壹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書的內容豐富而且更好。這壹評論已為孔夫子簡單膚淺的“思想”蓋棺定論了。
古希臘的諸子視野廣闊得多，對靈魂、神靈、邏輯、藝術、自然、社會等都有探討。公元前6世紀的畢達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說，是基於對幾何現象、力學現象和熱力現象的反復觀察和論證。公元前3世紀的埃拉托色尼用幾何的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長，並提出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面，創立經緯網，繪制出基於大地球形說和經緯網原理的世界地圖。阿基米得發現了浮力定理，計算球體，園錐體和其它立體的計算公式，並在深刻理解杠桿原理的基礎上，發明螺旋提水機械和使羅馬海軍潰不成軍的撼船機械。
諸子百家的學說，基本上都是關於倫理道德等感性思維方面的學說，與西方哲學相比，顯得粗糙而膚淺。孔孟老莊的東西，大部分都是語言含混的諺語類的東西，只能算做社會思想而不能算做哲學。很多東西可以有多種結論和闡釋，沒有嚴謹的科學性。和宗教相比較，他們沒有壹套完整的世界觀體系，只能屬於亞宗教形態的東西。至於如何建構其社會理想，則成了沒有絲毫方寸可言的思維混亂的大雜燴。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維水平的人，從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壹位思想家。
翻開先秦諸子的著作，隨便就可使看到對科學的排斥。如道家認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莊子.天地》講在漢陰有壹個不用人們常用的汲水工具，在井邊挖壹個邪的隧道，抱著瓦罐汲水澆園，“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當子貢表示疑問時，他還講出壹大堆玄理。
儒家的《禮記》雲：“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眾者，殺”。馮友蘭曾總結說：“中國曾經有不少的創造發明，但是我們常常看到，他們不是受到鼓勵，而是受到阻撓”。
亞裏斯多德著有《形而上學》、《工具論》、《倫理學》、《政治學》、《詩學》、《修辭學》等書，他把知識分為理論、實踐、創作三大類，提出十大哲學範疇，研究了物體的運動、形式邏輯等，建立了多個新學科，他是希臘智慧的傑出代表。古希臘的哲人們在人類歷史上第壹次系統地涉及了物理、數學、天文、幾何、邏輯和政治學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論，形成壹個科學思維的傳統。他們實際上已經初步懂得用試驗的辦法從事發明創造。近現代西方思維創造力的原創基因不在別處，就在希臘哲學。
李慎之說：“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臘文化從文明發軔的‘軸心時代’開始就有科學與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壹概沒有。這已是世界史的常識。為什麽說中國沒有科學？理由十分簡單。第壹，中國沒有按嚴格的邏輯推理發展出壹套科學理論繩繩相繼，日新又新。第二，中國沒有發展出以數學作為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祖沖之推算出來的圓周率的精確度據說比歐洲人早了幾百年，…但中國從來沒有幾何學。”
有壹個歷史事實證明了各文化間的優劣：那就是，希臘文化曾深刻地影響了印度文化，而印度文化繼而又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化，這種影響在三者間基本上是單向的，沒有反向的影響。孰優孰劣，高下立判。中國早期思想文化的貧乏弱智決定了它以後難有更大發展的空間，在這之後兩千多年裏，後代人反復地在這些弱智思想裏面兜圈子，不能推陳出新。雖然也出現過程朱理學這樣的重新包裝，只是使它變得更壞，而不是更好。
壹種愚蠢的說法是：因為妳們西方人偷走了我們的文明成果，妳們才成功的（所謂“四大發明”等神話）。中國文化從壹開始就不可能演變為現代文明的。
中國不是輸在近百年，而是從起跑線上就差了4000年。從起點上，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經高出春秋戰國的君主制壹個層次；希臘科學理性精神、邏輯學的創造，又高出古中國從《易經》衍生出來的感性思維文化壹個層次；基督教博愛、懺悔、救贖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為臣綱的專制主義壹個層次；文藝復興的天賦人權、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動的中國文化壹個層次；近代科學的誕生、工業革命，又壹次把仍然在落後的農業文化中做低級循環的中國拉下了兩個層次。到了現代，西方民主體制人權高於主權的超越性認識，又高出中國半封建集權專制不止壹兩個層次。
這樣累加下來，西方文明已經高出中國文化七八個層次。不客氣地說，中國文化實在是壹個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當得起“博大精深”這四個字，其它不論何種文化，包括中國文化與其相比，是毫米與光年之間的差距，是石器時代的石斧與宇宙飛船之間的分別，根本不在壹個數量級上。
波普爾說：“西方文明卻是整個人類歷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義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具有最大的改進能力。”而中國文化註定了永遠做不到這壹點。
全民皆愚
1．百事不如人
1935年正當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創刊兩周年之際，壹位筆名叫“壽生”的北大學生寄來壹篇文章，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於日本，只不過因為中國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因而接受性較為遲緩，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膚淺，只會壹味摹仿。只要中國恢復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幹，就可以復興。壽生的看法，在當時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適以為，這樣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與反省》壹文，指出壽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惡習是最要不得的。創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時的壹點新花樣。日本不僅善於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偉大創造，成績遠勝於中華文明。我們到了今天，若是還看不見日本文化的長處，反而抹煞事實，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胡適批評了民族自大狂，他說中國人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壹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胡適說：“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我們文化的貧乏。尤其是造型美術和算學兩方面，我們不能不低頭愧汗。《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裏得和孟子先後同時，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已落後太多！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
試舉壹個例子：歐洲有三個1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5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扳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上無不足以單獨成壹系統’，究竟都是些使我們擡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壹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芒究竟照到哪裏去了？”
胡適的文章引來不少人寫文章反駁，反駁的論據大多是人們熟悉的。
反駁之壹，中國的文化並不僅僅是“小腳、太監、姨太太”，中國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向上的力量。中國既要學習西方科學文明，也要發揚中國優秀的文化。正是這些優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樂的西方物質文明沖擊下失落了，才使得中國走入岐途，墮落了。
對此，胡適再撰《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指出這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作為道德品質，不過是人類共有的理想，不屬於哪個民族所特有。考察壹種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樣來實踐這些理想。如果沒有作法，沒有熱力，再好聽的理想，只是壹些空名詞而已。
在中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好名詞，不曾阻止“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獄、扳子夾棍的法庭”的存在。後者的崩潰，全不是程顥、朱熹等聖人的功勞，乃是與歐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們相形之下太難堪了，這些東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漸崩潰的。說我們這七八十年來走入迷途、墮落了，是無稽的誣告。在幾十年中，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壹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這是“向上”，不是墮落！
胡適沈痛地說，可惜我們向上得還很不夠。八股廢除了，但八股訓練的思維習慣還流毒無窮。“小腳逐漸絕跡了，夾棍扳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於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裏。今日還是壹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談不上仁愛和平了。”
中國人只有放棄壹切本不該有的傲慢心態，承認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進，虛心地重新書寫被盲目放大了的歷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態面對西方文明，學習西方文明。胡適說：“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惰性已盡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著妳們少年人去擔心。妳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中華民族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鑄國魂，再造制度，中華民族才有希望。
