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印度支那共产党（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及其创建人胡志明在港澳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动？
一点废话：按照英文维基百科词条可知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印度支那共产党，那么可推理得出Chinese＝支那，是国际公认的事实。但支那人为何死活不承认Chinese＝支那，非得捏造Chinese＝中国≠支那的新［谎］话［言］，并且还垄断教育及舆论渠道将此新［谎］话［言］向全民灌［洗］输［脑］几十年。
灌输完了之后还时不时有被灌输的人会来一句：“大家都认为China＝中国，支那是贬义；你要是认为China＝支那，支那无贬义，你可以搞个全民调查啊，看有几个人同意你？”
所以说，论指鹿［中国］为马［China］再倒打一耙［China≠支那］这功夫，支那政府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废话完毕，请问该如何评价印度支那共产党（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及其创建人胡志明在港澳从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活动？
印度支那共产党（The 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CP; Vietnamese: Đảng Cộng sản Đông Dương, French: Parti Communiste Indochinois, Cantonese: 印度支那共產黨, Lao: ອິນດູຈີນພັກກອມມູນິດ, Khmer: គណបក្សកុម្មុយនីស្តឥណ្ឌូចិន) was a political party which was transformed from the old 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 (Vietnamese: Việt Nam Cộng sản Đảng) in October 1930. This party dissolved itself on 11 November 1945.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 was founded on 3 February 1930 by uni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china (despite its name, this party was active only in Tonki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Annam (active only in Cochinchina). Thereafter, the Communist League of Indochina (active only in central Annam) joined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 However, the Comintern argued that the communist movement should be promoted in the whole of French Indochina (including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rather than only in Vietnam, therefore it urged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the Indo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ochinese_Communist_Party
印度支那共产党是越南共产党的前身，1930年2月3日成立的共产主义政党。
1925年胡志明在支那广东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认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革命的论断：共产主义者加入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派国民党并服从其领导。1925年6月胡志明组建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西贡的谢秋杜领导的“安南青年党”（Jeune Annam）。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也对殖民地产生了深远影响，1928年革命青年会有1000多名成员和积极分子，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在国外接受的革命理念。1929年5月革命青年会在香港召开了大会。有三名代表反对大会的决定，呼吁建立一个“印度支那工人阶级的”政党，回到越南后在东京组建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以致于革命青年会不得不借安南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以争取西贡的革命青年会激进的成员。
1929年，越南革命形势高涨，在越南北、中、南部分别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和安南共产党三个共产主义政党。
1930年2月3日，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香港主持召开三个党的统一会议（为了安全起见，选择在一个足球馆的比赛时间），通过了由胡志明起草的党的重要政纲和策略，宣布成立越南共产党。同年10月，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这样它的活动范围可以扩展到老挝和柬埔寨，并以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富起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纲》：
消灭法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反动资本主义；
争取印度支那人民的完全独立；
建立工农兵政权；
将种植园及其他农业产权充公；
