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前世今生（四）：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诞生（一）
可能有人要说，讲社会主义就讲社会主义嘛，怎么就扯到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去了呢？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虽然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可能存在民主主义形态，但现实却不是这样的。在现实当中，除了原始社会主义之外，其余的社会主义都是专制主义或趋向于专制主义。这就导致在讲社会主义的同时必须讲专制主义。
而虽然能够讲清楚专制主义的方式有很多，但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与其对立面，民主主义进行比对。
所以，虽然本文讲的确实是社会主义，但也必然是要讲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
在原始社会结束之后，人类最终将建立起国家。
当然了，人类早期建立的国家跟现在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早期国家，都是由一座中心城市，通常是设防的城市，以及中心城市控制的周围一片土地所构成的。这是一种结构颇为简单的国家，我称其为简单国家。
如果你一定要在现实当中找一个简单国家的例子，那么大概可以参考一下新加坡。
相对的，由多座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土地所组成的国家，就是复杂国家。显然，后来出现的帝国，以及近代出现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复杂国家。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样的简单国家叫城邦。而在东方的中国，虽然这样的简单国家一般叫方国，但更专业的称呼则应当是族邦。
这可不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而且还包含了实质上的不同。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中，氏族已经解体。所以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不再是血缘，而是共同的地域、语言和风俗习惯。
而在中国的族邦中，氏族不仅没有解体，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事实上，一个族邦的主体通常就是一个巨型化的氏族。
但不管城邦还是族邦，也不管早期国家的结构如何简单，国家就是国家。
那么，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
对此，现在是存在巨大争议的。
马克思主义认定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而亦有理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协作的产物。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理论，但总体来说不如上述两种理论的影响大。
既然暂时不能确定国家产生的原因，那么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就是，国家产生的标志是什么？
国家产生的标志当然有若干，自然争议也有很多。但我认为，比较确定的标志，应当是赋税。因为只要有国家，就必然有公共开支，所以必须向成员征收一定的财产以维持此等开支，否则就会陷入崩溃！
所以，我们不妨通过研究这些简单国家的赋税，来反向推导国家产生的原因。
而由于现存史料状况的原因，我主要是研究古希腊和先秦时期中国的赋税。
一、通过研究赋税探讨古希腊城邦产生的原因
古希腊的赋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主要征收的是间接税，而很少征收直接税。
怎么区分直接税和间接税呢？实际上，目前对对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直接税是纳税人自己承担，不可转嫁他人的税，相反间接税可以转嫁他人承担。但另一种观点认为，直接税是根据事先安排的角色收的税，可以直接向国家确定的债务人征收。间接税不直接向人征收，而是向处在特定场合的物征收的税。
考虑到本文不是税务专题，所以就不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区别进行详细讨论了。我这里只列出几种最典型的赋税就可以了。
最典型的直接税是土地税和人头税。
而最典型的间接税是销售税和进出口税。
为什么古希腊人很少征收直接税呢？因为古希腊人普遍认为，直接税是暴政的工具，两者是一回事，都是可耻的。
换言之，古希腊人把直接税与暴政挂钩，而认定间接税是自由的证明！
正因为如此，古希腊虽然也存在少量的直接税，但仅仅只是对解放的奴隶和外邦人征收的。对本邦公民，是不征收直接税的。
顺便说一句，古罗马人也接受了古希腊人的观点。所以在公元前168年，罗马共和国也取消了罗马公民的直接税。
当然，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商业发达，恐怕也是他们可以主要依靠间接税的原因。
