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只是信息承载工具,用于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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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ncong.rocks/article/item_id-194225汉语主要问题是:体制削弱了信息承载量,弱化了交流功能
单纯从语言学来说,英语不如韩语设计得严谨。比如:韩语可以做到见字就能读,而且读音是唯一的。英语很多发音依然是遵循习惯的。比如coupon('kuːpɒn]Q-pon), San Jose(jose读[həʊˈzeɪ],西班牙语。), VS(读['vɝsəs],来自于拉丁文,不是就读“V""S"两个字母)
但是这些都不影响英文今天是世界上说的人最多,流传度最广,信息承载量最大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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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要阻滞信息的流动。
从信息管理角度讲,统治者就是要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最好就是自己知道一切,但是其他人都不能知道。
所以古代中国几乎所有专制律法,都是相仿设法实现阻碍民间信息的交流,只保留自下而上的信息通道。
比如户籍制度,就是不让人离开土地,这样它们携带的信息就无法传播开。再比如重农抑商,因为商人自己会携带大量信息,有利于信息传播。还有就是道路收费,古代官道都会设置层层关卡收费,也是为了把人民禁锢住,防止信息的流动。
今天的中国依然如此,所有我们感觉不合理的政策,本质上都是因为它们是从阻碍信息流动角度设计的。
民主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信息流动性比专制政府大得多。民主社会,也会去阻止一些有害信息流动,比如儿童色情信息等等,但是政府几乎不会去阻碍民众进行正常的信息交换。
信息交换的背后,是人类思想的碰撞,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制度有着专制无可比拟的创造力。
如果分开市场,各自封闭发展,那么民主国家的科技很快就能吊打专制国家。历史上已经无数次证明过这一点。
回到汉语上,汉语本身的工具性,其实还算可以。它有自成体系的诗词歌赋,也有复杂文艺作品,法律文书。在古代大家都是专制的时候,它的信息承载量和其他国家差不多。只不过它体量较大,显得信息更多。因此看起来比较先进。
但是到了现代,由于民主制度无可比拟的信息流动优越性,汉语承载的信息越来越少。中共专制制度确立后,依然遵循了信息封闭控制原则,到了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人民的思想几乎是荒漠。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很多人连学习资料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后来改革开放,开始大量翻译外国信息,才使得汉语承担的信息量重新恢复了一些,直到今天。
然而今天来看,中文信息承载量依然受制于体制,一个直观比较就是wiki词条数目:
https://www.wikipedia.org/
中文词条比日文还要少,只有法语的一半,英文的1/5的。
而另一方面,专制也使用了很多大量无效信息,去污染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
张维迎:中国语言腐败前所未有 中文已失去交流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eHivAe9jk
这使得,官方中文的交流信息功能非常低效,我们看中共官员报告,经常不知所云,昏昏欲睡,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长篇大论,避重就轻,甚至正话反说。每次领导下命令,都十分不明确,要下面人拼命揣摩上意。
这和民主政府的文书形成极度反差。比如美国政府从来不会下达什么"XXX精神”,它通知下级做什么,一定是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指令。
所以,我对于汉语的前途的确有一丝担忧。语言是一种信息承担工具,用于人们的交流,但是如果语言的交流功能丧失,那么汉语的前途的确不妙。
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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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朱践耳https://pincong.rocks/article/item_id-760023
此人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费拉做题家。
他45年才加入中共,国共内战,他都在文工团,懂得狡猾地明哲保身。
