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转载】不完整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乌克兰身份的补偿与协同效应 (Part II)

你们好啊，今天我来翻译这篇论文的第2部分，这是第1部分的站内链接：https://pincong.rocks/article/56347

正文
引言与调查：...比起西部地区，在乌克兰东部国家认同没那么受重视的事实是很多项研究已经观察到的了。这些研究有一项正是本文作者先前于2003年（Pirie的1996年分析发表几年之后）所作，那次的研究调查了该国2个地区，分别是东部（包括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州）和西部（包括利沃夫、捷尔诺波尔、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和沃伦州），从这些地区选出的受访者需要评估“自己的国家在这些事情上的程度”：1，受其他的国家的伤害 2，对另一个国家的伤害 3，有愧于其它国家 4，别的国家有愧于它。其中调查所问的“其它国家”总共有10个，结果显示整个受访者总体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认为别国伤害自己国家多于自己国家伤害别国，而且比起乌克兰对外的“有愧”，别的国家对乌克兰更为“有愧”）。但更重要的是，结果也表明乌克兰东部受访者比西部受访者在这类观点上的认同程度要明显更低。而且我们也在波兰的东、西、南部三个地区进行了一样的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出了那种自我中心模式，但各地之间没有明显的差距，受访者对观点的认同强度和西乌克兰比较相近。这些发现符合了Hroch在1993、2003年以及Pirie在1996年发表的观点，表明在国家问题上的态度，也包括对别的国家的态度上，乌克兰东部地区比西部要弱一些。六年之后的一系列研究（Lewicka 2012b）也显示出了同样的地区差别：乌克兰东部居民的国家层面的感受要比西部居民更低，表明这其实是个长期现象。