看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应当明白了吧？连直接税都收不上去，还被硬扣上了顶暴政的帽子，所以古希腊城邦肯定不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那么，古希腊城邦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本系列文章的前文中已经讲过，人口膨胀带来两个相反的趋势：部落化和氏族化。
由于没有天敌，再加上农业的出现，人类种群急剧膨胀。所以在进入原始社会主义阶段之后，人类群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剧烈。
而由于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的，这导致距离较近的欧洲、近东和中东地区的人类群体非常之多。所以，这些地区人类群体间的竞争必然非常激烈。
而剧烈的竞争必然导致群体之间抱团取暖。这就使得关系密切的两个或以上氏族之间进行联合。
自然，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联合的氏族最好是居住在一起。而由于人手相对充足，这样一来就可以很方便地建造某种共同防御工事，比如环行壕沟。
于是，在欧洲、近东和中东地区，大量的氏族逐渐联合成为部落。结果就是部落化。
但随着竞争的进一步加剧，部落已经不能很好地应对竞争压力了，所以就产生了部落联盟。也就是两个或以上部落之间的联合。自然，同样是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只要有可能，部落联盟也最好是居住在一起。于是，居民点就开始大型化。
而当部落联盟感觉环形壕沟已经不足以御敌之后，就开始筑城。
虽然筑城的不一定就是城邦，可能还是部落联盟。但大体上来说，能够筑城的，确实很少有不是城邦的。因为这必然涉及到对大型公共事务的管理。而部落联盟则很少有能管理好大型公共事务的。
但筑城是要讲客观条件的。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城邦的形态也是不同的。
在土壤丰富的地区，利用土壤筑城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设防城市通常可以建得很大。所以，城邦的居民都可以居住在城墙里面，城墙外面主要就是耕地。
而在土壤匮乏的地区，筑城主要就是靠岩石。但开采岩石是一件很费事的事情。所以，筑出来的石头城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大。因此在和平时期，城邦的居民都居住在石头城周边。而当敌人来袭的时候，居民才会躲进石头城。
而古希腊的城邦就属于后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典卫城就一点点大。
所以，很显然，古希腊的城邦其实就是战争压力和社会协作的产物！
二、通过研究赋税探讨先秦时期中国的族邦的产生原因
在西周及之前一段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系列被称为方国的类似城邦的简单国家。但“方国”这种本地化的称呼其实并不能准确表明这种简单国家的性质。
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不同，这些中国式的简单国家中的氏族不但没有解体，而且还得到了加强，并巨型化。所以，对方国更准确的称呼，其实是族邦。
正因为族邦其实就是巨型化的氏族，而后世氏族又转化成了宗族，所在中国，国家长期体现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重要特征。
大量的中国史料表明，族邦时期的赋税主要就是直接税，特别是土地税和人头税。很显然，当时中国的赋税制度是完全符合古希腊人对于暴政的定义的！
人头税没什么好讲的。我不说大家都懂。
但如果说到土地税，就有些麻烦。
讲那个时代的族邦的土地税，就离不开井田制。
但实际上，井田制并不是当时真正实行的赋税制度，而是后人对当时赋税制度的一种抽象概括。偏偏这种抽象概括又有那么一些不准确。所以，在讲那个时代的赋税制度的时候，我将参考井田制，但又并不真正讲它。
夏代的情况不太清楚，所以主要讲商代和西周。
传说当中的井田制包含先后两种类型：先是“八家为井而有公田”，后来则转化成为“九夫为井而无公田”。
八家为井而有公田的对应历史时期应当是商代。但我更加愿意称呼其为“十一公田制”。
具体讲，就是将氏族拥有的全部田地当中的大约十分之一划分出来。这部分田地，当时就称为公田。而掌握公田的，就是过去的氏族族长，后来的族邦首领。也就是商王或者诸侯。
当然，虽然公田为商王或诸侯所掌握，但在公田中劳动的肯定不是他们，而是族邦中除贵族之外的全体青壮年男性。
公田为商王或诸侯所掌握，但在公田中劳动的却不是他们而是族邦中除贵族之外的全体青壮年男性，所以很显然，公田的产出其实就是一种赋税。
这些赋税是用来养活商王或诸侯及其家庭，还有一个不大的常设统治机构，也就是一个小型的政府。当然，还可能包括一个微型的卫队，也就是常备军的雏形。
我不太能确定的，是商代的高级巫师，也就是贞人，是如何养活的。是从公田的产出中分得固定的份额呢，还是由信徒们提供供奉？
至于剩余的十分之九田地，则由族邦当中的各个家族来共同进行分割。
我必须强调，分割的仅仅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依然是归族邦，也就是过去的氏族，所有的。
而进行分割地依据，则是各家族当中青壮年男性的数量。青壮年男性的数量越多，家族自然从族邦那里分配到的田地也就越多。
这部分由各家族分割的田地，当时就叫做私田。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看出来了，这其实还是一种社会主义，因为实行的依然是土地共有制。而且，族邦中的氏族不但没有瓦解，还得到了加强。因此，我称呼这种新型社会主义，为氏族社会主义。
