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转载】不完整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乌克兰身份的补偿与协同效应 (Part III)
大家好啊，经过了几天的工作，终于把引言与调查部分翻译完了，之后我翻译的就是结果、讨论和鸣谢的部分了。今天翻译的部分有一个国际大工程的链接，里面有一本书介绍的是乌克兰政治，这篇论文的工作正是这项大工程的一部分。但是大家不需要去买这本书，因为和论文主题有关的部分已经在论文内部写出来了。另外有个附录1，我在评论区一楼加上。还没看过第2部分的葱友，这是Part II的链接https://pincong.rocks/article/56372
正文
引言与调查：...2003年本文第一位作者做的那份研究（Lewicka 2012b），调查了乌东、乌西具代表性的人群样本，同时提供了支持补偿假说和协同假说的证据。当被问到要选择3个最重要的认同对象的时候，西部地区的受访者明显选择乌克兰这个国家多于他们所在的城市或地区，而东部地区的受访者反应则相反。这似乎符合了补偿效应的假说，同时与Hrytsak（2007），Chernysh与Malanchuk（2007），以及Kulyk（2016）的观察保持了一致。然而，本项研究所用的其它方法却对这种解释形成了质疑。其中一部分工作是用1-5分的标准分别给受访者对自己所住的城市、地区和乌克兰的依附感进行打分，研究者对东部和西部进行了对比，发现东部的三项依附感分数都普遍比西部要低，而这符合协同效应的假说。此外我们还有一项结果惊人的非口头形式调查：在这次调查中，受访者拿到了一份乌克兰纸质地图，并且要求用彩笔标出他们喜欢的地方（红色）和不喜欢的地方（蓝笔）；另一张地图上则要求标出他们想去住的地方（红色）和不想去住的地方（蓝色）。研究者电子化了地图上做了标记的地方，并形成了复合地图用于可视化积极（暖色）和消极（冷色）情感对应的选择。用这种方式获取的结果则进一步支持了协同假说。西部地区的受访者做出了明显两极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们自己地区的强烈喜爱和对东部地区同样强烈的讨厌；与之相比，东部地区居民的偏向性至少可以说是更加轻微的，他们没有对西部地区做出过度的讨厌评价，更吸引注意的是，他们也没有对自己所在地区的明显依附感（参见Lewicka与Foland在2007年的工作，以及Lewicka的工作2012 b）。因此，如果假设这种方法能够确凿地度量受访者对于居住地的情感体验，那就可以说东部地区居民与西部相比，展现出的是对于自己所住地方的依附感更弱。值得一提的是，在波兰的三个地区所进行的相同研究中，对应的数据并没有体现出任何基于“地区”这一对象的明显偏好差别。
2009年本文第一位作者对整个乌克兰地区进行的研究采取的是绝对的、连续性的度量标准，而不再是选择衡量法，可以说这一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国家性与当地性身份认同的协同作用。研究者应用了五分制的打分标准，期间对于几个不同的地区认同（比如当地、乌克兰、欧洲）以及对于所在城市的依附感都得到了测量。研究发现证实了在当地性和国家性的身份认同上，东部各地区比起西部整体上更弱。也就是说，在一项认同上得分高的地区在别的认同上也往往得分很高，而在一项认同得分较低的地区，往往整体得分也低。
在2003年的研究中可以观察到的身份认同和地点依附感之间的不一致，其实很好解释。前者采取的衡量标准是对三个认同对象简单的二项选择（如果一个对象选上了，那这项得分就是1，没选上得分就是0），而后者采取的是更普通的回答模板（1到5分的评分制度）。因此，一个整体上（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当地性）对所有身份都认同较弱的受访者，也可能会比起其中一项的身份认同更偏好另一项。当来自乌克兰东部的受访者需要选择三个最重要的认同对象，而必须在诸多身份中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在心里判断了：本地人的身份比乌克兰国民身份能更好地顺应当时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们作出的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判断表述，这并不妨碍他们整体上的当地性身份认同或对当地的依附感也是更轻的。（正如地图法实验所揭示的，他们对自己所住的地区其实也是冷漠的）
在Hrytsak于2007年、Chernysh和Malanchuk于同年所引用的一些研究中，应用的是简单的选择法而非连续得分标准来衡量身份认同，2016年Kulyk所发布的调查用的也是这个方法。这些人要么用的是对不同身份进行排名，要么就是简单地要求选出最重要的身份，这意味着他们采用的方法是相对性的而非绝对性的。不同的实验方法之间缺乏对照性，这样一来就难以判断两种假说哪个才对了。