2．中華民族三百年前不是優秀民族
判斷壹個民族優劣的標準是什麽？在追求“現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現代化的標準：壹是看該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二是看該民族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創新的機能，四是看其社會是否健康、文明、正義。從這四個方面來看，中華民族確實存在著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點。
壹個優秀民族的優秀素質的形成，有壹個必要的條件：必須有壹個寬松的政治環境，讓這個民族的個體有獨立思考的權力。自焚書坑儒後，中國的士已嚇破了膽，從此閉上了鳥嘴。漢武帝腰斬學術自由，獨尊極度推崇等級制度的儒奴教，知識分子們就更喪失了獨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為皇帝們當差，去幫皇帝治國平天下。中國的儒、道、墨、釋等思想；所有的價值理念，都必須對專制政權低頭與讓步，否則就會遭受到滅亡的命運，絕對沒有自主與自由創造的空間。這使得中國文化思想成了黑暗與邪惡文明的奴仆。
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制度、行為、思維方式等方面確實存在著重大的弊端。傳統中國只能產生專橫的統治者、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沈淪，而不可能產生理性、正義、文明。中國人盡管有飲食、計謀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論政治，中國三千年來壹直都是最專制，最腐敗，最黑暗的政治，壹直到現在都還是專制體制，實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謊言政治和暴力政治。
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壹半的歷史時期（據統計占了55%），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10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制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還有無恥的人，玩法律於股掌、置人民於血腥之中，不擇手段地追逐“富貴”、奪取權力。為此，君臣相殺、父子相殘、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權力鬥爭將人異化為豬狗不如的野獸。無規則的權力鬥爭、謊言的說教，腐敗的官場、阿諛奉承的官吏、猛於虎的苛政、逆來順受的百姓，這幾乎就是傳統中國政治的全部內容。面對這樣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國人竟然心安理得！歷史上未曾出現過壹點民主的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不過是與專制相輔相成的人治而已，與民主政治無緣。古希臘無論是民主理論還是民主制度與實踐，都創造了早期的輝煌，盡管它們不完善。
當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權、發展議會民主時；中國的專制卻愈來愈嚴，出現了“杯酒釋兵權”、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權的趨勢，儒家倫理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欲”而以禮殺人的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還可坐而論事；宋時就只能站著說話；到了清朝，只許跪著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擡，口中也只能自稱“奴才”。
從秦國坑趙國降卒42萬，到蒙古、滿清的野蠻屠城，再到“6.4”屠殺；從焚書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獄，再到文化大革命；從上古的自由戀愛到孔子的男女授受不親，再到明王朝的10萬宮女、10萬太監[明亡時留在宮中的太監仍有7萬之眾]、幾十萬王子皇孫[如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年薪20萬美元；而崇禎皇帝和他的皇後每年吃到肚子裏的日常夥食費，就有16872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52萬美元；而嘉靖、萬歷之後此項開支超過36萬兩白銀，即超過1000萬美元]。這對中國人是怎樣的壓迫、怎樣的負擔啊？
論經濟，中國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貪官汙吏、地主豪強等多重壓迫下壹直都是最窮困的，所謂“唐朝時壹個馬車夫都比歐洲貴族富有”之類的話完全是瞎話。事實上，古代中國所謂“繁華富裕”，跟今天靠剝削農民和城市平民，來維持寥寥幾個大都市（以及官商階層）的“繁華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壹轍的。這壹共同點，兩千多年來壹直沒有改變過。
壹些弱智的中國人流行“古時候中國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個版本）”這種白癡笑話，在中國古代的兩個鼎盛時期——漢、唐，同期的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在領土、人口、生產力上，都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延續時間也比漢唐生存的時間長。
中國自秦漢起，文明壹直處於壹種停滯的狀態中，卡在守土思維裏跳不出來，文明上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在對歷史進行循環返復。
中國的皇帝擁有無限的權力和無限征稅權。地方官員打著“聖旨”的旗號“暢行無阻”地征稅，全然不顧農民的承受力。農民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義務。秦二世胡亥統治時，賦稅超過農民收入的2/3；引發了陳勝吳廣大起義。漢武帝獨尊儒術，窮兵黷武，對外用兵（前140-前87年造成海內虛耗，百姓易子而食；人口減半，即50%的人死亡。
公元158年，西漢有1067萬多戶，5648萬多人，而到三國鼎峙之時，人口銳減將近90%！魏蜀吳三家通共也只有147萬多戶，767萬多人，可是要供養三個皇帝和百萬軍隊以及三架官僚機器，人民的負擔和痛苦該有多重。
沒有利益分配的發言權和決定權是農民貧困的根源。這種惡劣的的稅收制度表現為“黃宗羲定律”。“黃宗羲定律”就是朝廷賦稅改革，將前面濫征的各種攤派與附加，與正稅合在壹起壹並征收。然而改革後，政府“忘記”了這壹並征收的賦稅本身已包含了攤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攤派。結果是改壹次，賦稅增加壹回。最典型的莫過於明代的壹條鞭法，改革後公私稱便，朝廷的歲入也大為增加，但是後來朝廷又增加各種新的攤派和附加，最後是民不聊生，引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葬送了朝廷的卿卿性命。
由於人口增加，官員膨脹，致使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都很沈重。據專家研究，中國歷代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是西方農民負擔的5-10倍。中國稅重，主因是統治者的貪得無厭的人欲沒有受到神的制約，中國的宗教是統治者手中的玩物。
其次，中國人的主食是糧食，而糧食易保存，刺激了統治者“深挖洞、廣積糧”的欲望，從而加重農民的負擔；西方的肉魚不容易保存，不可能“深挖洞、廣積肉”啊。這樣，西歐各國的老百姓負擔要輕。
第三，中國人吃糧食、喝糧食酒、吃菜子油與西方人吃肉、喝葡萄酒、用橄欖油相比，壹方面是蛋白質少，另壹方面是勞苦，需要精耕細作。翻地、播種的勞動比放牧、葡萄園及橄欖的管理的勞動勤苦得多。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西漢人均生產1400斤糧食，唐代2400斤，北宋1700斤，明2000斤，清360斤，1953年555斤；老百姓只能在饑荒的邊緣上掙紮。西方中世紀老百姓的休假時間比中國要多；中國人幾千年來壹直很貧窮落後。
第四，統治者推行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重農輕商政策，以糧為本，只發展單壹的糧食生產，為此大規模開荒毀林，導致中華民族的發源地黃河流域由水草豐茂、“水清且漣漪”變為如今的黃土遍地、黃沙漫天。中國農民要儲存很多糧食才能活命，可極端野蠻的統治導致糧食被官方收光，農民只有死路壹條。朱德回憶說，1921年前後，中國每省都處在軍閥的鐵蹄下，農民的收成被踐踏得壹幹二凈，成了壹望無垠的黃土沙漠。依靠土地的農民，為了混壹碗飯吃，成千上萬地當兵去了。這也是中國內戰、起義多的原因。
西方人魚肉每天搞點，能活命就行，魚肉儲存會變臭，官方不好剝削過多，所以西方起義少，矛盾相對緩和。西方人喜歡把矛盾放在面上談判解決，矛盾顯得很多；中國采取高壓政策，表面上看不見矛盾，實在勾心鬥角，矛盾壹旦表面化，就不可收拾，往往血流成河。
總之，西方黑暗的中世紀比中國同壹時期要明亮得多。
論文化，中國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墮落、最愚昧、最陰暗的奴才文化、太監文化、偽君子文化。中國文化作為壹種思維模式，是壹種徹底的反理性思維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專制文化；作為壹種生活方式，中國文化體現了中國人最腐朽、最墮落的生活方式——太監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論科學，科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尋求真實，中國由於避諱文化、討厭真實，無法誕生科學；我們只有技術，唯壹能夠拿來吹噓壹下的就只有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
壹些無恥的弱智文人，“學者”，熱衷於編造中國古代的所謂“科學奇跡”“先進思想”，如二進制是萊布尼茲偷學了易經的發明，墨子發現了光學原理、牛頓定律（這是那個臭名昭著的李約瑟搞出來的）等等，雖然都被駁斥過無數遍，但反復販賣這些謊言，既能夠迎合大眾的意淫需要，又能夠為這些弱智文人換幾個打牙祭的稿費，所以他們就樂此不疲。
科學技術的發展，靠的是思想的徹底解放，靠的是思維方式的不斷創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發表、交流和有益的爭論。獨裁政權的愚民政策完全是與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它不僅愚化了億萬人民，同時也從根本上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創新意識；從本質上說，愚民政策是反科學的、是對民族精神的蹂躪、是對人性的摧殘！人類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最好不要說什麽“統壹思想”之類的蠢話，說尋求共識與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話。
工具是文明的表現特征。高等民族使用制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這種木制或竹制的天然加工品，與西方金屬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後了壹大截。又如鎧甲，西方早在5世紀就發展出由整塊金屬鍛造而成的重裝鎧甲，6世紀就有柔軟舒適的精鑄鐵編鎖子甲，而中國直至清朝依舊在廣泛使用牛皮護甲；西方14世紀就普及了有著復雜工藝的玻璃制品，中國人卻仍在捏土坯燒瓦罐。可見中國由古至今壹直在木頭、皮草、泥土制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無法與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臘壹脈相承而來的科技水平相匹敵。所以說西方文明從古至今都優於華夏文明，這是不容置疑的。
