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宗听床学--戒严部队调动内情
五月初由内蒙沈阳调兵
李鹏于五月二十日颁布戒严令。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已作了相应的调兵部署。首先,他们从三十八军增调兵力,再由内蒙和沈阳调来新军。这些安排都是在颁布戒严令之前两星期已经部署的。直至五月十九日出兵天安门当晚,外来兵力已聚集于北京郊区,为数约五万,但都没有携带炊具和武器。李、杨集团当时声称军队「不是针对学生的」。但军队进城,受到人民阻截,因而发生多次冲突。
五月二十日,颐和园北面青龙桥地区的三○九医院附近出现了一批由内蒙古调来的军队,还有四十多辆运兵的大卡车和三十多辆装甲车和坦克。在场的军警与一些农业大学的学生发生冲突,后来动用警棍打伤了六名学生。这也是北京市民第一次发现官方竟真的出动了坦克车。
同日上午十一时,北京市西南约二十分钟车程的六里桥,又发生军警殴打群众事件。据一名刚在现场的医生说,他看见军警向人们的后脑、面部和腰部猛击,而群众则以玻璃瓶和砖头顽抗,又有四十多人受伤。
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十时半,军警在丰台地区与第三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市民发生冲突,引致四十多人受伤。
虽然如此,学生和市民还是成功地阻止了军队进城。但与此同时,中共调到北京的军力又越来越多。
围城兵力逐日增加
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的采访过程中,笔者发觉军方的调动主要有以下的特点和过程。
首先是人数越来越多。根据可靠消息,五月二十日,到达北京近郊的军队约有五万人,至二十四日已增至十多万,包括来自北京军区的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和二十四军;来自兰州军区的二十军;来自南京军区的十二军;来自济南军区的五十四军;来自沈阳军区的三十九军,以及空军的十五军。有关方面从上述各军中抽出若干个师到京,已在北京外围形成了两个大的包围圈。第一个包围圈是近郊,距北京市中心约一小时路程,第二个包围圈是远郊,距市中心约两小时路程。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消息说,美国的军事卫星也测到了当时军队和战车的活动情况。
至二十六日下午三时,消息来源透露,围城的兵力已达二十万,约占全国正规军的十五分之一。
二十七日,军力继续增加。若按军队的番号统计,约有二十个军已派出若干个师的士兵抵达北京外围;北京军区的八个军全部都有调兵。
兵力战备远超应付群众运动需要
其次,今次行动中所出动的战备和武器,远远超过镇压群众运动的需要。
五月二十日凌晨,强要入城的军队是没有携带武器的。但同日下午,当记者赶赴郊区采访时发觉,当局今次出动了野战集团军。在长辛店,笔者看见七十多辆装甲运兵车刚从石家庄抵京。在宛平县,又有十六辆法国戴高乐式运兵车,其余的补给军都是长期野战用的。
二十一日,笔者又在颐和园以北农业大学附近发现带有重机关枪的装甲车和装上重炮的坦克车(共二十一辆)。
至二十四日,情况更令人难以置信。抵达北京郊区的兵种已包括有空降兵、装甲兵、炮兵、防化兵和陆军。直升机又连日来在市内上空盘旋侦查。市民后来还在京郊发现类似导弹的装备,一度传出消息说这是地对空导弹,其后官方则表示这是催泪瓦斯的装置。
此外,军队内部的紧张气氛,完全不是因为群众拦截或所谓「动乱」所造成的,而是军方高层刻意制造的。
军队最初被调到北京之前的两个星期,都要集中起来,不准看电视和报纸,不准听广播;只是集中学习「四 ̇二六」社论和操练,他们当时还以为是一般的政治学习。后来进城时,他们从上级口中知道今次入城的原因,是「搞一次保卫北京的演习」、「北京发生雨灾,需要抢救」、「到北京赶建某项工程,迎接四十周年国庆」;甚至有军官告诉士兵:「今次进京只是旅游。」所以,最初兵临城下时也不是那么紧张,虽有冲突,但也有不少「军民鱼水情」的场面。
但经过数十万群众四出阻截军队,并向士兵进行游说教育后,军方发觉最先入城的军队都没有作战意识了,于是在二十三日将这些军队后撤,与群众「脱离接触」(此乃军事术语,保持军心稳定的方法之一)。当时,明眼人已看出这不是真正的撤军。果然,《解放军报》于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天连续发表语气极为强烈的文章,明确表示解放军执行戒严令,是为了「制止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动乱」,而且目前的矛盾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严肃政治斗争」,「是大是大非的斗争」。
