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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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略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辛未，卒同治十一年壬申，1811－1872年六十二。家世力农，五、六百年无以科目显者。及其祖始向学；父老儒，县学生员。先生以道光戊戌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七迁为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丁母忧归，遂起乡兵讨太平军。先后在军中十三年，卒平大难，称清代中兴首功焉。
曾氏学术渊源
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初乾隆时，海内争务博雅考订，号为汉学，而[桐城姚鼐]姬传，独以古文辞名，学者相从，称桐城派。其持论颇与汉学家异。尝谓：
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践行其言，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皆以其学取士。自利禄之途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来之陋习。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专宗汉学，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六复蒋松如书）
…
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湘学之两派]嘉、道之际有善化唐鉴镜海，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罗平、窦垿皆从问辨，涤生亦预焉。唐氏为学案小议十五卷，以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为传道，余为翼道、守道，涤生为之跋，推服甚至。而善化贺长龄与唐氏相友善，倡为[经世致用]。邵阳魏默深受知于安化陶澍，为贺长龄编辑经世文编。湘阴左宗棠亦客陶氏，相与缔姻；而胡林翼则陶之子壻也。善化又有孙鼎臣芝房，亦治经世学，为刍论，至以洪、杨之乱，归罪于干、嘉之汉学。湖、湘之间讲学者一时风气如此，此又一派也。吴廷栋字竹如，生长桐城，持论亦颇有与管、梅诸人近者。其复沈舜卿书，谓：
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与于维持补救之数也。
其于当时风俗之颓败，与夫贤有志者之所以为自处之道，尤可谓言之深切而着明也。
曾氏之风俗论
涤生之来京师，盖犹得接闻桐城诸老绪论，又亲与唐鉴、吴廷栋诸人交游，左右采获，自成一家。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其言曰：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文集一原才）
此文所论，与上举吴竹如复沈舜卿书，如出一口，而言之尤深笃。所谓「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遗老如亭林诸人知之，干、嘉鸿博尚考订者已不知。此种意念之复活，则唐、吴诸人相从讨论之效也。然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人才者，其理想上之人格又何如乎？涤生之言曰：
天之生贤人也，大氐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即聿而苟延，精理已销，恒干仅存，君子谓之免焉而已。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峯、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文集一陈仲鸾父母七十寿序）
…
夫将以己之所趋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非具刚直之性，所谓「寸衷所执万夫非之不可动」者固不胜其任。至于媕娿回枉柔靡之徒，极其至不过如朱伯韩氏之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而止，决不足以转风习而振人才可知也。涤生之所提倡，其秉诸性者曰刚直，其见之事业者则曰[忠诚]，涤生又言之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鸣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羣伦，历九州岛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文集二湘乡昭忠祠记）
…
涤生又有一名言，曰[「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此即其不祈报之理论，实即历古儒家相传义命之辨也。曾氏覆郭筠仙书亦谓：「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尽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饿倾，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此实曾氏一至坚碓之观念，亦即其毕生事业成功一至要之因素也。积其不求报之心理，而渐济之以学业，则其见之于外者曰[器识]，涤生又言之曰：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器与识及之矣，而施诸事业有不逮，君子不深讥焉。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语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齿诸有亡者也。文集一黄仙峤诗序
凡涤生理想中之人格，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者，其规模大率如是。则试问当时之习俗又何如乎？涤生复贺耦庚书有云：
[曾氏对于世风之嘅叹]窃以谓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书札卷一
此书在道光庚子，按：是年即沈子敦卒岁。当时官方士习，可参读子敦章犹远在大乱未起之前也。其复彭丽生书有云：
足下称「今日不可救药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绝无廉耻」云云，国藩私见实与贤者相脗合。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书札卷二
其覆江岷樵左季高书有云：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
此则已在咸丰癸丑，洪、杨过长沙而北，奉命办团防之后矣。又曰：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挢之之苦衷也。书札四覆黄子春。道光三十年，咸丰初立，涤生应诏陈言，谓：「京官通病退缩琐屑，外官通病敷衍颟顸。故习相沿，但求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难，国家必有乏材之患。」所言可与朱伯韩名实说并观，皆足为当时官方士习之写照也。
