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台前的太平天国
為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虜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
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並憤怒，欲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曾国藩《讨粤匪檄》
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並憤怒，欲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曾国藩《讨粤匪檄》
10 个评论
世代为奴才的支那犬儒也有脸笑话近代最西化的长毛贼？
曾国藩效忠满族侵略者子孙又去推翻满清，这可是儒家最忌讳的不忠不孝二臣贼子。
秦晖：“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
说实话没什么有价值的引进与创新，但她却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空范围如此广大的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当然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正统基督教有很大区别，所以有人说它是“邪教”。但如果仅从教义上来看，基督教的许多异端与其主流（新教、正教、天主教）的差异，并不比拜上帝教小。洪秀全接触的基督教读物，都是低层次的通俗读本，其中译本的翻译很差甚至难以卒读，他也不可能有多高的神学素养，但他毕竟是跟美国新教基要派牧师罗孝全在教堂里学过三个多月的，与捡到一本书就闭门造车者不同。史料表明，他曾多次在对基督教增加了解后，就尽量修正原有教义（如天朝的葬仪原来基本是中国传统式的，后来就改得更为基督教化）。而太平天国最出格（按正统基督教观点看）的宗教行为，大概就是杨秀清、萧朝贵的“代天父、天兄立言”了。但洪秀全实际上是不情愿接受这一套的，天京内讧后也就把这一套废除了。
但另一方面，洪秀全对非基督教文献如儒家四书五经的反感，却远远超过杨秀清等人，他“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要完全禁绝，而杨秀清却认为“四书十三经……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因而要求保留（见王庆成：《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83页）。换言之，洪秀全对基督教的偏执专信要远远超过杨秀清，而拜上帝教与正统基督教相比最“邪”的部分却出于杨，而非出于洪。所以，与其说洪秀全对基督教有“邪教”倾向，不如说他有原教旨主义倾向。当然，这并不是对“邪教”或者“原教旨”做褒贬。其实洪秀全的文化专制远甚于杨秀清。但这与是否“邪教”应该没什么关系。
应该说，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认同相当认真。甚至有证据显示他们原先的打算不是北上长江流域，而是背靠香港、澳门在两广立国，依靠基督教世界的支持。“因大头子（洪秀全）、二头子（冯云山）都系花县人，暗中也有人在广东传教，他们原说（广）东省做东京，此处（指广西）为西京。……万一打败，也好投到英吉利国去。”（《李进富口述》，转引自姜涛、卞修跃：《近代中国的开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262页） 只是因军事形势不便而未能实现。这与所谓太平天国“反帝”“爱国主义”的说法反差极大。当然，也很难因此反过来给太平天国扣一顶卖国、叛国的大帽子，因为这基本上就是一种信仰的结果。
“洋兄弟”为什么翻脸：国际关系好坏并非“文化”问题
但是，后来太平天国与基督教西方的关系就很微妙。过去教科书上说帝国主义与清王朝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军。而太平军进行了“爱国、反封建”的抗争。其实理论上讲，当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内战中是中立的，但是西方人作为个人去当雇佣军（褒义的说法是志愿军）则两边都有，清朝这边有华尔、戈登等，太平天国这边有“洋兄弟”呤唎，还有先后受雇于两边的白齐文等。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无论是西方各国国内、在华侨民、教士、外交官、军人还是租界舆论，都存在着亲清朝还是亲天朝两种意见的争论。但总的来讲是亲清朝的倾向日益占优势。清朝一方的洋人雇佣军远比太平天国一方的多，作用也大。列强官方的态度虽然几经摇摆，后来（尤其是在《北京条约》签订、其在华利益获得清朝首肯，而太平军又兵临上海时）也是明显偏向清朝的。
为什么基督教的西方列强不亲近基督教（至少是“类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反而亲近非基督教的满清？有人认为这就证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不是基督教而是“邪教”，所以得不到西人的同情。这当然是不对的。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正统基督教的歧异，的确受到一些洋教士的非议，尤其是一些法国天主教士在得知洪秀全的宗教知识来自美国新教牧师罗孝全后，这种非议还带有一种嫉妒新教的心理。但无论如何，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差别不会比清朝传统宗教与基督教的差别更大，这是基本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最同情太平军的西方人基本上也是一些传教士，乃至虽非教士但也怀有强烈宗教热情的人（如呤唎）。