有些人认为商代的十一公田制是层层往下，全面实行的。也就是说，不仅族邦在搞十一公田制，甚至家族和大家庭也同样在搞。
最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在认真研究之后，我基本确定，十一公田制仅仅只在族邦层面实行。而族邦之下的家族、大家庭并不实行十一公田制。
为什么我如此确定呢？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商代只存在王和侯。像大家所知道的公、伯、子、男，还有卿、大夫等，其实都是后来的西周才有的。当时就只有那两种。
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贵族就只有这么点。
至于说商代的家族族长和大家庭家长，我估计虽然确实已经获得了一些特权，但又很有限，起码与贵族还有相当的差距。
第二个原因，则是赋税的比例问题。
如果层层实行十一公田制，那么贵族占有的公田总数就远远超过全族邦的十分之一。实际应当是1/10+9/100+81/1000=271/1000。
须知，公田的收获可是全部归贵族所有的。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赋税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十税一，而是已经超过了四税一！
在生产力低下的商代搞四税一，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第三个原因，则涉及到劳动者的劳动强度问题。
须知，公田由谁来耕种呢？自然是由族邦当中除贵族之外的全体青壮年男性来进行耕种的。
如果层层实行十一公田制，那就意味着这些劳动者必然很忙。
首先，必须先耕种商王或诸侯掌握的公田。然后，又要耕种家族族长掌握的公田。再然后，还要耕种大家庭家长掌握的公田。最后，这些劳动者才能耕种自家的田地。
很显然，在耕种自家的田地之前，劳动者必然已经很劳累了。
须知，族邦本质上就是巨型氏族，其中的成员之间相互必然存在血缘关系。如此苛待亲戚，请问这样的商王或诸侯，本质上就是氏族族长，能当得稳当吗？我非常怀疑。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如此肯定十一公田制必然仅仅只在族邦层面实行。
商代是搞十一公田制，而到了西周，就改搞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了。不过，我更习惯称呼其为“十一税”。
先说说西周为什么会从商代的十一公田制改成十一税。这就涉及到一个劳动积极性问题。
须知，十一公田制中公田的产出，其实跟劳动者是没有关系的。劳动者在公田中劳动积极，得利的并不是劳动者自己。劳动者在公田中劳动不积极，利益受损的同样不是劳动者自己。
既然跟劳动者没关系，那么请问，劳动者哪里来的劳动积极性？
所以，当在公田中劳动的时候，劳动者必然没有积极性。因此，偷奸耍滑者绝对层出不穷！
偷奸耍滑者层出不穷，那么公田的产出就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可能有人要说，商王或诸侯是不会允许偷奸耍滑的，他们必然会派人盯着劳动者的。
实际没多大用的。这里有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农业生产劳动为证。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由于实行的是公有制，农业生产搞得是很糟糕的。
为啥？因为在公有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自然没有积极性了。这农业生产怎么可能搞得好？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邓小平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劳动积极性问题。
而公有制虽然糟糕，但好歹比十一公田制要好一点。
好在哪点呢？那就是，劳动者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未来的口粮就在劳动产品之中。而十一公田制则更糟糕，劳动者明确知道公田的产出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商王或诸侯派人去盯着公田中的劳动者，其实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偷奸耍滑者依然比比皆是。
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农业生产尚且搞得那么糟糕，可想而知，商代的公田中的生产状况会有多么糟糕！
后来，西周代商，周人很可能接受了商代的经验教训，没有继续搞十一公田制。取而代之的就是十一税。
具体做法，就是不再区分公田和私田了，而是将族邦的所有田地合并，然后全部分配给各个家族使用。
然后周王也不需要派人盯着劳动者了：我管你收成的好坏，反正必须缴纳其中的十分之一！
实际上，西周的十一税，跟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土地税是一样的。都实行的是土地共有制（公有制是共有制中的一种），都是按照固定的税率收取实物税。
只不过，在西周，这是一种历史进步。起码劳动者明确知道自己的口粮就在田地的产出之中。而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这就是一种历史倒退。
中国的历史，绕了个巨大的圈子，又绕回去了。实在是滑稽！
从商代到西周的族邦的赋税制度演化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在不断“斗法”。被统治者在努力逃避为统治者劳动，而统治者则在努力维护甚至增加赋税所得。