据军方消息说,就在这两天起,军队内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首先,士兵接获通知,要作好在北京屯兵半年的准备(事后果然证实如此)。其次,子弹和其它装备直接发到士兵手中,每人最少有十发实弹和五发橡皮子弹;没有橡皮子弹的则可获十五发实弹。钢盔、大头鞋和压缩饼干等亦已交到士兵手中。其三,保持军事训练,包括射击。其四,加强思想教育。
上述步骤,都是要把军队的情绪带回战斗的状态之中。
军队入城步骤深思熟虑
中共高层调动军队入城,其步骤可谓深思熟虑。早在五月十九日,部分士兵已对主要的传播机关和大单位进行军管,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首都机场、电报大楼、热化厂、电力公司和发电站等,务要控制舆论和重要单位。北京市政府发言人丁维峻于二十四日证实了上述军管的消息。由于进驻上述单位的都是北京卫戍区的军人,所以不用从城外调兵,毋须闯过群众的人墙。
二十日,当局又发出禁令,严禁中外记者未经同意进行采访。同日,直升机开始盘旋侦察军队入城之路。
此外,在大军未闯过群众的血肉长城之前。军方已千方百计安排军队进城,如通过地铁、火车、便装、化整为零等。五月二十日,有军队从五棵松站欲乘地铁前往天安门广场,但地铁工人故意把电掣关掉,造成机械故障,令军队无功而退。
虽然群众尽力拦截,但不少军队已进城内,分别驻于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山公园、北京火车站旁边的货仓和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地下通道。中南海内的士兵亦已增至五千;人民大会堂西面的地盘(与中南海仅相隔一条长安街)内也驻有军队,随时与中南海内的士兵对街上的人进行夹攻。当时的指挥部有两个,一个就在中南海,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前者是总政策的策划地点,后者则是具体执行任务时的指挥部。越接近学运后期,后者的角色则越来越重。这两个指挥部连成两点一线,控制着整个北京城。
五月二十五日,士兵正式收到有关进军步骤的通知──入城时三十八军打头阵,二十七军次之,六十五军排第三,其余的依次随后。军方通令各人要作好准备。
五月二十七日,由首都机场前往市区的公路上,也首次发现有军队把守。这个发现相当敏感,因为如果有事发生,空路是逃走的最快途径;军队把守通往机场之路,是否有特殊含义?加上于五月二十三日,广州民航突然接到国务院通知,调出九架大型客机先飞往北京,然后候命待发,以致广州停售国内机票。这个调动与军队把守机场路联系起来,实在引起猜疑。当时有人说这些客机是用来运兵离京,但答案至今仍是个谜。
此外,北京郊区的两个军用机场──即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那几天都有军队到达和调动的消息。
五月底决定大开杀戒
至五月三十日,大军压境的形势基本已定,但人民还不知道浩劫在即。与此同时,戒严部队接获命令,正式着装上哨。
最后动兵的计划于五月三十一日定出。当日京郊怀柔、顺义等县已出现由当局组织的游行,声称「拥护戒严令」。按当局的计划,先花两至三天时间(由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组织七十万人,准备于六月三日在市区内游行「支持政府」,具体工作由北京市政府负责(他们以每人十元人民币为饵,有些单位还以参加与否作为入党的标准)。官方的时间表是:六月二日晚上,军队出动;三日凌晨二时,清理天安门广场;凌晨五时,清场完毕并进行封锁,不准进入;三日的白天,进行「拥护政府」的游行。时间的确配合得相当好。
但这个如意算盘打不响。六月二日晚上十时四十分,木樨地发生与军队有关的严重车祸,激起群情。六月三日凌晨,两路军人分别进京。逾万娃娃兵从东边进城至北京饭店附近被数以万计群众截回,这路军人是准备在清场后驻守天安门的;另外由城西进京的军队亦受阻于木樨地,这些军队则是清场的主力。
结果清场清不了,原定在三日举行的游行亦无法成事;加上人民对军车伤人一事反应极为强烈,中共高层终于在恼羞成怒之下狠狠地下令镇压。
六月三日,军队正式接到通知,北京「『暴徒』已难以控制,抢掠了大批军备,必须维持首都秩序。」终于,在六部口、新华门前和人民大会堂西侧于三日陆续发生军人动武事件。
六月三日晚,军队获命令要强行进城,并可开枪。于是,坦克、装甲车、军队相继出动,一夜浩劫,山河变色,草木含悲。
谁下令调兵镇压?