不过，教义（也可以说是“文化”）相近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就会比教义或“文化”相距最远者的关系好处，历来就是不确定的。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经常发生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如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甚至是同一教派的不同支派（如新教中的塔波尔派与圣杯派、圣公会与再浸礼派、路德派与加尔文派等）之间，因为越是相近的门派，越容易产生“正统”之争，造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反倒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宗教，可以相安无事。事实上，源出近东的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本同出闪米特一神信仰，相似之处很多，可是历史上这三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远远超过它们和佛教、儒教等绝不相类者的冲突。这道理也是一样的。
太平天国一方面对基督教有强烈的认同，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基督教知识十分贫乏，甚至不知道世界基督教存在着哪些派别，一听到对方也崇拜上帝、耶稣，就很亲热，觉得是“洋兄弟”，大家都是“天父”之子、“天兄”之弟，天下基督徒是一家人。而且在他们的概念中，“天父、天兄、天王”都是一元化的，既然大家都信天父上帝、拜天兄耶稣，那就应当拥戴天王洪秀全。于是这种概念中的天王，成了类似罗马教皇那样的世界教徒领袖，而且在既不懂教派多元、又实行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比罗马教皇还要了得：他应该既是超教派的宗主，也是教俗两界共同的领袖。
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虚骄也掺和进来，所谓“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本来，清廷在鸦片战争时就是这样看待“夷务”的。可是经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清廷在大吃苦头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些近代国际关系规则。而太平天国仍然不明白，于是在对外交往中就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悖谬：一方面天朝当局听说来了“洋兄弟”就很高兴，以为是一家人，与作为敌人的清朝“满妖”相反。但另一方面又把人家当作天王的藩属，以为是来称臣朝贡的，于是要求人家行跪拜等为臣之礼，乃至做出一些自以为亲昵、对方却觉得是侮辱的言行——典型的如一位天朝官员曾向英使询问：听说“圣母玛利亚有一美丽的妹妹”，你们能否使她嫁给天王？（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7年版，中册775页）洋人对此自然大为反感，觉得反不如清朝“明事理”了。
当时的西方列强在国内都已政教分离，国际关系上更是利益优先。现在讲中西交往和冲突，好像不讲到“文化”就不够“深刻”，但实际上，国际矛盾首先是利益的冲突，其次是制度的扞格，而“文化”的对立往往是被夸大的。对于列强来华谋取种种利益，清朝已经反应迟钝，而天朝的反应比清朝还要迟钝得多。一方面，天朝并无主权观念，甚至不知道外国兵舰在自己的江河上行驶是要征得自己批准的；另一方面，天朝又不能像《北京条约》后的清朝那样，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因此不少列强宁可与清朝打交道。这与太平天国是否“爱国”其实没多大关系，而天朝的“西化”，对此也毫无帮助。而就制度来说，资本主义列强要在中国做生意，他们虽是基督徒，但资本主义却是一个世俗化的制度，宗教狂热的天朝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庞大的修道院，这未必如清帝国虽非资本主义、但却世俗得多的制度更合乎他们的需要——说穿了就是做买卖的需要。
因此无论就利益而言还是就制度而言，西方列强最后都宁愿选择与清朝合作，就不奇怪了。
洪秀全的宗教偏执，在中外历史上的神权政治中并不是最极端的。但他的知识眼界和文化素养太差了，至少比清朝皇帝是明显不如。就凭洪秀全晚年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走火入魔的焚书禁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真的取清朝而代之，那真的会是中国文化的灾难——但也绝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福音。
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狂热和义和团的反基督教狂热，“文化”方向似乎相反，制度土壤却大体一致。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不仅反“ 洋教”，而且对戊戌维新反攻倒算。
中世纪式的“西化”与秦始皇式的焚书
