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大饑荒概論 中國社會發生的大饑荒的基本形態
作者 關敏 寫於二零零六年
湖南——人給豬戴孝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公社姓公，公就是共，共就是公。共產黨不共產，還是什麽共產黨；不共產，還能進什麽天堂！”湖南寧鄉縣縣委書記的這番高見，成了各級基層幹部的口頭禪。縣委領導人在大會上宣稱，我們要興無滅資，打爛壇壇罐罐，使全體人民無家無業，輕裝上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為根絕私有觀念，寧鄉縣不僅抄了社員的家產，扒了社員的竈頭，而且嚴格規定，任何人不準私自起火，不準私吃食物，不準在房前屋後的零星土地上種糧種菜，不準養雞養鴨。後來個別地方準許社員家養壹兩只雞，但不許開火，雞和蛋不準自食，只能由供銷社收購，名曰“出口爭外匯，換機器”。否則就扣上“吃社會主義”帽子。 寧鄉縣東湖壙新花大隊有個周老漢，他老婆有頭昏眼花的毛病，要吃黑母雞下的蛋作偏方。於是，他便壯大膽子偷偷在床底下養了壹只黑母雞下蛋給老婆吃。這只沒共產的母雞不爭氣，下了蛋便“咯咯大”的叫了幾聲，被積極分子報告了供銷社經理。 經理馬上跑到周家，強迫他交出雞和蛋，還要他寫檢討到大會上挨批。周老漢這壹下受不了，跳塘自殺。老婆坐在塘邊又哭又喊，女兒和兒媳跳進塘裏拼命地把他拖上來。經理站在岸邊大罵：“妳個老不死的，好大的膽子，私養雞婆吃雞蛋，妳吃社會主義，還用死來威嚇幹部，明目張膽地反對三面紅旗！妳看老子怎麽整妳！”最後，周老漢還是站在臺上作檢討、挨批鬥。 據1961年12月寧鄉縣委上報的《寧鄉平調退賠情況》統計：1958年初全縣共有炊具500萬件，三年來共損失280萬件，占56%。1958年初有家具1200萬件，三年來損失581萬件，占總數的48.4%；58年初共有農具424萬件，三年來損失274萬件，占64.5%。全縣1958年初群眾住房有702641間，三年來由於拆毀敗壞減少了262689間，占房屋總數的37.25%，其中拆毀155740間，占原有總間數的23.1%。 據1961年《寧鄉花明樓公社整風整社向地委的報告》：“‘共產風’刮了三年，越刮越大。大至房屋、牲畜、器材、勞力，小至火鉗、茶壺、燈盞、火柴、針線等等，無所不包。被平調房屋25600間，每戶平均1.6間。搞得許多人‘家空業盡’，有好多戶人家流離失所。貧農劉梅生有病，幹部強迫搬家，走慢了壹點，被幹部壹頓亂拆，把壹屋的家具什物打碎了，僅拿出壹床被窩，氣得劉痛哭而去，遠走他鄉。“生活集體化”解體後，許多人家吃沒吃的，住沒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許多人只好擠居在集體的豬欄、牛圈之中；有的搭起個小草棚，壹家數口，幾代同堂；有的幾戶人家擠在壹間破屋裏。 共來的錢和物，大部分用來蓋樓、起廠、修水庫，小部分用於食堂和大煉鋼鐵。縣委壹聲令下修禮堂，資金、磚瓦、木料和人工，全由各公社平調。至於社員家裏抄走的糧、油、肉、禽、蛋，食堂化初期，還大多送到大鍋竈中，讓幹部社員壹起打牙祭。到58年冬以後，歷次抄家搜抄來的肉魚蛋品，進了幹部的腹中。 雙鳧鋪公社黨委書記的晚稻高產示範田，鬧出了壹場流傳至今的大笑話。他采取了4條“技術革命”措施：壹是多施肥。他調動壹百多個勞力施肥。1.5畝地施土雜肥450擔，人糞尿4500斤，畜糞4500斤，另施了許多特供化肥。二是高度密植。插秧時他挑選了25個青年插秧能手，親自督戰,，插了壹整天，名為2×2寸，實為“板板寸”。三是紮架防倒伏。肥多苗密，禾苗長成石頭也砸不進的“冬茅草”。書記又調來大批勞力，把禾苗排開，紮上壹排排支架，以防倒伏。四是人工反光。毛澤東多次向全黨幹部提出，充分利用光照，增產幾萬斤。這位書記勒令社員們把鏡子全交出來，壹時間，姑娘的小圓鏡、媳婦的梳頭鏡、就連老太太幾十年前的陪嫁鏡、甚至有幾面巫婆私藏的“照妖鏡”、統統在田塍上紮起架子對好光，鏡光反射到禾苗裏。他又強迫拆下大量門窗上的玻璃，反光到田裏，以增強“光合作用”。寧鄉縣委立即向全縣大力推廣。寧鄉的山坳邊、田埂上，天照地射，鏡光閃閃。那壹畝五分示範田結果如何呢？不管怎麽折騰，禾苗還是細如香桿，全部倒伏，顆粒無收。 在冰封雪飄、零下幾度的日子裏，寧鄉縣幹部說“壹天等於二十年，要搶在時間前面，要讓冬天變夏天！”頭腦壹熱，就號召播種早稻。強行規定家家戶戶都要用鍋、壺燒水，再把開水擔到秧田裏，均勻地倒進去，要讓秧田保持恒溫，美其名曰：“溫水催秧法”。 甚至還發明出“人工防寒法”。當冬季寒流來臨的時候花明樓、流沙河、雙鳧鋪等地的幹部又心血來潮，強迫社員排成人墻，站在田頭日夜擋風！幹部們的口號：“不怕地凍天寒，誓死要奪高產！”花明樓的壹位婦女剛生完孩子，月子裏就被幹部趕下田去擋寒流，結果受了寒氣凍成病，半個多月就死去了。 時過中秋，霜凍降臨，壹些公社又強令種紅薯，美其名曰“旱糧革命”，讓地裏冬天長紅薯，春季收獲後播水稻，壹年四季，豐收不斷。結果當然棵粒無收。 1960年2月中共寧鄉縣委提出，糧食生產要“壹早百早”，全縣12萬畝早稻，春節未過完，便開始播育秧苗。天寒地凍，水田還凍冰，縣裏決定，在秧田周圍建擋風墻。結果有的壘磚，有的豎門板、曬席等防風，又燒火，煮水升溫，結果全部爛種。400多萬斤稻種、幾百萬個人工被浪費。 1960年農歷臘月十九花明樓公社黨委書記胡仁欽布置浸早稻種。天寒地凍，谷種下水凍成冰，全社凍壞種谷95萬斤。這時正值全社幾萬人斷糧斷炊！花明大隊1441畝早稻，壹連浸種9次爛9次，共計損失種谷78200斤。插晚稻時又強迫80%插粳稻。結果插三萬畝晚稻，有5420畝顆粒無收。花明樓公社糧食總產減產44%，上萬農民沒飯吃。 花明樓公社的壹個小土爐群，壹天就有27人被打。雙江口運輸營，完不成任務罰跪、挨打、吐唾沫、臉上抹屎。五星公社躍進煤礦，全礦不到200工人，挨過打的有60人。工人廖保山，有壹天被打12次。砌爐的磚，靠拆民房，煉鐵的原料，是社員的生產、生活用鐵器。先是號召大家獻“愛國鐵”、“躍進鐵”，後來幹脆組成抄家隊伍，見鐵器就抄。好端端的鐵鍋，砸碎了收走，鋤頭、鐮刀、釘子、鐵錘、犁頭、耙齒，統統扔進煉鐵爐。 58年初寧鄉共有炊具500萬件，大煉鋼鐵鬧得家家沒了鍋，戶戶沒了鏟，鐵器炊具損失約180萬件；58年初農具424萬件，大煉鋼鐵損失鐵質農具約128萬件。散食堂後不少人家只好在瓦罐裏做飯，用木片、石塊代替家具生產。有個被打成右派的回鄉青年說：“大躍進躍到了石器時代”，又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言行，打成“三反”分子。 1956年寧鄉有林面積125萬畝，覆蓋率為28.6%；到1960年，經過大煉鋼鐵和食堂燒材，砍伐立木160多萬立方米，有林面積只有57萬多畝，覆蓋率下降為13.1%。全民大煉鋼鐵，寧鄉180多萬立方米的木材化為烏有！青山綠水的寧鄉大地，從此山禿嶺光，荒山面積達68.54萬畝，水土流失面積日益擴大，無雨天旱缺水，下雨泥漿滾滾。 全縣30萬青壯勞力“大戰鋼鐵前線”，因勞力不足，紅薯爛在土裏，晚稻在田裏過冬。來年的日子，可就埋下的隱患。如此代價，58年寧鄉煉出了多少“鋼鐵”呢？1958年，寧鄉煉出共計504噸燒結鐵，不少丟在地頭，任風吹雨打幾十年。 劉少奇家鄉“花明樓事件”中胡仁欽的罪狀有：60年胡仁欽決定修個25裏豬城，這壹建築用去勞動日54000多個，拆民房1994間，占用水田和旱土3334畝，還有什麽‘水上涼亭’、‘山上涼亭’、‘萬人禮堂’、‘綠化公路’、興建公社‘辦公樓’、開‘花果山’、修‘環山馬路’、‘新居民點’和‘躍進橋’等等。兩年多來共拆民房20605間，合計平調各項實物為24811.38元。59年花明樓公社的產量本來畝產只有521斤，卻虛報為1201斤。 胡仁欽專門召開公社黨委會議，研究打人辦法，提出“打人要不見血，用矮凳子揍，拿磚頭砸，要打的落實，又不現形。”果然，錢塘灣大隊的總支委員李德仁，在鬥貧農劉勝青時，壹扁擔打出了腦漿，還說他過去不老實，又在死屍上加打幾扁擔。農場的總支書記黎廣雲，在鬥廖德生時，給廖灌屎，還逼著廖的兒子和愛人去灌。灌不進，就用火鉗撬開嘴巴灌，灌後20多天廖就死了。如59年公社380多名黨員的反右傾鬥爭大會，42人被鬥，個個挨打。如總支書記戴新民、王橋山，因報實了產量，說他們是“右傾分子”，鬥爭時就扯頭發、揪耳朵、罰跪，直到逼著他們承認自己所編造的假數字後才止。59年胡仁欽要平調花鋼的機器，幹部黃菊初執行了地委的指示，不肯他調，胡給黃帶上了“反領導”的帽子，在反右傾鬥爭中三次被打，到打爛皮肉血染襯衣而止。 當地人說：“不是花明樓壹個地方的事，哪裏都是這種事情。農民太苦了，妳想都想不出來的。糧食打的本來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征購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飽，幹部簡直拿人不當人，動不動就往死裏達。社員連話都不能說，告狀更是闖大禍了，往哪裏告？妳跑又不能跑，四鄉八社民兵設崗放卡專門抓盲流，抓到就往死裏打，罪名是對公社不滿。那年月，寧鄉就象壹個大的屠宰場！幹部就是那些‘殺場’活閻王！”
縣委常委、宣傳部長程旭華因為不同意學生長期停課去煉鋼鐵，被拖出來在三級幹部會上批鬥。壹陣拳打腳踢之後，又用磚頭擊斷他的肋骨，打得他口吐鮮血，不省人事。事後程旭華被戴上反黨分子帽子，判刑勞改，直到劉少奇1961年回鄉時才予平反。 龍風山公社副主任湯新民不願強迫民工晚晚出工和克扣口糧，於是在鬥爭會上被打得皮開肉綻，幾次昏死在臺上。後來他愛人給他脫襯衣洗傷口，只見襯衣被血粘在皮肉上，無法脫下，壹撕便鉆心裂肺地痛，她只得用濃茶水侵潤襯衣，慢慢地啟動衣布，花了老半天工夫才把衣脫下，有的皮還粘在襯衣上。 雙泉鄉黨總支書記李巨鴻是個木匠出身的地下黨員，他問指揮打人的縣委副書記：“這樣打幹部，中央到底有沒有政策？馬列的書上也講過黨內鬥爭要打人的話沒有？”只這壹問，就使得這位老實忠厚的老黨員成了資產階級反對三面紅旗的代言人，不但被罰跪，挨耳光，還被吊起來毒打。寧鄉中醫院壹位新黨員熊智，認為應當讓醫師治病，不要讓他們長時間去煉鐵而荒疏了業務。這個昨天還受表揚的女積極分子，因此變成了“反革命”。熊智受不住毆打和人身侮辱，跳河自殺了。黨員幹部鐘日新、黃超仁對毒打侮辱幹部不滿，私下議論，被戴上“右傾璣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被打得九死壹生，並下放到水庫工地勞動改造。 1959年7月壹個月內，全縣共發生群眾自殺事件31起，死33人。如雙石生產隊會計鄧東林在發工資時，失去人民幣70元，錯怪13歲女孩劉蘭之偷了，劉被打鬥，結果錢卻找到，劉蘭之放回後投塘自殺。 參加黃材水庫建設的948個大隊以上的幹部,其中打人、罵人、違法亂紀的達117個，占幹部總數的12.4%。他們共打人1305個，其中因打死亡的23個，打傷失去勞動能力的9個，打後還未痊愈的28個，因不遵守禁令被關和勞動改造的198個，受迫外逃的157個，兵團幹部亂搞兩性關系的73個。 1960年1月的壹天,地凍天寒,朔風刺骨。壹個民工因衣薄褲單凍病了。但幹部說是裝病,他只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車也就跑得慢些。湯能德看見了,上去壹腳把車子踹翻了,又踢了幾腳,把他踹倒在地。這個民工氣不過,爬起來就罵。湯能德馬上喊來幾個民兵,把罵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壹根削尖的竹片,讓人把那民工捆起來按住手腳,扒掉褲子,竟將這根長約2尺的竹片,猛地從這民工的屁眼裏捅了進去。攪上幾轉,用力往外壹拔,立時血屎迸濺。在湯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只壹人。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在重慶設渣滓洞,對共產黨人用竹簽釘手指頭,比起湯能德輩的刑法,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許多水利工地上，幹部們都強調壹律赤膊化，男人挑土、推車、挖土壹律打赤膊，婦女也必須打赤膊。壹時“赤膊化”風起，下至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上至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大姑娘小媳婦，壹律打赤膊，以顯示“沖天的革命幹勁”！凡不打赤膊者，壹律辯論、批鬥、毒打、罰飯、撕光衣服，或者幹部民兵上來“幫女人”，七手八腳撕光衣服。如遇反抗， 毒打之外，送勞改。民工們私下憤怒地說：“如今的幹部真是狠，拿起女人打赤膊當戲看。今天看女人打赤膊，明天就搞共產共妻。不知道他們姐妹娘親讓不讓人也共產？” 寧鄉縣委上報省委的材料稱：白馬橋公社太陽大隊總支書記王尚春，1959年整黨整團反右傾時，私立法堂，逼死6條人命，迫害60多人外逃，還成立勞改隊，打手銬兩付，梭鏢15支，馬刀2把，扣壓社員19人。他還夥同小學教師周國良，吃酒劃拳，強奸取樂。周組織學生擡著他的巨幅畫像，繞道遊行，高呼“王主席萬歲！” 該社金錢山大隊幹部吳獨軍，逼死4人，打人30人，扣飯115人。女社員王雪梅有幾分姿色，他為強奸王雪梅，逼死其親夫。後王雪梅受奸喪夫又無處投訴，含憤自殺。吳獨軍要斬草除根，不發糧食給王雪梅兩歲的兒子，把他活活餓死。駐社的工作隊長謝桂秋很欣賞吳獨軍，群眾意見紛紛，社員賀漢事提了意見。謝和吳召開了160多人的大會，汙蔑賀漢事反黨，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會後群眾反映說：“我們的整社工作隊硬是壹個打人隊。” 龍鳳山大隊總支書記黃禮誠，違法亂紀，貪汙320元，亂搞女人。對社員動輒打罵，被他鬥打的幹部、社員9人，打後自殺的4人，輕傷3人，威逼自殺2人。社員看見他都怕。社員謝文秀說：“我看見黃書記，全身發抖”。公社第壹書記陶選榮目睹其暴行，卻誇獎不斷，說他“鬥爭能力強，能完成任務，是個好幹部。” 1960年6月寧鄉縣委上報湖南省委《關於夏鐸鋪公社開展“三反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稱，夏鐸鋪公社黨委委員、供銷部支書楊新甫，1958年被評為全省紅旗，出席北京的先進生產者會議；此人壹貫腐化墮落，調戲、奸淫婦女7人，貪汙挪用公款470多元；調供銷部不到兩月，就挪用公款300多元買自行車、留聲機、照相機，供自己玩樂，下鄉工作要通訊員用自行車接送。雙湖大隊總支書記、秘書、會計三人共同誘奸軍屬王雪娥，為此爭風吃醋吵架不休，群眾諷刺：“大隊幹部實行了公妻制。”全公社91個總支正副書記以上幹部，誘奸、強奸婦女的就有25人。有的幹部為長期霸占他人妻子，竟然把她們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去，並不準回家，回家就捆送工地。