中國落後，是因為愚昧；中國愚昧，是因為喪失了理性；中國喪失了理性，是因為不懂得邏輯思維，不懂得自由平等，在專制的恐怖下喪失了理性思維能力。壹個不會理性思維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贏得其他民族的尊重！
中國落後，是因為野蠻；中國野蠻，是因為喪失了天理良心，喪失了對神的信仰。中國喪失了良心，是因為不知道生命神聖，在苦難的折磨下喪失了愛的能力。壹個不懂得珍愛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強之路！
中國的教育是失敗的；因為中國的學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說成是追求“先進”，權力崇拜，維護權勢，幫窮人有啥好處？輕視弱者的生命，說被軋死的人是闖了紅燈，連起碼的悲憫心都沒有，甚至為生命的喪失而幸災樂禍，何來良心？何來理性？
專制體制、背離上帝是中國文化野蠻的主因。在專制政治下，人們絕對沒有思想的自由、也沒有批判的權利。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人類如何能擁有真正的獨立創造、客觀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識？只要中國不斷持續專制體制，中國文化就不具有獨立自主與自由創造力的可能。只要專制體制仍然存在，就意味著中國文明的沈淪。中國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變文明沈淪的命運，首先必須推翻專制政權，否則永遠無法挽救中國文明沈淪的命運。
3．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壹直不受任何約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可憐老百姓受盡欺壓淩辱，即使引頸受戮，亦要感謝皇恩浩蕩。朝廷只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壹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沈湎於皇帝、明君、聖人，陶醉於“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於是，愚氓遍地，專制統治得以維持。
有人說：中華民族充滿了阿Q，從上到下，從政府官員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標準的阿Q；不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時曹劌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術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這是因為，壹個人騙人騙久了，不知不覺自己也會當了自已的當。統治者借以愚民的文字語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為真了，結果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愚蠢了。
愚蠢到不知道什麽叫平等、什麽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麽叫智慧、什麽叫聰明、什麽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沒有認識到自己愚蠢。
中國人的愚蠢是專制造成的。妳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說是馬；妳明明聽到了悲慘的聲音，他偏要歌功頌德。妳只能順他的意，否則就要誅九族；或者妳裝聾作啞逃過壹劫，這叫“難得糊塗”。結果，中華民族消滅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隸、成了阿Q。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人怎能不愚昧？壹個民族的墮落從關閉大腦開始，壹個不能自由思考、象豬壹樣生存的民族怎能聰明起來？
在專制社會，人們在“聽話、敬上”的教條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識不到平等博愛；他們只知道等級、特權和服從，“人上人”的帝王意識根深蒂固，把野蠻當文明，理性被關閉，人們普遍愚昧，社會在腐敗貧困中崩潰倒退、再崩潰再倒退。
如果從文化環境的角度分析中共政權長期存在的原因，就會發覺東亞大陸的文化環境為中共政權提供了生存土壤，分析東亞大陸的文化環境的本質已經成為民運人士不可迴避的事情。
愚民思維方式
1．天崇拜的起源
範文瀾綜合了史書記載的傳說後認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壹支，自西方遊牧先入中部”，慢慢開始農耕。羌族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西戎族，還孕育了漢族、黨項、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參與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據有的專家研究，單音節有聲調的漢藏語系就發源於單音節的古羌語。
例如，現在用得最濫的“美”字就是這樣，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組合而成。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美……從羊，從大羊。”徐鉉註釋道：“羊大則美，故從大。”可見華夏先祖的審美觀是遊牧人唯物主義的審美觀。
在炎帝進入中原之後，傳說中的南方“獸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九黎族驅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聯合黃帝族，共同打敗蚩尤，地點在涿鹿；後來黃帝與炎帝三次大戰發生在阪泉。上古時期涿鹿、懷來、媯河和燕山地區是遊牧民族的地盤。後來，黃帝又定都於涿鹿。最後，黃帝葉落歸根，“黃帝崩，葬橋山”，而橋山更是地處西北。炎黃二帝起源於西北遊牧族和遊牧區，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遊牧民族的“騰格裏”。《史記》說，軒轅黃帝擒殺蚩尤以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
《草原帝國》的作者、法國研究亞洲史的泰鬥勒尼.格魯塞說，“匈奴人於公元第三世紀後半期時組成了壹個統壹的和強有力的民族。他們的首領被稱作單於，這稱號的全文譯音為撐梨孤塗單於，漢文內譯作‘天子’，撐梨為突厥——蒙古語字根，它顯明的是突厥字與蒙古字‘騰格裏’（天）的譯音”。從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騰格裏。在黃帝時期的西北遊牧族就崇拜騰格裏，要不當時的各部族就不會把黃帝尊為天子了。騰格裏崇拜和天子這壹稱號都來自上古時期的西北遊牧族。原來華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黃二帝從草原老家和遊牧祖先那兒帶到華夏來的。
2．日崇拜
春秋時晉人伯瑕認為日食是“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影響最大的因日食而下詔自責的當屬漢文帝。公元前178年，日食之後文帝下詔：“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壹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漢文帝把日食原因歸咎自己，並廣泛征求進諫者，他成為後世帝王遇到重大災異時下“罪已詔”先例。
日食，表示君主受到了侵犯，或是說明有人搞陰謀詭計，在皇帝背後搗鬼。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中寫道：“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能夠搞陰謀的人往往是親近大臣，所以漢代常常為日食免去宰相壹級官員的職務，甚至把他們處死。
黃初二年六月，日食發生。負責官員將此事上報文帝曹丕，要求按舊例罷免太尉以避災。此時的太尉是老臣賈詡。賈詡在曹丕做太子壹事上立有大功，而且還因賈詡的深謀遠慮對鞏固帝位大有用場。這黃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稱帝的第二年，政局還未穩定，不能因壹個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賈詡。所以，曹丕聽完報告，下詔說：“上天降下災異，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過於下級官員，這不是聖人的做法。文武官員們，大家小心盡職吧！以後凡有此類警告，絕不歸罪妳們。”曹丕這紙罪己詔書，不僅保住了賈詡，而且也為自己買下了美名。
太子石宣驕奢淫逸，大造宮殿，役使民工數萬之多，百姓怨聲載道。禁軍領軍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對太子的行為加以阻止，但因此卻開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現了“熒惑守房”的星象。“熒惑”就是現在所說的火星。火星本呈紅色，亮度常有變化，行蹤忽東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稱火星為“熒惑”。所謂“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壹，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稱為“天王布政之宮”。他們以為，反復無常的“熒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石宣要借這天象除掉王朗，於是就收買負責天文星象的太史令趙攬，要趙攬向皇帝石虎進言，就說要想逢兇化吉，必須“以貴臣王姓者當之”。當石虎問“這王姓都是誰”時，趙攬脫口而出，說：“王姓大臣中最尊貴的，莫過於王朗了”。石虎不同意，要趙攬再舉出個次壹等的。趙攬無奈，只好再舉個次壹等的中書監王波。於是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通過星象師之手，災禍就轉嫁到了茫然無知的王波頭上。
遠古的人們認為，日食就是太陽被某種動物吞食，就象猛獸食人壹樣，所以叫日食。他們每逢這時就進行救援，敲鑼打鼓，弄出各種聲響，要嚇退野獸。大約從夏代開始救護日食就成了國家禮制的壹部分。每到這壹天，就在國家舉行重大祭祀的場所敲鑼打鼓，向神獻祭。假若正在舉行重要會議，也必須停止，因為這是壹個危難時刻。“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護，“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傳正義》），即不以其君為君，這樣的罪名誰敢擔當？
《全唐文》卷410中對舉報私藏天文書籍者，給予升官或五百貫賞錢。對民間私習天文者給予流放、充軍甚至死罪的懲罰。明太祖朱元璋還規定只允許有世襲權利的人學習天文。青年學者江曉原在《天學真原》中認為，中國古代天學“在上古是王權的來源，到後世是王權的象征，因此，如果誰打破了天學的壟斷，就意味著王權受到挑戰並被削弱。……天命的確認（王權的確立），除了依靠經濟、軍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資本是天學。”