文化传播层面的“西化”与制度进步层面的“现代化”虽有联系，毕竟绝不是一回事。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趋势是制度进步，而不是文化更替；是资本主义化，而不是基督教化；是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取代传统帝国的命令经济和专制政治。单从文化角度讲，也应该是从“罢黜百家、独尊一教”转向宗教宽容信仰自由。无论是独尊儒术而禁绝西学，还是独尊耶教而禁绝四书五经，都同样是愚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只是个旁生的枝节，并不是主流。因为太平天国尽管比同时的洋务派、后来的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更热心于基督教（教义很不正统是另一回事，至少你不能说拜上帝教与基督教还没有儒教与基督教接近吧），但是太平天国没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任何事。这正如极端敌视基督教的义和团也没有为儒家文化做任何贡献一样。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狂热和义和团的反基督教狂热，“文化”方向似乎相反，制度土壤却大体一致。
可以说，太平天国经济的保守和政治的专制都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这因为是战时状态可以不论，那么天朝的文化管制更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比历史上以焚书坑儒钳制言论著名的秦始皇还要专制得多。它从金田起兵时就对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异端邪说”，包括中国传统的儒家典籍实行封禁焚毁政策，一路焚书砸庙直到南京，定都天京后更实行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由官方刊印若干书籍对民众进行灌输宣传，每年印行若干种，每种都附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按最晚一本书的总目计，“旨准颁行诏书”总共出了29种。此外太平天国末期又出了《资政新篇》等书，由于不再附有“总目”而不详总数，但已发现的有10种，连同以上29种，加上可能湮没不为人知的，太平天国在存在的14年中，总共出书不会超过50种。
这些书包括基督教圣经新、旧约的改编删节本，传统兵家著作删改的汇编（称《武略》），每年出版的天朝历书，天朝自编的童蒙教材《三字经》、《幼学诗》，其他大部分是太平天国的各种典章制度如《太平礼制》、《太平军目》之类和天父天兄天王的语录，以及天朝官员撰写的政论文集如《建天京于金陵论》等，即基本上都是官方政治宣传品和规章制度类读物。号称“旨准颁行诏书”，其实与中国传统诏书只指皇帝发布的文告不同，由于太平天国认为他们的这些出版物都是宣传上帝的旨意、天国的真理，所以都叫“诏书”、“天书”，后来的研究者则称为“太平天国官书”。它们基本上都是字数不多的小册子，如那本《天朝田亩制度》不过才3000字，相当于今天一短文。可以推测所有这些读物加起来大约也不到30万字左右，不过与今天的一本书相当。其中还包括了像“田亩制度”这样印数极少的“内部读物”。这几乎就是皇皇天国14年里的全部“文化”积累，几千万天朝臣民只能读到这点东西。
而对除此而外的丰富文化遗产，它又基本上视为“妖书”，采取拒绝和禁毁的态度。杨秀清还相对开明一点，杨死后，洪秀全的禁书焚书，更加厉害。不仅禁了偶像鬼神，禁了孔孟程朱，禁了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甚至禁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名人不准提，大事不准讲，史书不准看，到最后连当年自己为反清而称道过的明代也不许提了，“以示他们的事业与前人无关”（见王庆成：《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93页）。因此可想而知，说太平天国是一片文化沙漠应该不算过分。
最“规范”的西化：洪秀全如何反对“修正主义”
曾国藩效忠满族侵略者子孙又去推翻满清，这可是儒家最忌讳的不忠不孝二臣贼子。
秦晖：“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
——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
说实话没什么有价值的引进与创新，但她却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空范围如此广大的基督教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
当然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正统基督教有很大区别，所以有人说它是“邪教”。但如果仅从教义上来看，基督教的许多异端与其主流（新教、正教、天主教）的差异，并不比拜上帝教小。洪秀全接触的基督教读物，都是低层次的通俗读本，其中译本的翻译很差甚至难以卒读，他也不可能有多高的神学素养，但他毕竟是跟美国新教基要派牧师罗孝全在教堂里学过三个多月的，与捡到一本书就闭门造车者不同。史料表明，他曾多次在对基督教增加了解后，就尽量修正原有教义（如天朝的葬仪原来基本是中国传统式的，后来就改得更为基督教化）。而太平天国最出格（按正统基督教观点看）的宗教行为，大概就是杨秀清、萧朝贵的“代天父、天兄立言”了。但洪秀全实际上是不情愿接受这一套的，天京内讧后也就把这一套废除了。