尽管我们曾经报告出的结果是支持协同学说而非补偿学说的，指向着乌克兰东部地区有比西部地区更弱的、总体上的身份认同，然而实验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于没有检验对乌东地区居民尤为重要的身份，特别是俄罗斯族认同和东斯拉夫认同。在我们分别于2013，2015和2017年执行的三项研究中，我们用了一个长得多的自我认同种类名单，从当地性身份开始（城市/小镇/村子，地区），到多元的族群认同（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或其他族群），跨国身份（东斯拉夫人、欧洲人），再到几个非位置性的身份认同（比如家庭、职业、性别）；此外还有一项独立的地点（城市）依附感测量。在本论文的以下环节，我们会把所做的研究更详细地报告出来。
研究1到3
研究1是在2013年三月执行的，正是乌克兰暴力事件的前一年；研究2进行在2015年三月，也就是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后的一年；研究3则进行在2017年三月，此时冲突过去已经整整三年。在研究2与研究3进行期间，顿巴斯的战事还在进行，正如现在。研究2与研究3所覆盖的区域没有克里米亚，但确实包括了顿巴斯（占领区除外）。这些调查覆盖了很广的社会学、心理学变量，不同的研究一律采取不同变量，也采取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人口学方法。本论文范围内，我们会仅仅关注直指研究主题的那些度量，也就是对身份认同和与之相关的当地依附感的度量。所有这三项研究都只是一项更大的跨学科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完整数据文件可于http://www.uaregio.org/取得）。本文数据分析将包括频率对比、平均数对比、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
参与者和样本
研究的各项样本（其中每项N=6000）都是对这个国家的人口学特征具有代表性的，考虑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区大小等。研究1中共有10个地区参与分析，而研究2、研究3则有9个地区（排除了克里米亚）参与分析。这些地区包括加利西亚（利沃夫、伊万诺-弗兰克夫斯克、捷尔诺波尔），西北地区（沃伦尼亚、洛夫诺），西南地区（外喀尔巴阡、切尔诺夫策），中央地区（日托米尔、基辅片区、文尼察、基洛夫格勒、切尔卡瑟、赫梅利尼茨基），东北地区（波尔塔瓦、苏梅、切尔尼戈夫），东部地区（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顿巴斯（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南部地区（尼古拉耶夫、敖德萨、赫尔松）以及克里米亚（研究2和研究3中未调查）；对于这种分区方式的合理性，详情参见1997年Vasiutynskyi与Kalachnikova的工作。基辅市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地区（如图表1）；2013年调查的顿巴斯地区同时包括了如今乌克兰所控制的地区和现在的占领区，2015年与2017年的调查则没有覆盖占领区。由于本研究涉及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在将来自2013年包含在调查中的整个顿巴斯地区的数据都加入分析之前，首先我们会在一系列变量、身份认同分数、社会人口学层面将顿巴斯的两个地区进行比较，也就是乌克兰控制区和占领区。结果没有找到乌克兰控制区和占领区关于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身份认同之间的强度差距，并且除了受教育程度（由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座大城市的存在，占领区在该项高于乌克兰控制区）两地没有社会人口学上的差距。因此，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把整个顿巴斯的数据纳入分析。
(图表1，将乌克兰划分成10个地区的分法)
所有这些研究都通过受训练的调查人士，在受访者的家中单独地采访他们，并且采取了基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住宅大小的分层抽样。研究1、研究2的调查工作由总部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公司Rejting所执行；研究3的调查则由总部位于利沃夫的乌克兰公司Socioinform加以进行。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结构详情可见附录1，在线可查。