又曰：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与刘孟容
又曰：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与龙翰臣
又曰：
方今世变孔棘，而宦场泄沓之风，曾无少为振作。有识者以是深惧，皆怀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书札五与胡咏芝
又曰：
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书札九覆吴竹如
又曰：
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书札二十与胡宫保
又曰：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豪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书札十二覆陈俊臣
此则已在咸丰辛酉，胡润芝、唐镜海卒年军兴逾十年，而言之犹如是，则当时人心世习积弊难返之情，概可见矣。自此以往，涤生名位日高，责望日重，驰驱军旅，虽大难幸平，而忧谗畏讥，日惴惴于晚节之不终保。
…
则涤生态度之趋而益谨，尚不待平难后矣。故同治癸亥覆郭筠仙曰：「大氐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举事，贵在因俗立制，昕谓除去泰甚者耳。」又丙寅覆郭筠仙则曰：「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长，乃较之王<船山>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孰视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此皆可见涤生之处境及其意态之逐渐转变也。盖转移习俗以陶铸一世人才之至愿，在涤生固未尽酬。此所以涤生个人，虽竟其戡平大难之勋业，而晚清中兴，仍未有起衰转泰之新机也。
…
涤生论学规模，大体如此。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圣哲画像记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矩矱，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语亦见圣哲画像记。姚氏在文学上之贡献，本在其古文辞类纂之选集。凡其明流变，定类例，亦皆不越考据一门；惟所考在文章不在经义耳。故曾氏亦谓姚氏虽不能比于古之作者，而终以百年正宗推之也。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龂龂徒为传道、翼道之辨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
（网文排版有点混乱，错别字不少，如“乾”字误写成“干”）
传略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嘉庆十六年辛未，卒同治十一年壬申，1811－1872年六十二。家世力农，五、六百年无以科目显者。及其祖始向学；父老儒，县学生员。先生以道光戊戌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七迁为礼部侍郎。咸丰二年丁母忧归，遂起乡兵讨太平军。先后在军中十三年，卒平大难，称清代中兴首功焉。
曾氏学术渊源
涤生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在其学业与文章。其为学渊源，盖得之桐城姚氏，而又有闻于其乡先辈之风而起者。初乾隆时，海内争务博雅考订，号为汉学，而[桐城姚鼐]姬传，独以古文辞名，学者相从，称桐城派。其持论颇与汉学家异。尝谓：
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践行其言，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皆以其学取士。自利禄之途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其得亦不知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来之陋习。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专宗汉学，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六复蒋松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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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衍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湘学之两派]嘉、道之际有善化唐鉴镜海，以[笃信程朱]倡为正学，蒙古倭仁、六安吴廷栋、昆明何桂珍、罗平、窦垿皆从问辨，涤生亦预焉。唐氏为学案小议十五卷，以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四人为传道，余为翼道、守道，涤生为之跋，推服甚至。而善化贺长龄与唐氏相友善，倡为[经世致用]。邵阳魏默深受知于安化陶澍，为贺长龄编辑经世文编。湘阴左宗棠亦客陶氏，相与缔姻；而胡林翼则陶之子壻也。善化又有孙鼎臣芝房，亦治经世学，为刍论，至以洪、杨之乱，归罪于干、嘉之汉学。湖、湘之间讲学者一时风气如此，此又一派也。吴廷栋字竹如，生长桐城，持论亦颇有与管、梅诸人近者。其复沈舜卿书，谓：
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闬，但使声气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线，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与于维持补救之数也。
其于当时风俗之颓败，与夫贤有志者之所以为自处之道，尤可谓言之深切而着明也。
曾氏之风俗论
涤生之来京师，盖犹得接闻桐城诸老绪论，又亲与唐鉴、吴廷栋诸人交游，左右采获，自成一家。其论学，尤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主。其言曰：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文集一原才）
此文所论，与上举吴竹如复沈舜卿书，如出一口，而言之尤深笃。所谓「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此意惟晚明遗老如亭林诸人知之，干、嘉鸿博尚考订者已不知。此种意念之复活，则唐、吴诸人相从讨论之效也。然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人才者，其理想上之人格又何如乎？涤生之言曰：