但另一方面，洪秀全对非基督教文献如儒家四书五经的反感，却远远超过杨秀清等人，他“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要完全禁绝，而杨秀清却认为“四书十三经……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因而要求保留（见王庆成：《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83页）。换言之，洪秀全对基督教的偏执专信要远远超过杨秀清，而拜上帝教与正统基督教相比最“邪”的部分却出于杨，而非出于洪。所以，与其说洪秀全对基督教有“邪教”倾向，不如说他有原教旨主义倾向。当然，这并不是对“邪教”或者“原教旨”做褒贬。其实洪秀全的文化专制远甚于杨秀清。但这与是否“邪教”应该没什么关系。
应该说，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认同相当认真。甚至有证据显示他们原先的打算不是北上长江流域，而是背靠香港、澳门在两广立国，依靠基督教世界的支持。“因大头子（洪秀全）、二头子（冯云山）都系花县人，暗中也有人在广东传教，他们原说（广）东省做东京，此处（指广西）为西京。……万一打败，也好投到英吉利国去。”（《李进富口述》，转引自姜涛、卞修跃：《近代中国的开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262页） 只是因军事形势不便而未能实现。这与所谓太平天国“反帝”“爱国主义”的说法反差极大。当然，也很难因此反过来给太平天国扣一顶卖国、叛国的大帽子，因为这基本上就是一种信仰的结果。
“洋兄弟”为什么翻脸：国际关系好坏并非“文化”问题
但是，后来太平天国与基督教西方的关系就很微妙。过去教科书上说帝国主义与清王朝勾结起来镇压太平军。而太平军进行了“爱国、反封建”的抗争。其实理论上讲，当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内战中是中立的，但是西方人作为个人去当雇佣军（褒义的说法是志愿军）则两边都有，清朝这边有华尔、戈登等，太平天国这边有“洋兄弟”呤唎，还有先后受雇于两边的白齐文等。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无论是西方各国国内、在华侨民、教士、外交官、军人还是租界舆论，都存在着亲清朝还是亲天朝两种意见的争论。但总的来讲是亲清朝的倾向日益占优势。清朝一方的洋人雇佣军远比太平天国一方的多，作用也大。列强官方的态度虽然几经摇摆，后来（尤其是在《北京条约》签订、其在华利益获得清朝首肯，而太平军又兵临上海时）也是明显偏向清朝的。
为什么基督教的西方列强不亲近基督教（至少是“类基督教”）的太平天国，反而亲近非基督教的满清？有人认为这就证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不是基督教而是“邪教”，所以得不到西人的同情。这当然是不对的。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正统基督教的歧异，的确受到一些洋教士的非议，尤其是一些法国天主教士在得知洪秀全的宗教知识来自美国新教牧师罗孝全后，这种非议还带有一种嫉妒新教的心理。但无论如何，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差别不会比清朝传统宗教与基督教的差别更大，这是基本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最同情太平军的西方人基本上也是一些传教士，乃至虽非教士但也怀有强烈宗教热情的人（如呤唎）。
不过，教义（也可以说是“文化”）相近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就会比教义或“文化”相距最远者的关系好处，历来就是不确定的。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经常发生在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如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甚至是同一教派的不同支派（如新教中的塔波尔派与圣杯派、圣公会与再浸礼派、路德派与加尔文派等）之间，因为越是相近的门派，越容易产生“正统”之争，造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反倒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宗教，可以相安无事。事实上，源出近东的三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本同出闪米特一神信仰，相似之处很多，可是历史上这三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远远超过它们和佛教、儒教等绝不相类者的冲突。这道理也是一样的。
太平天国一方面对基督教有强烈的认同，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基督教知识十分贫乏，甚至不知道世界基督教存在着哪些派别，一听到对方也崇拜上帝、耶稣，就很亲热，觉得是“洋兄弟”，大家都是“天父”之子、“天兄”之弟，天下基督徒是一家人。而且在他们的概念中，“天父、天兄、天王”都是一元化的，既然大家都信天父上帝、拜天兄耶稣，那就应当拥戴天王洪秀全。于是这种概念中的天王，成了类似罗马教皇那样的世界教徒领袖，而且在既不懂教派多元、又实行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比罗马教皇还要了得：他应该既是超教派的宗主，也是教俗两界共同的领袖。