没收银行及帝国主义企业；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废除奴役制劳动、地租等压迫穷苦百姓的各种负担；
实行完全民主权利；
实行全民教育；
实现男女完全平等。
由于大越南国民党发动安沛兵变被法国殖民当局彻底镇压。领导越南人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政党就只剩下印度支那共产党了。
1931年4月该党加入共产国际。同年2月，党中央委员在西贡全部被捕，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仍有2400名党员，6000名地下工会会员和6万名农会会员。“当党的影响力在1931年5月1日达到高潮时，它猛然遭到了致命的窒息。”1934年初，党在澳门建立海外工作委员会。1935年5月在澳门召开党的“一大”，选出党的中央委员会。
1940年9月，大日本帝国侵略军侵入印度支那，该党把主力转入农村。1941年5月，主持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会。1944年12月创建越南解放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
1945年8月，该党领导全国总起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51年2月，党的“二大”决定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印度支那共产党更名为越南劳动党，并派人协助老挝、柬埔寨的地方党组织独立建党。后来，在柬埔寨的党组织成立高棉人民革命党，在老挝的党组织成立老挝人民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94%AF%E9%82%A3%E5%85%B1%E4%BA%A7%E5%85%9A
4 个评论
从苏解密档案来看早期越共及胡志明的崛起之路—读栗原浩英《共产国际体系与印度支那共产党》
转王明兵文章
本文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明兵副教授为栗原浩英《共产国际体系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一书撰写的书评，首次由本公众号刊发，谨致谢忱。
胡志明、越南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乃是一个颇饶有兴味的话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胡志明和早期越南共产党史，还涉及越南民族民主革命与苏联共产国际，也还牵涉到支越关系问题；而且，它还影响到当前越南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和多方面的国际关系，因此，使得学界对这一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除此之外，最大的困扰则是距离现实政治太近甚至是与现实政治仍存在相当的联系性，使得该方面的资料公开有限甚至是仍处于保密状态，为该课题的深入和客观研究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批20世纪以来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档案得以开放，使得尘封于历史档案和政治保密中的诸多事实重现在阳光之下。不过，就其实际而论，苏联解体之后开放的档案文献因其开放度有限，对其的查读仍有不小的困难，并非所有的学者和研究者都能广泛利用。栗原浩英可谓是其中得其先机和幸运者，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知悉苏联档案解密后，旋即赴俄罗斯获取了相关资料。这一新资料的获得，为其越南共产党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共产国际体系与印度支那共产党》（栗原浩英：《コミンテルン・システムとインドシナ共産党》，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第1-319页。）即是他研究越南共产党史的一项新的创获。
关于胡志明和早期越南共产党史之相关问题，因涉及到越南共产党政权问题和相关资料的限制，话语权往往掌握在越南学者手中。当然，由于越南共产党体制之特殊性，越南学者所编辑和出版的越南共产党史也是代表官方立场，极端一点地说，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史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战场，任何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异的说法都是一种“异议”或“反政治”的行为，因此也很难将其归入事实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学术领域。绝大多数场合，只是以此来了解或窥视越南政权变动和意识形态变化的一个窗口而已。自1960年以来，越南国内出版的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史都强调“越南优先”，极力服务于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论述，与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有一定关系的支那和共产国际相关内容极少涉及甚至是有意忽视。黄铮曾利用支那史料对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早期在支那的活动和相互事迹进行过研究，揭示了胡志明在广东曾有妻子的事实，这一研究与越南官方所宣传和塑造的胡志明一生单身、直到越南革命成功方可娶妻之事迹不相一致（黄铮：《胡志明与支那》，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黄铮：《胡志明和他的支那妻子曾雪明》，《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10期。）。越南官方自1960年代编纂《越南共产党史》以来，无论是越南中央党校，还是社会科学院马克思研究所，抑或高校的《越南共产党史》教材，对早期越南共产党史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越南共产党内部的派系问题，均作简化处理或者干脆略过。越南的学界也与官方保持一致，基本上很少看到溢出官方宣传之外的看法。而事实上，在1940年胡志明成为越共主要领导人之前，像黎鸿峰、何辉习、陈富、陈文裕等早期越共领导人不但受共产国际的支持与节制，而且在其内部彼此有诸多矛盾甚至处于对立状态；另外，胡志明又是如何在诸派之间纵横捭阖、形成自己一派而在支那力量的支持下最终走上神坛成为越共最高领导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越南学者看来，均属于“政治禁区”，是一个不能研究的领域，即便有新的研究，只要有悖于官方定论，可谓大逆不道之论。