日食是上天對皇帝的某種警告。這或許是因為大臣搗鬼，也或許是因為皇帝自己有什麽錯誤。如有過錯，就要認真反省，改正錯誤。假如歷法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人們就會說那是因為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於是就要慶賀。唐玄宗時有兩次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壹次是因為在中國看不到，壹次是剛開始日食，太陽就落山了。但天文學家壹行告訴玄宗說：這是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
3．“天人合壹”的專制類比思維
要弄清“天人合壹”的含義，關鍵是弄清“天人合壹”中“天”的意義。《四庫全書》中有200余條表述“天人合壹”的材料。“天”包含著如下內容：天是可以與人發生感應關系的存在；天是賦予人以吉兇禍福的存在；天是人們敬畏、事奉的對象；天是主宰人、特別是主宰王朝命運的存在（天命之天）；天是賦予人仁義禮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為自然界，認為“天人合壹”就是“人與自然合壹”的內容，則壹條也沒有找到。
古代的“天人合壹”的“天”並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神秘；“天”按最早的字書《說文》的解釋，表示至高無上。“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天”就是這個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現，是壹個頭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見下圖 ，據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705）。最初的意思僅僅是用來表示人的頭頂。殷商人特別崇拜鬼神，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主宰被設想住在天上， 但在甲骨文中是用“帝”來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認為，那時的人似乎還沒有把頭上的整個空間明確地看成壹個系統。
周武王伐商誓師時責備紂王“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他這是執行天的命令來了。三篇誓詞，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現了十九次（《周書·泰誓》）。
周戰勝了商，成為中國新的統治者，“天”也成了宇宙萬物的最高權威，道德的最後裁判，後世無不奉行。
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嬴政在中國歷史上第壹個自稱皇帝，他命工匠將李斯寫下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刻在滅趙國時得到的和氏璧上，作為他的傳國璽。從此這塊石頭便成了神聖之物， 後來被想當皇帝的野心家爭來奪去，以為得到這塊傳國璽，自己便也“受命於天”，即從天那裏得到統治萬民的合法性了。皇帝被稱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屬於皇帝壹人的家產，任他予取予奪，“天經地義”。
所以劉邦和朱溫當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農民的父兄誇耀，妳看我置的家業有多大！臣下也跟著呼萬歲。別說皇帝，晁蓋和宋江占山為王，也是打的“替天行道”的旗子。
當人們處於絕望之際，常常會呼喊“天啦！”“蒼天在上！”，“天”成了他最後的希望。這個精神世界之天比自然界之天更是無所不在地滲透在中國人的生活中。
《易經》開宗第壹章有壹句話，“天垂象，見吉兇，聖人則之。”（系詞上篇）這是說人間的倫理秩序，道德規範都是天規定的，體現在自然之天所顯示的現象中，而天象的變異則預示著禍或福將降臨人間，以後就成了中國人認識世界和行事的準則。天成了和人壹樣有思想意誌、喜怒哀樂、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
董仲舒雲：“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壹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即：天是有喜怒哀樂的天，可以和人感應、能夠給人以吉兇禍福的天。
那時的人們知道，物與物在不接觸的情況下是可以發生感應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鐵，琴弦可以共振等等。感應的發生是由“氣”在做中介。感應的發生是有條件的，比如磁石可吸鐵，但不吸銅；琴弦的共振，也是宮弦和宮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鳴牛應、馬鳴馬應壹樣。於是得出結論：只有同類的事物可以互相感應。
董仲舒為論證天人可以感應，首先需要論證天人同類。他論證說“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人是天按自己的樣式制造出來的。譬如，天是圓的，所以人的頭圓；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腳方。人為什麽有兩只眼？因為天有日月；人為什麽有四肢？因為天有四季；人為什麽有喜怒哀樂？因為天有陰晴。天有360日，人的骨頭有360節。由此建構了壹套完整的確認皇帝應當“法天而治”的理論。
董仲舒講：“三”代表了天、地、人，“1”是把握、參悟；“王”就是掌握了天、地、人規律的聖人，是無所不知的聖王。“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蝕），星辰不隕，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處，深淵不涸”。
它壹方面樹立了君權神授的地位；另壹方面強調不可違逆天的意誌，否則必有禍殃。他告誡人君，如果善待百姓，把國家治理得好，上天就會降下祥瑞；黃河清，彩雲現，禾生雙穗等等則是祥瑞。相反，上天就會發出警告，直至給以懲罰，“自絕於天”會失去權位、改朝換代。日蝕、月蝕、隕石墜落、花木不合時令的開放或生長，都被視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泛濫或久旱不雨、蝗蟲蜂起，不只是警告同時也是上天在施行懲罰了。
自然界出現不尋常的現象，被認為是人事的影響，這種影響並非說人類活動破壞了植被，汙染了河流土壤之類的影響，而是指因為周幽王寵信了褒似導致歧山發生了地震。這種基於“天人合壹”的“天人感應”，將自然界的變動看成是上天在傳遞某種神秘的信息。因此董仲舒的“天人合壹”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誌的神。
董仲舒的原想讓皇帝因敬畏上天，也不得不對自己殘虐百姓的行為有所收斂，但實際上難以收效。因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有壹套自欺欺人的消災彌禍的所謂禳解辦法，如用祭祀以賄賂天地神靈；將責任推給臣下，讓他們當替罪羊；讓和尚道士給冤死者念經“超度”等 。災害發生，受災的仍是老百姓，腐敗的統治者照樣腐敗並心安理得。
董仲舒認為“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就該“受命於天子”。“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白虎通》卷壹）。“蓋聞天生民，不能相理，為之君，使司牧之”。也就是說人民生來就不能自主、自理，必須由天父地母的王者來管理、來恩賜。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貴賤之分，在下者應當服從在上者，也就合於宇宙的公理。
“天人合壹”把統治者地位神聖化、絕對化、永恒化；如果誰敢反抗專制統治，就是“天理難容”，身首異處；“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皇帝是“奉天承運”，所謂天人合壹，說到底，仍是為鞏固皇權服務。
按照這種“天人合壹”的邏輯，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也是沒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間，就在學者們的心；坐在那裏冥思苦想，就是格物，也可以致知了。
如發大水是“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誌，故湧水為災。”因為“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就要鬧水災，而小人屬陰。
鬧蝗蟲，那原因在《易傳》上有：“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征篇》說的更具體：“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這種思維方式擴散到民間，便成了天上落下壹顆星，地上就要死壹個人，帝王上應天星不說，他的文臣武將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萬物皆有靈性，不僅人能修煉成仙，狐貍也能成精，石頭也可通靈，雷公電母，財神瘟神等眾多與人的安危禍福相關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個把他們供奉起來。鬧旱災了，禁屠宰、關南門、求龍王；出現瘟疫，請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壇神；有人亡故，請陰陽找風水寶地埋葬 ，以求多福多壽多子孫……直到到民國時期仍是常有的事。
最早使用“天人合壹”概念的，現在能查到的出處是宋代張載的《正蒙》。和張載同時的程頤就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遺書·卷六》）。張的“合壹”，程的“無二”，其內容是說，天人同此壹氣，或同此壹理，人的仁義禮智本性乃是天的賦予。在他們的著作中，這個賦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壹個人們必須敬事的天，是壹個可以和人感應的天，是可以給人以吉兇禍福的天。
周敦頤的《太極圖》，邵雍的先天圖，被認為是講述天人合壹思想的代表作。那裏講“仁義禮智”是天所賦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國化了的佛家、法家、陰陽家、兵家、農家、醫家，以至風水、氣功、武術、房中術……”都把“天人合壹”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李先生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小傳統，並說：“近代以來，中國大傳統中的“天人合壹”說已經大大式微，但是在小傳統中近年卻不但重新擡頭，而且日見流行”。小傳統中的“天人合壹”，各式各樣，臺灣的宋七力組織了個“天人合壹研究會”，並不研究什麽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來顯示他的“天人合壹”境界。道家思想雖然因為提倡無為而治，比儒教思想進步了很多，仍然無法支撐起中國的民主化。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隆籠蓋四野”。這是自然之天了。中國人很註意對這個自然之天的觀察，留下豐富的記錄。可惜沒能把天作為壹種獨立的自然現象去研究，而是把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壹起，簡單地說就是“天人不分”。
中國因為天人不分，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得不到理性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處理。