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虚骄也掺和进来，所谓“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本来，清廷在鸦片战争时就是这样看待“夷务”的。可是经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之役，清廷在大吃苦头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些近代国际关系规则。而太平天国仍然不明白，于是在对外交往中就出现了一种十分奇特的悖谬：一方面天朝当局听说来了“洋兄弟”就很高兴，以为是一家人，与作为敌人的清朝“满妖”相反。但另一方面又把人家当作天王的藩属，以为是来称臣朝贡的，于是要求人家行跪拜等为臣之礼，乃至做出一些自以为亲昵、对方却觉得是侮辱的言行——典型的如一位天朝官员曾向英使询问：听说“圣母玛利亚有一美丽的妹妹”，你们能否使她嫁给天王？（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7年版，中册775页）洋人对此自然大为反感，觉得反不如清朝“明事理”了。
当时的西方列强在国内都已政教分离，国际关系上更是利益优先。现在讲中西交往和冲突，好像不讲到“文化”就不够“深刻”，但实际上，国际矛盾首先是利益的冲突，其次是制度的扞格，而“文化”的对立往往是被夸大的。对于列强来华谋取种种利益，清朝已经反应迟钝，而天朝的反应比清朝还要迟钝得多。一方面，天朝并无主权观念，甚至不知道外国兵舰在自己的江河上行驶是要征得自己批准的；另一方面，天朝又不能像《北京条约》后的清朝那样，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因此不少列强宁可与清朝打交道。这与太平天国是否“爱国”其实没多大关系，而天朝的“西化”，对此也毫无帮助。而就制度来说，资本主义列强要在中国做生意，他们虽是基督徒，但资本主义却是一个世俗化的制度，宗教狂热的天朝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庞大的修道院，这未必如清帝国虽非资本主义、但却世俗得多的制度更合乎他们的需要——说穿了就是做买卖的需要。
因此无论就利益而言还是就制度而言，西方列强最后都宁愿选择与清朝合作，就不奇怪了。
洪秀全的宗教偏执，在中外历史上的神权政治中并不是最极端的。但他的知识眼界和文化素养太差了，至少比清朝皇帝是明显不如。就凭洪秀全晚年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走火入魔的焚书禁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真的取清朝而代之，那真的会是中国文化的灾难——但也绝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福音。
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狂热和义和团的反基督教狂热，“文化”方向似乎相反，制度土壤却大体一致。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不仅反“ 洋教”，而且对戊戌维新反攻倒算。
中世纪式的“西化”与秦始皇式的焚书
文化传播层面的“西化”与制度进步层面的“现代化”虽有联系，毕竟绝不是一回事。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趋势是制度进步，而不是文化更替；是资本主义化，而不是基督教化；是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取代传统帝国的命令经济和专制政治。单从文化角度讲，也应该是从“罢黜百家、独尊一教”转向宗教宽容信仰自由。无论是独尊儒术而禁绝西学，还是独尊耶教而禁绝四书五经，都同样是愚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只是个旁生的枝节，并不是主流。因为太平天国尽管比同时的洋务派、后来的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更热心于基督教（教义很不正统是另一回事，至少你不能说拜上帝教与基督教还没有儒教与基督教接近吧），但是太平天国没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任何事。这正如极端敌视基督教的义和团也没有为儒家文化做任何贡献一样。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狂热和义和团的反基督教狂热，“文化”方向似乎相反，制度土壤却大体一致。
可以说，太平天国经济的保守和政治的专制都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这因为是战时状态可以不论，那么天朝的文化管制更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比历史上以焚书坑儒钳制言论著名的秦始皇还要专制得多。它从金田起兵时就对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异端邪说”，包括中国传统的儒家典籍实行封禁焚毁政策，一路焚书砸庙直到南京，定都天京后更实行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由官方刊印若干书籍对民众进行灌输宣传，每年印行若干种，每种都附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按最晚一本书的总目计，“旨准颁行诏书”总共出了29种。此外太平天国末期又出了《资政新篇》等书，由于不再附有“总目”而不详总数，但已发现的有10种，连同以上29种，加上可能湮没不为人知的，太平天国在存在的14年中，总共出书不会超过50种。