在所有地区，克里米亚除外，乌克兰族的人口数量远远多于其他族群。最大的俄罗斯族群体住在克里米亚，顿巴斯地区次之，然后就是东部和南部地区。族群上同质性最高的莫过于加利西亚，而除俄乌两族外的其他民族占比最高的区域是西南地区（外喀尔巴阡、切尔诺夫策），那里匈牙利族与摩尔多瓦族和其他人都是混居的；此外，克里米亚有着相对大的鞑靼人少数群体。除基辅市外，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乌克兰东部地区，接着就是南部地区和顿巴斯，而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就是西南地区（外喀尔巴阡、切尔诺夫策）。基辅市有着最高比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回答调查者，相应地西南地区的比例则最低。
变量运用
我们进行了两种不同的分析：分析1检验了乌克兰全国范围内地区性、时间相关性的自我认同差别；分析2检验了两种分别关于国家性和其他性质身份认同之间的补偿关系和协同关系的假说。根据实施的分析种类的不同，研究定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也不同。对分析1而言，自变量是这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研究1中的10个地区与研究2、研究3中的9个地区）以及调查实施的时间（2013vs.2015vs.2017），而因变量是14种（研究3中是13种）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多元方差分析的自变量设计，地区x时间分析法已都用于检验自变量对自我认同强度的作用。
对分析2而言，自变量是国家性自我身份认同（乌克兰和俄罗斯），因变量是剩余的几种自我认同，分别是当地性（城市/小镇/村庄和地区），跨国家性（东斯拉夫和欧洲）以及非位置性（性别，家庭，世代，职业，兴趣爱好，宗教信仰，社会阶级），其中研究3并没有包括“兴趣爱好”。除此之外，所有三个研究都使用了地点依附感作为当地性自我认同的一项额外参数。自我认同和地点依附感的两种度量方式都在以下加以了详细描述。
身份认同的度量：参与者拿到的是14种不同的身份认同对象（城市，地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其它的族群，东斯拉夫共同体，欧洲，性别，家庭，职业，世代，兴趣爱好，宗教观点，社会地位）并被要求按照5分制打分（说明：用分数形容这些对象对你自我感知和评价的重要程度）。用于计算机处理的参数要么是所有分数的平均值，要么是它们的标准化值（此时零点意味着样本平均值，零以下、以上的值分别代表着低于、高于全国平均值）。
地点认同的度量：包括5个层面，即“离开此地很久后，我会思念它”，“我对此地感到自豪”，“此地是我的一部分”，“我想从此地搬出去”（及其相反面），"我想让我的亲戚们将来也搬到这里来"，这些都要进行5分制打分。这一度量方式有着令人满意的可信赖度（实验1中α =0.081，实验2中α = 0.077，实验3中α = 0.079）。研究的这一项也是将平均值或标准化值用于了计算机处理。
在分析2中，国家性和其他性质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
正文
引言与调查：...2003年本文第一位作者做的那份研究（Lewicka 2012b），调查了乌东、乌西具代表性的人群样本，同时提供了支持补偿假说和协同假说的证据。当被问到要选择3个最重要的认同对象的时候，西部地区的受访者明显选择乌克兰这个国家多于他们所在的城市或地区，而东部地区的受访者反应则相反。这似乎符合了补偿效应的假说，同时与Hrytsak（2007），Chernysh与Malanchuk（2007），以及Kulyk（2016）的观察保持了一致。然而，本项研究所用的其它方法却对这种解释形成了质疑。其中一部分工作是用1-5分的标准分别给受访者对自己所住的城市、地区和乌克兰的依附感进行打分，研究者对东部和西部进行了对比，发现东部的三项依附感分数都普遍比西部要低，而这符合协同效应的假说。此外我们还有一项结果惊人的非口头形式调查：在这次调查中，受访者拿到了一份乌克兰纸质地图，并且要求用彩笔标出他们喜欢的地方（红色）和不喜欢的地方（蓝笔）；另一张地图上则要求标出他们想去住的地方（红色）和不想去住的地方（蓝色）。研究者电子化了地图上做了标记的地方，并形成了复合地图用于可视化积极（暖色）和消极（冷色）情感对应的选择。用这种方式获取的结果则进一步支持了协同假说。西部地区的受访者做出了明显两极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们自己地区的强烈喜爱和对东部地区同样强烈的讨厌；与之相比，东部地区居民的偏向性至少可以说是更加轻微的，他们没有对西部地区做出过度的讨厌评价，更吸引注意的是，他们也没有对自己所在地区的明显依附感（参见Lewicka与Foland在2007年的工作，以及Lewicka的工作2012 b）。因此，如果假设这种方法能够确凿地度量受访者对于居住地的情感体验，那就可以说东部地区居民与西部相比，展现出的是对于自己所住地方的依附感更弱。值得一提的是，在波兰的三个地区所进行的相同研究中，对应的数据并没有体现出任何基于“地区”这一对象的明显偏好差别。