這些幹部不僅貪汙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搶掠民財，占為私有。新鳳大隊黨總支秘書黃正恒等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剝為己有，還把逃荒人洪渡文、嶽梅蘭等家裏的衣服、鞋、床、櫃子、牙刷等用品統統搬到大隊部，總支副書記黃正祥和他們壹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員說：“這些幹部是搶犯、土匪。” 1961年7月，中共寧鄉縣委上報益陽地委，稱幹部作風問題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花明樓公社總支書記以上幹部中，強奸婦女的28人，最多的壹人強奸、奸淫婦女30多人。黨委副書記杜少才，1959年10月在雞場強奸女社員傅果明，象餓虎撲食壹樣又撲又撕，把女方褲子撕爛後強奸。而被奸淫的婦女呢，雖說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數。壹是懼於幹部們的淫威；二是人餓得半死，有的以肉體換點吃喝救命。 幹部大吃大喝當時已成普遍現象。花明樓公社機關食堂，夥食分三等，有“書記飯、委員飯、壹般幹部飯”。1960年胡仁欽壹人吃雞、魚、豬肉160多斤。這還不算他們借開會和檢查工作為名，長期在基層大吃大喝的物資。1960年4月28日8個常委壹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雞、豬肉、雞蛋、荔枝16斤。有壹次，4個書記開會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爛。饑民聞訊說：“書記吃飽了沒事幹，他們打打架，比拿社員打人取樂強多了”。太平大隊1959年死牛5頭，殺了600多斤肉，幾個大隊幹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總支書記王義吾壹人吃幹牛肉70多斤。 夏鐸鋪公社的幹部，壹個個養得紅光滿面，精神十足。對全社210個大隊以上幹部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魚2335斤，雞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員食堂斷糧停炊，也無人過問。 最典型的是新風大隊9個幹部，1959年過端午節，壹次連吃帶了150斤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個月內吃牛肉138斤、豬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魚210斤。秘書黃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來了請客吃糖，還向公家報銷。該大隊幹部食堂的方針是：“以肉為綱，雞魚並舉，小菜帶頭，保證基本供應。”群眾說：“我們大隊的幹部實現了三化（手表化，繩子衣化，白糖、香煙、餅幹經常化）”。幹部吃飽吃好，從不問社員食堂生活情況。半夜三更幹部吃夜宵，搞得乒乓乓，煎魚炒肉。可是生產上急需的70000斤石灰，無錢買回；社員要借1元錢治病，也不批準。 該大隊社員吃糠咽菜，致使春荒餓死人、浮腫病壹發不可收拾。幹部白天往外面轉壹個圈，又回大隊部吃飯，晚上坐在辦公室聽收音機、開夜餐。嚴重影響群眾生產情緒，他們說：“我們天天忙出工，幹部光吃不勞動，具體問題不解決，搞起生產冒得勁”。1961年，縣委書記何長友說：“夏鐸鋪公社新風大隊工作隊長張其永，由於生活特殊，工作極不深入，在整社中繼續大吃大喝，吃魚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違犯糧食政策，超吃糧食，每餐吃10兩，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很壞。” 當時流傳著壹首民謠，諷刺幹部吃喝風：“口裏沒得味，開個現場會；肚裏有點嘈，組織大檢查”。開會就吃肉吃魚。大檢查更是令幹部開心的事了。檢查評比，走壹路，開壹路葷，壹家更比壹家強。有的幹部自己想吃什麽就開什麽會。想吃肉，開“發展牲豬檢查會”；想吃酒席，就開個“紅旗食堂現場會”。白馬橋淺水大隊食堂管理員在筆記本上作了壹個記載：1959年從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開過大小現場會7次，到會幹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辦飯菜19桌。本子上還有這樣壹段話：“我們的食堂辦得好是好，就是現場會多得不得了。辦上壹桌菜，除了魚、肉開支外，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個人半個月的油鹽。此風不可長，要開也要開得少。”後來被人舉報，這位會計被撤職，送上鬥爭臺。 社員壹個月，吃糧不過10多斤，吃的是鹽水清湯，壹個月生活總共不到8元錢；壹桌酒席四五十元，相當壹個社員半年夥食。淺水大隊食堂，3個月中幹部開會吃的夥食費，大約相當於100個社員1個多月夥食。 幹部貪汙腐化，已經成為社會性的普遍現象。1960年6月25日，縣委第壹書記李學良在《我對“三反”運動中所揭發的問題的檢查》中說到：“全縣大隊以上的6700個幹部中，貪汙的達964個，占到14.2%，共貪汙人民幣145000元。花明樓太平大隊保管員湯愛君，貪汙600多元，打人4個。 關子沖大隊總支書記談福權，59年就貪汙挪用公款200余元。群眾反映說：“今年元月以來，以他為首全大隊幹部，打著核算糧食的幌子，在群眾家裏翻罐倒壇，到處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雞、魚就帶回家吃，搜了酒當場就喝。”該大隊五個總支委員，個個打人，18個大隊幹部，就有16個打過人。全大隊59年以來被打的群眾有218人，因打而自殺的5人，外逃的13人。群眾稱他們“活老虎”、“閻王”等，看見他們都避而不見。當地小孩吵鬧時，只要聽見喊“閻王來了！”就馬上停止了哭聲。 以1958年為基數到1962年，綜合其它資料和有關檔案，“苦日子”造成了劉少奇家鄉寧鄉縣近八萬人餓死。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至少在150萬以上。 大躍進時期，湖南澧縣在92名受處分的公社和大隊幹部中，有76人奸淫婦女，33人貪汙，37人打人致死傷。壹些人是壹身數罪。澧縣“四大公案”駭人聽聞！（1）蘇海清案：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強迫飼養員為死豬披麻帶孝，哭墳守靈；魚肉百姓，咨意奸汙婦女，搞初夜權。（2）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華大隊總支書記章自福，橫行鄉裏，打死多人，攔路搶劫；鬥爭會上，讓夫妻赤身裸體咬著生殖器打滾取樂。（3）如東公社社員劉家遠，饑寒交迫，殺害兒子食子案。（4）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縣委強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幹部以毒刑和餓飯來控制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慘案。
1958年10月，蘇海清任閘口公社黃溪大隊大隊長，到任4個多月，打死1人，打傷7人。奸淫少女4人。1959年3月，他調任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副書記，11月任該大隊總支書記。他提出：對生病在床的，糧食減半；老人、小孩不能勞動的，糧食減半；裝病不出工抗拒勞動的，停夥。幹部要包食堂，查情況，堅決堵住懶漢的嘴巴。重點清查偷青的、私自動火的。第二天，所有幹部都站在食堂門口，任何人都必須在食堂吃飯，不準家人帶飯。生病在床的，要經幹部上門檢查，然後才批準帶飯，定量減半。結果壹些病人為了吃上壹口飯，只好帶病出工。當月，全大隊死在田裏的病人有4人。 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更大躍進，蘇海清聲稱三元大隊1959年農業畝產平均達到1200斤。公社在表揚的同時，給三元大隊加了17萬斤的新任務。蘇海清搞“就地打場、就地征購、就地入庫”。但全部收上來的糧食，還不夠完成任務。蘇海清宣布了口糧分配計劃：“適當留點糧食，其它的從打草谷中挖掘潛力，再補充些菜（指野菜），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謂“打草谷”，實際上是從脫過谷粒的稻草中復打殘剩谷子。 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錢糧！ 1960年元月，餓死了18人。因三元大隊死人情況嚴重，閘口公社黨委決定要撥給該大隊15000斤谷。蘇海清面向公社書記連聲檢討，說是三元大隊給公社找麻煩了，其實死的都是些老了該死的，缺糧情況不嚴重。硬是只要了1萬斤谷。 社員們長期饑荒缺糧，只好到處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們就上山剝樹皮。過春節前，大隊發下糠殼，家家戶戶把糠殼磨了做成糠耙耙過年。社員們挖野菜、扯草根、剝樹皮、做稻草漿的“代食品”、吃觀音土，就算是過了壹個年。社員張長松家，因饑餓不過，只好剝枇杷樹皮做成耙耙吃，結果全家人拉肚子都病倒在床。 社員張二爹壹家6口人，吃過豬草、糠殼、樹皮、觀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來，叫人用樹枝從屁眼裏往外掏；弄得從此得了痣瘡，四十多年壹直在拉血；壹家餓死4口人，只剩了個女兒15歲，嫁了個比她大10多歲的食堂管理員，父女倆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個，6家共38口，苦日子死了28人，還剩下10人！ 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裏，該大隊死人328人，占總人口的27%左右。 苦日子到來後，蘇海清聽說家裏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親和孩子接來住了7個月，老婆來住了2個月，叔叔住了1個月，哥哥住了半個月。餐餐都要吃葷菜，沒有肉，他就派人到幾十裏外的湖裏，駕船去打魚。來時個個面黃肌瘦，走時都是紅光滿面，還大包小筐的帶著走。當然，蘇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蘇海清說他“別的毛病沒有，就是喜歡喝兩口，燉個缽的事。”農民餓得九死壹生，蘇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1960年春荒，三元大隊病、死如潮。上級發下來壹些紅糖和黃豆粉團成的“營養丸”等“補品”。他還夥同大隊文書孫逢太私分給病人補充營養的紅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豬肉7.8斤。老婆回家時，他將大隊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黃豆11斤、棉花2斤，拿回來讓他老婆帶走，“分文不給” 群眾斷糧，而蘇海清和幹部們卻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隊長長期吃幹部小竈，還時常把各隊幹部以開會、研究工作為名，叫到大隊來“改善生活”，雞鴨魚肉蛋，炸炒蒸煮燉，搞的熱火朝天。他還有個半夜“喝花酒”的“愛好”，經常在晚上叫廚師炒幾個菜，私下分別叫來他定好的幾個十幾歲的少女，陪他飲酒作樂。吃飽喝足，再陪他上床。他是餐餐吃葷的，有肉有酒，還喜歡用紅泥爐燉瓦缽，吃得他紅光滿面，精力充沛。社員說，“蘇書記吃飽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人民公社把“人民”管得死死的，結婚必須到大隊去開證明。誰家要嫁女兒或者娶媳婦，只要那姑娘長得還可以，蘇海清去了，他總是會有壹些“表示”，送點錢，送點糧，說上幾句好話，然後叫她去大隊部，會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壹盤。那時嫁女兒的，基本上都是餓的沒得辦法，讓女兒去找個吃飯的人家。女方幾年來哪裏吃過這麽好的東西？睡覺就睡覺吧，反正都餓麻木了，也不在乎。男方也不好鬧，書記睡了妳的女人，那是看得起妳，他會有數的，壹定會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長得好，反正蘇海清總是有辦法把她先睡了。蘇海清最不像話的，是他把人家壹個姑娘搞了壹晚上，第二天還到人家那裏去冷嘲熱諷，說是昨天晚上吃了壹回下腳水，倒了大黴了。他送的壹袋米，就當是餵豬的下腳料算了。因那姑娘在嫁過來之前，已經被她原來所在的隊長奸汙過了。 澧縣人委會壹位長輩說：他參與過蘇海清案的處理會議。“蘇海清我見過，這家夥，完全是大躍進年代裏的典型幹部加土皇帝。在他的統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壹套治民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宮六院七十臏妃二還有個數，他則更狠，是凡大隊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還搞起初夜權那壹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1959年12月，蘇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隊原地主孫逢聖因水腫病，在田坎上坐了壹會兒。蘇海清檢查生產，正好看見孫逢聖在地上坐。孫見蘇書記兇神惡煞的樣子，半天才戰戰兢兢地解釋自己有病。蘇海清上去就是三個耳光，強迫他下田勞動，還餓他三天飯。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隊突擊修葉家灣水庫。孫逢聖病情嚴重，便向隊長請假。隊長批準他在工地上看小孩。26日清晨，蘇海清在工地檢查出工情況，見孫和壹個小孩坐在床上，便不問青紅皂白，抄起壹根扁擔，對著孫逢聖就是兩家夥，將孫打倒在地，強迫他上工地挖土。壹直幹到下午，孫逢聖實在地上坐了壹會兒，又被蘇看見毒打壹頓。