但这中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劳动者凭什么必须在公田中劳动？还有，劳动者凭什么要缴纳十税一的产出呢？
虽然统治者可以宣称这是为了祭祖。但明白人都知道，死去的祖先是不可能吃现实当中的食物的。吃食物的只可能是活人。
当然，统治者还可以宣称这是为了维持族邦的正常运行。但对明白人来说，为什么一定要养活一帮子不事生产的人呢？
谎言是欺骗不了明白人的，所以只能依靠别的手段来“说服”明白人。
所以，合法暴力，就有了存在的必要。
合法暴力不仅是压迫全体劳动者的有力工具，更是强迫明白人“闭嘴”的关键。只有让明白人“闭嘴”，才好忽悠大多数！
所以，由赋税制度反推族邦的产生原因，那必然是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因为那根本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所以很明显，族邦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发展到阶级社会的直接产物。
而族邦实行的就是氏族社会主义，一种由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直接演化而来的新型社会主义。
与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相比，氏族社会主义少了“高级”和“原始”两个修饰词。这代表着根本性的变化：阶级产生了；阶级压迫同时产生了；合法暴力必然出现；自然，赋税也出现了，依靠的必然是合法的暴力。
古希腊城邦是战争压力和社会协作的产物。而中国的族邦则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为什么东西方早期国家的产生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这就需要从原始社会的末期讲起。
前面已经讲过，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同时存在高级原始社会主义和高级原始共产主义。
高级原始共产主义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没什么好讲的，所以只需要讲高级原始社会主义。
而高级原始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和高级原始部落社会主义。其区别，就是土地究竟为氏族所共有，还是为部落所共有。
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将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被不断放大，最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请继续阅读后续的《（二）》、《（三）》、《（四）》、《（五）》、《（六）》。
其实都是由一篇文章为适应品葱的篇幅限制而切割出来的不同部分，所以必然是同时发表的。而出于方便的考虑，建议读者不要在栏目中寻找后续部分，而是点击网页右上角的“穿越时空的凝视”的图标，进入我在品葱中的个人信息网页，然后再点击“文章”选项，就可以进入已发表文章列表。再然后读者就可以阅读我发表过的所有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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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虽然能够讲清楚专制主义的方式有很多，但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与其对立面，民主主义进行比对。
所以，虽然本文讲的确实是社会主义，但也必然是要讲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
在原始社会结束之后，人类最终将建立起国家。
当然了，人类早期建立的国家跟现在的国家是不一样的。早期国家，都是由一座中心城市，通常是设防的城市，以及中心城市控制的周围一片土地所构成的。这是一种结构颇为简单的国家，我称其为简单国家。
如果你一定要在现实当中找一个简单国家的例子，那么大概可以参考一下新加坡。
相对的，由多座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土地所组成的国家，就是复杂国家。显然，后来出现的帝国，以及近代出现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复杂国家。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样的简单国家叫城邦。而在东方的中国，虽然这样的简单国家一般叫方国，但更专业的称呼则应当是族邦。
这可不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而且还包含了实质上的不同。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中，氏族已经解体。所以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不再是血缘，而是共同的地域、语言和风俗习惯。
而在中国的族邦中，氏族不仅没有解体，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事实上，一个族邦的主体通常就是一个巨型化的氏族。
但不管城邦还是族邦，也不管早期国家的结构如何简单，国家就是国家。