浩劫之后,至今仍有很多疑问没有答案,其中主要有三:
1为什么要动用如此庞大的军力?
2为什么会传出军队互相冲突的消息?是否真的发生过冲突?
3是谁下令调兵和镇压。
经过事后核实和比较各方面消息的准确性后,第一个问题仍没有清晰的答案;另外两个问题则有点眉目。
据了解,当时军队内确曾出现过一些磨擦,但并不能称为「冲突」。消息传出的原因大致有三:
1李鹏于五月二十日颁布戒严令后,各军区即先后表态,但北京军区却于五月二十五日才表态,而被视为拥赵紫阳的秦基伟对北京军区甚有影响(秦基伟任国防部长之前是北京军区司令,也是邓小平的嫡系)。
2三十八军属北京军区,其中部份士兵于入城时在木樨地附近弃枪(真正目的未明,有说不愿镇压学生,有说是「群众夺武器」的陷阱)。事实上,当一些官兵从群众口中获悉北京无动乱时,曾有官兵表示反对镇压(三十八军军长因此而被禁)。
3军队入城时,同时接到军令状:如果前面的军队不肯向前或甚至后退倒戈,尾随的军队可以开枪。按上文所述的次序,尾随直接受秦基伟影响的三十八军之后,恰好是二十七军(其军长正是杨尚昆的亲属,据称乃侄儿),两军矛盾之说说来有板有眼。
那么,是谁下令调兵?按中共军方规定,如要调兵,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央军委主席签令,二是两名军委副主席签令。当时身兼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已失势,故第二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如果是有令不行则是另一回事)。至于是谁下令开枪镇压?笔者认为并非关键问题,因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乔石等人均有份制定整个镇压的计划,各人的罪名不能推卸。
李鹏于五月二十日颁布戒严令。其实,在此之前,他们已作了相应的调兵部署。首先,他们从三十八军增调兵力,再由内蒙和沈阳调来新军。这些安排都是在颁布戒严令之前两星期已经部署的。直至五月十九日出兵天安门当晚,外来兵力已聚集于北京郊区,为数约五万,但都没有携带炊具和武器。李、杨集团当时声称军队「不是针对学生的」。但军队进城,受到人民阻截,因而发生多次冲突。
五月二十日,颐和园北面青龙桥地区的三○九医院附近出现了一批由内蒙古调来的军队,还有四十多辆运兵的大卡车和三十多辆装甲车和坦克。在场的军警与一些农业大学的学生发生冲突,后来动用警棍打伤了六名学生。这也是北京市民第一次发现官方竟真的出动了坦克车。
同日上午十一时,北京市西南约二十分钟车程的六里桥,又发生军警殴打群众事件。据一名刚在现场的医生说,他看见军警向人们的后脑、面部和腰部猛击,而群众则以玻璃瓶和砖头顽抗,又有四十多人受伤。
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十时半,军警在丰台地区与第三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市民发生冲突,引致四十多人受伤。
虽然如此,学生和市民还是成功地阻止了军队进城。但与此同时,中共调到北京的军力又越来越多。
围城兵力逐日增加
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的采访过程中,笔者发觉军方的调动主要有以下的特点和过程。
首先是人数越来越多。根据可靠消息,五月二十日,到达北京近郊的军队约有五万人,至二十四日已增至十多万,包括来自北京军区的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和二十四军;来自兰州军区的二十军;来自南京军区的十二军;来自济南军区的五十四军;来自沈阳军区的三十九军,以及空军的十五军。有关方面从上述各军中抽出若干个师到京,已在北京外围形成了两个大的包围圈。第一个包围圈是近郊,距北京市中心约一小时路程,第二个包围圈是远郊,距市中心约两小时路程。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消息说,美国的军事卫星也测到了当时军队和战车的活动情况。
至二十六日下午三时,消息来源透露,围城的兵力已达二十万,约占全国正规军的十五分之一。