栗原对越南共产党的研究，仅限于越共早期历史，并非整体贯通论述之。不过，越共早期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不仅事关越共的诞生，还决定了越共与越南革命甚至是20世纪后半期越南历史与围绕越南所展开的国际关系史，因此，栗原对越共与共产国际之关系相关事实的揭示，意义非常重大。该著主要分两大部分对共产国际和越南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透视。之所以分两部分，主要是基于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到1943年解体这24年的存在时期：以1935年共产国际机构改组为节点分1919-1935年和1935-1943年前后两期。1935年之前的共产国际体系以地区为划分所设立的地区局为中心对各个国家的共产党进行管辖和指导；1935年改组后的共产国际体系以各书记人物为核心对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共产党进行指导。之所以在1935年共产国际会发生如此大的机构变革，主要是因为领导共产国际和支援各个地区与各个国家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由列宁过渡到斯大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国家利益也因苏共领导人的转变和意志之不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各国的共产党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各国也出现了共产党政权的改朝换代现象。越南的共产党即是其中一例。
转王明兵文章
本文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明兵副教授为栗原浩英《共产国际体系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一书撰写的书评，首次由本公众号刊发，谨致谢忱。
胡志明、越南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乃是一个颇饶有兴味的话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胡志明和早期越南共产党史，还涉及越南民族民主革命与苏联共产国际，也还牵涉到支越关系问题；而且，它还影响到当前越南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和多方面的国际关系，因此，使得学界对这一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除此之外，最大的困扰则是距离现实政治太近甚至是与现实政治仍存在相当的联系性，使得该方面的资料公开有限甚至是仍处于保密状态，为该课题的深入和客观研究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批20世纪以来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档案得以开放，使得尘封于历史档案和政治保密中的诸多事实重现在阳光之下。不过，就其实际而论，苏联解体之后开放的档案文献因其开放度有限，对其的查读仍有不小的困难，并非所有的学者和研究者都能广泛利用。栗原浩英可谓是其中得其先机和幸运者，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知悉苏联档案解密后，旋即赴俄罗斯获取了相关资料。这一新资料的获得，为其越南共产党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共产国际体系与印度支那共产党》（栗原浩英：《コミンテルン・システムとインドシナ共産党》，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第1-319页。）即是他研究越南共产党史的一项新的创获。
关于胡志明和早期越南共产党史之相关问题，因涉及到越南共产党政权问题和相关资料的限制，话语权往往掌握在越南学者手中。当然，由于越南共产党体制之特殊性，越南学者所编辑和出版的越南共产党史也是代表官方立场，极端一点地说，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史乃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战场，任何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异的说法都是一种“异议”或“反政治”的行为，因此也很难将其归入事实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学术领域。绝大多数场合，只是以此来了解或窥视越南政权变动和意识形态变化的一个窗口而已。自1960年以来，越南国内出版的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史都强调“越南优先”，极力服务于越南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论述，与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有一定关系的支那和共产国际相关内容极少涉及甚至是有意忽视。黄铮曾利用支那史料对胡志明和越南共产党早期在支那的活动和相互事迹进行过研究，揭示了胡志明在广东曾有妻子的事实，这一研究与越南官方所宣传和塑造的胡志明一生单身、直到越南革命成功方可娶妻之事迹不相一致（黄铮：《胡志明与支那》，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黄铮：《胡志明和他的支那妻子曾雪明》，《东南亚纵横》，2001年第10期。）。越南官方自1960年代编纂《越南共产党史》以来，无论是越南中央党校，还是社会科学院马克思研究所，抑或高校的《越南共产党史》教材，对早期越南共产党史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越南共产党内部的派系问题，均作简化处理或者干脆略过。越南的学界也与官方保持一致，基本上很少看到溢出官方宣传之外的看法。而事实上，在1940年胡志明成为越共主要领导人之前，像黎鸿峰、何辉习、陈富、陈文裕等早期越共领导人不但受共产国际的支持与节制，而且在其内部彼此有诸多矛盾甚至处于对立状态；另外，胡志明又是如何在诸派之间纵横捭阖、形成自己一派而在支那力量的支持下最终走上神坛成为越共最高领导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越南学者看来，均属于“政治禁区”，是一个不能研究的领域，即便有新的研究，只要有悖于官方定论，可谓大逆不道之论。