到吃晚飯的時候，孫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過去。被上晚班的社員發現，將他擡回家中，當夜死去。 1960年3月3日，澧縣閘口公社三元大隊三隊女飼養員戴友姑養的壹頭豬病死了。隊長孫際銀請示大隊副業主任湯明典同意後，孫便準備剝皮賣肉。大隊書記蘇海清晚上來該隊“檢查食堂”，發現死豬，勃然大怒，將孫臭罵壹通，當即責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將豬埋葬。 次日清早，蘇海清在該食堂召集全大隊各生產隊事務長、飼養員和生產隊長等20多人的“死豬現場會”。他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豬原因。戴說豬是病死的，蘇破口大罵：“狗屁！豬是集體財產，是妳害死想吃肉！”批鬥壹陣，蘇海清當場宣布： 1.要做壹付棺材和壹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寫上年月日和餵豬人名字；2.要請道士開路。當時湯永協說，“東門的道士請不來。”蘇便要戴友姑請學校老師打秧歌鑼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剛送豬上山（即八人擡棺送葬）；4.養豬人帶路抱靈，邊走邊哭：“我的豬爹，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壹張人皮，妳跑慢了，搶了壹張豬皮，把妳餓死了，我還妳來世帳”。5.豬墳要埋壹人多高；6.養豬人送煙火（燒紙錢香燭）三天，送壹次哭壹次；7.見幹部壹來就要大哭豬親爹。並交代說，“明天公社生產大檢查，有四個大隊書記來檢查，要哭的特別傷心些。”8.要搭棚守靈，守壹個月。 他還壹再強調：“壹定要執行，誰違抗就的挨辯論！”並指定大隊養豬主任湯永協監督執行。早飯後，他到金盒大隊參加公社生產檢查團，並對該大隊書記劉光耀吹噓說：“別的地方總死豬，我們那邊死豬後懲辦的辦法就搞得好”。並大言不慚地介紹經驗。 當天，趁蘇海清不在，戴友姑將死豬裝進棺材，請兩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為死豬哭喪。又在死豬墳前做了五尺高，壹尺多寬的墓碑，按蘇海清交代的，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並在墳前搭棚守靈。 戴友姑守靈的第二天，見公路上來了壹個騎自行車的幹部，以為是四個大隊的書記來檢查，馬上放聲大哭：我的豬爹，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壹張人皮，妳跑慢了，搶了壹張豬皮，把妳餓死了……”來人是縣公安局的幹部孫東才，見山坡上壹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哭得古怪，便下車問明情況。孫東才聞訊義憤填膺，回到縣裏告發了此案。 縣裏立即派人來調查。三元大隊社員民怨沸騰，紛紛反映：“蘇海清不調開，三元大隊不得翻身！”並向來人稱蘇是“蘇日軍”、“活閻王”。很快，蘇海清被捕。 壹時間，此案轟動全縣，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幾萬人，沒見幹部過問。從古到今，沒見過死了壹頭豬，竟然要活人給死豬當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澧縣政法委黨組《關於蘇海清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壹案預審情況和處理意見向縣委的報告》，“該犯壹貫利用職權，為非作惡，侵犯人權，打死打傷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後打罰87人。其中貧農32人，中農32人，農11人，地主12人；毆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罰站推搡1人、打鑼遊街2人、罰義務工12人”。“蘇犯海清壹貫利用職權，行兇作惡，殘酷欺壓群眾，打死打傷人命，強迫群眾給死豬出葬，任意壓低群眾口糧標準，奸汙婦女，貪汙多占，還多次偽造歷史，假充功臣、排長，實屬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壞分子，已夠成反革命罪，罪大惡極。判處死刑，以平民憤。
兩廣慘禍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畝產中稻13萬零414.14斤，比1957年公布的畝產量高363倍，而且還有整有零，可見其“真實”。 環江1954年約16萬人，是專出產糧、牛、豬的縣份。 環江是大石山區，居住分散零落，為了參加集體生產（或開會），四點鐘就要起身，步行二、三個小時山路，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收工回到家中，已是半夜。秋冬分配季節，更是問題重重，各個村屯，就那麽壹點點糧食，又得挑回來，疲於奔命，喊苦不叠。不少僻遠山區種了些瓜果、菜蔬及少量糧食，因路途遙遠，行走都很困難，只好爛在地裏，無人收割，造成極大浪費。許多地方，有的田塊十分狹小，集體勞動根本無法進行，有人形容壹個青蛙壹跳可過12條田埂；牛也很難進去耕作。最幼稚的孩子也懂得：像這樣地方，不應搞合作那樣大呼隆集體生產。 王定歷任思恩縣和宜北縣（現改為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的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前後8年。1956年王定說：“壹個鄉，方圓幾十裏，壹個隊有十多個弄場，管理和集體勞動十分困難，太分散了嘛！什麽都統起來不好。農民習慣在田頭、地角種點菜豆辣椒，或搞點什麽副業，就扣上‘資本主義’‘自發戶’‘破壞’‘復辟’等大帽子進行批鬥。結果，生豬大減產，鴨鵝幾乎絕了，中藥材沒有了，青菜也少見，合作社勢必長久不了。”縣委決定分小社，由生產隊自負盈虧；分散的小區，就包工、包產、包投資到生產小組，到戶。王定並於56年底報告地委。地委加上按語，批發兄弟縣參考，同時準許環江搞試點。後來，王定被扣上瓦解合作社，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大帽子；被打成“右派集團”頭子，成為“極右”的反革命。
清洗了右派後，新書記洪華來了。地委書記賀亦然特別關照縣委書記洪華說：“湖北省三萬斤/畝的衛星，是把六畝田裏的水稻移植到壹畝田裏……，沒十萬斤畝產，恐怕在國內放不出去的。”洪華心領神會，回來把分管農業的副書記等壹批親信找來，於8月下旬把試驗田（壹畝壹分三）裏的禾苗全部拔掉，再深耕犁耙後，倒入成百上千擔肥料，不分晝夜，發動社員教師近千人，從附近各公社大隊百多畝的稻田中，挑選出長勢最好的幾近成熟勾頭的稻禾，連根帶泥挖起挑到試驗田中並蔸，兩天時間就密植起來。新聞影片攝錄過副書記兒子在禾上嬉戲的鏡頭，並在廣西日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 王定這時還在縣裏小勞改，路過該田，說了句“這麽搞法，怎能增產放衛星，豈不勞民傷財？”洪華聽到反映後，立即發動大批鬥，以破壞大躍進罪名，把王定妻兒子女全家九口人，強趕至壹破爛不堪的圩亭角落裏，四面透風。最後幹脆送去勞改農場改造。 壹位中山大學畢業的老農業專家去看了“衛星田”，回去縣裏匯報說：“這樣放衛星，畝產哪會有五千、壹萬斤，我看五百斤也到不了。”當即被發配到右派改造隊中去勞教。 58年9月初，自治區黨委組成了檢查驗收團，自治區黨、政領導人，還有農學院院長，作物栽培學教授，遺傳選種學教授，區農科院專家，以及水稻專家，都被特邀，興高采烈到現場驗收。9月9日上午10點，洪華威風凜凜地將壹把系有紅綢帶的鐮刀給壹名領頭的副書記，隆重開鐮。四百多名男女社員，在六千多圍觀者面前，揮舞鐮刀，進行了收割，當即脫粒，裝滿壹擔擔籮筐，然後派幾十人排成長隊，沿著主要街道遊行示威，直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與此同時，壹個生產隊的糧倉裏，另壹群社員，遵照縣委指令，挑起準備好了的谷子，壹擔壹擔尾隨遊行隊伍，使稻谷擔子頓增兩、三倍。這樣安排，洪華仍恐達不到十萬斤，又布置壹些擔子，趁人多馬亂之機，不倒去谷子，過秤後乘亂又挑了出來，再次（甚至三次）混入送去過秤的大隊伍，重復過秤。經過十多個小時的折騰，直到當晚十二點多，才收割完畢。縣委大院堆起的谷子（幹濕均有），統計人員根據過秤人員報出的數字，這塊1.13畝田，當天收割了1.075畝共14萬零217.4斤（尚留0.055畝未收割，故意留下供參觀），平均畝產13萬零434.14斤。全國、全世界第壹，就這樣炮制出來了。 洪華等人，還要求參加驗收的自治區領導、院長、教授、專家等在驗收喜報上簽名，可悲可嘆的是大多數人都簽上本人大名。這壹彌天大謊在各級黨報上發表了。 假戲真做，明眼人也不難識破。當時在場的區黨委組織部壹名副部長就未簽名。1959年3月7日，縣林業局壹位幹部以“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說：“這樣做法，我們以為十三萬太少了，那塊田可畝產壹百萬斤的啊！”環江中學教師覃有莘說：“這是環江的恥辱。”縣委幹部張聯無說洪華瞎吹，洪華聽到了就送張去勞改（還打屁股）。柳州農校老師學生中也有人深表懷疑；但發現壹個，就處罰壹個（勞改或送回鄉勞動）。 9月10日，洪華舉行記者招待會。9月12日《廣西日報》大肆報道。9月18日《人民日報》又作了報道。《廣西日報》還有“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環江畝產翻四番”的標題。區黨委組織了大量參觀活動。人們絡繹不絕來取經學習，連越南也派代表團來參觀學習。 功勛赫赫的洪華，出盡了風頭，披紅戴彩，領到壹面特大紅旗，歡迎隊伍，成千上萬，擠滿街頭，洪華被群眾高高擡起，壹路擡入縣委。從此，洪華越吹越神，成了英雄。他到哪個公社，都安排群眾夾道歡迎；壹些離大路遠些的山區的社員，還要打著火把來到路邊，甚至連夜趕來，絕不許誤了時間。有的歡迎隊伍長達五華裏，儼然壹個國君的駕臨。洪華任內短短兩年，榮獲上級獎旗達96面之多，實屬空前。 賀亦然從地級升去區裏成了省級幹部；洪華也由縣委書記提升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 環江還要爭奪鋼鐵元帥哩！原始森林大量被砍伐，“土法”煉鋼上馬，成績亦極盡輝煌；但其結果是：廢鐵渣壹堆，禿山光嶺壹片。 洪華等胡吹瞎報58年糧食產量為3.3億斤，實際1.05億斤還大有水份。0.71億斤的征糧購糧任務，比上年增加近5倍，但農民怎麽完得成任務呢？於是，洪華不惜以瞞產私分的大帽子欺壓群眾，並制造2.4億斤“後手糧”的假現場，讓柳州地區3千多名公社大隊幹部出席鬥爭會。結果使得各公社僅留的口糧和農民家中頭年的極少量余糧（幾斤或幾十斤）都掃出來交公。到1959年，口糧全面緊張，斷糧戶成千上萬，饑荒大片出現，餓死人日益增多。區黨委被迫向環江返銷壹百萬斤糧食，才勉強度過上半年的餓死關。 不久，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全國群起反右傾保三面紅旗，反瞞產運動再起高潮。洪華再次赤膊上陣，爭當先鋒：59年產糧任務是58年3.3億斤的三倍（9.6億斤），秋後征購任務是1億斤。可是，環江當年實產只有0.8億斤還不及，而虛構胡編的數字是要用實物去兌現的。於是，洪華開展了反右傾、反瞞產的政治大鬥爭、大迫害，召開大會，故意挑選幾個虛報產量的隊幹為標兵，去鬥爭報得少或報不出來的幹部，並以“勞改”相威脅。在洪華親自主持的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連批帶打和挨餓，竟死去13人，洪華還說：“這都是社會主義逃兵，死去不要緊!” 環江第壹書記洪華說：“餓死幾個人有什麽了不起，中國有六億人口。餓死的人是體質問題，物競天擇，強者生存嘛。”縣委宣告，開倉的壹律開除黨籍，偷糧的可予以開槍打死。 城關公社塘蘭大隊黨支書崖日堅，不忍讓群眾活活餓死，開倉庫撥了部分糧食給斷炊的群眾救急。洪華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指著崖的鼻子大罵：“有妳崖日堅，就沒有我洪華；有我洪華，就沒有妳崖日堅。”於是這位土改的積極分子、合作化的帶頭人、公社黨委委員，就被當場宣布開除黨籍，撤銷壹切職務，並被罰站到散會。此後又被拉去縣裏和村裏，召開大大小小的鬥爭會，輪流鬥爭後還不給飯吃。在壹次鬥爭後，這位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農村好幹部走不到兩裏路，活活地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饑餓難忍，壹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餓死的人紛紛外逃討飯。縣委即下令追捕，集中關押進行“教育”。幾十個人擠在壹個小房間內，幾天幾夜，睡不得，連坐也擠不下去，活活悶死了44個人。洪華還下達指示：外逃人員如經動員仍不肯回來，或歸途中又逃跑的，就打死算了。水源公社的書記就是這樣宣布和執行洪華的指示的。這個公社逃難到貴州150多人，追回來的幾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關死，沒幾個活下來。 環江水源區委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200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壹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饑民到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下令開槍鎮壓，稱被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 龍巖公社壹個糧管幹部發現壹名僅12歲的學生偷糧食，立即抓住按在偷糧的地方，開槍射擊；小學生在槍口下苦苦哀求，哭喊聲撕心裂肺，催人淚下。因槍老打不響，換了三次子彈，扣了八次板機才把槍打響。小孩被壹槍打中，倒在地上，鮮血四濺。三天後不治死去。吉祥公社北宗大隊大隊長，捉到壹個偷糧的小孩，毒打壹頓後，竟慘無人地道把他關進密不透風的倉庫裏。待父母和其它群眾聞訊趕來時，這個餓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橫飛的小孩，早已被活活悶死了。