这些书包括基督教圣经新、旧约的改编删节本，传统兵家著作删改的汇编（称《武略》），每年出版的天朝历书，天朝自编的童蒙教材《三字经》、《幼学诗》，其他大部分是太平天国的各种典章制度如《太平礼制》、《太平军目》之类和天父天兄天王的语录，以及天朝官员撰写的政论文集如《建天京于金陵论》等，即基本上都是官方政治宣传品和规章制度类读物。号称“旨准颁行诏书”，其实与中国传统诏书只指皇帝发布的文告不同，由于太平天国认为他们的这些出版物都是宣传上帝的旨意、天国的真理，所以都叫“诏书”、“天书”，后来的研究者则称为“太平天国官书”。它们基本上都是字数不多的小册子，如那本《天朝田亩制度》不过才3000字，相当于今天一短文。可以推测所有这些读物加起来大约也不到30万字左右，不过与今天的一本书相当。其中还包括了像“田亩制度”这样印数极少的“内部读物”。这几乎就是皇皇天国14年里的全部“文化”积累，几千万天朝臣民只能读到这点东西。
而对除此而外的丰富文化遗产，它又基本上视为“妖书”，采取拒绝和禁毁的态度。杨秀清还相对开明一点，杨死后，洪秀全的禁书焚书，更加厉害。不仅禁了偶像鬼神，禁了孔孟程朱，禁了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甚至禁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名人不准提，大事不准讲，史书不准看，到最后连当年自己为反清而称道过的明代也不许提了，“以示他们的事业与前人无关”（见王庆成：《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93页）。因此可想而知，说太平天国是一片文化沙漠应该不算过分。
最“规范”的西化：洪秀全如何反对“修正主义”
太平天国的偏执“西化”还不仅表现在宗教方面，它的历法即所谓《天历》也完全弃绝了中国自古以来的阴历为主、阴阳结合的历法，而采用西方式的“纯阳历”，并且引进了西方的礼拜日概念。
所以，太平天国的“西化”并不是近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倒有点像“西方中世纪”化。这当然有悖于历史潮流。人们通常把带有制度进步意义的“西化”叫做“启蒙”（当然，这个词如今引起了争论），但洪秀全的“向西方寻找真理”恐怕不能这么说，叫做“蒙启”（蒙昧的开始）还差不多。
今天太平天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革命”的光环，人们批评它专制、愚昧，说洪秀全生活腐败，太平军屠杀劫掠。但历史地看，这些还不足苛责，过去只骂清朝“暴君”而无视天朝“暴民”固然偏颇，现在只骂“暴民”而放过“暴君”也不能说公允。像简又文等先生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当时清朝官方的腐败、官军的残杀比太平天国严重得多，我以为是可信的。简又文先生尤其反对神化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而我们很多后人现在在这方面丧失了正确判断。
但是太平天国有些负面因素，已经不是一般的“暴君”“暴民”之类词汇可以概括。例如我们很难说洪秀全是不是比清朝皇帝更专制更腐败，但他的措置乖戾，天国制度安排上的很多莫名其妙之处，在历史上的民变与朝廷中都是够荒唐的。像前期的洪杨“二元权位”，不是权力制衡，却又要天有二日，明摆着就是会惹出大祸的。而后期的胡乱封王，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历史上空前绝后。这已经不是用什么“乌托邦的悲剧”或者“专制文化的土壤”这类“宏大叙事”可以解释的了。
洪秀全的宗教偏执，在中外历史上的神权政治中并不是最极端的。但他的知识眼界和文化素养太差了，至少比清朝皇帝是明显不如。偏执加上传统中国农民式愚昧，使他的“文化”政策危害尤大。
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洪秀全犹如举着共产主义招牌的毛泽东，夺取政权模仿西方体制施政但是永远没有脱离传统中国人小农耕意识思维，那就是儒家鼓吹几千年的 权力帝制崇拜。
所以，太平天国的“西化”并不是近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倒有点像“西方中世纪”化。这当然有悖于历史潮流。人们通常把带有制度进步意义的“西化”叫做“启蒙”（当然，这个词如今引起了争论），但洪秀全的“向西方寻找真理”恐怕不能这么说，叫做“蒙启”（蒙昧的开始）还差不多。
今天太平天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革命”的光环，人们批评它专制、愚昧，说洪秀全生活腐败，太平军屠杀劫掠。但历史地看，这些还不足苛责，过去只骂清朝“暴君”而无视天朝“暴民”固然偏颇，现在只骂“暴民”而放过“暴君”也不能说公允。像简又文等先生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当时清朝官方的腐败、官军的残杀比太平天国严重得多，我以为是可信的。简又文先生尤其反对神化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而我们很多后人现在在这方面丧失了正确判断。
但是太平天国有些负面因素，已经不是一般的“暴君”“暴民”之类词汇可以概括。例如我们很难说洪秀全是不是比清朝皇帝更专制更腐败，但他的措置乖戾，天国制度安排上的很多莫名其妙之处，在历史上的民变与朝廷中都是够荒唐的。像前期的洪杨“二元权位”，不是权力制衡，却又要天有二日，明摆着就是会惹出大祸的。而后期的胡乱封王，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历史上空前绝后。这已经不是用什么“乌托邦的悲剧”或者“专制文化的土壤”这类“宏大叙事”可以解释的了。
洪秀全的宗教偏执，在中外历史上的神权政治中并不是最极端的。但他的知识眼界和文化素养太差了，至少比清朝皇帝是明显不如。偏执加上传统中国农民式愚昧，使他的“文化”政策危害尤大。
打着基督教旗号的洪秀全犹如举着共产主义招牌的毛泽东，夺取政权模仿西方体制施政但是永远没有脱离传统中国人小农耕意识思维，那就是儒家鼓吹几千年的 权力帝制崇拜。