栗原对越南共产党的研究，仅限于越共早期历史，并非整体贯通论述之。不过，越共早期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不仅事关越共的诞生，还决定了越共与越南革命甚至是20世纪后半期越南历史与围绕越南所展开的国际关系史，因此，栗原对越共与共产国际之关系相关事实的揭示，意义非常重大。该著主要分两大部分对共产国际和越南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透视。之所以分两部分，主要是基于共产国际1919年成立到1943年解体这24年的存在时期：以1935年共产国际机构改组为节点分1919-1935年和1935-1943年前后两期。1935年之前的共产国际体系以地区为划分所设立的地区局为中心对各个国家的共产党进行管辖和指导；1935年改组后的共产国际体系以各书记人物为核心对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共产党进行指导。之所以在1935年共产国际会发生如此大的机构变革，主要是因为领导共产国际和支援各个地区与各个国家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由列宁过渡到斯大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国家利益也因苏共领导人的转变和意志之不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各国的共产党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各国也出现了共产党政权的改朝换代现象。越南的共产党即是其中一例。
在1919-1935之前期的共产国际体系中，“东方问题”和“殖民地问题”一直是共产国际大会最为重要的核心议题和重点所在。自共产国际一大至六大在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之世界民族民族革命思想指导下，负责东方问题的东方局分近东、中东、远东局。处于上海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局远东局的中心基地，内部又分支那部、日本部、朝鲜部、蒙藏部四部。对于越南所属之印度支那在共产国际之初的定位一直非常模糊，远东、近东甚至是伊朗、埃及等近东机构，都曾出现过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处理情况。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1920年代的共产国际内部尚未出现“东南亚”的地理概念和称谓（第52页）。不过，在对东方问题的处理中，出现了可以涵括印度支那的“太平洋沿岸”的革命指导性意见，但主要是针对印度尼西亚的革命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尽管1924-1927年当时还叫阮爱国的胡志明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滞留广东，并在广东召集越南青年组建越南革命青年会，但印度支那的革命问题在整个远东局的共产革命中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不过，从胡志明于1925年在广东创立的越南革命青年会对以后越南革命的重要性来看，其历史意义极为重大（第55页）。如果把该事件视为共产国际对越南革命的支持来说的话，也未尝没有道理，毕竟当时的胡志明还是属于共产国际的成员。1926年的共产国际学校已经有4名印度支那籍的革命学员了，不过他们还属于“太平洋沿岸”区划。但到1930年远东局的提案中，印度支那属于“南海诸党”划归上海远东局。
1925年之后，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支那国民党的影响和支持下，越南也诞生了国民党，组建了越南革命青年会。由于越南革命青年会主要以暗杀等暴动方式为主，所以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严密监控和镇压。尽管作者在该著中没有提及被法国殖民当局诱捕的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但是潘佩珠等人在广州召集越南青年组建越南革命团体和进行反法暗杀爆破活动，也多与支那革命组织有无法理清的关系。1929年越南青年革命会在香港由来自越南北部东京、中部安南、南部交趾支那等地15名代表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革命青年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无疾而终。不过，自从广东、香港成为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以后，越南革命青年及相关组织受到了支那国民党的支持。越南早期革命党人黎鸿峰不仅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还1926年加入支那共产党派往苏联，成为越南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主要代表。需要稍加说明的是，由于黎鸿峰和何辉习、陈福等人在共产国际内部存在一定的个人矛盾，加之越南代表的语言能力，所以印度支那代表在共产国际存在很多问题。即便是胡志明也是也法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进入共产国际。因为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于东南亚地区往往采取殖民地从属于宗主国的形式以“殖民・宗主国”一体形式受共产国际领导，比如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的殖民地，在共产国际内部印尼的共产党往往受到欧洲荷兰支部的领导。
