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经思想空间｜23年前，史景迁对谈余英时：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人

余：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触及近代中国变革的两种类型。 清末到民初的立宪运动，代表由下而上的逐渐改革；谭嗣同则可列入“革命型”了，他有“革命非流血遍地不可”的说法。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激进主义的先锋，他在戊戌变法时选择死亡做一位烈士，其激进思想不只反映他的反清，还与其个人家庭有关：其后母给予他的痛苦，使他对儒家的价值体系进行广泛的批判。 他主张打倒三纲五常，而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原型。

谭嗣同自中国传统中吸收许多非儒家思想——如佛家的慈悲，他的著作《仁学》中的“仁”，即包括了佛教的仁慈，而不只限于儒教的仁。 他用“以太”释仁。 梁启超曾说，谭嗣同早年不知有周公孔子，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但谭的确吸收不少非儒家的思想。

去年2月，我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白地对晚清改革和中共“改革”做一类比。 在明末，国家面临危机时，朱家皇室是相当孤立的，没有什么支持的力量。 但清末除了爱新觉罗皇室外，还有五百万满族的八旗等制度在支持它，因此，除了遇到危机，知识分子面临的是“保清”还是“保中国”的矛盾，这个满族便类似现代的“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