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并非来自房地产

2019年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GDP数字，90.0309万亿元，增长从6.8%下滑至6.6%。

那一年，尽管累计到全年的增速虽然好于预期，但仍较上一年少0.2个百分点，是1990年以来最差表现。

当年度，政府驱动的投资还占了主要部分。重启的基建项目，加速发放的银行贷款，以及统计局前三天调整2017年数字，都让中国2018年GDP增速刚好超过既定目标0.1%。

那一年，消费降级的争议第一次出现。

涪陵榨菜收入和利润齐涨，以及方便面销售收入五年来首次止跌回升，被看作是消费降级的例子；作为自主品牌汽车的中坚，吉利汽车2018年12月销量下滑40%，没能完成全年销售目标。到今天，消费不仅仅只关乎你为GDP做了多少贡献，它更是整个商业社会的驱动力。

当人们的收入普遍减少或者不再增加，消费就会降低，进而让更多人的收入降低，进而继续影响消费，如此循环，组成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

而今天，面临欧美西方国家的围堵制裁，就更迫切需要刺激国内消费的增长，但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面前，刺激消费这件事的难度，甚至绝不亚于要在短期内恢复房地产市场。

可以说，今天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消费降级。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消费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占当年GDP的比率）一直在50%或者以下徘徊，这一点和欧美80%的水平相差较大。也正因如此，当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内外凸显的时候，不少经济学家包括美财长耶伦，都在呼吁中国要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其中的一个结构就是高投资低消费。

2018年，政府驱动的投资占了主要部分，到今天2023年，依然如此；基建饱和问题尽管老生常谈多年，但在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当下，也只能由地方驱动基建投资，来为经济增长“添砖加瓦”。

消费降级所导致的社会现象会有许多，其中一个比较好的是商品价格更低，但比起好处，消费降级的坏处更为恶劣。当人们的收入减少或者停滞，亦或是对未来缺乏足够信心的时候，消费就会减少；社会面的消费减少，就意味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存困难，而在国内大举投资制造业的情况下，还会产生新的社会现象：内卷。

消费率太低，以至于人们的生产能力常常超出了需求，出现了过度竞争，而这就是内卷。

今天的年轻人抱怨内卷，说是因为人口太多导致了市面上工作机会缺乏；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认知，理论上人口有多大，相应的市场就应该有多大，但中国国内的消费降级导致了市场萎缩，最终引发了内卷。

消费为什么会降级？

房地产金融化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过去房地产资产占据中国家庭资产超七成，房价一跌，居民财富就会缩水，原来预期中的财富增值现在变成了贬值，消费自然就会降低。除此之外，收入不足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过去居民收入也低，但房价至少还能上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人们对财富的减少的担忧，但随着房价下跌，收入依然增长缓慢或停滞的情况下，消费变得更理性，成了常态。

今年“五一”假期，尽管中国旅游人次和消费总量创新高，但具体到人均600多元的消费额，甚至不足2019年新冠病毒前的同期水平。哪怕在不考虑通胀的情况下，这也是很可怕的现象。

但说到通胀，2019年中国M2总量还不足200万亿，但到了今，年中国M2总量就突破了300万亿，广义货币总量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增长了三分之一，更细思极恐的地方还在于——物价不仅没有变贵，反而隐隐有更便宜的倾向。

今天，电商平台上的商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便宜，但中国的M2总量却在四年多时间里增长了三分之一。通胀没有发生，通缩反而发生了，这也表明，消费降级的趋势愈演愈烈。

M2总量突破300万亿，说明近年来中国货币“放水”更多了，印钞机都快开的冒烟了，但消费依然没有起色，凯恩斯主义理论失灵了，任何经济刺激措施，取得的效果都不如过往好了。未来要想拉升消费，还能怎么办？

市场经济的终极问题，其实就是要解决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谁的问题。而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模式，遇到的另一个大挑战就是，出口面临着欧美的围追堵截，这就倒逼中国必须要朝着内需导向型经济体转型。

高投资的经济模式的前提条件是：在较长的时间维度内，市场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所以产出的东西可以实现其市场价值。但消费降级，内需不足，就意味着需要更多依赖欧美经济体的进口，但现在，欧美关税壁垒越来越高，商品一旦卖不出去，就意味着没有市场价值，那么生产要素再高，投资再高，只会意味着资源耗散越大。

美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美国厉害的地方不仅在于高消费带来的发明创造，还有能够把这些发明创造变成大批量生产的商品的资本。

当中国的经济因为高投资变得越来越接近世界前沿的时候，也的确需要让人们从工厂车间里走出来去消费。因为只有一个充分的消费市场，才能够给企业家提供指路明灯，告诉他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消费者的买单才是发明创造技术得以完成商业化的最终保障。

看看美国，不仅国内消费高，发明创造也是最高的，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完美的互补。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在于高投资低消费上，如果计划部门连市场需求都不知道，自然也很难指导科研人员搞开发，集中力量办大事，应该仅限于几个有限的行业。在一个更大的市场里，最终还是需要让市场来试错以及消费者买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最大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两极分化，消费降级的背后，居民收入不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仅仅只有45%左右，这一数字严重低于日美的75%，甚至低于印度的80%。居民收入偏低，意味着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失衡。所谓“国进民退”就是这种现实反映。

根据北师大的研究，2019年中国月均收入5000以上的人口只有7000万，放在全国14亿人口的大基数之下，可以说真正具备消费能力的人，只有那么固定的一波群体：5%。

基尼系数也能够反映这一点，中国基尼系数自1997年以来几乎一直在扩大，至2009年已经达到0.49，随后稍有回落，2016年末为0.47，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依然是0.47。至于北大、西南财大等研究小组做的统计则显示，中国基尼系数远远高于0.47。那么，基尼系数0.47什么概念？如果跟经合组织成员国比，中国基尼系数排在倒数第三，仅小于南非和哥斯达黎加。

过去曾反复强调刺激消费、建立消费社会、不要储蓄那么多、鼓励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刺激消费，这些在人均GDP1.2万美元的经济体，要实现这些仍然不太现实。于此，消费降级也成为了必然。

消费来自一个人的收入，哪怕有信用卡分期、白条花呗、租房分期这些各种形式的刺激，花出去的钱终究还是要还的。

在人们收入不见涨、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房价下跌的情况下，如何有长久的消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