1929年5月共产国际六大出现了“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名称，但具体情况极不明确，而且还出现了“安南共产团”、“新越共产图”等组织。尽管名称不一，至少可以看出越南共产革命的兴起之势。1929年底正式形成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安南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联盟。就其实际来看，以安南命名的共产党组织以越南北部成员较多，而以印度支那命名的则是越南南部出身者占主导。在共产国际内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诞生日被记为1930年10月。对此，尽管也有越南共产党结成时间是1930年1月6日或2月3日等说法，但1930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从共产国际的记载来看，从属于法国共产党的胡志明与共产国家印度支那共产党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特殊关联（第120页）。而此时的胡志明遭到了越南共产党早期的另一有力人物陈福的批判，胡志明主张的“越南共产党”的名称也改换为陈福主张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第123页）。
1925年之后，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和支那国民党的影响和支持下，越南也诞生了国民党，组建了越南革命青年会。由于越南革命青年会主要以暗杀等暴动方式为主，所以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严密监控和镇压。尽管作者在该著中没有提及被法国殖民当局诱捕的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但是潘佩珠等人在广州召集越南青年组建越南革命团体和进行反法暗杀爆破活动，也多与支那革命组织有无法理清的关系。1929年越南青年革命会在香港由来自越南北部东京、中部安南、南部交趾支那等地15名代表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革命青年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无疾而终。不过，自从广东、香港成为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以后，越南革命青年及相关组织受到了支那国民党的支持。越南早期革命党人黎鸿峰不仅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还1926年加入支那共产党派往苏联，成为越南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主要代表。需要稍加说明的是，由于黎鸿峰和何辉习、陈福等人在共产国际内部存在一定的个人矛盾，加之越南代表的语言能力，所以印度支那代表在共产国际存在很多问题。即便是胡志明也是也法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进入共产国际。因为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于东南亚地区往往采取殖民地从属于宗主国的形式以“殖民・宗主国”一体形式受共产国际领导，比如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的殖民地，在共产国际内部印尼的共产党往往受到欧洲荷兰支部的领导。
1929年5月共产国际六大出现了“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名称，但具体情况极不明确，而且还出现了“安南共产团”、“新越共产图”等组织。尽管名称不一，至少可以看出越南共产革命的兴起之势。1929年底正式形成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安南共产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联盟。就其实际来看，以安南命名的共产党组织以越南北部成员较多，而以印度支那命名的则是越南南部出身者占主导。在共产国际内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诞生日被记为1930年10月。对此，尽管也有越南共产党结成时间是1930年1月6日或2月3日等说法，但1930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从共产国际的记载来看，从属于法国共产党的胡志明与共产国家印度支那共产党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特殊关联（第120页）。而此时的胡志明遭到了越南共产党早期的另一有力人物陈福的批判，胡志明主张的“越南共产党”的名称也改换为陈福主张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第123页）。
尽管1930年在广州、香港、澳门已经出现了不同名称的多个越南共产党革命组织，但各个组织处于不同的政治人物的领导下，各自为政，相互之间也存在程度不同的不和甚至是对立立场。1934年在共产国际东方局的指导和支持下，以黎鸿峰和何辉习为中心在澳门成立了海外指导委员会。但该组织却与曾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的陈文裕的交趾支那中央委员会处于对立状态。对立的原因是两者争共产国际“正统性”所致。最终争斗的结果是，在共产国家东方局的裁定和支持下，黎鸿峰和何辉习的海外指导委员会占据上风。1935年3月27日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在澳门召开，何辉习成为第一人印度支那共产党党委书记。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何辉习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党委书记位置本是黎鸿峰担任的，所以，这样也就导致了因黎鸿峰缺席而被选为党委书记的何辉习二人之间的不信任甚至是反目（第154页）。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又设置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南洋支部，管辖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三国共产党，使得印度支那共产党置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管辖之下，共产国际海外指导委员会被裁撤，这一决定使得黎鸿峰的海外指导委员会回归到了共产国际东方局。这也意味形成了共产国际——南洋支部——印度支那共产党。如果考虑到南洋共产党更加偏向于以西贡为中心的交趾支那，那么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核心开始侧重于越南南部的西贡。那么，这一决定也隐含了上海东方局——印度支那和澳门南洋支部——印度支那两者之间的竞争。而此时的胡志明也没有足够的势力与这两大印度支那共产党势力展开角逐。