二十七日,军力继续增加。若按军队的番号统计,约有二十个军已派出若干个师的士兵抵达北京外围;北京军区的八个军全部都有调兵。
兵力战备远超应付群众运动需要
其次,今次行动中所出动的战备和武器,远远超过镇压群众运动的需要。
五月二十日凌晨,强要入城的军队是没有携带武器的。但同日下午,当记者赶赴郊区采访时发觉,当局今次出动了野战集团军。在长辛店,笔者看见七十多辆装甲运兵车刚从石家庄抵京。在宛平县,又有十六辆法国戴高乐式运兵车,其余的补给军都是长期野战用的。
二十一日,笔者又在颐和园以北农业大学附近发现带有重机关枪的装甲车和装上重炮的坦克车(共二十一辆)。
至二十四日,情况更令人难以置信。抵达北京郊区的兵种已包括有空降兵、装甲兵、炮兵、防化兵和陆军。直升机又连日来在市内上空盘旋侦查。市民后来还在京郊发现类似导弹的装备,一度传出消息说这是地对空导弹,其后官方则表示这是催泪瓦斯的装置。
此外,军队内部的紧张气氛,完全不是因为群众拦截或所谓「动乱」所造成的,而是军方高层刻意制造的。
军队最初被调到北京之前的两个星期,都要集中起来,不准看电视和报纸,不准听广播;只是集中学习「四 ̇二六」社论和操练,他们当时还以为是一般的政治学习。后来进城时,他们从上级口中知道今次入城的原因,是「搞一次保卫北京的演习」、「北京发生雨灾,需要抢救」、「到北京赶建某项工程,迎接四十周年国庆」;甚至有军官告诉士兵:「今次进京只是旅游。」所以,最初兵临城下时也不是那么紧张,虽有冲突,但也有不少「军民鱼水情」的场面。
但经过数十万群众四出阻截军队,并向士兵进行游说教育后,军方发觉最先入城的军队都没有作战意识了,于是在二十三日将这些军队后撤,与群众「脱离接触」(此乃军事术语,保持军心稳定的方法之一)。当时,明眼人已看出这不是真正的撤军。果然,《解放军报》于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天连续发表语气极为强烈的文章,明确表示解放军执行戒严令,是为了「制止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动乱」,而且目前的矛盾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严肃政治斗争」,「是大是大非的斗争」。
据军方消息说,就在这两天起,军队内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首先,士兵接获通知,要作好在北京屯兵半年的准备(事后果然证实如此)。其次,子弹和其它装备直接发到士兵手中,每人最少有十发实弹和五发橡皮子弹;没有橡皮子弹的则可获十五发实弹。钢盔、大头鞋和压缩饼干等亦已交到士兵手中。其三,保持军事训练,包括射击。其四,加强思想教育。
上述步骤,都是要把军队的情绪带回战斗的状态之中。
军队入城步骤深思熟虑
中共高层调动军队入城,其步骤可谓深思熟虑。早在五月十九日,部分士兵已对主要的传播机关和大单位进行军管,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首都机场、电报大楼、热化厂、电力公司和发电站等,务要控制舆论和重要单位。北京市政府发言人丁维峻于二十四日证实了上述军管的消息。由于进驻上述单位的都是北京卫戍区的军人,所以不用从城外调兵,毋须闯过群众的人墙。
二十日,当局又发出禁令,严禁中外记者未经同意进行采访。同日,直升机开始盘旋侦察军队入城之路。
此外,在大军未闯过群众的血肉长城之前。军方已千方百计安排军队进城,如通过地铁、火车、便装、化整为零等。五月二十日,有军队从五棵松站欲乘地铁前往天安门广场,但地铁工人故意把电掣关掉,造成机械故障,令军队无功而退。
虽然群众尽力拦截,但不少军队已进城内,分别驻于军事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山公园、北京火车站旁边的货仓和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地下通道。中南海内的士兵亦已增至五千;人民大会堂西面的地盘(与中南海仅相隔一条长安街)内也驻有军队,随时与中南海内的士兵对街上的人进行夹攻。当时的指挥部有两个,一个就在中南海,一个在人民大会堂;前者是总政策的策划地点,后者则是具体执行任务时的指挥部。越接近学运后期,后者的角色则越来越重。这两个指挥部连成两点一线,控制着整个北京城。