那么，国家是如何产生的呢？
对此，现在是存在巨大争议的。
马克思主义认定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而亦有理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协作的产物。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理论，但总体来说不如上述两种理论的影响大。
既然暂时不能确定国家产生的原因，那么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就是，国家产生的标志是什么？
国家产生的标志当然有若干，自然争议也有很多。但我认为，比较确定的标志，应当是赋税。因为只要有国家，就必然有公共开支，所以必须向成员征收一定的财产以维持此等开支，否则就会陷入崩溃！
所以，我们不妨通过研究这些简单国家的赋税，来反向推导国家产生的原因。
而由于现存史料状况的原因，我主要是研究古希腊和先秦时期中国的赋税。
一、通过研究赋税探讨古希腊城邦产生的原因
古希腊的赋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主要征收的是间接税，而很少征收直接税。
怎么区分直接税和间接税呢？实际上，目前对对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直接税是纳税人自己承担，不可转嫁他人的税，相反间接税可以转嫁他人承担。但另一种观点认为，直接税是根据事先安排的角色收的税，可以直接向国家确定的债务人征收。间接税不直接向人征收，而是向处在特定场合的物征收的税。
考虑到本文不是税务专题，所以就不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区别进行详细讨论了。我这里只列出几种最典型的赋税就可以了。
最典型的直接税是土地税和人头税。
而最典型的间接税是销售税和进出口税。
为什么古希腊人很少征收直接税呢？因为古希腊人普遍认为，直接税是暴政的工具，两者是一回事，都是可耻的。
换言之，古希腊人把直接税与暴政挂钩，而认定间接税是自由的证明！
正因为如此，古希腊虽然也存在少量的直接税，但仅仅只是对解放的奴隶和外邦人征收的。对本邦公民，是不征收直接税的。
顺便说一句，古罗马人也接受了古希腊人的观点。所以在公元前168年，罗马共和国也取消了罗马公民的直接税。
当然，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商业发达，恐怕也是他们可以主要依靠间接税的原因。
看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应当明白了吧？连直接税都收不上去，还被硬扣上了顶暴政的帽子，所以古希腊城邦肯定不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那么，古希腊城邦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本系列文章的前文中已经讲过，人口膨胀带来两个相反的趋势：部落化和氏族化。
由于没有天敌，再加上农业的出现，人类种群急剧膨胀。所以在进入原始社会主义阶段之后，人类群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剧烈。
而由于人类是起源于非洲的，这导致距离较近的欧洲、近东和中东地区的人类群体非常之多。所以，这些地区人类群体间的竞争必然非常激烈。
而剧烈的竞争必然导致群体之间抱团取暖。这就使得关系密切的两个或以上氏族之间进行联合。
自然，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联合的氏族最好是居住在一起。而由于人手相对充足，这样一来就可以很方便地建造某种共同防御工事，比如环行壕沟。
于是，在欧洲、近东和中东地区，大量的氏族逐渐联合成为部落。结果就是部落化。
但随着竞争的进一步加剧，部落已经不能很好地应对竞争压力了，所以就产生了部落联盟。也就是两个或以上部落之间的联合。自然，同样是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只要有可能，部落联盟也最好是居住在一起。于是，居民点就开始大型化。
而当部落联盟感觉环形壕沟已经不足以御敌之后，就开始筑城。
虽然筑城的不一定就是城邦，可能还是部落联盟。但大体上来说，能够筑城的，确实很少有不是城邦的。因为这必然涉及到对大型公共事务的管理。而部落联盟则很少有能管理好大型公共事务的。
但筑城是要讲客观条件的。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城邦的形态也是不同的。
在土壤丰富的地区，利用土壤筑城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设防城市通常可以建得很大。所以，城邦的居民都可以居住在城墙里面，城墙外面主要就是耕地。
而在土壤匮乏的地区，筑城主要就是靠岩石。但开采岩石是一件很费事的事情。所以，筑出来的石头城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大。因此在和平时期，城邦的居民都居住在石头城周边。而当敌人来袭的时候，居民才会躲进石头城。
而古希腊的城邦就属于后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雅典卫城就一点点大。
所以，很显然，古希腊的城邦其实就是战争压力和社会协作的产物！
二、通过研究赋税探讨先秦时期中国的族邦的产生原因
在西周及之前一段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系列被称为方国的类似城邦的简单国家。但“方国”这种本地化的称呼其实并不能准确表明这种简单国家的性质。