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补偿假说vs协同假说
    既然乌克兰社会在国家认同层面是分化的，一个问题也就来了：这种国家认同上的差别是否和其它层面的身份认同相辅相成，还是说乌东更薄弱的国家认同能得到其它层面身份认同的补偿作用？Riabchuk于2003年和2013年两次指出自我认同上的不同与其说是一种量化差距，不如说是一种定性的差距。他写道：“我们必须承认，乌克兰独立的这些年以来实际上诞生了两个不同的国家观念，每个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那个，而另一个是在‘不走正道’的对手（比如多元身份者眼里的‘民族主义者’，‘本地人’观念下的‘叛徒’）。民族主义者只有在不能与多数人共情的角度上，才能说国家认同不强；占人口多数的多元身份群体则只有在如下层面才能说国家认同不强：它没有发展出足够多的身份标志资源，于是只能被迫采取泛泛的帝国叙事和文化标准，尤其是想象中的东斯拉夫共同体”
    正当Riabchuk强调了跨国家身份认同的作用，其他的研究者则把注意力放在了更低层次的身份，即当地性和区域性身份所带来的补偿效应。区域地理专家Paul Claval则写道，"国家认同感的危机是区域性身份认同再度受欢迎的原因"。根据在利沃夫和顿涅茨克两座城市实施的调查，Hrytsak在2007年表示自己观察到，顿涅茨克居民把自己所住的地方以及周围地区看得比国家更高，而利沃夫的状况则恰恰相反。Kulyk在2014年进行的一项涉及国家、次国家身份的全国性调查之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现在把目光放向更广阔的全球各国，世界价值观研究项目（WVS）1989-1997年的一系列调查则找到了补偿作用存在的一些证据。其中2003年Bartkowski进行的调查中，在必须选择“自己属于”哪个地理地区的情况下，波兰的受访者比起他们所住的小镇或城市，更频繁地提到了波兰这个国家；相较之下西欧（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受访者则比起自己的国家，更多选择的是自己所住的城市。Kohr和Martini于1992年对德国和意大利学生所进行的研究，同样发现了国家和区域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补偿。研究人员已经指出过国家身份与其他身份的相反趋势，比如Zencey于1996年表示，“国家”是受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生活中所能唯一注意到的区块对象，同时本地认同由于过度人口迁移变得更弱，而这只会加强国家层面的情感。补偿假说已经在这类WVS调查数据中获得了支持，显示出国家认同与跨国家认同（例如大洲、世界）的负相关关系，以及本地认同与跨国家认同的负相关关系。
    补偿假说有一种理论支持，那就是“在一个地方扎下根、对某片特定区域认同是一种人类基本需求”。人们选择的区域也许规模不同，从非常靠近自己的地区到整个国家和跨国家地带都有人选择，但这些选择对人们发挥的作用其实是几乎一样的。如果这种归属的需求遭到阻挠，或无法在某种地区（比如自己的国家）上获得满足，人们就会在其它层次寻求满足，要么是更低的地域规模（社区、城市、行省），要么是更高的跨国规模（多国地带、大洲、世界）。
    然而，WVS的其它两轮调查与以上观点不符，表明:在主要国家，国家性认同和本地-区域性认同倾向于互利共生，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是正相关而非负相关的关系。至少对某些地域身份而言，这样的调查确实支持了协同假说。这一假说则主要得到了几位发育心理学家（Erikson，Marcia和负责综述的Kroger）的支持，他们的理论是：不同的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对自己属于哪里十分清楚，有着很强的自我成长连续意识，这样的人将会与各种地域规模发展出较强的关系，对所处当地，对所在国家，对更广地带（例如欧洲）都是如此。例如2009年Gustafson研究表明，来自瑞典的国际工作者可以对欧洲这样的跨国地带产生自我认同，和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当地社区的认同程度不相上下；其他一些人身份意识则比较薄弱，始终带着模糊的边界感和内在不确定性，对他们的国家、他们所住的地方或潜在可以认同的地区都十分冷漠，或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些地方（Lewicka 2012b）。心理学家往往把这种情况视为无法解决“认同问题”的障碍，要么是当成“认同延缓(moratorium)”即无法在不同认同对象之间做出选择，要么当成是“认同迷失（identity diffusion）”即在认同这件事上缺乏大体的方向。当然，有人对是否应该对群体或社会也进行这样的分类存疑。多元驱动的乌克兰政治走向，在亲西方和亲俄之间的不断摇摆有力地表现出了认同延缓的状态。另外，认同迷失则在乌克兰最东部（顿巴斯）表现得比较突出，具体就是对目标和人生规划的明显漠视。（Gil 2005, Pirie 1996）
    不仅如此，不同身份的关系可能远比这些要复杂。国家性与当地性的身份认同关系是非线性的：国家性认同的低下可能会得到当地性或跨国家性认同的补偿，但是在国家性认同较强时，它与后两者将保持协同作用的关系。就像在很多族群多元城市的一些地方，如果某地被视为整个国家的象征，刚好某些居民过去或现在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或族群身份意识，那么他们对当地的情感很可能受此影响。然而，如果那个地方不是什么国家象征，那么人们对当地和国家的认同呈现负相关或没有关系都是有可能的。2008年Lewcka在乌克兰利沃夫和波兰的弗罗茨瓦夫进行的研究表明，居民对利沃夫的依附感受到了乌克兰国民身份的影响，体现出了国家象征在其中的作用；与之对比的是，居民对弗罗茨瓦夫的依附感仅仅和本地认同有关。
    所有上述研究都只注重位置性身份（从当地性到跨国性身份），却没有周全考虑到所有可能的认同对象。那么非位置性身份例如家庭成员、职业人士、宗教信徒的身份，和位置性身份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可能存在补偿作用与协同作用两种关系。在外人面前的非位置性认同，例如性别、职业、宗教倾向、家庭成员，也可能与位置性身份认同形成补偿关系。例如Gentile的研究表明，是社会身份，而不是国家认同感，能用以预测顿巴斯（卢甘斯克）居民的亲西方/东斯拉夫主义倾向。
    最后，身份之间也可能是相对独立的，而非形成固定的系统化关系。也就是说可能会存在各种各样不同身份的组合，而在额外的社会人口学与心理学因子的作用下，这些身份认同才会相互协同。

就乌克兰这个例子而言：身份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现代乌克兰的异质化特性使得它能够作为开展研究各种身份相互作用关系的理想调查地。至今对乌克兰的主流研究而言，比较受欢迎的观点是身份之间的补偿作用：国家身份vs跨国家身份，或者国家身份vs当地身份。Kulyk对乌克兰国家身份进行了详尽研究，其中引用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做出的两项调查，表示201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暴力事件强化了这个国家西部地区的国家认同，代价是本地认同的弱化，而在顿巴斯观察到的状况则刚好相反（国家认同弱化，本地认同强化）。在Kulyk所引用的2014年研究中，受调查者只允许选不多于3个“最重要的身份”，结果表明在乌克兰西部地区，人们对国家身份的选择要比当地身份（城市，村庄和地区）多得多，同时顿巴斯情况反之，在剩余地区收到的回答则介于两者之间。如果把受访者按民族身份分开研究，则乌克兰族参与者比起当地身份认同，更多选择的是国家认同；俄罗斯族参与者主要是几乎同等多地选择本族与本地的身份认同，而只有很少人列出了对乌克兰的国家认同。
    另外一方面，也有不同身份之间协同作用的证据。基于上文所参考的同样的数据，Kulyk声称：“与此同时，在顿巴斯与东部/南部地区，相对拿得出手的国家、次国家认同之间体现出的竞争关系，要远比在西部地区强得多。而西部地区的人把国家身份作为第一认同，他们在这件事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这表明国家身份认同可能是一个人整体上各种身份认同的重要促进因素。

（这是Part II，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