1935年斯大林上位后，对共产国际机构进行了改组，以地域划分为中心的地方局被以个人负责制的权力体系所取代，季米特洛夫就任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书记，成为共产国际的实际掌权人（第179页）。对印度支那共产党予以指导和支持的“东方局”消失，转变为由马努伊利斯基书记管理。1935-1936年在黎鸿峰离开莫斯科后，相关资料暂无法确认是否有印度支那共产代表常驻莫斯科。由于自1935年后共产国家对“民族・殖民地问题”转变为“宗主国—殖民地”管理模式，以此印度支那共产党经法国共产党组织转至管理法国等欧洲共产事务的马努伊利斯基书记。这一管理方式的转变，对于印度支那共产党来说，既难以直接接受到共产国家的直接指导，又无法受到宗主国法国共产党的帮助。但在相关文献中，似乎也没发现法国共产党对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第194页）。这一情况或可表明印度支那共产党组织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或法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
尽管在1935年共产国际改组后，印度支那共产党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和宗主国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但1938年之后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却得到了支那共产党的支持。胡志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庇护和支持下，其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人在广西和云南展开活动，越南共产党的组织和势力进一步壮大。胡志明主要是以广西、云南为据点开办越南革命培训讲习班，招募越南革命青年进行革命干部的培养，成为越南革命和建国后主要领导人的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人皆出自胡志明阵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作者并没有太多提及支那国民党对越南革命的支持情况，但事实上广西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对越南革命也进行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情况颇为复杂，尽管亦有甚为精湛的研究（罗敏：《支那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但所依据资料只限于中文资料，越方资料尚未得到规模化的使用。这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对印度支那的共产革命情况基本失去了把控，1942年1月13日季米特洛夫还致电毛泽东，希望支那共产党向其汇报关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相关情况（第198页）。这一情况表明，在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控制的情况下，越南共产党人开始依靠与支那的关系走向了一条独立的革命道路。而事实上，1941年到1943年期间，因苏联卷入对德作战，斯大林也无暇顾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逐渐走向解体。
1935年斯大林上位后，对共产国际机构进行了改组，以地域划分为中心的地方局被以个人负责制的权力体系所取代，季米特洛夫就任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书记，成为共产国际的实际掌权人（第179页）。对印度支那共产党予以指导和支持的“东方局”消失，转变为由马努伊利斯基书记管理。1935-1936年在黎鸿峰离开莫斯科后，相关资料暂无法确认是否有印度支那共产代表常驻莫斯科。由于自1935年后共产国家对“民族・殖民地问题”转变为“宗主国—殖民地”管理模式，以此印度支那共产党经法国共产党组织转至管理法国等欧洲共产事务的马努伊利斯基书记。这一管理方式的转变，对于印度支那共产党来说，既难以直接接受到共产国家的直接指导，又无法受到宗主国法国共产党的帮助。但在相关文献中，似乎也没发现法国共产党对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第194页）。这一情况或可表明印度支那共产党组织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或法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
尽管在1935年共产国际改组后，印度支那共产党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和宗主国法国共产党的支持，但1938年之后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却得到了支那共产党的支持。胡志明在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庇护和支持下，其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人在广西和云南展开活动，越南共产党的组织和势力进一步壮大。胡志明主要是以广西、云南为据点开办越南革命培训讲习班，招募越南革命青年进行革命干部的培养，成为越南革命和建国后主要领导人的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人皆出自胡志明阵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作者并没有太多提及支那国民党对越南革命的支持情况，但事实上广西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对越南革命也进行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情况颇为复杂，尽管亦有甚为精湛的研究（罗敏：《支那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但所依据资料只限于中文资料，越方资料尚未得到规模化的使用。这一段时间，共产国际对印度支那的共产革命情况基本失去了把控，1942年1月13日季米特洛夫还致电毛泽东，希望支那共产党向其汇报关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相关情况（第198页）。这一情况表明，在失去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控制的情况下，越南共产党人开始依靠与支那的关系走向了一条独立的革命道路。而事实上，1941年到1943年期间，因苏联卷入对德作战，斯大林也无暇顾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逐渐走向解体。