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邦不同，这些中国式的简单国家中的氏族不但没有解体，而且还得到了加强，并巨型化。所以，对方国更准确的称呼，其实是族邦。
正因为族邦其实就是巨型化的氏族，而后世氏族又转化成了宗族，所在中国，国家长期体现出了一种家国同构的重要特征。
大量的中国史料表明，族邦时期的赋税主要就是直接税，特别是土地税和人头税。很显然，当时中国的赋税制度是完全符合古希腊人对于暴政的定义的！
人头税没什么好讲的。我不说大家都懂。
但如果说到土地税，就有些麻烦。
讲那个时代的族邦的土地税，就离不开井田制。
但实际上，井田制并不是当时真正实行的赋税制度，而是后人对当时赋税制度的一种抽象概括。偏偏这种抽象概括又有那么一些不准确。所以，在讲那个时代的赋税制度的时候，我将参考井田制，但又并不真正讲它。
夏代的情况不太清楚，所以主要讲商代和西周。
传说当中的井田制包含先后两种类型：先是“八家为井而有公田”，后来则转化成为“九夫为井而无公田”。
八家为井而有公田的对应历史时期应当是商代。但我更加愿意称呼其为“十一公田制”。
具体讲，就是将氏族拥有的全部田地当中的大约十分之一划分出来。这部分田地，当时就称为公田。而掌握公田的，就是过去的氏族族长，后来的族邦首领。也就是商王或者诸侯。
当然，虽然公田为商王或诸侯所掌握，但在公田中劳动的肯定不是他们，而是族邦中除贵族之外的全体青壮年男性。
公田为商王或诸侯所掌握，但在公田中劳动的却不是他们而是族邦中除贵族之外的全体青壮年男性，所以很显然，公田的产出其实就是一种赋税。
这些赋税是用来养活商王或诸侯及其家庭，还有一个不大的常设统治机构，也就是一个小型的政府。当然，还可能包括一个微型的卫队，也就是常备军的雏形。
我不太能确定的，是商代的高级巫师，也就是贞人，是如何养活的。是从公田的产出中分得固定的份额呢，还是由信徒们提供供奉？
至于剩余的十分之九田地，则由族邦当中的各个家族来共同进行分割。
我必须强调，分割的仅仅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依然是归族邦，也就是过去的氏族，所有的。
而进行分割地依据，则是各家族当中青壮年男性的数量。青壮年男性的数量越多，家族自然从族邦那里分配到的田地也就越多。
这部分由各家族分割的田地，当时就叫做私田。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看出来了，这其实还是一种社会主义，因为实行的依然是土地共有制。而且，族邦中的氏族不但没有瓦解，还得到了加强。因此，我称呼这种新型社会主义，为氏族社会主义。
有些人认为商代的十一公田制是层层往下，全面实行的。也就是说，不仅族邦在搞十一公田制，甚至家族和大家庭也同样在搞。
最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在认真研究之后，我基本确定，十一公田制仅仅只在族邦层面实行。而族邦之下的家族、大家庭并不实行十一公田制。
为什么我如此确定呢？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商代只存在王和侯。像大家所知道的公、伯、子、男，还有卿、大夫等，其实都是后来的西周才有的。当时就只有那两种。
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贵族就只有这么点。
至于说商代的家族族长和大家庭家长，我估计虽然确实已经获得了一些特权，但又很有限，起码与贵族还有相当的差距。
第二个原因，则是赋税的比例问题。
如果层层实行十一公田制，那么贵族占有的公田总数就远远超过全族邦的十分之一。实际应当是1/10+9/100+81/1000=271/1000。
须知，公田的收获可是全部归贵族所有的。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赋税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十税一，而是已经超过了四税一！
在生产力低下的商代搞四税一，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第三个原因，则涉及到劳动者的劳动强度问题。
须知，公田由谁来耕种呢？自然是由族邦当中除贵族之外的全体青壮年男性来进行耕种的。
如果层层实行十一公田制，那就意味着这些劳动者必然很忙。
首先，必须先耕种商王或诸侯掌握的公田。然后，又要耕种家族族长掌握的公田。再然后，还要耕种大家庭家长掌握的公田。最后，这些劳动者才能耕种自家的田地。
很显然，在耕种自家的田地之前，劳动者必然已经很劳累了。
须知，族邦本质上就是巨型氏族，其中的成员之间相互必然存在血缘关系。如此苛待亲戚，请问这样的商王或诸侯，本质上就是氏族族长，能当得稳当吗？我非常怀疑。
看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如此肯定十一公田制必然仅仅只在族邦层面实行。
商代是搞十一公田制，而到了西周，就改搞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了。不过，我更习惯称呼其为“十一税”。
先说说西周为什么会从商代的十一公田制改成十一税。这就涉及到一个劳动积极性问题。
须知，十一公田制中公田的产出，其实跟劳动者是没有关系的。劳动者在公田中劳动积极，得利的并不是劳动者自己。劳动者在公田中劳动不积极，利益受损的同样不是劳动者自己。
既然跟劳动者没关系，那么请问，劳动者哪里来的劳动积极性？
所以，当在公田中劳动的时候，劳动者必然没有积极性。因此，偷奸耍滑者绝对层出不穷！
偷奸耍滑者层出不穷，那么公田的产出就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可能有人要说，商王或诸侯是不会允许偷奸耍滑的，他们必然会派人盯着劳动者的。