全縣因斷糧，扒倉庫、偷糧食而被打死的有幾十人。 有壹次在搜查時，發現壹戶家庭鍋邊有壹粒飯，就肯定該家主婦偷糧，便將該婦女腳姆指捆起倒吊掛了起來，剝光衣服，用燒紅了的鐵釬，烙燙其肚皮及陰部，直到將她摧殘至死！八十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長的覃杭生，親眼目睹了這壹慘劇。類似這樣情況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這種殺人遊戲，只有德國法西斯才可以與之比醜、比惡。 為讓“私藏”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竈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壹律滅掉。在寒冬臘月裏，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洪華卻提出：餓死人也不得開倉放糧。真是喪心病狂！不但家家斷炊滅煙，連公共食堂也揭不開鍋（最短壹個多月，長的壹百三十多天停夥）。本縣無處可以討飯，找野菜樹葉也無法充饑，死人日益增多，許多餓死路邊的人，也無力去埋。 開始死人時，由生產隊負責派人擡去埋葬；後來死人多了，有氣無力的活人，也擡不動那麽多的死人；死了大人只剩小孩子的，屍首便無人掩埋，不是橫死門口，就是陳屍村前屋後。有壹天洪華見壹個轉業軍人死在水源街上，便大罵“擋路，死也不找個地方”，並下令“以後有病的人，不準出家門來”。居然禁止死在路上。 全縣16萬多人，1962年發布票，只發下去12萬人，可見那幾年餓死人之多。那時獎勵人口生育，至59年又無自然災害，全縣最少也有18～19萬人。 有人最保守估計，全縣至少死1/4至1/3。根據對城關公社陳關大隊、副點公社中山大隊及馴樂公社康寧大隊調查，死亡率分別是26%、47%和46%。 據對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況調查，其中餓死的有1500多人，鬥爭吊打至重傷而死的82人，當場鬥死15人，開槍打死5人，全家死絕的有9戶共47人。水源公社的龍樹屯和馴樂公社的巖口屯兩個自然村的村民，人口全部死光。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 廣西區黨委於60年元月提拔洪華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3月5日洪走馬上任不久，調查組終於查出了環江死人不是傳染病，是饑餓，死人太多。區黨委遂將洪華改為地區財貿部長，以安人心。1960冬至1961年春“整風整社”運動中，因環江縣大放假衛星，大刮“五風”等原因，廣大幹部群眾起來揭發檢舉，要求將洪華揪回環江批鬥。61年3月2日，洪華被開除出黨，並逮捕法辦。區高級法院直到63年10月31日，才以違法亂紀罪對洪判刑5 年。對環江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洪華，重罪輕判，法律何在，天理何存？！ 環江地處亞熱帶，氣候溫和，雨水充足，地廣人稀，原始森林成片，四季常青，糧食作物季季有收，平常年景即有余糧外運，是柳州地區乃至全自治區較好縣份。人民勤勞敦厚，解放前從未聽說過糧荒死人之事，即使大荒大歉之年，求親靠友或依靠自然資源采種互濟，斷不至於餓死人。58年的13萬斤曠古未有舉世罕見的畝產稻谷數字，完全是洪華等精心策劃，強加給人民和全世界的大誆騙，大謊言，導致環江慘餓至死五萬農民的大慘案。柳州地區死人16萬！這幫混進黨內的家夥，在自然條件極好的時期（全國也根本不是什麽三年自然災害），把人民群眾視同草芥，不及螻蟻，殘害致死。本來，畝產十三萬斤，任何稍微正常的孩童也都明白是不可能的事。可憐的是某些權威科學家，為了溜須拍馬，連良心良知及科學常識也丟掉了，還厚顏無恥說什麽畝產幾萬斤完全可能。
趙紫陽在廣東掀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他到雷南縣召開4000人幹部大會並組織查糧隊，逐家逐戶搜刮余糧，在20天內就超額完成了征糧購糧任務，造成了廣東省餓死百萬人的慘禍。廣東德慶縣，自然條件不壞，1960年也餓死兩萬人。這年四月，高要縣蓮塘公社有3790人因缺乏營養而患病；非正常死亡人數多達779人，大部分是餓死、病死的，占總人口的2.2%，其比例大大高於正常死亡人數；在饑餓和死亡的追逼下，有609人走上了外出逃荒之路。1960年4月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80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幹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癥。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總人口的4.02%，居全省之冠。
上海女人淪為性奴
奉賢縣委第壹書記王文忠說過：“大躍進嘛，講那麽多溫良恭儉讓幹什麽！搞生產要跟打仗壹樣，要敢拼命，不怕死，敢打硬仗和大仗。還能跟小腳女人壹樣？” 1956年，全縣農村全部實現高級社。生產資料全部歸了合作社，生活資料也由社裏分配，合作化運動控制了農民的命脈。幹部說啥就是啥，稍不馴服，批鬥、辯論、扣口糧。幹部壹聲令下，社員如奉聖旨。幹部的口頭禪是：“黨叫妳幹啥就幹啥！”“違令者決不客氣”。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縣抽調了30萬高級社社員，投入積肥水運動。河湖港汊，日夜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社員們駕著船撈河泥，天寒地凍，壹身冰碴。是役，社員致病受傷870余人。冬春之際，禾草不生，各社開始把社員生火做飯的柴草、繼而又把牲口過冬的草料也投進水裏漚肥。奉賢壹時出現百姓流離失所，牲畜越冬無食境況。 “什錦湯”積肥運動中，全縣有魚塘、河濱4000多條被封圍積肥，魚死蝦絕，臭氣熏天。 1958年秋收後縣委提出：“苦戰壹冬春，深翻三尺三”。豐產田要翻六尺，衛星田要到壹丈三。全縣計劃深翻土地四十萬畝。大約要用1600萬個強勞動力工日，挖8000萬土方。李少峰在縣委書記會上大發感慨：“合作化還感到勞力過剩，壹到大躍進，各項工程都缺人、缺勞力。我看中國的女人還得學蘇聯，生它十個娃娃，封個英雄母親。人口要翻番。” 自打深翻土地運動開展以來，各公社社員都是雞叫頭遍，就被幹部逼著上工，苦幹到半夜，還在地頭。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告訴社隊幹部：“群眾象狗壹樣，只有手裏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豬似的，不扯耳朵不叫”、“妳不打，他不幹”，“要想大躍進，堅決大批促大幹，手頭壹點也不能軟”。大批、大打、大餓飯、大勞改成為奉賢縣委的工作法寶。對於完不成任務和完成任務不好的社員，幹部舉手就打、張口就罵。動不動就罰跪、罰飯、送勞改。有些社員壹看見幹部，就嚇得戰戰驚驚，全身哆嗦。社員們控訴說：“人比牲口還不如，牲口幹活還得吃料，社員幹活不給飯吃光吃家夥（指刑具）。” 奉城公社黨委書記宮茂敏帶著全社連以上幹部檢查生產。來到五營的地頭，拿尺壹量，深翻不到壹米。書記光火了，召開全營社員大會，將五營營長和各連指導員撤職查辦，並當場將壹名沒有完成任務的中農社員以“破壞深翻土地運動”的罪名五花大綁。全營社員嚇得大氣也不敢出，只有宮茂敏刺耳的尖叫在回響：“任務壹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 深夜，大雨如註，宮茂敏親自督戰，幹部和民兵持槍荷彈，揮舞棍棒，把苦幹壹天十多小時的社員，全部趕到地頭，婦女兒童也不能幸免。有幹部問：“病人怎麽辦？”宮書記大怒：“病人？哪來的病！偷懶裝病，罪加三等，給我趕下田去！大躍進妳裝病，人民公社不養病人，只要吃得飯，就給我下地去！”11月的夜雨寒氣刺人，社員們拖著精疲力盡的身子，在泥水中拼盡全身最後壹點力氣，舉起鐵鎬，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幹部們手持棍棒、皮帶，在地裏監督。誰的活慢壹點,立即被打翻在地，爬起來接著幹。 風聲、雨聲、斥罵聲、棍棒打人聲、社員痛哭聲，混徹夜空。漸漸地，壹個社員栽倒下地，又壹個社員昏死倒地。馬燈刺破黑夜，田間倒下了幾十人。幹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宮書記命令：“醒來在幹！”此情此景，讓每個稍稍有點人性的人，都會痛哭失聲。 新寺公社壹個營300多人奉令大戰豐產田，幹部規定二十多畝田，深翻六尺，天黑前須完工。結果到太陽落山，活才幹到壹半。領導大怒，帶著民兵封了食堂，社員們餓著肚子在地裏幹了兩天，地翻完了食堂才開飯。結果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個多月。 曙光人民公社有個女社員，名叫顧林仙，已經懷孕六個多月，妊娠反應較大，身體虛弱。她所在支部副書記卻硬逼她下地勞動，並威脅說：“做不動就開會辯論妳！”辯論會就是鬥爭會，拳打腳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辯論，就跑回娘家。她哥哥勸她回去。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後，她找了根繩子上吊自殺了。 顧林仙死後，社員們大受震駭和刺激。 大躍進壹年中，奉賢縣共拆毀焚燒民房25000多間。李少鋒曾說過：“消滅私有制，就必須消滅家庭。要讓家庭消滅，必須先讓私有制的溫床房屋消亡。公社化為我們提供了搞共產主義的歷史的條件”。積肥拆民房、大辦水泥拆民房，滅蟲運動拆燒民房，那大煉鋼鐵運動，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廣大社員憤恨地說：“滅蟲突擊隊是放火隊；為幾條蟲子就敢拆房燒屋，拿人命去滅蟲命”；“強盜搶還剩下屋殼子，現在連屋殼子也沒有了，慘哪！” 據《奉賢縣誌》載：農家鐵鍋基本收盡。奉賢縣大煉鋼鐵運動，煉出來的生鐵，成本達每噸2613元，煉出來的“鋼鐵”，全是廢鐵渣。上海幹部形容當時的情景說：“站在高處看奉賢，就象日本鬼子掃蕩後的情景壹模壹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壹片淒涼”。 按毛澤東推詡的經驗，人民公社要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公社化運動中奉賢縣委大搞“三化”，堅決徹底。縣委規定：16歲以上50歲以下，除地、富、反、壞、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統統編為民兵。16歲到30歲為基幹民兵，平時通過軍事化組織，大搞大兵團的生產運動，組織為農業常備兵團和專業兵團，專業兵團又下設深翻兵團、積肥兵團、鋼鐵兵團和副業兵團行動戰鬥化。兵團按營、連、排為單位，實行集體居住，男女分開，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統壹勞動、統壹居住、統壹休息。聽哨聲起床、吃飯、出工、收工、睡覺。生活集體化鍵的是吃公共食堂，集體住大屋。據1958年10月的統計，全縣共辦起2021個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戶，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當時農業總人口的91%。 1958年9-10月，全縣成立了11個人民公社，農村人口全被共產入社。社員生活壹律軍事化，按師、團、營、連、排、班的軍事編制，把社員編入其中。吃食堂，住大鋪，夫妻分手，母子別離。為徹底解放婦女，廢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組織幼兒園、托兒所。在“共產風”壹風吹的情況下，壹切財產歸公。每個人只剩下換洗衣物，打在壹個小包袱裏，隨身帶著走。用不著的統統打爛、燒毀，以割斷“資本主義尾巴”。社員房子充了公，公社還不放心，怕見物思舊。在集中居住後，各公社還放火燒了壹些空房子。僅僅為了實現“共產共居”，斷絕社員還家之念，全縣就拆燒民房2147間。 奉賢縣委要求社員吃在地頭、幹在地裏、睡在田頭。各公社在田頭搭起草棚，集體紮營集體睡，以便爬起來就出工勞動，幹到半夜爬上鋪就睡覺。江南的夏夜，蚊叮蟲咬，社員們受盡了活罪。被“解放”出來的女社員，統統編入各娘子軍連，參加大兵團作戰，累死累活。許多婦女勞累過度，造成子宮下垂、流產、閉經、不育、浮腫等病，直至大批死亡。 參加人民公社的婦女，許多人成為幹部的性奴隸和玩物。廢除家庭，夫妻分居，偶爾有夫婦倆相約野地交合，壹旦發現，就會受到批鬥甚至毒打。新寺公社在大躍進中，幹部批鬥、毒打過23對野合夫妻。幹部們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間空屋求歡作樂。到了後來，幹部們不僅夫妻有樂，甚至以減少勞動任務，安排輕松活路，入黨、入團、提幹，小恩小惠，多發壹點糧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據統計，新寺公社黨委成員，40%有作風問題。全縣大隊幹部中，27%犯“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開始還只是尋找已婚婦女偶爾奸淫，後來則“專挑三揀四，引誘有姿色的姑娘”。 據奉賢縣委1961年的匯報材料稱：從1959年1960年夏，奉賢縣公社壹級幹部中39%有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長期霸占軍婚、女教師和少女。新寺公社壹幹部玩弄女性15人。有的被奸淫後給壹雙襪子、幾塊糖果、幾包餅幹或幾斤大米。新寺公社社員編了壹首順口溜：“如今幹部不壹般，白天吃喝晚上玩。開口就罵舉手打，社員難過鬼門關。鬼子愛搶花姑娘，幹部圍著女人轉。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壹碗大米飯……”。泰日公社大饑荒年代，竟發生丈夫剛餓死，死屍還停在屋裏，生產隊長第二天就掖著米袋進門先占人妻後占女的事件。 縣公安局於三月和八九月間，先後兩次在南橋鎮舉辦“兒童集訓班”。集訓班公安幹部利用職權之便，對2名集訓少女進行猥褻、強奸。據當時對被集訓過的88名兒童調查了解，受過捆綁、吊打、扯耳朵、抽皮帶、煽耳光、曬毒太陽、罰跪和性虐待等刑罰的就有85人。 據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組奉命復查，奉賢因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強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於“勞改”、“集訓”的23人（打死7人,自殺16人）；全縣被送入“勞改隊”進行強迫勞動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余人。