秦始皇自以為權力為天所授，便可以淩駕於自然之上而為所欲為。南巡至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紅色的土壤，作為對山神的懲罰；壹次夢見與海神戰，解夢的方士說海神是看不見的，但要有大魚、蛟、龍出現，就表示他在那裏了，於是出海去找尋，在山東之罘見巨魚，自用連弩射殺。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壹”的，而且身體力行，為修煉成水火不進，能淩雲氣與天地長久的“真人”，動用70多萬人修阿房宮，因為“真人”需要住這樣復雜深沈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裏。為此，四川、湖北的許多山頭被砍光了。
秦始皇築長城是信了“亡秦者胡”的預言，還有修馳道要求筆直，塹山堙谷。這些工程，對環境的破壞是巨大的。秦始皇幹出的壹些事，比唐吉訶德還令人哭笑不得。
武則天下令百花在冬天齊放，當然是編出來的故事，說明“天人合壹”並不尊重自然。某些人自詡中國文化不與自然作對，而是追求“天人合壹”，那是紙面的東西，不是實際。
實際是，中國的土地上許多山頭早就是童山濯濯，黃河下遊因泥沙淤積成為“懸河”，舉世無雙；而且長江也在步黃河後塵。“天人合壹”在哪裏呢？樓蘭古國成為荒漠廢墟；就是因為天人不分，不能了解自然所致。以為天下就是自己目光所及那個範圍，自以為居天下之中，可以關起門來過日子，各人自掃門前雪，這難道是對自然的總體認識？倒是西方把自然作為獨立的對象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種自然現象之間，產生了科學。
人類的活動對萬物的變化是有影響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寵信褒似就會導致地震的因果關系。“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這是清朝時在黑龍江西邊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堅如盤石，安如泰山是習慣的認識。泰山其實在不斷升高，也因受風化剝蝕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精華與糟粕並不是機械性地混合在壹起，可以簡單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華。僅僅籠統地高喊回歸“天人合壹”，恐怕對急需民主化的中國有害而無益。這種對天的崇拜雖然讓東亞大陸的古代皇帝因為敬畏老天爺所以比中共官員更有底線，但是卻仍然造就了東亞大陸的愚昧，阻礙了東亞大陸的思想啟蒙。
4．語言落後和思維邏輯缺乏
林語堂認為，漢語是詩的語言，它朦朧、隱晦、簡練、隨意，具有跳躍性、整體性，它重意境、暗示、象征、音韻，因此，幾乎隨便幾個漢字組合在壹起，都能構成壹首詩。但是，漢語的這些特征與科學描述的精確性是相悖的，所以，漢語不是研究科學的語言。中國文化是詩的文化，不是科學的文化。
從語言上看，古漢語屬於人類的早期語言，語言的模糊必然導致思想的模糊，中國語言逐漸走向了單音化的道路，詩歌散文瑯瑯上口，思想卻蒼白空洞。語言中沒有時態、語態，語法跟嬰兒語言壹樣簡單，連件事情都說不清楚，妳能期望他們有獨立的人格，像個貴族壹樣互相尊重？不可能。語言沒有說服力，只能用暴力來說服了，啞巴急了幹什麽？
西方在2000多年前就有語法著作，中國人學語言壹直很倉促，語法、標點符號是在西方入侵後才引進的。西方語言的語法規則較復雜，中國語言就沒有西方語言中的因時間、單復數、人稱和語氣的變化而導致的動詞的變化，漢語很簡單[沒多少語法規則]，漢字很難。這樣，西方的小孩掌握語言的過程就是掌握語法規則的過程，從小就產生了守規則的意識，這為守法奠定了基礎；漢語的規則少，會說漢話產生不了規則意識；漢字的筆劃多，難寫；同音字多，難記；又是正楷字、又是各種不同類型的草字，把人都弄糊塗了，產生不了遵紀守法的規則意識，只會產生狡猾崇拜[所謂的書法藝術]。
比較同時期的希臘、印度和波斯文明，就可以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流派，在思維深度、邏輯嚴密程度上，都差得很遠。譬如：2000多年前古希臘就有邏輯學、語法學；印度2000多年前也有了語法學。中國壹直無邏輯學、語法學，不知道思維的規律；語法學是1840年後引進的。中國禪宗拋棄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邏輯理論；道、禪皆主張直覺。中國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征、暗示、零散的思維，莊子、韓非子則以寓言、故事“論證”其哲學，《論語》、《老子》、禪宗語錄等只是格言警句式的思想火花的匯合。
邏輯即人類的語言規律、思維規律，進而萬事萬物發生、發展、進化的規律。形式邏輯最重要的第壹條的規律就是同壹律。同壹律就是人與人之間尋找共同的語言，有了共同語言之後，才會進壹步對事物之間的關系進行討論，沒有共同語言壹切都是白搭。不要把同壹和統壹完全等同起來[那是列寧搞的]，壹等同起來就是為極權專制服務
中國人根本問題是沒有遵守同壹律。對他人嚴，對自己松；對上級拼命的吹捧，對下屬、貧民，就百般刁難。在他們的心中永遠沒有平等，他們只有強盜邏輯和法西斯邏輯。有人鼓吹“不平等是人類發展的動力”，真是反人類的奇聞！動物世界是不平等的世界，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人類社會是追求平等的社會的前提是人有正確的形式邏輯思維,否則就會搞類比推理，把人當牛當馬當豬當磚頭當螺絲釘，最後必然走向文革似的非人社會！
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思維方式帶有嬰兒時期的直觀性和不成熟性，缺乏成年人時期的成熟思維能力。林思雲說：中國人的大腦成長速度異常緩慢，20歲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還不及10歲西方兒童的水平。如果壹個成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兒的水平上，在醫學上就被稱為精神障礙者。按照西方的標準，大部分中國人都應該算作輕度精神病患者。
5．忽視細節的原始思維
長於分析、註重細節、註重個體的精密思維與民主相關，囫圇吞棗的整體主義的粗糙思維與專制相連。譬如；西方人寫通信地址是先寫自己的門牌號，再寫村、鎮、縣等名稱；中國人卻相反。在時間上，西方人是日月年，中國是年月日。在姓名上，西方人先名後姓，中國人先姓後名，而且中國人特別強調姓。
美術：如斷臂的愛與美之神維納斯、蒙納麗莎夢壹般的神秘微笑都以細節見長；中國的《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大場面，很符合中國人自大的心理。小說：西方小說的心理描寫十分的詳細，中國的小說都是壹些大場面，缺乏細節描寫。荷馬史詩就有詳細的心理描寫，《三國演義》心理描寫就差得多。
壹位牧師曾問壹位鐘表行家：“妳知道為什麽最好的手表是日內瓦生產的嗎？”行家答曰：“不知道。”“因為日內瓦有加爾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師說。“因為基督教非常嚴謹和註重細節的投入，使日內瓦的工匠們生產出了最精確的手表。”
當亞運會在廣島結束的時候，六萬人的會場上竟沒有壹張廢紙。全世界的報紙都驚嘆：“可敬的日本民族！”因為沒壹張廢紙，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壹”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的人們散去後，滿地的廢紙，到處亂刮！外國人壹看就認為：中國要同日本比，還差得遠呢！萬事從小事做起。哪次飛機失事不都是因為壹節油管不通、壹個輪胎放不下來才失事的？
中國人忽視細節的整體主義思維習慣，妨礙了真理的發現，導致了技術的落後，使人陷入了“上智下愚”的專制主義的困境。
6．沒有超越的血緣性的狹隘思維
中國沒有超越世俗的思考，沒有多少高深的理論。孔子註重“人倫”和“事功”，他的學問集中在如何處理人際關系上以及具體成事上（“事統”），並不教導學生以對知識的抽象興趣，他不願意像蘇格拉底那樣以討論超越人倫事功之物為使命。
人文思考從根基處說是壹種抽象的玄思，它的根本性觀念是從人類（the human race）的角度來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會有超越性問題：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關系、人和神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它把人作為類來思考，超越具體人倫事功，超越有限的存在。“人文”是以古希臘思想及其方式為根基的。
中國搞幾千年的“以孝治天下”。中國人的“禮”和“孝”最初都是維護血統的純正，以後轉化為對等級的強調。“孝”就是血統論，就是不講是非正義[父子相隱]，就是神化祖宗家長，搞“祖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因此，中國人的思維缺乏中立性超越性。
有人鼓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合於自由平等要求的。其實，這是曲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以“孝”道為基礎。離開了孝的背景解釋壹通，必然得出壹個假結論。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歡的東西或事物，我不會施給妳。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實不然。由於孝道的作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變成了“父不喜歡的，子就必須不喜歡；父喜歡的，子不能反對甚至必須接受”。這就陷入了專制愚昧的泥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做不到的，孝道使它無用，強權使它虛偽。譬如：孟子不喜歡別人罵他，那末他就不應罵人；他怎麽罵反對他的人是“禽獸”呢？孔子不喜歡別人殺他，他就不應殺人；他為什麽亂殺少正卯呢?
有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平等的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平等的人，哪會有處理平等人之間的關系準則。
我不欲不等於人不欲，我所不欲可能是人所不欲，也可能是人所欲。“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我不喜歡吃蘿蔔，而我的兒子卻喜歡吃蘿蔔；難道就因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名言，就不給我兒子吃嗎？
孔子提倡“仁”，並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當官後,“達”的是自己的親朋好友，是赤裸裸的腐敗。推己及人的處世觀，強調的是“己”，而不是公義。什麽都用“我”來做標準，用“我”來衡量壹切，這就陷入了“唯我獨尊”的“定於壹”的專制邏輯。孔子思維的根本錯誤就是“以己推人”，這必然導致“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和“唯利是圖”的假仁假義主義以及“唯祖是從”的復古主義。
泰勒斯 (前625年～前547年)說：“不要做妳討厭別人做的事情”。有人說，這和中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西方宗教的教義說：“無論何事，妳願意人家怎樣待妳，妳也要怎樣待人”。如果別人不願意，那麽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麽不妨聽之任之，而不要認為他錯了。
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不是根據“欲、不欲”和“施、不施”來劃分的，而是根據是否侵犯人權來劃分。人們行為的正義標準只能是蘊涵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當代社會的絕對標準就是人權。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人權公約，各國人民和政府都應遵守，不能違反。否則，就成了野蠻的國家。
孔子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說教只適合於三歲兒童的理解力，經過2000多年，中華民族的思維水平還停留在幼兒園階段，實在可悲!