五月二十五日,士兵正式收到有关进军步骤的通知──入城时三十八军打头阵,二十七军次之,六十五军排第三,其余的依次随后。军方通令各人要作好准备。
五月二十七日,由首都机场前往市区的公路上,也首次发现有军队把守。这个发现相当敏感,因为如果有事发生,空路是逃走的最快途径;军队把守通往机场之路,是否有特殊含义?加上于五月二十三日,广州民航突然接到国务院通知,调出九架大型客机先飞往北京,然后候命待发,以致广州停售国内机票。这个调动与军队把守机场路联系起来,实在引起猜疑。当时有人说这些客机是用来运兵离京,但答案至今仍是个谜。
此外,北京郊区的两个军用机场──即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那几天都有军队到达和调动的消息。
五月底决定大开杀戒
至五月三十日,大军压境的形势基本已定,但人民还不知道浩劫在即。与此同时,戒严部队接获命令,正式着装上哨。
最后动兵的计划于五月三十一日定出。当日京郊怀柔、顺义等县已出现由当局组织的游行,声称「拥护戒严令」。按当局的计划,先花两至三天时间(由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组织七十万人,准备于六月三日在市区内游行「支持政府」,具体工作由北京市政府负责(他们以每人十元人民币为饵,有些单位还以参加与否作为入党的标准)。官方的时间表是:六月二日晚上,军队出动;三日凌晨二时,清理天安门广场;凌晨五时,清场完毕并进行封锁,不准进入;三日的白天,进行「拥护政府」的游行。时间的确配合得相当好。
但这个如意算盘打不响。六月二日晚上十时四十分,木樨地发生与军队有关的严重车祸,激起群情。六月三日凌晨,两路军人分别进京。逾万娃娃兵从东边进城至北京饭店附近被数以万计群众截回,这路军人是准备在清场后驻守天安门的;另外由城西进京的军队亦受阻于木樨地,这些军队则是清场的主力。
结果清场清不了,原定在三日举行的游行亦无法成事;加上人民对军车伤人一事反应极为强烈,中共高层终于在恼羞成怒之下狠狠地下令镇压。
六月三日,军队正式接到通知,北京「『暴徒』已难以控制,抢掠了大批军备,必须维持首都秩序。」终于,在六部口、新华门前和人民大会堂西侧于三日陆续发生军人动武事件。
六月三日晚,军队获命令要强行进城,并可开枪。于是,坦克、装甲车、军队相继出动,一夜浩劫,山河变色,草木含悲。
谁下令调兵镇压?
浩劫之后,至今仍有很多疑问没有答案,其中主要有三:
1为什么要动用如此庞大的军力?
2为什么会传出军队互相冲突的消息?是否真的发生过冲突?
3是谁下令调兵和镇压。
经过事后核实和比较各方面消息的准确性后,第一个问题仍没有清晰的答案;另外两个问题则有点眉目。
据了解,当时军队内确曾出现过一些磨擦,但并不能称为「冲突」。消息传出的原因大致有三:
1李鹏于五月二十日颁布戒严令后,各军区即先后表态,但北京军区却于五月二十五日才表态,而被视为拥赵紫阳的秦基伟对北京军区甚有影响(秦基伟任国防部长之前是北京军区司令,也是邓小平的嫡系)。
2三十八军属北京军区,其中部份士兵于入城时在木樨地附近弃枪(真正目的未明,有说不愿镇压学生,有说是「群众夺武器」的陷阱)。事实上,当一些官兵从群众口中获悉北京无动乱时,曾有官兵表示反对镇压(三十八军军长因此而被禁)。
3军队入城时,同时接到军令状:如果前面的军队不肯向前或甚至后退倒戈,尾随的军队可以开枪。按上文所述的次序,尾随直接受秦基伟影响的三十八军之后,恰好是二十七军(其军长正是杨尚昆的亲属,据称乃侄儿),两军矛盾之说说来有板有眼。
那么,是谁下令调兵?按中共军方规定,如要调兵,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中央军委主席签令,二是两名军委副主席签令。当时身兼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赵紫阳已失势,故第二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如果是有令不行则是另一回事)。至于是谁下令开枪镇压?笔者认为并非关键问题,因为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乔石等人均有份制定整个镇压的计划,各人的罪名不能推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