胡志明主要是以云南、广西为据点与越南本土出身的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结为一体，领导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与此相对的是，曾担任共产国际印度支那代表的黎鸿峰、何辉习、陈福等人在越南南部西贡因权力之争，各以自己所领导的海外指导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视为“正统”，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双方对立和妥协的结果是，与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联的越南本土出身的年仅26岁的阮文渠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书记，同时本土派的长征和黎笋也顺势崛起，成为越南南方共产党的领导中坚。尽管从共产国际归国的黎鸿峰、何辉习各自仍有不少的拥趸和追随者，但逐渐从越南共产党核心领导层退却，影响力也渐次消失。这一本土共产党领导势力的崛起，反映出共产国际的代言人的海外派因失去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在越南共产党内失去了领导力和发言权（第218页）。1940年新上任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Georges Catroux）对印度支那共产党进行了强有力的镇压和打击，南部的共产党中央指导机关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截止1941年1月共有7000名越南共产党人被逮捕入狱。南部共产党中央机构基本覆辙，部分转入地下乡村游击队，部分转移到北部。1941年之后越南共产党的革命和领导中心已经从南部完全转入北部，胡志明一系成为越南共产党最具有组织性和势力最强的一支。1940-1941年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在广西组建了越南独立同盟办事处、支越文化同志会、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等多个受支那国民党和共产党认可和支持的越南革命组织，同时还从国民党内部越南出身或与越南有一定联系的张佩公处得到军备和财力支持，胡志明一系成为越南共产党的正统势力。
在这一胡志明势力崛起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以前与共产国际有一定联系、并受共产国际支持的黎鸿峰、何辉习、陈福等海外势力派基本上被本土兴起的阮文渠、长征、黎笋、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本土势力所取代。唯一成为越南共产党领导核心的胡志明，既与共产国际有一定关联，又与越南本土派积极合作，且又得到支那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在其多方面的纵横捭阖之下，最终成为越南革命的“传奇”和“神话”。如果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在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来看，共产国际在1919-1935年的前期对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起到了支持和辅助作用，但1935年之后，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支配力明显下降，而本土共产党势力随之崛起，这一过程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共产主义与各个国家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即“共产主义的本土化”过程。
另外，作者在结论部分还根据共产国际相关档案，列举了回到越南并曾在共产国际担任过一定职务的15名越南共产党人（第255页）。这15名回国越南共产党人只有胡志明一人成为了越南的最高领导人，其他人基本上没有进入到越南政权的核心，这一事实透出的启发，意味深长。越南共产党早期史可能还需要更多更为深入的研究，才能更为全面和更为客观地呈现出胡志明崛起和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内情。
在这一胡志明势力崛起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以前与共产国际有一定联系、并受共产国际支持的黎鸿峰、何辉习、陈福等海外势力派基本上被本土兴起的阮文渠、长征、黎笋、范文同、武元甲、黄文欢等本土势力所取代。唯一成为越南共产党领导核心的胡志明，既与共产国际有一定关联，又与越南本土派积极合作，且又得到支那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持，在其多方面的纵横捭阖之下，最终成为越南革命的“传奇”和“神话”。如果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在各个地区和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来看，共产国际在1919-1935年的前期对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起到了支持和辅助作用，但1935年之后，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支配力明显下降，而本土共产党势力随之崛起，这一过程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共产主义与各个国家国情和革命实际相结合即“共产主义的本土化”过程。
另外，作者在结论部分还根据共产国际相关档案，列举了回到越南并曾在共产国际担任过一定职务的15名越南共产党人（第255页）。这15名回国越南共产党人只有胡志明一人成为了越南的最高领导人，其他人基本上没有进入到越南政权的核心，这一事实透出的启发，意味深长。越南共产党早期史可能还需要更多更为深入的研究，才能更为全面和更为客观地呈现出胡志明崛起和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内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