实际没多大用的。这里有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农业生产劳动为证。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由于实行的是公有制，农业生产搞得是很糟糕的。
为啥？因为在公有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劳动者自然没有积极性了。这农业生产怎么可能搞得好？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邓小平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劳动积极性问题。
而公有制虽然糟糕，但好歹比十一公田制要好一点。
好在哪点呢？那就是，劳动者清楚明白地知道，自己未来的口粮就在劳动产品之中。而十一公田制则更糟糕，劳动者明确知道公田的产出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商王或诸侯派人去盯着公田中的劳动者，其实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偷奸耍滑者依然比比皆是。
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农业生产尚且搞得那么糟糕，可想而知，商代的公田中的生产状况会有多么糟糕！
后来，西周代商，周人很可能接受了商代的经验教训，没有继续搞十一公田制。取而代之的就是十一税。
具体做法，就是不再区分公田和私田了，而是将族邦的所有田地合并，然后全部分配给各个家族使用。
然后周王也不需要派人盯着劳动者了：我管你收成的好坏，反正必须缴纳其中的十分之一！
实际上，西周的十一税，跟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土地税是一样的。都实行的是土地共有制（公有制是共有制中的一种），都是按照固定的税率收取实物税。
只不过，在西周，这是一种历史进步。起码劳动者明确知道自己的口粮就在田地的产出之中。而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这就是一种历史倒退。
中国的历史，绕了个巨大的圈子，又绕回去了。实在是滑稽！
从商代到西周的族邦的赋税制度演化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在不断“斗法”。被统治者在努力逃避为统治者劳动，而统治者则在努力维护甚至增加赋税所得。
但这中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劳动者凭什么必须在公田中劳动？还有，劳动者凭什么要缴纳十税一的产出呢？
虽然统治者可以宣称这是为了祭祖。但明白人都知道，死去的祖先是不可能吃现实当中的食物的。吃食物的只可能是活人。
当然，统治者还可以宣称这是为了维持族邦的正常运行。但对明白人来说，为什么一定要养活一帮子不事生产的人呢？
谎言是欺骗不了明白人的，所以只能依靠别的手段来“说服”明白人。
所以，合法暴力，就有了存在的必要。
合法暴力不仅是压迫全体劳动者的有力工具，更是强迫明白人“闭嘴”的关键。只有让明白人“闭嘴”，才好忽悠大多数！
所以，由赋税制度反推族邦的产生原因，那必然是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因为那根本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所以很明显，族邦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发展到阶级社会的直接产物。
而族邦实行的就是氏族社会主义，一种由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直接演化而来的新型社会主义。
与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相比，氏族社会主义少了“高级”和“原始”两个修饰词。这代表着根本性的变化：阶级产生了；阶级压迫同时产生了；合法暴力必然出现；自然，赋税也出现了，依靠的必然是合法的暴力。
古希腊城邦是战争压力和社会协作的产物。而中国的族邦则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为什么东西方早期国家的产生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这就需要从原始社会的末期讲起。
前面已经讲过，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同时存在高级原始社会主义和高级原始共产主义。
高级原始共产主义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没什么好讲的，所以只需要讲高级原始社会主义。
而高级原始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高级原始氏族社会主义和高级原始部落社会主义。其区别，就是土地究竟为氏族所共有，还是为部落所共有。
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将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被不断放大，最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
请继续阅读后续的《（二）》、《（三）》、《（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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