2009年本文第一位作者对整个乌克兰地区进行的研究采取的是绝对的、连续性的度量标准，而不再是选择衡量法，可以说这一研究进一步支持了国家性与当地性身份认同的协同作用。研究者应用了五分制的打分标准，期间对于几个不同的地区认同（比如当地、乌克兰、欧洲）以及对于所在城市的依附感都得到了测量。研究发现证实了在当地性和国家性的身份认同上，东部各地区比起西部整体上更弱。也就是说，在一项认同上得分高的地区在别的认同上也往往得分很高，而在一项认同得分较低的地区，往往整体得分也低。
在2003年的研究中可以观察到的身份认同和地点依附感之间的不一致，其实很好解释。前者采取的衡量标准是对三个认同对象简单的二项选择（如果一个对象选上了，那这项得分就是1，没选上得分就是0），而后者采取的是更普通的回答模板（1到5分的评分制度）。因此，一个整体上（无论是全国性还是当地性）对所有身份都认同较弱的受访者，也可能会比起其中一项的身份认同更偏好另一项。当来自乌克兰东部的受访者需要选择三个最重要的认同对象，而必须在诸多身份中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在心里判断了：本地人的身份比乌克兰国民身份能更好地顺应当时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们作出的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判断表述，这并不妨碍他们整体上的当地性身份认同或对当地的依附感也是更轻的。（正如地图法实验所揭示的，他们对自己所住的地区其实也是冷漠的）
在Hrytsak于2007年、Chernysh和Malanchuk于同年所引用的一些研究中，应用的是简单的选择法而非连续得分标准来衡量身份认同，2016年Kulyk所发布的调查用的也是这个方法。这些人要么用的是对不同身份进行排名，要么就是简单地要求选出最重要的身份，这意味着他们采用的方法是相对性的而非绝对性的。不同的实验方法之间缺乏对照性，这样一来就难以判断两种假说哪个才对了。
尽管我们曾经报告出的结果是支持协同学说而非补偿学说的，指向着乌克兰东部地区有比西部地区更弱的、总体上的身份认同，然而实验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于没有检验对乌东地区居民尤为重要的身份，特别是俄罗斯族认同和东斯拉夫认同。在我们分别于2013，2015和2017年执行的三项研究中，我们用了一个长得多的自我认同种类名单，从当地性身份开始（城市/小镇/村子，地区），到多元的族群认同（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或其他族群），跨国身份（东斯拉夫人、欧洲人），再到几个非位置性的身份认同（比如家庭、职业、性别）；此外还有一项独立的地点（城市）依附感测量。在本论文的以下环节，我们会把所做的研究更详细地报告出来。
研究1到3
研究1是在2013年三月执行的，正是乌克兰暴力事件的前一年；研究2进行在2015年三月，也就是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后的一年；研究3则进行在2017年三月，此时冲突过去已经整整三年。在研究2与研究3进行期间，顿巴斯的战事还在进行，正如现在。研究2与研究3所覆盖的区域没有克里米亚，但确实包括了顿巴斯（占领区除外）。这些调查覆盖了很广的社会学、心理学变量，不同的研究一律采取不同变量，也采取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社会人口学方法。本论文范围内，我们会仅仅关注直指研究主题的那些度量，也就是对身份认同和与之相关的当地依附感的度量。所有这三项研究都只是一项更大的跨学科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完整数据文件可于http://www.uaregio.org/取得）。本文数据分析将包括频率对比、平均数对比、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
参与者和样本
研究的各项样本（其中每项N=6000）都是对这个国家的人口学特征具有代表性的，考虑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社区大小等。研究1中共有10个地区参与分析，而研究2、研究3则有9个地区（排除了克里米亚）参与分析。这些地区包括加利西亚（利沃夫、伊万诺-弗兰克夫斯克、捷尔诺波尔），西北地区（沃伦尼亚、洛夫诺），西南地区（外喀尔巴阡、切尔诺夫策），中央地区（日托米尔、基辅片区、文尼察、基洛夫格勒、切尔卡瑟、赫梅利尼茨基），东北地区（波尔塔瓦、苏梅、切尔尼戈夫），东部地区（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顿巴斯（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南部地区（尼古拉耶夫、敖德萨、赫尔松）以及克里米亚（研究2和研究3中未调查）；对于这种分区方式的合理性，详情参见1997年Vasiutynskyi与Kalachnikova的工作。