湖南——人給豬戴孝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公社姓公，公就是共，共就是公。共產黨不共產，還是什麽共產黨；不共產，還能進什麽天堂！”湖南寧鄉縣縣委書記的這番高見，成了各級基層幹部的口頭禪。縣委領導人在大會上宣稱，我們要興無滅資，打爛壇壇罐罐，使全體人民無家無業，輕裝上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為根絕私有觀念，寧鄉縣不僅抄了社員的家產，扒了社員的竈頭，而且嚴格規定，任何人不準私自起火，不準私吃食物，不準在房前屋後的零星土地上種糧種菜，不準養雞養鴨。後來個別地方準許社員家養壹兩只雞，但不許開火，雞和蛋不準自食，只能由供銷社收購，名曰“出口爭外匯，換機器”。否則就扣上“吃社會主義”帽子。 寧鄉縣東湖壙新花大隊有個周老漢，他老婆有頭昏眼花的毛病，要吃黑母雞下的蛋作偏方。於是，他便壯大膽子偷偷在床底下養了壹只黑母雞下蛋給老婆吃。這只沒共產的母雞不爭氣，下了蛋便“咯咯大”的叫了幾聲，被積極分子報告了供銷社經理。 經理馬上跑到周家，強迫他交出雞和蛋，還要他寫檢討到大會上挨批。周老漢這壹下受不了，跳塘自殺。老婆坐在塘邊又哭又喊，女兒和兒媳跳進塘裏拼命地把他拖上來。經理站在岸邊大罵：“妳個老不死的，好大的膽子，私養雞婆吃雞蛋，妳吃社會主義，還用死來威嚇幹部，明目張膽地反對三面紅旗！妳看老子怎麽整妳！”最後，周老漢還是站在臺上作檢討、挨批鬥。 據1961年12月寧鄉縣委上報的《寧鄉平調退賠情況》統計：1958年初全縣共有炊具500萬件，三年來共損失280萬件，占56%。1958年初有家具1200萬件，三年來損失581萬件，占總數的48.4%；58年初共有農具424萬件，三年來損失274萬件，占64.5%。全縣1958年初群眾住房有702641間，三年來由於拆毀敗壞減少了262689間，占房屋總數的37.25%，其中拆毀155740間，占原有總間數的23.1%。 據1961年《寧鄉花明樓公社整風整社向地委的報告》：“‘共產風’刮了三年，越刮越大。大至房屋、牲畜、器材、勞力，小至火鉗、茶壺、燈盞、火柴、針線等等，無所不包。被平調房屋25600間，每戶平均1.6間。搞得許多人‘家空業盡’，有好多戶人家流離失所。貧農劉梅生有病，幹部強迫搬家，走慢了壹點，被幹部壹頓亂拆，把壹屋的家具什物打碎了，僅拿出壹床被窩，氣得劉痛哭而去，遠走他鄉。“生活集體化”解體後，許多人家吃沒吃的，住沒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許多人只好擠居在集體的豬欄、牛圈之中；有的搭起個小草棚，壹家數口，幾代同堂；有的幾戶人家擠在壹間破屋裏。 共來的錢和物，大部分用來蓋樓、起廠、修水庫，小部分用於食堂和大煉鋼鐵。縣委壹聲令下修禮堂，資金、磚瓦、木料和人工，全由各公社平調。至於社員家裏抄走的糧、油、肉、禽、蛋，食堂化初期，還大多送到大鍋竈中，讓幹部社員壹起打牙祭。到58年冬以後，歷次抄家搜抄來的肉魚蛋品，進了幹部的腹中。 雙鳧鋪公社黨委書記的晚稻高產示範田，鬧出了壹場流傳至今的大笑話。他采取了4條“技術革命”措施：壹是多施肥。他調動壹百多個勞力施肥。1.5畝地施土雜肥450擔，人糞尿4500斤，畜糞4500斤，另施了許多特供化肥。二是高度密植。插秧時他挑選了25個青年插秧能手，親自督戰,，插了壹整天，名為2×2寸，實為“板板寸”。三是紮架防倒伏。肥多苗密，禾苗長成石頭也砸不進的“冬茅草”。書記又調來大批勞力，把禾苗排開，紮上壹排排支架，以防倒伏。四是人工反光。毛澤東多次向全黨幹部提出，充分利用光照，增產幾萬斤。這位書記勒令社員們把鏡子全交出來，壹時間，姑娘的小圓鏡、媳婦的梳頭鏡、就連老太太幾十年前的陪嫁鏡、甚至有幾面巫婆私藏的“照妖鏡”、統統在田塍上紮起架子對好光，鏡光反射到禾苗裏。他又強迫拆下大量門窗上的玻璃，反光到田裏，以增強“光合作用”。寧鄉縣委立即向全縣大力推廣。寧鄉的山坳邊、田埂上，天照地射，鏡光閃閃。那壹畝五分示範田結果如何呢？不管怎麽折騰，禾苗還是細如香桿，全部倒伏，顆粒無收。 在冰封雪飄、零下幾度的日子裏，寧鄉縣幹部說“壹天等於二十年，要搶在時間前面，要讓冬天變夏天！”頭腦壹熱，就號召播種早稻。強行規定家家戶戶都要用鍋、壺燒水，再把開水擔到秧田裏，均勻地倒進去，要讓秧田保持恒溫，美其名曰：“溫水催秧法”。 甚至還發明出“人工防寒法”。當冬季寒流來臨的時候花明樓、流沙河、雙鳧鋪等地的幹部又心血來潮，強迫社員排成人墻，站在田頭日夜擋風！幹部們的口號：“不怕地凍天寒，誓死要奪高產！”花明樓的壹位婦女剛生完孩子，月子裏就被幹部趕下田去擋寒流，結果受了寒氣凍成病，半個多月就死去了。 時過中秋，霜凍降臨，壹些公社又強令種紅薯，美其名曰“旱糧革命”，讓地裏冬天長紅薯，春季收獲後播水稻，壹年四季，豐收不斷。結果當然棵粒無收。 1960年2月中共寧鄉縣委提出，糧食生產要“壹早百早”，全縣12萬畝早稻，春節未過完，便開始播育秧苗。天寒地凍，水田還凍冰，縣裏決定，在秧田周圍建擋風墻。結果有的壘磚，有的豎門板、曬席等防風，又燒火，煮水升溫，結果全部爛種。400多萬斤稻種、幾百萬個人工被浪費。 1960年農歷臘月十九花明樓公社黨委書記胡仁欽布置浸早稻種。天寒地凍，谷種下水凍成冰，全社凍壞種谷95萬斤。這時正值全社幾萬人斷糧斷炊！花明大隊1441畝早稻，壹連浸種9次爛9次，共計損失種谷78200斤。插晚稻時又強迫80%插粳稻。結果插三萬畝晚稻，有5420畝顆粒無收。花明樓公社糧食總產減產44%，上萬農民沒飯吃。 花明樓公社的壹個小土爐群，壹天就有27人被打。雙江口運輸營，完不成任務罰跪、挨打、吐唾沫、臉上抹屎。五星公社躍進煤礦，全礦不到200工人，挨過打的有60人。工人廖保山，有壹天被打12次。砌爐的磚，靠拆民房，煉鐵的原料，是社員的生產、生活用鐵器。先是號召大家獻“愛國鐵”、“躍進鐵”，後來幹脆組成抄家隊伍，見鐵器就抄。好端端的鐵鍋，砸碎了收走，鋤頭、鐮刀、釘子、鐵錘、犁頭、耙齒，統統扔進煉鐵爐。 58年初寧鄉共有炊具500萬件，大煉鋼鐵鬧得家家沒了鍋，戶戶沒了鏟，鐵器炊具損失約180萬件；58年初農具424萬件，大煉鋼鐵損失鐵質農具約128萬件。散食堂後不少人家只好在瓦罐裏做飯，用木片、石塊代替家具生產。有個被打成右派的回鄉青年說：“大躍進躍到了石器時代”，又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言行，打成“三反”分子。 1956年寧鄉有林面積125萬畝，覆蓋率為28.6%；到1960年，經過大煉鋼鐵和食堂燒材，砍伐立木160多萬立方米，有林面積只有57萬多畝，覆蓋率下降為13.1%。全民大煉鋼鐵，寧鄉180多萬立方米的木材化為烏有！青山綠水的寧鄉大地，從此山禿嶺光，荒山面積達68.54萬畝，水土流失面積日益擴大，無雨天旱缺水，下雨泥漿滾滾。 全縣30萬青壯勞力“大戰鋼鐵前線”，因勞力不足，紅薯爛在土裏，晚稻在田裏過冬。來年的日子，可就埋下的隱患。如此代價，58年寧鄉煉出了多少“鋼鐵”呢？1958年，寧鄉煉出共計504噸燒結鐵，不少丟在地頭，任風吹雨打幾十年。 劉少奇家鄉“花明樓事件”中胡仁欽的罪狀有：60年胡仁欽決定修個25裏豬城，這壹建築用去勞動日54000多個，拆民房1994間，占用水田和旱土3334畝，還有什麽‘水上涼亭’、‘山上涼亭’、‘萬人禮堂’、‘綠化公路’、興建公社‘辦公樓’、開‘花果山’、修‘環山馬路’、‘新居民點’和‘躍進橋’等等。兩年多來共拆民房20605間，合計平調各項實物為24811.38元。59年花明樓公社的產量本來畝產只有521斤，卻虛報為1201斤。 胡仁欽專門召開公社黨委會議，研究打人辦法，提出“打人要不見血，用矮凳子揍，拿磚頭砸，要打的落實，又不現形。”果然，錢塘灣大隊的總支委員李德仁，在鬥貧農劉勝青時，壹扁擔打出了腦漿，還說他過去不老實，又在死屍上加打幾扁擔。農場的總支書記黎廣雲，在鬥廖德生時，給廖灌屎，還逼著廖的兒子和愛人去灌。灌不進，就用火鉗撬開嘴巴灌，灌後20多天廖就死了。如59年公社380多名黨員的反右傾鬥爭大會，42人被鬥，個個挨打。如總支書記戴新民、王橋山，因報實了產量，說他們是“右傾分子”，鬥爭時就扯頭發、揪耳朵、罰跪，直到逼著他們承認自己所編造的假數字後才止。59年胡仁欽要平調花鋼的機器，幹部黃菊初執行了地委的指示，不肯他調，胡給黃帶上了“反領導”的帽子，在反右傾鬥爭中三次被打，到打爛皮肉血染襯衣而止。 當地人說：“不是花明樓壹個地方的事，哪裏都是這種事情。農民太苦了，妳想都想不出來的。糧食打的本來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征購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飽，幹部簡直拿人不當人，動不動就往死裏達。社員連話都不能說，告狀更是闖大禍了，往哪裏告？妳跑又不能跑，四鄉八社民兵設崗放卡專門抓盲流，抓到就往死裏打，罪名是對公社不滿。那年月，寧鄉就象壹個大的屠宰場！幹部就是那些‘殺場’活閻王！”
縣委常委、宣傳部長程旭華因為不同意學生長期停課去煉鋼鐵，被拖出來在三級幹部會上批鬥。壹陣拳打腳踢之後，又用磚頭擊斷他的肋骨，打得他口吐鮮血，不省人事。事後程旭華被戴上反黨分子帽子，判刑勞改，直到劉少奇1961年回鄉時才予平反。 龍風山公社副主任湯新民不願強迫民工晚晚出工和克扣口糧，於是在鬥爭會上被打得皮開肉綻，幾次昏死在臺上。後來他愛人給他脫襯衣洗傷口，只見襯衣被血粘在皮肉上，無法脫下，壹撕便鉆心裂肺地痛，她只得用濃茶水侵潤襯衣，慢慢地啟動衣布，花了老半天工夫才把衣脫下，有的皮還粘在襯衣上。 雙泉鄉黨總支書記李巨鴻是個木匠出身的地下黨員，他問指揮打人的縣委副書記：“這樣打幹部，中央到底有沒有政策？馬列的書上也講過黨內鬥爭要打人的話沒有？”只這壹問，就使得這位老實忠厚的老黨員成了資產階級反對三面紅旗的代言人，不但被罰跪，挨耳光，還被吊起來毒打。寧鄉中醫院壹位新黨員熊智，認為應當讓醫師治病，不要讓他們長時間去煉鐵而荒疏了業務。這個昨天還受表揚的女積極分子，因此變成了“反革命”。熊智受不住毆打和人身侮辱，跳河自殺了。黨員幹部鐘日新、黃超仁對毒打侮辱幹部不滿，私下議論，被戴上“右傾璣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被打得九死壹生，並下放到水庫工地勞動改造。 1959年7月壹個月內，全縣共發生群眾自殺事件31起，死33人。如雙石生產隊會計鄧東林在發工資時，失去人民幣70元，錯怪13歲女孩劉蘭之偷了，劉被打鬥，結果錢卻找到，劉蘭之放回後投塘自殺。 參加黃材水庫建設的948個大隊以上的幹部,其中打人、罵人、違法亂紀的達117個，占幹部總數的12.4%。他們共打人1305個，其中因打死亡的23個，打傷失去勞動能力的9個，打後還未痊愈的28個，因不遵守禁令被關和勞動改造的198個，受迫外逃的157個，兵團幹部亂搞兩性關系的73個。 1960年1月的壹天,地凍天寒,朔風刺骨。壹個民工因衣薄褲單凍病了。但幹部說是裝病,他只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車也就跑得慢些。湯能德看見了,上去壹腳把車子踹翻了,又踢了幾腳,把他踹倒在地。這個民工氣不過,爬起來就罵。湯能德馬上喊來幾個民兵,把罵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壹根削尖的竹片,讓人把那民工捆起來按住手腳,扒掉褲子,竟將這根長約2尺的竹片,猛地從這民工的屁眼裏捅了進去。攪上幾轉,用力往外壹拔,立時血屎迸濺。在湯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只壹人。當年國民黨特務機關在重慶設渣滓洞,對共產黨人用竹簽釘手指頭,比起湯能德輩的刑法,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在許多水利工地上，幹部們都強調壹律赤膊化，男人挑土、推車、挖土壹律打赤膊，婦女也必須打赤膊。壹時“赤膊化”風起，下至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上至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大姑娘小媳婦，壹律打赤膊，以顯示“沖天的革命幹勁”！凡不打赤膊者，壹律辯論、批鬥、毒打、罰飯、撕光衣服，或者幹部民兵上來“幫女人”，七手八腳撕光衣服。如遇反抗， 毒打之外，送勞改。民工們私下憤怒地說：“如今的幹部真是狠，拿起女人打赤膊當戲看。今天看女人打赤膊，明天就搞共產共妻。不知道他們姐妹娘親讓不讓人也共產？” 寧鄉縣委上報省委的材料稱：白馬橋公社太陽大隊總支書記王尚春，1959年整黨整團反右傾時，私立法堂，逼死6條人命，迫害60多人外逃，還成立勞改隊，打手銬兩付，梭鏢15支，馬刀2把，扣壓社員19人。他還夥同小學教師周國良，吃酒劃拳，強奸取樂。周組織學生擡著他的巨幅畫像，繞道遊行，高呼“王主席萬歲！” 該社金錢山大隊幹部吳獨軍，逼死4人，打人30人，扣飯115人。女社員王雪梅有幾分姿色，他為強奸王雪梅，逼死其親夫。後王雪梅受奸喪夫又無處投訴，含憤自殺。吳獨軍要斬草除根，不發糧食給王雪梅兩歲的兒子，把他活活餓死。駐社的工作隊長謝桂秋很欣賞吳獨軍，群眾意見紛紛，社員賀漢事提了意見。謝和吳召開了160多人的大會，汙蔑賀漢事反黨，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會後群眾反映說：“我們的整社工作隊硬是壹個打人隊。” 龍鳳山大隊總支書記黃禮誠，違法亂紀，貪汙320元，亂搞女人。對社員動輒打罵，被他鬥打的幹部、社員9人，打後自殺的4人，輕傷3人，威逼自殺2人。社員看見他都怕。社員謝文秀說：“我看見黃書記，全身發抖”。公社第壹書記陶選榮目睹其暴行，卻誇獎不斷，說他“鬥爭能力強，能完成任務，是個好幹部。” 1960年6月寧鄉縣委上報湖南省委《關於夏鐸鋪公社開展“三反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稱，夏鐸鋪公社黨委委員、供銷部支書楊新甫，1958年被評為全省紅旗，出席北京的先進生產者會議；此人壹貫腐化墮落，調戲、奸淫婦女7人，貪汙挪用公款470多元；調供銷部不到兩月，就挪用公款300多元買自行車、留聲機、照相機，供自己玩樂，下鄉工作要通訊員用自行車接送。