1911年的革命已經使傳統社會崩潰，儒家的唯我獨尊的專制地位也隨之崩潰。儒家的運轉體系也隨之死亡，但儒家的專制思想仍然影響著人們。1949後，中東歐的專制文化——馬克思列寧主義取代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壹般認為：儒家學派已在文革中被徹底整死了。
當代的儒家信徒否認儒家的專制思想。如果儒家沒有專制思想，專制的皇帝會獨尊儒家嗎？應該說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專制思想，不過是用虛偽的“仁”進行了包裝。
在人權時代，專制的東西肯定沒有用了，用它只會阻礙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儒家信徒總會舉壹些片言之語來說明儒家沒有專制性，那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就是專制思維，就象蛇毒對蛇不是毒而是寶壹樣。
壹棵大樹被天牛咬死，並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將樹幹中輸送養份的管道切斷了，使得整個系統不能運轉。同樣，貪官汙吏造成社會動蕩並不是由於他們貪汙了多少錢財，而是由於他們破壞社會公正、破壞經濟運行、破壞了政府職能的運轉，使得社會、經濟、政府這些系統趨於崩潰。而且貪官汙吏的級別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獨裁者發昏破壞整個系統，崩潰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楊廣、蒙古皇帝、毛澤東等。
當壹個人咽下最後壹口氣後的壹段時間內，渾身壹百萬億個細胞，壹定“絕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還是好的，所以醫院可以作移植手術，個人也可以預先立遺囑捐贈器官，更不要說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蓋帽和白大卦對“大多數是好的”這壹教導的活學活用了。不過，“大部份是好的”並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實(無論采用腦死亡還是什麽別的標準)。
而且器官移植必須爭分奪秒，否則就是100%地壞了。儒家運轉體系在1911年死亡時候，“器官移植”也失敗了，因此儒家也就100%地壞了。
所以，對儒家思想必須采取壹票否決制，凡是專制反人權就是壞的。譬如：孝道就是剝奪了子女的人權；“父子相隱”包庇盜竊、侵犯了他人財產權，既虛偽又貪婪更不道德。所以儒家思想從總體說就是壞的。
房子塌了，當然不能住了，要廢物利用拿幾塊磚當然是可以的。儒家就是那塌了的房子，“取其精華”不過是“廢物利用”罷了。
既然可利用儒家的元素，為什麽不能利用西方的元素呢？這是因為儒家信徒搞血統論。有人甚至講“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凡是非祖宗就是壞的”。這是典型的不講是非的血統論，是阿Q的表現！
有人狡辯說不是“血統論”，是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代的人，難道我們發瘋了嗎？我們又不是古代人，人們為什麼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人，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出的“精華”能為今天所用嗎？
人們既然是要用古人的東西，當然是用當代的標準來衡量它們是否能為我所用。用古代的標準來支配人們的言行的話，人們就成了古人的奴隸！這樣壹來，中國就毫無希望了。
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
中國文化的源頭《易經》壹開始就充滿了神秘主義、感性、反理性的特征，並全面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和各個流派，也是現在中國最大的偽科學——中醫的指導思想的根源，壹直到現在還在毒害人類、迷惑人心。它只不過是壹本原始時代的算命書而已，巫術迷信的弱智產物。到現在人們仍在為它裏面那些弱智囈語的確切含義爭論不休，但並不防礙中國的江湖騙子，“國學專家”“民間科學家”利用它來裝神弄鬼，毒害欺騙民眾。
在某些研究者看來，凡是科學已經發現的壹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學尚未發現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著我們去發現。因此，有人宣稱，依賴《周易》，中國將稱霸世界；《周易》將使21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科學易”研究的成果之壹，就是《周易》中的算命術也成了科學：預測學。有人認為用《周易》可以預測地震。
在這樣的背景下，楊振寧說，《周易》中沒有人們所說的那些科學成果，《周易》也不是促進科學發展的動力，甚至還起到了阻礙的作用。他說：“徐光啟第壹個翻譯了《幾何原本》，歐幾裏德的幾何學是人類史上壹大貢獻，第壹次把推演法規律化，推演法對於近代科學產生的影響無法估量。徐光啟翻譯後了解到，推演法的壹個精髓就是欲前後更置不可得。就是壹條壹條推論不能次序顛倒，這跟中國傳統不壹樣。可惜徐光啟的譯著只翻譯了前六章。沒在中國產生應有的影響，所以推演法沒在中國生根”。
愛因斯坦說，科學的基礎有二：壹是希臘發明的形式的邏輯，壹是文藝復興中發現的實驗獲得因果的方法。中國缺少這兩項，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科學。不存在中國古代科學曾經領先的問題（《愛因斯坦文集》）。科學和技術之外，還有“科學技術”。後者是由科學推導出來的技術，是經驗積累所不能達到的技術。例如無線電技術，是電磁理論的產物。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技術，都是來自經驗的技術，不是科學。
馬克思說過：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確實，我們在中國的思想典籍裏面看不到有什麽思辨色彩的東西，只有零零散散壹些裝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實則弱智的格言。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文化百花齊放的繁榮時期，這只能在中國內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壹比較，諸子百家（也就幾個思想流派）的思想內容實在貧乏弱智得很。
孔門智慧自古以家事言國事，以父子喻君臣，以家政推及國政。修身可以齊家，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打比方可以，但在實踐中卻行不通。原因很簡單，國政的復雜性與家政不可同日而語，就象擺地攤的經驗不能用來管理大公司壹樣，家政經驗不可能用來成功地治理由無數家族組成的王國、帝國或共和國。
儒家所說的“知”僅指道德修養、人際關系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識以及理性和邏輯等。孔子的知識面也很狹窄，樊遲壹個日常的農業問題就可以把他“問倒”，更不用說列子提出的“辯日”之類的天文知識，與他“同時代”的西方哲學家亞裏斯多德，其學術幾乎是孔子的十數倍，而這樣的壹個“術業了了”的家夥居然在中國成了“聖人”。
第壹個系統研究東方學術的西方哲學家黑格爾說：在我國的歷史上，像孔子這樣的“思想家”俯拾皆是。他評價孔子學說是壹種常識道德，任何壹個民族都能找到這種常識道德，甚至還要更好，比如西塞羅的《政治義務論》，便是壹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書的內容豐富而且更好。這壹評論已為孔夫子簡單膚淺的“思想”蓋棺定論了。
古希臘的諸子視野廣闊得多，對靈魂、神靈、邏輯、藝術、自然、社會等都有探討。公元前6世紀的畢達哥拉斯提出球形大地說，是基於對幾何現象、力學現象和熱力現象的反復觀察和論證。公元前3世紀的埃拉托色尼用幾何的方法巧妙地算出地球的周長，並提出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面，創立經緯網，繪制出基於大地球形說和經緯網原理的世界地圖。阿基米得發現了浮力定理，計算球體，園錐體和其它立體的計算公式，並在深刻理解杠桿原理的基礎上，發明螺旋提水機械和使羅馬海軍潰不成軍的撼船機械。
諸子百家的學說，基本上都是關於倫理道德等感性思維方面的學說，與西方哲學相比，顯得粗糙而膚淺。孔孟老莊的東西，大部分都是語言含混的諺語類的東西，只能算做社會思想而不能算做哲學。很多東西可以有多種結論和闡釋，沒有嚴謹的科學性。和宗教相比較，他們沒有壹套完整的世界觀體系，只能屬於亞宗教形態的東西。至於如何建構其社會理想，則成了沒有絲毫方寸可言的思維混亂的大雜燴。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維水平的人，從而可以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壹位思想家。
翻開先秦諸子的著作，隨便就可使看到對科學的排斥。如道家認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莊子.天地》講在漢陰有壹個不用人們常用的汲水工具，在井邊挖壹個邪的隧道，抱著瓦罐汲水澆園，“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當子貢表示疑問時，他還講出壹大堆玄理。
儒家的《禮記》雲：“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眾者，殺”。馮友蘭曾總結說：“中國曾經有不少的創造發明，但是我們常常看到，他們不是受到鼓勵，而是受到阻撓”。
亞裏斯多德著有《形而上學》、《工具論》、《倫理學》、《政治學》、《詩學》、《修辭學》等書，他把知識分為理論、實踐、創作三大類，提出十大哲學範疇，研究了物體的運動、形式邏輯等，建立了多個新學科，他是希臘智慧的傑出代表。古希臘的哲人們在人類歷史上第壹次系統地涉及了物理、數學、天文、幾何、邏輯和政治學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論，形成壹個科學思維的傳統。他們實際上已經初步懂得用試驗的辦法從事發明創造。近現代西方思維創造力的原創基因不在別處，就在希臘哲學。
李慎之說：“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臘文化從文明發軔的‘軸心時代’開始就有科學與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壹概沒有。這已是世界史的常識。為什麽說中國沒有科學？理由十分簡單。第壹，中國沒有按嚴格的邏輯推理發展出壹套科學理論繩繩相繼，日新又新。第二，中國沒有發展出以數學作為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祖沖之推算出來的圓周率的精確度據說比歐洲人早了幾百年，…但中國從來沒有幾何學。”
有壹個歷史事實證明了各文化間的優劣：那就是，希臘文化曾深刻地影響了印度文化，而印度文化繼而又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化，這種影響在三者間基本上是單向的，沒有反向的影響。孰優孰劣，高下立判。中國早期思想文化的貧乏弱智決定了它以後難有更大發展的空間，在這之後兩千多年裏，後代人反復地在這些弱智思想裏面兜圈子，不能推陳出新。雖然也出現過程朱理學這樣的重新包裝，只是使它變得更壞，而不是更好。
壹種愚蠢的說法是：因為妳們西方人偷走了我們的文明成果，妳們才成功的（所謂“四大發明”等神話）。中國文化從壹開始就不可能演變為現代文明的。