天之生贤人也，大氐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即聿而苟延，精理已销，恒干仅存，君子谓之免焉而已。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峯、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文集一陈仲鸾父母七十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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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将以己之所趋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非具刚直之性，所谓「寸衷所执万夫非之不可动」者固不胜其任。至于媕娿回枉柔靡之徒，极其至不过如朱伯韩氏之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而止，决不足以转风习而振人才可知也。涤生之所提倡，其秉诸性者曰刚直，其见之事业者则曰[忠诚]，涤生又言之曰：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鸣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羣伦，历九州岛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文集二湘乡昭忠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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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生又有一名言，曰[「不问收获，但问耕耘」]，此即其不祈报之理论，实即历古儒家相传义命之辨也。曾氏覆郭筠仙书亦谓：「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尽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饿倾，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此实曾氏一至坚碓之观念，亦即其毕生事业成功一至要之因素也。积其不求报之心理，而渐济之以学业，则其见之于外者曰[器识]，涤生又言之曰：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器与识及之矣，而施诸事业有不逮，君子不深讥焉。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语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齿诸有亡者也。文集一黄仙峤诗序
凡涤生理想中之人格，将求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者，其规模大率如是。则试问当时之习俗又何如乎？涤生复贺耦庚书有云：
[曾氏对于世风之嘅叹]窃以谓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书札卷一
此书在道光庚子，按：是年即沈子敦卒岁。当时官方士习，可参读子敦章犹远在大乱未起之前也。其复彭丽生书有云：
足下称「今日不可救药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绝无廉耻」云云，国藩私见实与贤者相脗合。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书札卷二
其覆江岷樵左季高书有云：
今日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有一补。不然，但就局势论之，则滔滔者吾不知其所底。
此则已在咸丰癸丑，洪、杨过长沙而北，奉命办团防之后矣。又曰：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挢之之苦衷也。书札四覆黄子春。道光三十年，咸丰初立，涤生应诏陈言，谓：「京官通病退缩琐屑，外官通病敷衍颟顸。故习相沿，但求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难，国家必有乏材之患。」所言可与朱伯韩名实说并观，皆足为当时官方士习之写照也。
又曰：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与刘孟容
又曰：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与龙翰臣
又曰：
方今世变孔棘，而宦场泄沓之风，曾无少为振作。有识者以是深惧，皆怀入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之志。书札五与胡咏芝
又曰：
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书札九覆吴竹如
又曰：
今日局势，若不从吏治人心上痛下工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书札二十与胡宫保
又曰：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豪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书札十二覆陈俊臣
此则已在咸丰辛酉，胡润芝、唐镜海卒年军兴逾十年，而言之犹如是，则当时人心世习积弊难返之情，概可见矣。自此以往，涤生名位日高，责望日重，驰驱军旅，虽大难幸平，而忧谗畏讥，日惴惴于晚节之不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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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涤生态度之趋而益谨，尚不待平难后矣。故同治癸亥覆郭筠仙曰：「大氐风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虽尧、舜生今，不能举斯世而还之唐、虞。贤者举事，贵在因俗立制，昕谓除去泰甚者耳。」又丙寅覆郭筠仙则曰：「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长，乃较之王<船山>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孰视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此皆可见涤生之处境及其意态之逐渐转变也。盖转移习俗以陶铸一世人才之至愿，在涤生固未尽酬。此所以涤生个人，虽竟其戡平大难之勋业，而晚清中兴，仍未有起衰转泰之新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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涤生论学规模，大体如此。虽自谓「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圣哲画像记然平日持论，并不拘拘桐城矩矱，而以姚氏与亭林、蕙田、王怀祖父子同列考据之门，尤为只眼独具。语亦见圣哲画像记。姚氏在文学上之贡献，本在其古文辞类纂之选集。凡其明流变，定类例，亦皆不越考据一门；惟所考在文章不在经义耳。故曾氏亦谓姚氏虽不能比于古之作者，而终以百年正宗推之也。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更非镜海诸人龂龂徒为传道、翼道之辨者所及。则涤生之所成就，不仅戡平大难，足以震烁一时，即论学之平正通达，宽闳博实，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