雙湖大隊總支書記、秘書、會計三人共同誘奸軍屬王雪娥，為此爭風吃醋吵架不休，群眾諷刺：“大隊幹部實行了公妻制。”全公社91個總支正副書記以上幹部，誘奸、強奸婦女的就有25人。有的幹部為長期霸占他人妻子，竟然把她們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去，並不準回家，回家就捆送工地。這些幹部不僅貪汙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搶掠民財，占為私有。新鳳大隊黨總支秘書黃正恒等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剝為己有，還把逃荒人洪渡文、嶽梅蘭等家裏的衣服、鞋、床、櫃子、牙刷等用品統統搬到大隊部，總支副書記黃正祥和他們壹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員說：“這些幹部是搶犯、土匪。” 1961年7月，中共寧鄉縣委上報益陽地委，稱幹部作風問題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花明樓公社總支書記以上幹部中，強奸婦女的28人，最多的壹人強奸、奸淫婦女30多人。黨委副書記杜少才，1959年10月在雞場強奸女社員傅果明，象餓虎撲食壹樣又撲又撕，把女方褲子撕爛後強奸。而被奸淫的婦女呢，雖說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數。壹是懼於幹部們的淫威；二是人餓得半死，有的以肉體換點吃喝救命。 幹部大吃大喝當時已成普遍現象。花明樓公社機關食堂，夥食分三等，有“書記飯、委員飯、壹般幹部飯”。1960年胡仁欽壹人吃雞、魚、豬肉160多斤。這還不算他們借開會和檢查工作為名，長期在基層大吃大喝的物資。1960年4月28日8個常委壹天吃4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雞、豬肉、雞蛋、荔枝16斤。有壹次，4個書記開會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爛。饑民聞訊說：“書記吃飽了沒事幹，他們打打架，比拿社員打人取樂強多了”。太平大隊1959年死牛5頭，殺了600多斤肉，幾個大隊幹部就吃去500多斤，其中總支書記王義吾壹人吃幹牛肉70多斤。 夏鐸鋪公社的幹部，壹個個養得紅光滿面，精神十足。對全社210個大隊以上幹部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到1960年4月，共吃肉2062斤，魚2335斤，雞177斤，蛋401斤，油481斤，酒1784斤。而社員食堂斷糧停炊，也無人過問。 最典型的是新風大隊9個幹部，1959年過端午節，壹次連吃帶了150斤包子。1959年5月到60年4月，11個月內吃牛肉138斤、豬肉220斤、酒150斤、菜油176斤、魚210斤。秘書黃振恒，用油炸面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來了請客吃糖，還向公家報銷。該大隊幹部食堂的方針是：“以肉為綱，雞魚並舉，小菜帶頭，保證基本供應。”群眾說：“我們大隊的幹部實現了三化（手表化，繩子衣化，白糖、香煙、餅幹經常化）”。幹部吃飽吃好，從不問社員食堂生活情況。半夜三更幹部吃夜宵，搞得乒乓乓，煎魚炒肉。可是生產上急需的70000斤石灰，無錢買回；社員要借1元錢治病，也不批準。 該大隊社員吃糠咽菜，致使春荒餓死人、浮腫病壹發不可收拾。幹部白天往外面轉壹個圈，又回大隊部吃飯，晚上坐在辦公室聽收音機、開夜餐。嚴重影響群眾生產情緒，他們說：“我們天天忙出工，幹部光吃不勞動，具體問題不解決，搞起生產冒得勁”。1961年，縣委書記何長友說：“夏鐸鋪公社新風大隊工作隊長張其永，由於生活特殊，工作極不深入，在整社中繼續大吃大喝，吃魚吃肉吃蛋吃酒，侵占病人食堂，違犯糧食政策，超吃糧食，每餐吃10兩，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很壞。” 當時流傳著壹首民謠，諷刺幹部吃喝風：“口裏沒得味，開個現場會；肚裏有點嘈，組織大檢查”。開會就吃肉吃魚。大檢查更是令幹部開心的事了。檢查評比，走壹路，開壹路葷，壹家更比壹家強。有的幹部自己想吃什麽就開什麽會。想吃肉，開“發展牲豬檢查會”；想吃酒席，就開個“紅旗食堂現場會”。白馬橋淺水大隊食堂管理員在筆記本上作了壹個記載：1959年從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開過大小現場會7次，到會幹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辦飯菜19桌。本子上還有這樣壹段話：“我們的食堂辦得好是好，就是現場會多得不得了。辦上壹桌菜，除了魚、肉開支外，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個人半個月的油鹽。此風不可長，要開也要開得少。”後來被人舉報，這位會計被撤職，送上鬥爭臺。 社員壹個月，吃糧不過10多斤，吃的是鹽水清湯，壹個月生活總共不到8元錢；壹桌酒席四五十元，相當壹個社員半年夥食。淺水大隊食堂，3個月中幹部開會吃的夥食費，大約相當於100個社員1個多月夥食。 幹部貪汙腐化，已經成為社會性的普遍現象。1960年6月25日，縣委第壹書記李學良在《我對“三反”運動中所揭發的問題的檢查》中說到：“全縣大隊以上的6700個幹部中，貪汙的達964個，占到14.2%，共貪汙人民幣145000元。花明樓太平大隊保管員湯愛君，貪汙600多元，打人4個。 關子沖大隊總支書記談福權，59年就貪汙挪用公款200余元。群眾反映說：“今年元月以來，以他為首全大隊幹部，打著核算糧食的幌子，在群眾家裏翻罐倒壇，到處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雞、魚就帶回家吃，搜了酒當場就喝。”該大隊五個總支委員，個個打人，18個大隊幹部，就有16個打過人。全大隊59年以來被打的群眾有218人，因打而自殺的5人，外逃的13人。群眾稱他們“活老虎”、“閻王”等，看見他們都避而不見。當地小孩吵鬧時，只要聽見喊“閻王來了！”就馬上停止了哭聲。 以1958年為基數到1962年，綜合其它資料和有關檔案，“苦日子”造成了劉少奇家鄉寧鄉縣近八萬人餓死。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至少在150萬以上。 大躍進時期，湖南澧縣在92名受處分的公社和大隊幹部中，有76人奸淫婦女，33人貪汙，37人打人致死傷。壹些人是壹身數罪。澧縣“四大公案”駭人聽聞！（1）蘇海清案：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強迫飼養員為死豬披麻帶孝，哭墳守靈；魚肉百姓，咨意奸汙婦女，搞初夜權。（2）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華大隊總支書記章自福，橫行鄉裏，打死多人，攔路搶劫；鬥爭會上，讓夫妻赤身裸體咬著生殖器打滾取樂。（3）如東公社社員劉家遠，饑寒交迫，殺害兒子食子案。（4）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縣委強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幹部以毒刑和餓飯來控制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慘案。
1958年10月，蘇海清任閘口公社黃溪大隊大隊長，到任4個多月，打死1人，打傷7人。奸淫少女4人。1959年3月，他調任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副書記，11月任該大隊總支書記。他提出：對生病在床的，糧食減半；老人、小孩不能勞動的，糧食減半；裝病不出工抗拒勞動的，停夥。幹部要包食堂，查情況，堅決堵住懶漢的嘴巴。重點清查偷青的、私自動火的。第二天，所有幹部都站在食堂門口，任何人都必須在食堂吃飯，不準家人帶飯。生病在床的，要經幹部上門檢查，然後才批準帶飯，定量減半。結果壹些病人為了吃上壹口飯，只好帶病出工。當月，全大隊死在田裏的病人有4人。 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更大躍進，蘇海清聲稱三元大隊1959年農業畝產平均達到1200斤。公社在表揚的同時，給三元大隊加了17萬斤的新任務。蘇海清搞“就地打場、就地征購、就地入庫”。但全部收上來的糧食，還不夠完成任務。蘇海清宣布了口糧分配計劃：“適當留點糧食，其它的從打草谷中挖掘潛力，再補充些菜（指野菜），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謂“打草谷”，實際上是從脫過谷粒的稻草中復打殘剩谷子。 平均每人每天只有6錢糧！ 1960年元月，餓死了18人。因三元大隊死人情況嚴重，閘口公社黨委決定要撥給該大隊15000斤谷。蘇海清面向公社書記連聲檢討，說是三元大隊給公社找麻煩了，其實死的都是些老了該死的，缺糧情況不嚴重。硬是只要了1萬斤谷。 社員們長期饑荒缺糧，只好到處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們就上山剝樹皮。過春節前，大隊發下糠殼，家家戶戶把糠殼磨了做成糠耙耙過年。社員們挖野菜、扯草根、剝樹皮、做稻草漿的“代食品”、吃觀音土，就算是過了壹個年。社員張長松家，因饑餓不過，只好剝枇杷樹皮做成耙耙吃，結果全家人拉肚子都病倒在床。 社員張二爹壹家6口人，吃過豬草、糠殼、樹皮、觀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來，叫人用樹枝從屁眼裏往外掏；弄得從此得了痣瘡，四十多年壹直在拉血；壹家餓死4口人，只剩了個女兒15歲，嫁了個比她大10多歲的食堂管理員，父女倆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個，6家共38口，苦日子死了28人，還剩下10人！ 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裏，該大隊死人328人，占總人口的27%左右。 苦日子到來後，蘇海清聽說家裏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親和孩子接來住了7個月，老婆來住了2個月，叔叔住了1個月，哥哥住了半個月。餐餐都要吃葷菜，沒有肉，他就派人到幾十裏外的湖裏，駕船去打魚。來時個個面黃肌瘦，走時都是紅光滿面，還大包小筐的帶著走。當然，蘇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蘇海清說他“別的毛病沒有，就是喜歡喝兩口，燉個缽的事。”農民餓得九死壹生，蘇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1960年春荒，三元大隊病、死如潮。上級發下來壹些紅糖和黃豆粉團成的“營養丸”等“補品”。他還夥同大隊文書孫逢太私分給病人補充營養的紅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豬肉7.8斤。老婆回家時，他將大隊的面粉8斤、食油4斤、黃豆11斤、棉花2斤，拿回來讓他老婆帶走，“分文不給” 群眾斷糧，而蘇海清和幹部們卻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隊長長期吃幹部小竈，還時常把各隊幹部以開會、研究工作為名，叫到大隊來“改善生活”，雞鴨魚肉蛋，炸炒蒸煮燉，搞的熱火朝天。他還有個半夜“喝花酒”的“愛好”，經常在晚上叫廚師炒幾個菜，私下分別叫來他定好的幾個十幾歲的少女，陪他飲酒作樂。吃飽喝足，再陪他上床。他是餐餐吃葷的，有肉有酒，還喜歡用紅泥爐燉瓦缽，吃得他紅光滿面，精力充沛。社員說，“蘇書記吃飽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人民公社把“人民”管得死死的，結婚必須到大隊去開證明。誰家要嫁女兒或者娶媳婦，只要那姑娘長得還可以，蘇海清去了，他總是會有壹些“表示”，送點錢，送點糧，說上幾句好話，然後叫她去大隊部，會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壹盤。那時嫁女兒的，基本上都是餓的沒得辦法，讓女兒去找個吃飯的人家。女方幾年來哪裏吃過這麽好的東西？睡覺就睡覺吧，反正都餓麻木了，也不在乎。男方也不好鬧，書記睡了妳的女人，那是看得起妳，他會有數的，壹定會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長得好，反正蘇海清總是有辦法把她先睡了。蘇海清最不像話的，是他把人家壹個姑娘搞了壹晚上，第二天還到人家那裏去冷嘲熱諷，說是昨天晚上吃了壹回下腳水，倒了大黴了。他送的壹袋米，就當是餵豬的下腳料算了。因那姑娘在嫁過來之前，已經被她原來所在的隊長奸汙過了。 澧縣人委會壹位長輩說：他參與過蘇海清案的處理會議。“蘇海清我見過，這家夥，完全是大躍進年代裏的典型幹部加土皇帝。在他的統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壹套治民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宮六院七十臏妃二還有個數，他則更狠，是凡大隊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還搞起初夜權那壹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1959年12月，蘇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隊原地主孫逢聖因水腫病，在田坎上坐了壹會兒。蘇海清檢查生產，正好看見孫逢聖在地上坐。孫見蘇書記兇神惡煞的樣子，半天才戰戰兢兢地解釋自己有病。蘇海清上去就是三個耳光，強迫他下田勞動，還餓他三天飯。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隊突擊修葉家灣水庫。孫逢聖病情嚴重，便向隊長請假。隊長批準他在工地上看小孩。26日清晨，蘇海清在工地檢查出工情況，見孫和壹個小孩坐在床上，便不問青紅皂白，抄起壹根扁擔，對著孫逢聖就是兩家夥，將孫打倒在地，強迫他上工地挖土。壹直幹到下午，孫逢聖實在地上坐了壹會兒，又被蘇看見毒打壹頓。到吃晚飯的時候，孫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過去。被上晚班的社員發現，將他擡回家中，當夜死去。 