中國不是輸在近百年，而是從起跑線上就差了4000年。從起點上，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經高出春秋戰國的君主制壹個層次；希臘科學理性精神、邏輯學的創造，又高出古中國從《易經》衍生出來的感性思維文化壹個層次；基督教博愛、懺悔、救贖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為臣綱的專制主義壹個層次；文藝復興的天賦人權、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動的中國文化壹個層次；近代科學的誕生、工業革命，又壹次把仍然在落後的農業文化中做低級循環的中國拉下了兩個層次。到了現代，西方民主體制人權高於主權的超越性認識，又高出中國半封建集權專制不止壹兩個層次。
這樣累加下來，西方文明已經高出中國文化七八個層次。不客氣地說，中國文化實在是壹個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當得起“博大精深”這四個字，其它不論何種文化，包括中國文化與其相比，是毫米與光年之間的差距，是石器時代的石斧與宇宙飛船之間的分別，根本不在壹個數量級上。
波普爾說：“西方文明卻是整個人類歷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義的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具有最大的改進能力。”而中國文化註定了永遠做不到這壹點。
全民皆愚
1．百事不如人
1935年正當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創刊兩周年之際，壹位筆名叫“壽生”的北大學生寄來壹篇文章，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後於日本，只不過因為中國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因而接受性較為遲緩，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膚淺，只會壹味摹仿。只要中國恢復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幹，就可以復興。壽生的看法，在當時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適以為，這樣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與反省》壹文，指出壽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惡習是最要不得的。創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時的壹點新花樣。日本不僅善於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偉大創造，成績遠勝於中華文明。我們到了今天，若是還看不見日本文化的長處，反而抹煞事實，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胡適批評了民族自大狂，他說中國人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壹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胡適說：“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我們文化的貧乏。尤其是造型美術和算學兩方面，我們不能不低頭愧汗。《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裏得和孟子先後同時，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已落後太多！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
試舉壹個例子：歐洲有三個1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5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扳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上無不足以單獨成壹系統’，究竟都是些使我們擡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壹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芒究竟照到哪裏去了？”
胡適的文章引來不少人寫文章反駁，反駁的論據大多是人們熟悉的。
反駁之壹，中國的文化並不僅僅是“小腳、太監、姨太太”，中國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向上的力量。中國既要學習西方科學文明，也要發揚中國優秀的文化。正是這些優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樂的西方物質文明沖擊下失落了，才使得中國走入岐途，墮落了。
對此，胡適再撰《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指出這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作為道德品質，不過是人類共有的理想，不屬於哪個民族所特有。考察壹種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樣來實踐這些理想。如果沒有作法，沒有熱力，再好聽的理想，只是壹些空名詞而已。
在中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好名詞，不曾阻止“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的監獄、扳子夾棍的法庭”的存在。後者的崩潰，全不是程顥、朱熹等聖人的功勞，乃是與歐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們相形之下太難堪了，這些東方文明的罪孽方才逐漸崩潰的。說我們這七八十年來走入迷途、墮落了，是無稽的誣告。在幾十年中，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壹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這是“向上”，不是墮落！
胡適沈痛地說，可惜我們向上得還很不夠。八股廢除了，但八股訓練的思維習慣還流毒無窮。“小腳逐漸絕跡了，夾棍扳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於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裏。今日還是壹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談不上仁愛和平了。”
中國人只有放棄壹切本不該有的傲慢心態，承認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進，虛心地重新書寫被盲目放大了的歷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態面對西方文明，學習西方文明。胡適說：“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惰性已盡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著妳們少年人去擔心。妳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中華民族只有洗心革面，深化改革，重鑄國魂，再造制度，中華民族才有希望。
2．中華民族三百年前不是優秀民族
判斷壹個民族優劣的標準是什麽？在追求“現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現代化的標準：壹是看該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二是看該民族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創新的機能，四是看其社會是否健康、文明、正義。從這四個方面來看，中華民族確實存在著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點。
壹個優秀民族的優秀素質的形成，有壹個必要的條件：必須有壹個寬松的政治環境，讓這個民族的個體有獨立思考的權力。自焚書坑儒後，中國的士已嚇破了膽，從此閉上了鳥嘴。漢武帝腰斬學術自由，獨尊極度推崇等級制度的儒奴教，知識分子們就更喪失了獨立人格，其最大的追求是為皇帝們當差，去幫皇帝治國平天下。中國的儒、道、墨、釋等思想；所有的價值理念，都必須對專制政權低頭與讓步，否則就會遭受到滅亡的命運，絕對沒有自主與自由創造的空間。這使得中國文化思想成了黑暗與邪惡文明的奴仆。
中華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制度、行為、思維方式等方面確實存在著重大的弊端。傳統中國只能產生專橫的統治者、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對不擇手段的信仰和社會道德的沈淪，而不可能產生理性、正義、文明。中國人盡管有飲食、計謀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
論政治，中國三千年來壹直都是最專制，最腐敗，最黑暗的政治，壹直到現在都還是專制體制，實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謊言政治和暴力政治。
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壹半的歷史時期（據統計占了55%），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10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制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還有無恥的人，玩法律於股掌、置人民於血腥之中，不擇手段地追逐“富貴”、奪取權力。為此，君臣相殺、父子相殘、骨肉相斫、同胞相害，權力鬥爭將人異化為豬狗不如的野獸。無規則的權力鬥爭、謊言的說教，腐敗的官場、阿諛奉承的官吏、猛於虎的苛政、逆來順受的百姓，這幾乎就是傳統中國政治的全部內容。面對這樣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國人竟然心安理得！歷史上未曾出現過壹點民主的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不過是與專制相輔相成的人治而已，與民主政治無緣。古希臘無論是民主理論還是民主制度與實踐，都創造了早期的輝煌，盡管它們不完善。
當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權、發展議會民主時；中國的專制卻愈來愈嚴，出現了“杯酒釋兵權”、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權的趨勢，儒家倫理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欲”而以禮殺人的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還可坐而論事；宋時就只能站著說話；到了清朝，只許跪著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擡，口中也只能自稱“奴才”。
從秦國坑趙國降卒42萬，到蒙古、滿清的野蠻屠城，再到“6.4”屠殺；從焚書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獄，再到文化大革命；從上古的自由戀愛到孔子的男女授受不親，再到明王朝的10萬宮女、10萬太監[明亡時留在宮中的太監仍有7萬之眾]、幾十萬王子皇孫[如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年薪20萬美元；而崇禎皇帝和他的皇後每年吃到肚子裏的日常夥食費，就有16872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52萬美元；而嘉靖、萬歷之後此項開支超過36萬兩白銀，即超過1000萬美元]。這對中國人是怎樣的壓迫、怎樣的負擔啊？