儒哈比曾格达迪粪亲师的这迫真檄文水平明显不如杨的两篇
高下立判
至于曾亲师这句
我暂且蒙古他自己信不信
东方马尔萨斯，马克沁主义与马尔萨斯的完美结合（呕
高下立判
真天命太平天囯
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㫖、勸慰師、聖神風雷、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後師殿中軍兼右軍、東王楊
雨師、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
爲奉天誅妖救世安民事：
據《舊遺詔聖書》：天父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皇上帝是神爺，是𠇌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天下萬囯，俱有記及皇上帝之權能。溯自皇上帝造有天地以來，皇上帝大發威怒屢矣。爾世人還未知乎？皇上帝第一次大怒，連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橫流矣。第二次大怒，皇上帝降凡，救以色列出麥西郭矣。第三次大怒，皇上帝遣救世主耶穌降生猶大郭替世人贖罪受苦矣。今次又大怒，丁酉歲皇上帝遣天使接天王昇天命誅妖，復差天王作主救人。戊申歲皇上帝恩憐世人之䧟溺，被妖魔之迷纏，三月上主皇上帝降凡，九月救世主耶穌降凡，顯出無數權能，誅盡幾多魔鬼，塲塲大戰，妖魔何能鬭得天過。且問皇上帝何怒？乃怒世人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條者也。爾世人還未醒乎！生逢其日，得見皇上帝榮光，爾世人何其大幸。生遇其時，得見太平天日，爾世人何其大幸。好醒矣！好醒矣！順天者存矣！逆天者亡矣！
今滿妖咸豐，原屬胡奴，乃我中囯世讎。兼之率人類變妖類，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誅者也。嗟爾團勇，不知木本水源，情願足上首下，瞞高天之大德，反顔事讎，受蛇魔之迷纏，忘恩背主，不思己爲中囯之善士，本屬天朝之良民，竟輕舉其足於亡滅之路，而不知愛惜也耶？况爾四民人等，原是中囯人民，須知天生真主，亟宜同心同力以滅妖，孰料良心盡泯，而反北面於讎敵者也！今各省有志者萬殊之衆，名儒學士不少，英雄豪傑亦多。惟願各各立志，大振旌旗，報不共戴天之讎，共立勤王之勳，本軍師有所厚望焉。本軍師體上帝好生之德，痌瘝在抱，行仁義之師，胞與爲懷，統帥將士盡忠報囯，不得不徹始徹終，實情諭爾等知悉也。獨不思天既生真主以御民，自必扶天王以開囯，縱妖魔百萬，詭計千端，焉能同天打鬭乎！但不教而誅，問心何忍，坐視不救，仁者弗爲，故特剴切曉諭。爾等凡民亟早回頭，拜真神，丟邪神，復人類，脫妖類，庶幾常生有路，得享天福。倘仍執迷不悟，玉石俱焚，那時噬臍悔之晚矣。切切特諭。
眞天命太平天囯禾乃師贖病主左辅正軍師東王楊、右弼正軍師西王箫，爲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若曰：嗟爾有众，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
慨自滿洲肆毒，混乱中囯，而中囯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囯尚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囯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囯之无人也！
夫中囯首也，胡虜足也；中囯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囯名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囯也。胡虜目爲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
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囯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汙；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
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
夫中囯有中囯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囯之人變爲禽犬也。中囯有中囯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囯之人忘其根本也。
中囯有中囯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囯之女子，是欲中囯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囯有中囯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囯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汙；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囯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囯有中囯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囯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囯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囯有中