1960年3月3日，澧縣閘口公社三元大隊三隊女飼養員戴友姑養的壹頭豬病死了。隊長孫際銀請示大隊副業主任湯明典同意後，孫便準備剝皮賣肉。大隊書記蘇海清晚上來該隊“檢查食堂”，發現死豬，勃然大怒，將孫臭罵壹通，當即責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將豬埋葬。 次日清早，蘇海清在該食堂召集全大隊各生產隊事務長、飼養員和生產隊長等20多人的“死豬現場會”。他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豬原因。戴說豬是病死的，蘇破口大罵：“狗屁！豬是集體財產，是妳害死想吃肉！”批鬥壹陣，蘇海清當場宣布： 1.要做壹付棺材和壹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寫上年月日和餵豬人名字；2.要請道士開路。當時湯永協說，“東門的道士請不來。”蘇便要戴友姑請學校老師打秧歌鑼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剛送豬上山（即八人擡棺送葬）；4.養豬人帶路抱靈，邊走邊哭：“我的豬爹，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壹張人皮，妳跑慢了，搶了壹張豬皮，把妳餓死了，我還妳來世帳”。5.豬墳要埋壹人多高；6.養豬人送煙火（燒紙錢香燭）三天，送壹次哭壹次；7.見幹部壹來就要大哭豬親爹。並交代說，“明天公社生產大檢查，有四個大隊書記來檢查，要哭的特別傷心些。”8.要搭棚守靈，守壹個月。 他還壹再強調：“壹定要執行，誰違抗就的挨辯論！”並指定大隊養豬主任湯永協監督執行。早飯後，他到金盒大隊參加公社生產檢查團，並對該大隊書記劉光耀吹噓說：“別的地方總死豬，我們那邊死豬後懲辦的辦法就搞得好”。並大言不慚地介紹經驗。 當天，趁蘇海清不在，戴友姑將死豬裝進棺材，請兩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為死豬哭喪。又在死豬墳前做了五尺高，壹尺多寬的墓碑，按蘇海清交代的，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並在墳前搭棚守靈。 戴友姑守靈的第二天，見公路上來了壹個騎自行車的幹部，以為是四個大隊的書記來檢查，馬上放聲大哭：我的豬爹，這就把妳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壹張人皮，妳跑慢了，搶了壹張豬皮，把妳餓死了……”來人是縣公安局的幹部孫東才，見山坡上壹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哭得古怪，便下車問明情況。孫東才聞訊義憤填膺，回到縣裏告發了此案。 縣裏立即派人來調查。三元大隊社員民怨沸騰，紛紛反映：“蘇海清不調開，三元大隊不得翻身！”並向來人稱蘇是“蘇日軍”、“活閻王”。很快，蘇海清被捕。 壹時間，此案轟動全縣，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幾萬人，沒見幹部過問。從古到今，沒見過死了壹頭豬，竟然要活人給死豬當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澧縣政法委黨組《關於蘇海清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壹案預審情況和處理意見向縣委的報告》，“該犯壹貫利用職權，為非作惡，侵犯人權，打死打傷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後打罰87人。其中貧農32人，中農32人，農11人，地主12人；毆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罰站推搡1人、打鑼遊街2人、罰義務工12人”。“蘇犯海清壹貫利用職權，行兇作惡，殘酷欺壓群眾，打死打傷人命，強迫群眾給死豬出葬，任意壓低群眾口糧標準，奸汙婦女，貪汙多占，還多次偽造歷史，假充功臣、排長，實屬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壞分子，已夠成反革命罪，罪大惡極。判處死刑，以平民憤。
兩廣慘禍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畝產中稻13萬零414.14斤，比1957年公布的畝產量高363倍，而且還有整有零，可見其“真實”。 環江1954年約16萬人，是專出產糧、牛、豬的縣份。 環江是大石山區，居住分散零落，為了參加集體生產（或開會），四點鐘就要起身，步行二、三個小時山路，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收工回到家中，已是半夜。秋冬分配季節，更是問題重重，各個村屯，就那麽壹點點糧食，又得挑回來，疲於奔命，喊苦不叠。不少僻遠山區種了些瓜果、菜蔬及少量糧食，因路途遙遠，行走都很困難，只好爛在地裏，無人收割，造成極大浪費。許多地方，有的田塊十分狹小，集體勞動根本無法進行，有人形容壹個青蛙壹跳可過12條田埂；牛也很難進去耕作。最幼稚的孩子也懂得：像這樣地方，不應搞合作那樣大呼隆集體生產。 王定歷任思恩縣和宜北縣（現改為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的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前後8年。1956年王定說：“壹個鄉，方圓幾十裏，壹個隊有十多個弄場，管理和集體勞動十分困難，太分散了嘛！什麽都統起來不好。農民習慣在田頭、地角種點菜豆辣椒，或搞點什麽副業，就扣上‘資本主義’‘自發戶’‘破壞’‘復辟’等大帽子進行批鬥。結果，生豬大減產，鴨鵝幾乎絕了，中藥材沒有了，青菜也少見，合作社勢必長久不了。”縣委決定分小社，由生產隊自負盈虧；分散的小區，就包工、包產、包投資到生產小組，到戶。王定並於56年底報告地委。地委加上按語，批發兄弟縣參考，同時準許環江搞試點。後來，王定被扣上瓦解合作社，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大帽子；被打成“右派集團”頭子，成為“極右”的反革命。
清洗了右派後，新書記洪華來了。地委書記賀亦然特別關照縣委書記洪華說：“湖北省三萬斤/畝的衛星，是把六畝田裏的水稻移植到壹畝田裏……，沒十萬斤畝產，恐怕在國內放不出去的。”洪華心領神會，回來把分管農業的副書記等壹批親信找來，於8月下旬把試驗田（壹畝壹分三）裏的禾苗全部拔掉，再深耕犁耙後，倒入成百上千擔肥料，不分晝夜，發動社員教師近千人，從附近各公社大隊百多畝的稻田中，挑選出長勢最好的幾近成熟勾頭的稻禾，連根帶泥挖起挑到試驗田中並蔸，兩天時間就密植起來。新聞影片攝錄過副書記兒子在禾上嬉戲的鏡頭，並在廣西日報、人民日報頭版發表。 王定這時還在縣裏小勞改，路過該田，說了句“這麽搞法，怎能增產放衛星，豈不勞民傷財？”洪華聽到反映後，立即發動大批鬥，以破壞大躍進罪名，把王定妻兒子女全家九口人，強趕至壹破爛不堪的圩亭角落裏，四面透風。最後幹脆送去勞改農場改造。 壹位中山大學畢業的老農業專家去看了“衛星田”，回去縣裏匯報說：“這樣放衛星，畝產哪會有五千、壹萬斤，我看五百斤也到不了。”當即被發配到右派改造隊中去勞教。 58年9月初，自治區黨委組成了檢查驗收團，自治區黨、政領導人，還有農學院院長，作物栽培學教授，遺傳選種學教授，區農科院專家，以及水稻專家，都被特邀，興高采烈到現場驗收。9月9日上午10點，洪華威風凜凜地將壹把系有紅綢帶的鐮刀給壹名領頭的副書記，隆重開鐮。四百多名男女社員，在六千多圍觀者面前，揮舞鐮刀，進行了收割，當即脫粒，裝滿壹擔擔籮筐，然後派幾十人排成長隊，沿著主要街道遊行示威，直到縣委大院過秤堆放。與此同時，壹個生產隊的糧倉裏，另壹群社員，遵照縣委指令，挑起準備好了的谷子，壹擔壹擔尾隨遊行隊伍，使稻谷擔子頓增兩、三倍。這樣安排，洪華仍恐達不到十萬斤，又布置壹些擔子，趁人多馬亂之機，不倒去谷子，過秤後乘亂又挑了出來，再次（甚至三次）混入送去過秤的大隊伍，重復過秤。經過十多個小時的折騰，直到當晚十二點多，才收割完畢。縣委大院堆起的谷子（幹濕均有），統計人員根據過秤人員報出的數字，這塊1.13畝田，當天收割了1.075畝共14萬零217.4斤（尚留0.055畝未收割，故意留下供參觀），平均畝產13萬零434.14斤。全國、全世界第壹，就這樣炮制出來了。 洪華等人，還要求參加驗收的自治區領導、院長、教授、專家等在驗收喜報上簽名，可悲可嘆的是大多數人都簽上本人大名。這壹彌天大謊在各級黨報上發表了。 假戲真做，明眼人也不難識破。當時在場的區黨委組織部壹名副部長就未簽名。1959年3月7日，縣林業局壹位幹部以“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說：“這樣做法，我們以為十三萬太少了，那塊田可畝產壹百萬斤的啊！”環江中學教師覃有莘說：“這是環江的恥辱。”縣委幹部張聯無說洪華瞎吹，洪華聽到了就送張去勞改（還打屁股）。柳州農校老師學生中也有人深表懷疑；但發現壹個，就處罰壹個（勞改或送回鄉勞動）。 9月10日，洪華舉行記者招待會。9月12日《廣西日報》大肆報道。9月18日《人民日報》又作了報道。《廣西日報》還有“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環江畝產翻四番”的標題。區黨委組織了大量參觀活動。人們絡繹不絕來取經學習，連越南也派代表團來參觀學習。 功勛赫赫的洪華，出盡了風頭，披紅戴彩，領到壹面特大紅旗，歡迎隊伍，成千上萬，擠滿街頭，洪華被群眾高高擡起，壹路擡入縣委。從此，洪華越吹越神，成了英雄。他到哪個公社，都安排群眾夾道歡迎；壹些離大路遠些的山區的社員，還要打著火把來到路邊，甚至連夜趕來，絕不許誤了時間。有的歡迎隊伍長達五華裏，儼然壹個國君的駕臨。洪華任內短短兩年，榮獲上級獎旗達96面之多，實屬空前。 賀亦然從地級升去區裏成了省級幹部；洪華也由縣委書記提升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 環江還要爭奪鋼鐵元帥哩！原始森林大量被砍伐，“土法”煉鋼上馬，成績亦極盡輝煌；但其結果是：廢鐵渣壹堆，禿山光嶺壹片。 洪華等胡吹瞎報58年糧食產量為3.3億斤，實際1.05億斤還大有水份。0.71億斤的征糧購糧任務，比上年增加近5倍，但農民怎麽完得成任務呢？於是，洪華不惜以瞞產私分的大帽子欺壓群眾，並制造2.4億斤“後手糧”的假現場，讓柳州地區3千多名公社大隊幹部出席鬥爭會。結果使得各公社僅留的口糧和農民家中頭年的極少量余糧（幾斤或幾十斤）都掃出來交公。到1959年，口糧全面緊張，斷糧戶成千上萬，饑荒大片出現，餓死人日益增多。區黨委被迫向環江返銷壹百萬斤糧食，才勉強度過上半年的餓死關。 不久，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全國群起反右傾保三面紅旗，反瞞產運動再起高潮。洪華再次赤膊上陣，爭當先鋒：59年產糧任務是58年3.3億斤的三倍（9.6億斤），秋後征購任務是1億斤。可是，環江當年實產只有0.8億斤還不及，而虛構胡編的數字是要用實物去兌現的。於是，洪華開展了反右傾、反瞞產的政治大鬥爭、大迫害，召開大會，故意挑選幾個虛報產量的隊幹為標兵，去鬥爭報得少或報不出來的幹部，並以“勞改”相威脅。在洪華親自主持的城關公社陳雙大隊的逼糧會上，連批帶打和挨餓，竟死去13人，洪華還說：“這都是社會主義逃兵，死去不要緊!” 環江第壹書記洪華說：“餓死幾個人有什麽了不起，中國有六億人口。餓死的人是體質問題，物競天擇，強者生存嘛。”縣委宣告，開倉的壹律開除黨籍，偷糧的可予以開槍打死。 城關公社塘蘭大隊黨支書崖日堅，不忍讓群眾活活餓死，開倉庫撥了部分糧食給斷炊的群眾救急。洪華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指著崖的鼻子大罵：“有妳崖日堅，就沒有我洪華；有我洪華，就沒有妳崖日堅。”於是這位土改的積極分子、合作化的帶頭人、公社黨委委員，就被當場宣布開除黨籍，撤銷壹切職務，並被罰站到散會。此後又被拉去縣裏和村裏，召開大大小小的鬥爭會，輪流鬥爭後還不給飯吃。在壹次鬥爭後，這位身強力壯的三十多歲農村好幹部走不到兩裏路，活活地餓死在回家的路上。 饑餓難忍，壹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餓死的人紛紛外逃討飯。縣委即下令追捕，集中關押進行“教育”。幾十個人擠在壹個小房間內，幾天幾夜，睡不得，連坐也擠不下去，活活悶死了44個人。洪華還下達指示：外逃人員如經動員仍不肯回來，或歸途中又逃跑的，就打死算了。水源公社的書記就是這樣宣布和執行洪華的指示的。這個公社逃難到貴州150多人，追回來的幾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關死，沒幾個活下來。 環江水源區委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200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壹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饑民到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下令開槍鎮壓，稱被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 龍巖公社壹個糧管幹部發現壹名僅12歲的學生偷糧食，立即抓住按在偷糧的地方，開槍射擊；小學生在槍口下苦苦哀求，哭喊聲撕心裂肺，催人淚下。因槍老打不響，換了三次子彈，扣了八次板機才把槍打響。小孩被壹槍打中，倒在地上，鮮血四濺。三天後不治死去。吉祥公社北宗大隊大隊長，捉到壹個偷糧的小孩，毒打壹頓後，竟慘無人地道把他關進密不透風的倉庫裏。待父母和其它群眾聞訊趕來時，這個餓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橫飛的小孩，早已被活活悶死了。全縣因斷糧，扒倉庫、偷糧食而被打死的有幾十人。 有壹次在搜查時，發現壹戶家庭鍋邊有壹粒飯，就肯定該家主婦偷糧，便將該婦女腳姆指捆起倒吊掛了起來，剝光衣服，用燒紅了的鐵釬，烙燙其肚皮及陰部，直到將她摧殘至死！八十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長的覃杭生，親眼目睹了這壹慘劇。類似這樣情況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這種殺人遊戲，只有德國法西斯才可以與之比醜、比惡。 