論經濟，中國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貪官汙吏、地主豪強等多重壓迫下壹直都是最窮困的，所謂“唐朝時壹個馬車夫都比歐洲貴族富有”之類的話完全是瞎話。事實上，古代中國所謂“繁華富裕”，跟今天靠剝削農民和城市平民，來維持寥寥幾個大都市（以及官商階層）的“繁華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壹轍的。這壹共同點，兩千多年來壹直沒有改變過。
壹些弱智的中國人流行“古時候中國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個版本）”這種白癡笑話，在中國古代的兩個鼎盛時期——漢、唐，同期的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在領土、人口、生產力上，都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延續時間也比漢唐生存的時間長。
中國自秦漢起，文明壹直處於壹種停滯的狀態中，卡在守土思維裏跳不出來，文明上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在對歷史進行循環返復。
中國的皇帝擁有無限的權力和無限征稅權。地方官員打著“聖旨”的旗號“暢行無阻”地征稅，全然不顧農民的承受力。農民沒有任何權利、只有義務。秦二世胡亥統治時，賦稅超過農民收入的2/3；引發了陳勝吳廣大起義。漢武帝獨尊儒術，窮兵黷武，對外用兵（前140-前87年造成海內虛耗，百姓易子而食；人口減半，即50%的人死亡。
公元158年，西漢有1067萬多戶，5648萬多人，而到三國鼎峙之時，人口銳減將近90%！魏蜀吳三家通共也只有147萬多戶，767萬多人，可是要供養三個皇帝和百萬軍隊以及三架官僚機器，人民的負擔和痛苦該有多重。
沒有利益分配的發言權和決定權是農民貧困的根源。這種惡劣的的稅收制度表現為“黃宗羲定律”。“黃宗羲定律”就是朝廷賦稅改革，將前面濫征的各種攤派與附加，與正稅合在壹起壹並征收。然而改革後，政府“忘記”了這壹並征收的賦稅本身已包含了攤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攤派。結果是改壹次，賦稅增加壹回。最典型的莫過於明代的壹條鞭法，改革後公私稱便，朝廷的歲入也大為增加，但是後來朝廷又增加各種新的攤派和附加，最後是民不聊生，引發了明末農民大起義，葬送了朝廷的卿卿性命。
由於人口增加，官員膨脹，致使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都很沈重。據專家研究，中國歷代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是西方農民負擔的5-10倍。中國稅重，主因是統治者的貪得無厭的人欲沒有受到神的制約，中國的宗教是統治者手中的玩物。
其次，中國人的主食是糧食，而糧食易保存，刺激了統治者“深挖洞、廣積糧”的欲望，從而加重農民的負擔；西方的肉魚不容易保存，不可能“深挖洞、廣積肉”啊。這樣，西歐各國的老百姓負擔要輕。
第三，中國人吃糧食、喝糧食酒、吃菜子油與西方人吃肉、喝葡萄酒、用橄欖油相比，壹方面是蛋白質少，另壹方面是勞苦，需要精耕細作。翻地、播種的勞動比放牧、葡萄園及橄欖的管理的勞動勤苦得多。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西漢人均生產1400斤糧食，唐代2400斤，北宋1700斤，明2000斤，清360斤，1953年555斤；老百姓只能在饑荒的邊緣上掙紮。西方中世紀老百姓的休假時間比中國要多；中國人幾千年來壹直很貧窮落後。
第四，統治者推行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重農輕商政策，以糧為本，只發展單壹的糧食生產，為此大規模開荒毀林，導致中華民族的發源地黃河流域由水草豐茂、“水清且漣漪”變為如今的黃土遍地、黃沙漫天。中國農民要儲存很多糧食才能活命，可極端野蠻的統治導致糧食被官方收光，農民只有死路壹條。朱德回憶說，1921年前後，中國每省都處在軍閥的鐵蹄下，農民的收成被踐踏得壹幹二凈，成了壹望無垠的黃土沙漠。依靠土地的農民，為了混壹碗飯吃，成千上萬地當兵去了。這也是中國內戰、起義多的原因。
西方人魚肉每天搞點，能活命就行，魚肉儲存會變臭，官方不好剝削過多，所以西方起義少，矛盾相對緩和。西方人喜歡把矛盾放在面上談判解決，矛盾顯得很多；中國采取高壓政策，表面上看不見矛盾，實在勾心鬥角，矛盾壹旦表面化，就不可收拾，往往血流成河。
總之，西方黑暗的中世紀比中國同壹時期要明亮得多。
論文化，中國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墮落、最愚昧、最陰暗的奴才文化、太監文化、偽君子文化。中國文化作為壹種思維模式，是壹種徹底的反理性思維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專制文化；作為壹種生活方式，中國文化體現了中國人最腐朽、最墮落的生活方式——太監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論科學，科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尋求真實，中國由於避諱文化、討厭真實，無法誕生科學；我們只有技術，唯壹能夠拿來吹噓壹下的就只有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
壹些無恥的弱智文人，“學者”，熱衷於編造中國古代的所謂“科學奇跡”“先進思想”，如二進制是萊布尼茲偷學了易經的發明，墨子發現了光學原理、牛頓定律（這是那個臭名昭著的李約瑟搞出來的）等等，雖然都被駁斥過無數遍，但反復販賣這些謊言，既能夠迎合大眾的意淫需要，又能夠為這些弱智文人換幾個打牙祭的稿費，所以他們就樂此不疲。
科學技術的發展，靠的是思想的徹底解放，靠的是思維方式的不斷創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發表、交流和有益的爭論。獨裁政權的愚民政策完全是與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它不僅愚化了億萬人民，同時也從根本上扼殺了知識分子的創新意識；從本質上說，愚民政策是反科學的、是對民族精神的蹂躪、是對人性的摧殘！人類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最好不要說什麽“統壹思想”之類的蠢話，說尋求共識與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話。
工具是文明的表現特征。高等民族使用制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這種木制或竹制的天然加工品，與西方金屬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後了壹大截。又如鎧甲，西方早在5世紀就發展出由整塊金屬鍛造而成的重裝鎧甲，6世紀就有柔軟舒適的精鑄鐵編鎖子甲，而中國直至清朝依舊在廣泛使用牛皮護甲；西方14世紀就普及了有著復雜工藝的玻璃制品，中國人卻仍在捏土坯燒瓦罐。可見中國由古至今壹直在木頭、皮草、泥土制品等天然加工品水平上徘徊，無法與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臘壹脈相承而來的科技水平相匹敵。所以說西方文明從古至今都優於華夏文明，這是不容置疑的。
中國落後，是因為愚昧；中國愚昧，是因為喪失了理性；中國喪失了理性，是因為不懂得邏輯思維，不懂得自由平等，在專制的恐怖下喪失了理性思維能力。壹個不會理性思維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贏得其他民族的尊重！
中國落後，是因為野蠻；中國野蠻，是因為喪失了天理良心，喪失了對神的信仰。中國喪失了良心，是因為不知道生命神聖，在苦難的折磨下喪失了愛的能力。壹個不懂得珍愛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強之路！
中國的教育是失敗的；因為中國的學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說成是追求“先進”，權力崇拜，維護權勢，幫窮人有啥好處？輕視弱者的生命，說被軋死的人是闖了紅燈，連起碼的悲憫心都沒有，甚至為生命的喪失而幸災樂禍，何來良心？何來理性？
專制體制、背離上帝是中國文化野蠻的主因。在專制政治下，人們絕對沒有思想的自由、也沒有批判的權利。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人類如何能擁有真正的獨立創造、客觀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識？只要中國不斷持續專制體制，中國文化就不具有獨立自主與自由創造力的可能。只要專制體制仍然存在，就意味著中國文明的沈淪。中國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變文明沈淪的命運，首先必須推翻專制政權，否則永遠無法挽救中國文明沈淪的命運。
3．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壹直不受任何約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可憐老百姓受盡欺壓淩辱，即使引頸受戮，亦要感謝皇恩浩蕩。朝廷只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壹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沈湎於皇帝、明君、聖人，陶醉於“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於是，愚氓遍地，專制統治得以維持。
有人說：中華民族充滿了阿Q，從上到下，從政府官員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標準的阿Q；不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時曹劌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術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這是因為，壹個人騙人騙久了，不知不覺自己也會當了自已的當。統治者借以愚民的文字語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為真了，結果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愚蠢了。
愚蠢到不知道什麽叫平等、什麽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麽叫智慧、什麽叫聰明、什麽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沒有認識到自己愚蠢。
中國人的愚蠢是專制造成的。妳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說是馬；妳明明聽到了悲慘的聲音，他偏要歌功頌德。妳只能順他的意，否則就要誅九族；或者妳裝聾作啞逃過壹劫，這叫“難得糊塗”。結果，中華民族消滅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隸、成了阿Q。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人怎能不愚昧？壹個民族的墮落從關閉大腦開始，壹個不能自由思考、象豬壹樣生存的民族怎能聰明起來？
在專制社會，人們在“聽話、敬上”的教條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識不到平等博愛；他們只知道等級、特權和服從，“人上人”的帝王意識根深蒂固，把野蠻當文明，理性被關閉，人們普遍愚昧，社會在腐敗貧困中崩潰倒退、再崩潰再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