选择亲共我认为一是他崇拜聂耳。二是他也有通过亲共,获得去苏联进修提高的机会。
无产阶级费拉做题家,试图通过体制获得留学机会在过去是非常正常的路径。
后来他的愿望成真,1955年公派去苏联。进入著名的莫斯科音乐学院,不过之后没几年就遇到了中苏关系恶化。他学了5年之后于1960年回国。虽然在苏联他躲过了大跃进,不过没有躲过大饥荒和文革。
回国后,这个费拉第一感受到中国原始社会主义的铁拳,他的创作几乎停止,在苏联他可以能写交响乐的,结果回国之后,只能写写小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这期间创作的。
他认为,从1960年到1978年是十八年断层(包括前六年的迷途,中间十年的荒唐压抑,后两年的反思),不仅毁了他的“交响梦”,也使“革命梦”被扭曲和变质。
文革后,他进入上海交响乐团工作,重新开始创作。80年代相对自由的氛围,让他也重新创作出了一些作品。
比如他创作过一部缅怀张志新的交响乐: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上海交响乐团 陈燮阳指挥
说明他心里很清楚中共是个什么货色。把子女送出国,但是自己留在中国赚大钱,也说明他是个很典型的骑墙派,与利己主义者。如同当年很多贪官一样,自己在国内赚钱,子女出国享福。反正我死后哪管中国洪水滔天的那种。
纵观他一生,他都是能躲就躲,从不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偶尔有自由的环境,才敢于表达一些自己真实的想法,但是人生根本目标还是无产阶级费拉那种无脑赚钱,精致利己而已。
他幸运地在2017年去世,但是他的夫人和子女终究没有躲过社会主义的铁拳。我相信他若是活着,也一定会遭遇同样的下场。
有的时候,费拉们得想明白一点,当你永远选择那条看起来即容易,又光明的道路时,你得看看这条路是谁修的,若是修路的人来自于原始文明,那么你还是离这条路远一些。
姨粉在很多时刻反而比姨本人更加高明。
姨学的核心是洼地知识分子自救术。姨认为当下的秩序即将崩溃,届时在中国的人将会成为张献忠的一盘菜,在美国的中国人也避免不了进集中营或者被抓到危地马拉种香蕉。而作为四体不勤知识分子的姨本人被抓去种香蕉要比那些偷渡过来的贫下中农下场更惨。
所以姨选择了另一条路径,趁着秩序还没崩溃,赶紧炒作一下诸夏。如果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来临了,能凭借自己凭借一张嘴攒的一点威望当先知,被军阀招过去当狗头军师。(姨对于诸夏可能性的解释是自相矛盾的,姨既说过诸夏是必将到来的局面,自己只是为预判到的未来做准备;又说过诸夏是小概率的好事件,更邪恶的大一统政权弄死几亿中国人才是更有可能的,所以要提出理论为军阀背书,提高一些好结局的可能性)
因此姨并非中国的斯宾格勒,姨学也并非历史神学。在斯宾格勒那里历史观是核心,而在姨这里,尽管姨反复提及他的历史观(不管是吹捧自发秩序,还是用无英万夜或文明季候论来解释历史),但历史观在姨学体系里归根结底是边缘化的。就好像环保之于习近平,看起来三句话不离,实际上是次要的不能再次要的内容。姨真正的核心就是洼地知识分子自救术。许多人意识到诸夏不过是政治工具,不好用就会抛弃,却意识不到历史观对于姨来说仍然是装点的工具和好玩的玩具。
但是姨的做法仍然是知识分子式的。通过早提出理论试图在诸夏后装先知、未来当军阀或是当军阀的狗头军师——这种规划无疑是知识分子的手段,姨终究没能逃出知识分子的陷阱中,所以姨黑嘲笑“姨的武德不过是害死热带鱼”不无道理,因为姨学的内容无非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姨自我批判的延申。正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才能意识到中国人的无能,正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才能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无能,正是因为他是体制内法医,才能意识到老干部的无能。体制尚且可以逃离,而中国人心态和知识分子心态一旦陷入便再也难逃了。
相比之下,姨粉中的一部分本身就不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比较低级的,只会跟风喊诸夏、洼地词汇的边缘姨粉),根本不需要摆脱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只是借用姨芝黑的部分话语而已。姨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这些人身上。从这个角度上看,姨粉反而比姨本人更高级
姨学的核心是洼地知识分子自救术。姨认为当下的秩序即将崩溃,届时在中国的人将会成为张献忠的一盘菜,在美国的中国人也避免不了进集中营或者被抓到危地马拉种香蕉。而作为四体不勤知识分子的姨本人被抓去种香蕉要比那些偷渡过来的贫下中农下场更惨。
所以姨选择了另一条路径,趁着秩序还没崩溃,赶紧炒作一下诸夏。如果以后军阀混战的局面来临了,能凭借自己凭借一张嘴攒的一点威望当先知,被军阀招过去当狗头军师。(姨对于诸夏可能性的解释是自相矛盾的,姨既说过诸夏是必将到来的局面,自己只是为预判到的未来做准备;又说过诸夏是小概率的好事件,更邪恶的大一统政权弄死几亿中国人才是更有可能的,所以要提出理论为军阀背书,提高一些好结局的可能性)