為讓“私藏”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竈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壹律滅掉。在寒冬臘月裏，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洪華卻提出：餓死人也不得開倉放糧。真是喪心病狂！不但家家斷炊滅煙，連公共食堂也揭不開鍋（最短壹個多月，長的壹百三十多天停夥）。本縣無處可以討飯，找野菜樹葉也無法充饑，死人日益增多，許多餓死路邊的人，也無力去埋。 開始死人時，由生產隊負責派人擡去埋葬；後來死人多了，有氣無力的活人，也擡不動那麽多的死人；死了大人只剩小孩子的，屍首便無人掩埋，不是橫死門口，就是陳屍村前屋後。有壹天洪華見壹個轉業軍人死在水源街上，便大罵“擋路，死也不找個地方”，並下令“以後有病的人，不準出家門來”。居然禁止死在路上。 全縣16萬多人，1962年發布票，只發下去12萬人，可見那幾年餓死人之多。那時獎勵人口生育，至59年又無自然災害，全縣最少也有18～19萬人。 有人最保守估計，全縣至少死1/4至1/3。根據對城關公社陳關大隊、副點公社中山大隊及馴樂公社康寧大隊調查，死亡率分別是26%、47%和46%。 據對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況調查，其中餓死的有1500多人，鬥爭吊打至重傷而死的82人，當場鬥死15人，開槍打死5人，全家死絕的有9戶共47人。水源公社的龍樹屯和馴樂公社的巖口屯兩個自然村的村民，人口全部死光。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 廣西區黨委於60年元月提拔洪華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3月5日洪走馬上任不久，調查組終於查出了環江死人不是傳染病，是饑餓，死人太多。區黨委遂將洪華改為地區財貿部長，以安人心。1960冬至1961年春“整風整社”運動中，因環江縣大放假衛星，大刮“五風”等原因，廣大幹部群眾起來揭發檢舉，要求將洪華揪回環江批鬥。61年3月2日，洪華被開除出黨，並逮捕法辦。區高級法院直到63年10月31日，才以違法亂紀罪對洪判刑5 年。對環江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洪華，重罪輕判，法律何在，天理何存？！ 環江地處亞熱帶，氣候溫和，雨水充足，地廣人稀，原始森林成片，四季常青，糧食作物季季有收，平常年景即有余糧外運，是柳州地區乃至全自治區較好縣份。人民勤勞敦厚，解放前從未聽說過糧荒死人之事，即使大荒大歉之年，求親靠友或依靠自然資源采種互濟，斷不至於餓死人。58年的13萬斤曠古未有舉世罕見的畝產稻谷數字，完全是洪華等精心策劃，強加給人民和全世界的大誆騙，大謊言，導致環江慘餓至死五萬農民的大慘案。柳州地區死人16萬！這幫混進黨內的家夥，在自然條件極好的時期（全國也根本不是什麽三年自然災害），把人民群眾視同草芥，不及螻蟻，殘害致死。本來，畝產十三萬斤，任何稍微正常的孩童也都明白是不可能的事。可憐的是某些權威科學家，為了溜須拍馬，連良心良知及科學常識也丟掉了，還厚顏無恥說什麽畝產幾萬斤完全可能。
趙紫陽在廣東掀起了反瞞產私分運動，他到雷南縣召開4000人幹部大會並組織查糧隊，逐家逐戶搜刮余糧，在20天內就超額完成了征糧購糧任務，造成了廣東省餓死百萬人的慘禍。廣東德慶縣，自然條件不壞，1960年也餓死兩萬人。這年四月，高要縣蓮塘公社有3790人因缺乏營養而患病；非正常死亡人數多達779人，大部分是餓死、病死的，占總人口的2.2%，其比例大大高於正常死亡人數；在饑餓和死亡的追逼下，有609人走上了外出逃荒之路。1960年4月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80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幹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癥。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總人口的4.02%，居全省之冠。
上海女人淪為性奴
奉賢縣委第壹書記王文忠說過：“大躍進嘛，講那麽多溫良恭儉讓幹什麽！搞生產要跟打仗壹樣，要敢拼命，不怕死，敢打硬仗和大仗。還能跟小腳女人壹樣？” 1956年，全縣農村全部實現高級社。生產資料全部歸了合作社，生活資料也由社裏分配，合作化運動控制了農民的命脈。幹部說啥就是啥，稍不馴服，批鬥、辯論、扣口糧。幹部壹聲令下，社員如奉聖旨。幹部的口頭禪是：“黨叫妳幹啥就幹啥！”“違令者決不客氣”。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縣抽調了30萬高級社社員，投入積肥水運動。河湖港汊，日夜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社員們駕著船撈河泥，天寒地凍，壹身冰碴。是役，社員致病受傷870余人。冬春之際，禾草不生，各社開始把社員生火做飯的柴草、繼而又把牲口過冬的草料也投進水裏漚肥。奉賢壹時出現百姓流離失所，牲畜越冬無食境況。 “什錦湯”積肥運動中，全縣有魚塘、河濱4000多條被封圍積肥，魚死蝦絕，臭氣熏天。 1958年秋收後縣委提出：“苦戰壹冬春，深翻三尺三”。豐產田要翻六尺，衛星田要到壹丈三。全縣計劃深翻土地四十萬畝。大約要用1600萬個強勞動力工日，挖8000萬土方。李少峰在縣委書記會上大發感慨：“合作化還感到勞力過剩，壹到大躍進，各項工程都缺人、缺勞力。我看中國的女人還得學蘇聯，生它十個娃娃，封個英雄母親。人口要翻番。” 自打深翻土地運動開展以來，各公社社員都是雞叫頭遍，就被幹部逼著上工，苦幹到半夜，還在地頭。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告訴社隊幹部：“群眾象狗壹樣，只有手裏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豬似的，不扯耳朵不叫”、“妳不打，他不幹”，“要想大躍進，堅決大批促大幹，手頭壹點也不能軟”。大批、大打、大餓飯、大勞改成為奉賢縣委的工作法寶。對於完不成任務和完成任務不好的社員，幹部舉手就打、張口就罵。動不動就罰跪、罰飯、送勞改。有些社員壹看見幹部，就嚇得戰戰驚驚，全身哆嗦。社員們控訴說：“人比牲口還不如，牲口幹活還得吃料，社員幹活不給飯吃光吃家夥（指刑具）。” 奉城公社黨委書記宮茂敏帶著全社連以上幹部檢查生產。來到五營的地頭，拿尺壹量，深翻不到壹米。書記光火了，召開全營社員大會，將五營營長和各連指導員撤職查辦，並當場將壹名沒有完成任務的中農社員以“破壞深翻土地運動”的罪名五花大綁。全營社員嚇得大氣也不敢出，只有宮茂敏刺耳的尖叫在回響：“任務壹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 深夜，大雨如註，宮茂敏親自督戰，幹部和民兵持槍荷彈，揮舞棍棒，把苦幹壹天十多小時的社員，全部趕到地頭，婦女兒童也不能幸免。有幹部問：“病人怎麽辦？”宮書記大怒：“病人？哪來的病！偷懶裝病，罪加三等，給我趕下田去！大躍進妳裝病，人民公社不養病人，只要吃得飯，就給我下地去！”11月的夜雨寒氣刺人，社員們拖著精疲力盡的身子，在泥水中拼盡全身最後壹點力氣，舉起鐵鎬，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幹部們手持棍棒、皮帶，在地裏監督。誰的活慢壹點,立即被打翻在地，爬起來接著幹。 風聲、雨聲、斥罵聲、棍棒打人聲、社員痛哭聲，混徹夜空。漸漸地，壹個社員栽倒下地，又壹個社員昏死倒地。馬燈刺破黑夜，田間倒下了幾十人。幹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宮書記命令：“醒來在幹！”此情此景，讓每個稍稍有點人性的人，都會痛哭失聲。 新寺公社壹個營300多人奉令大戰豐產田，幹部規定二十多畝田，深翻六尺，天黑前須完工。結果到太陽落山，活才幹到壹半。領導大怒，帶著民兵封了食堂，社員們餓著肚子在地裏幹了兩天，地翻完了食堂才開飯。結果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個多月。 曙光人民公社有個女社員，名叫顧林仙，已經懷孕六個多月，妊娠反應較大，身體虛弱。她所在支部副書記卻硬逼她下地勞動，並威脅說：“做不動就開會辯論妳！”辯論會就是鬥爭會，拳打腳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辯論，就跑回娘家。她哥哥勸她回去。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後，她找了根繩子上吊自殺了。 顧林仙死後，社員們大受震駭和刺激。 大躍進壹年中，奉賢縣共拆毀焚燒民房25000多間。李少鋒曾說過：“消滅私有制，就必須消滅家庭。要讓家庭消滅，必須先讓私有制的溫床房屋消亡。公社化為我們提供了搞共產主義的歷史的條件”。積肥拆民房、大辦水泥拆民房，滅蟲運動拆燒民房，那大煉鋼鐵運動，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廣大社員憤恨地說：“滅蟲突擊隊是放火隊；為幾條蟲子就敢拆房燒屋，拿人命去滅蟲命”；“強盜搶還剩下屋殼子，現在連屋殼子也沒有了，慘哪！” 據《奉賢縣誌》載：農家鐵鍋基本收盡。奉賢縣大煉鋼鐵運動，煉出來的生鐵，成本達每噸2613元，煉出來的“鋼鐵”，全是廢鐵渣。上海幹部形容當時的情景說：“站在高處看奉賢，就象日本鬼子掃蕩後的情景壹模壹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壹片淒涼”。 按毛澤東推詡的經驗，人民公社要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公社化運動中奉賢縣委大搞“三化”，堅決徹底。縣委規定：16歲以上50歲以下，除地、富、反、壞、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統統編為民兵。16歲到30歲為基幹民兵，平時通過軍事化組織，大搞大兵團的生產運動，組織為農業常備兵團和專業兵團，專業兵團又下設深翻兵團、積肥兵團、鋼鐵兵團和副業兵團行動戰鬥化。兵團按營、連、排為單位，實行集體居住，男女分開，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統壹勞動、統壹居住、統壹休息。聽哨聲起床、吃飯、出工、收工、睡覺。生活集體化鍵的是吃公共食堂，集體住大屋。據1958年10月的統計，全縣共辦起2021個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戶，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當時農業總人口的91%。 1958年9-10月，全縣成立了11個人民公社，農村人口全被共產入社。社員生活壹律軍事化，按師、團、營、連、排、班的軍事編制，把社員編入其中。吃食堂，住大鋪，夫妻分手，母子別離。為徹底解放婦女，廢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組織幼兒園、托兒所。在“共產風”壹風吹的情況下，壹切財產歸公。每個人只剩下換洗衣物，打在壹個小包袱裏，隨身帶著走。用不著的統統打爛、燒毀，以割斷“資本主義尾巴”。社員房子充了公，公社還不放心，怕見物思舊。在集中居住後，各公社還放火燒了壹些空房子。僅僅為了實現“共產共居”，斷絕社員還家之念，全縣就拆燒民房2147間。 奉賢縣委要求社員吃在地頭、幹在地裏、睡在田頭。各公社在田頭搭起草棚，集體紮營集體睡，以便爬起來就出工勞動，幹到半夜爬上鋪就睡覺。江南的夏夜，蚊叮蟲咬，社員們受盡了活罪。被“解放”出來的女社員，統統編入各娘子軍連，參加大兵團作戰，累死累活。許多婦女勞累過度，造成子宮下垂、流產、閉經、不育、浮腫等病，直至大批死亡。 參加人民公社的婦女，許多人成為幹部的性奴隸和玩物。廢除家庭，夫妻分居，偶爾有夫婦倆相約野地交合，壹旦發現，就會受到批鬥甚至毒打。新寺公社在大躍進中，幹部批鬥、毒打過23對野合夫妻。幹部們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間空屋求歡作樂。到了後來，幹部們不僅夫妻有樂，甚至以減少勞動任務，安排輕松活路，入黨、入團、提幹，小恩小惠，多發壹點糧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據統計，新寺公社黨委成員，40%有作風問題。全縣大隊幹部中，27%犯“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開始還只是尋找已婚婦女偶爾奸淫，後來則“專挑三揀四，引誘有姿色的姑娘”。 據奉賢縣委1961年的匯報材料稱：從1959年1960年夏，奉賢縣公社壹級幹部中39%有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長期霸占軍婚、女教師和少女。新寺公社壹幹部玩弄女性15人。有的被奸淫後給壹雙襪子、幾塊糖果、幾包餅幹或幾斤大米。新寺公社社員編了壹首順口溜：“如今幹部不壹般，白天吃喝晚上玩。開口就罵舉手打，社員難過鬼門關。鬼子愛搶花姑娘，幹部圍著女人轉。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壹碗大米飯……”。泰日公社大饑荒年代，竟發生丈夫剛餓死，死屍還停在屋裏，生產隊長第二天就掖著米袋進門先占人妻後占女的事件。 縣公安局於三月和八九月間，先後兩次在南橋鎮舉辦“兒童集訓班”。集訓班公安幹部利用職權之便，對2名集訓少女進行猥褻、強奸。據當時對被集訓過的88名兒童調查了解，受過捆綁、吊打、扯耳朵、抽皮帶、煽耳光、曬毒太陽、罰跪和性虐待等刑罰的就有85人。 據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組奉命復查，奉賢因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強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102人，其中死於“勞改”、“集訓”的23人（打死7人,自殺16人）；全縣被送入“勞改隊”進行強迫勞動改造的共有5700多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66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