基辅市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地区（如图表1）；2013年调查的顿巴斯地区同时包括了如今乌克兰所控制的地区和现在的占领区，2015年与2017年的调查则没有覆盖占领区。由于本研究涉及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在将来自2013年包含在调查中的整个顿巴斯地区的数据都加入分析之前，首先我们会在一系列变量、身份认同分数、社会人口学层面将顿巴斯的两个地区进行比较，也就是乌克兰控制区和占领区。结果没有找到乌克兰控制区和占领区关于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身份认同之间的强度差距，并且除了受教育程度（由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座大城市的存在，占领区在该项高于乌克兰控制区）两地没有社会人口学上的差距。因此，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把整个顿巴斯的数据纳入分析。
(图表1，将乌克兰划分成10个地区的分法)
所有这些研究都通过受训练的调查人士，在受访者的家中单独地采访他们，并且采取了基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住宅大小的分层抽样。研究1、研究2的调查工作由总部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公司Rejting所执行；研究3的调查则由总部位于利沃夫的乌克兰公司Socioinform加以进行。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结构详情可见附录1，在线可查。
在所有地区，克里米亚除外，乌克兰族的人口数量远远多于其他族群。最大的俄罗斯族群体住在克里米亚，顿巴斯地区次之，然后就是东部和南部地区。族群上同质性最高的莫过于加利西亚，而除俄乌两族外的其他民族占比最高的区域是西南地区（外喀尔巴阡、切尔诺夫策），那里匈牙利族与摩尔多瓦族和其他人都是混居的；此外，克里米亚有着相对大的鞑靼人少数群体。除基辅市外，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乌克兰东部地区，接着就是南部地区和顿巴斯，而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就是西南地区（外喀尔巴阡、切尔诺夫策）。基辅市有着最高比例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回答调查者，相应地西南地区的比例则最低。
变量运用
我们进行了两种不同的分析：分析1检验了乌克兰全国范围内地区性、时间相关性的自我认同差别；分析2检验了两种分别关于国家性和其他性质身份认同之间的补偿关系和协同关系的假说。根据实施的分析种类的不同，研究定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也不同。对分析1而言，自变量是这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研究1中的10个地区与研究2、研究3中的9个地区）以及调查实施的时间（2013vs.2015vs.2017），而因变量是14种（研究3中是13种）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多元方差分析的自变量设计，地区x时间分析法已都用于检验自变量对自我认同强度的作用。
对分析2而言，自变量是国家性自我身份认同（乌克兰和俄罗斯），因变量是剩余的几种自我认同，分别是当地性（城市/小镇/村庄和地区），跨国家性（东斯拉夫和欧洲）以及非位置性（性别，家庭，世代，职业，兴趣爱好，宗教信仰，社会阶级），其中研究3并没有包括“兴趣爱好”。除此之外，所有三个研究都使用了地点依附感作为当地性自我认同的一项额外参数。自我认同和地点依附感的两种度量方式都在以下加以了详细描述。
身份认同的度量：参与者拿到的是14种不同的身份认同对象（城市，地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其它的族群，东斯拉夫共同体，欧洲，性别，家庭，职业，世代，兴趣爱好，宗教观点，社会地位）并被要求按照5分制打分（说明：用分数形容这些对象对你自我感知和评价的重要程度）。用于计算机处理的参数要么是所有分数的平均值，要么是它们的标准化值（此时零点意味着样本平均值，零以下、以上的值分别代表着低于、高于全国平均值）。
地点认同的度量：包括5个层面，即“离开此地很久后，我会思念它”，“我对此地感到自豪”，“此地是我的一部分”，“我想从此地搬出去”（及其相反面），"我想让我的亲戚们将来也搬到这里来"，这些都要进行5分制打分。这一度量方式有着令人满意的可信赖度（实验1中α =0.081，实验2中α = 0.077，实验3中α = 0.079）。研究的这一项也是将平均值或标准化值用于了计算机处理。
在分析2中，国家性和其他性质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