因此姨并非中国的斯宾格勒,姨学也并非历史神学。在斯宾格勒那里历史观是核心,而在姨这里,尽管姨反复提及他的历史观(不管是吹捧自发秩序,还是用无英万夜或文明季候论来解释历史),但历史观在姨学体系里归根结底是边缘化的。就好像环保之于习近平,看起来三句话不离,实际上是次要的不能再次要的内容。姨真正的核心就是洼地知识分子自救术。许多人意识到诸夏不过是政治工具,不好用就会抛弃,却意识不到历史观对于姨来说仍然是装点的工具和好玩的玩具。
但是姨的做法仍然是知识分子式的。通过早提出理论试图在诸夏后装先知、未来当军阀或是当军阀的狗头军师——这种规划无疑是知识分子的手段,姨终究没能逃出知识分子的陷阱中,所以姨黑嘲笑“姨的武德不过是害死热带鱼”不无道理,因为姨学的内容无非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姨自我批判的延申。正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才能意识到中国人的无能,正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才能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无能,正是因为他是体制内法医,才能意识到老干部的无能。体制尚且可以逃离,而中国人心态和知识分子心态一旦陷入便再也难逃了。
相比之下,姨粉中的一部分本身就不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比较低级的,只会跟风喊诸夏、洼地词汇的边缘姨粉),根本不需要摆脱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只是借用姨芝黑的部分话语而已。姨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这些人身上。从这个角度上看,姨粉反而比姨本人更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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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岁静?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427739
岁静在任何朝代都存在。
比如民国的鸳鸯蝴蝶派。
民国那真是大变局的年代了,你追求民主,呼吁民主,社会氛围比今天的轻松得多得多。
那样都尚且有人追求岁静,何况今天呢,(岁静一词的来源,就是张爱玲的: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而张爱玲长期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
很多文化决定论者,或者反中国文化者,都认为岁静是中国人自私无情,对于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表现。
也就是他们理解的岁静,有另一个表现:其他人死活我不管。
这一点上,其实亲中或反中是有极大区别的。
在亲中的人解读中,岁静并不是他人死活我不想管,而是我管不了。
岁静的含义是:暴力之下,我只能保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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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哪种解读,无论是亲中还是反中,都认为:打破岁静,才能启动社会转型。
他们都认为,没有岁静,天下大乱。
只不过,一个认为天下大乱是好事,大乱才能产生变化。另一个认为,天下大乱就是叙利亚,民不聊生,最后还是王朝循环。
我认为,
岁静只是一小部分城市中产的思想,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人是更加野蛮的丛林法则。他们追求利益是毫不留情,并且不惜性命的。
岁静你无论怎么解读,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保全自己。
但是真正的丛林法则中,自身的生命是必要的赌注。因为一个毫无资产的人,生命是唯一可以拿出的筹码。
这使得革命者,必然不会是城市出身的人,而是更有野蛮气息的穷苦之人。
你可以把姨当做是一个吟游诗人,自身没啥武力值,但是任何黑他抬他的言论都会增加他的知名度,他那套理论的核心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肢解中国恢复诸夏,当中国的这个朝代进入末年奔溃后,没准就有地方豪强选择他这套理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例如吴越这种真民族,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吴越语,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与日本关系不菲,成功建立像法国、德国、波兰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几率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