囯之語言，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囯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囯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欲使中囯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囯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囯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與復中囯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囯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囯，欺侮中囯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囯；苻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囯。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佔中囯，極惡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囯之無人，盜據中夏，妖座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囯不能犁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淩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群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艴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囯之衆不下五千余萬，以五千余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
今幸天道好還，中囯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運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胄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妥歡於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能斬其首級來投者，又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
公等世居中囯，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奏天誅妖，執蝥孤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偽拒真，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順逆有大體，華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於高天乎？
予與義兵，上爲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爲中囯解下首之苦，預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至于曾亲师这句
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
我暂且蒙古他自己信不信
“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酝成今日流寇之祸！”
东方马尔萨斯，马克沁主义与马尔萨斯的完美结合（呕
予于近人，独服曾大佐。观其认满鞑作父，图尽洪杨蜘蛛，完满无缺。
支那贱畜应该大杀、狠杀、杀一亿人
By 曾剃头
By 曾剃头
沙沙沙 天生万物以养人
别的不说， 原来曾国藩的 文学功底 这么垃圾。 或者应该说他幕僚们 文学水准 这么低吧
对比一下徐锡麟写的 讨满贼檄文：
对比一下徐锡麟写的 讨满贼檄文：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7月6日仓卒发动安庆起义。即日借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际，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与清军激战4小时，终因孤军无援、寡不敌众，而卒被捕擒僇。[2]徐锡麟写下《光复军告示》：
“为晓谕大众，翦灭满夷，除暴安民事：
维我大汉民族，立国千年，文明首出，维古旧邦。乃自满夷入关，中原涂炭，衣冠扫地，文献无遗。二百余年，偷生姑息，虐政之下，种种难堪，数不可罄。近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天下扰扰，民无所依，强邻日逼，不可终日。推厥种种罪由，何莫非满政府愚黔首虐汉族所致！以是予等怀抱公愤，共起义师，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义兵所临，秋毫无犯，各安就业。我汉族诸父兄子弟，各安生业，无庸惊疑。……至若有不肖匪徒，妄讥义师，结众抗衡，是甘为化外，自取罪戾，当表示天下，与我汉族诸父兄子弟共诛之。此谕”
两脚羊朱元璋
黑名单
曾国藩，你老人家足够卑鄙无耻了，你还敢说你他妈饱读诗书，遵照圣人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