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支撑「北欧模式」的，不是左派劫富济贫的所谓「社会正义」
北欧：“我们是古典自由主义+适当的福利，我们是有坚定的保守价值观的，请别给我们批发社会主义帽子了。”
真正支撑瑞典模式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是由下而上的组织协调文化，是崇尚市场自发秩序的治理和税制。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更不是劫富济贫的所谓社会正义。
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总喜欢谈北欧模式。毕竟墨西哥还是委内瑞拉模式和中国模式，看起来骇人听闻，或至少不太体面。
但是北欧模式的内涵到底长什么样子？在表面的高福利底下，是什么支撑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就不是那么愿意深究了，或者，只想挑那些自己喜欢的部分来张扬。
以瑞典为例，有一些关于北欧模式的真相，可能让左派不是那么舒服： 一、瑞典文化当中，有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自发秩序的深刻尊重 早在英国的Adam Smith之前，瑞典思想家Anders Chydenius就写下《国家利益》这本小书，主张要限缩政府权力，确保人民产权，强调自由市场的优越性。虽然《国富论》随著英语广为流传，但从写作年代和独创性来看，与其说《国家利益》是瑞典版的《国富论》，不如说《国富论》是英国版的《国家利益》。 这种对政府权力的警惕和自由市场的理解，深植在瑞典文化当中，最具体的表现是：瑞典史上最大规模的抗争游行，居然是场pro capitalism（支持资本主义）的游行。 1983年，长期承担高额税负的企业家和雇员们，终于受不了一项最新的社会主义政策，集体走上街头。成为导火线的社会主义政策，是受薪者基金（Wage-earner Fund）计划：要求企业每年拨出20%的净利，以新股权的形式配给受薪者基金。
即使提倡者说得天花乱坠，但这个计划终将导致盈利企业的所有权归诸受薪者基金，由一小撮「专业经理人」（政治掮客）掌控，从而让瑞典成为政治权力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1983年，瑞典的阿特拉斯们决定耸耸肩走上街头。仅有800万人口的瑞典，足足有10万人走上街头。眼看势不可当，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赶紧收回成命。瑞典人明白，共好共荣是不错，但用权力取代交易的社会主义万万不可。 对比起来，如今还在高唱「生产资本应由劳工共有」，又耐不住合作社漫长缓慢的脚踏实地，动不动想诉诸政治权力强制分配的左派知识份子如Naomi Klein，显然就是只跟上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德式Buzzword，却没有守住古典自由主义对政治权力的戒慎。 二、比起政府介入，瑞典人更相信工会和企业间的理性沟通 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瑞典，工会和企业间的沟通是理性而友善的，双方都知道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瑞典人根本不需要也不期待政府用最低工资来「帮大家谈判」，民间自己就可以搞得定。当然，人难免身在福中不知福，瑞典的企业家也是看到美国工会的嘴脸，才知道瑞典工会「简直太好沟通了」。瑞典工会的人，也是碰到美国工会的人才知道「自己真是很受尊重」。
要消弭这种两极化的劳资对抗，靠的是长期累积的社会互信。而有意思的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互信，首先要戒除的是诉诸外部权威（也就是政府介入）的习惯。一旦习惯诉诸外部权威来仲裁，谁都爱加码100求50，能进尺绝不甘于得吋。反正到时候再由外部权威相加除以二就好，自己何必示弱在先？长此以往，注定形成两极对立的劳资协商文化，工会和企业间的理性沟通更不可得。徒然坐大了各方争相讨好游说的政府官员。 相对之下，整天妖魔化资方，吵著要政府用一体适用的法规来「帮大家谈判」的左派，真的能学得了北欧模式吗？恐怕共好共好，还是别人去共我来好。
三、瑞典的社会福利，是由民间主导提供服务 医疗教育方面，瑞典政府提供很多福利。但是在服务的管理提供上，不是由政府直接主导，而是用学券之类的方式，直接提供给家长病患，让消费者选择来主导，让市场竞争起作用。 因为瑞典人明白「公立」机构有它先天的限制：服务不佳、效率不彰、反应迟钝、照章行事，不是什么都公立起来就世界大同。所以他们知道要善用自由市场的力量，来提升服务效率，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对比之下，满脑子想著「（公立机构）不赚钱才高尚、（私立机构）逐利就是龌龊」的东亚价值，结果只会造成更多的浪费。看起来便宜，其实更贵。 四、瑞典的税赋结构中，消费税非常吃重 崇尚劫富济贫的左派，对于穷人无法豁免、甚至带有累退性质（穷人富人都是一天三餐）的消费税，向来不以为然。但是消费税在瑞典的税赋结构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税率足足是美国的三倍、台湾的五倍。 而瑞典之所以倾向消费税，是因为相对于营业所得税，随著交易课税的消费税对投资和营利行为的影响较小，比较不会扭曲投资诱因。这再次体现瑞典人尊重市场自发秩序的基本价值。（附带一提，同样的税率下，财产税的扭曲更小。）
相对之下，左派总是热衷于设计各种税级来劫富济贫、扭曲市场。真要效仿北欧模式时，恐怕也只想学半套：给富人和企业加税就好。欧巴马执政下美国对企业恣意加税，正是明证。附带一提，在OECD的租税竞争力排行中，瑞典是名列前茅的。这大概是只管胡乱加税、意在惩罚富人的左派难以想像的。 总而言之，真正支撑瑞典模式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是由下而上的组织协调文化，是崇尚市场自发秩序的治理和税制。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更不是劫富济贫的所谓社会正义。 简单说就是：想分蛋糕，得有人去烤；想拿金蛋，得有鹅来生。
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一样富于同情心，一样关心教育、医疗和贫困，一样热心于帮助穷人和弱者，他可能自己掏钱行善，也可能创建和组织NGO去行善，也可能劝导甚至跪求别人行善，他唯一反对的是：抢别人的钱去行善。他们主张，这些善行应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自愿决定，由施善者自己付出热情、精力和代价去做，而不是强求他人付出代价而为自己博得善名，更不能借助暴力和政府强制把这些代价转嫁给他人，简单的说：不可以劫富济贫。
相反，由于福利主义者主张让他人承受代价来博取自己的善名，他们将自己置于道德上可疑的境地，更严重的是，由政府用税收来兴办社会福利的做法，破坏了慈善这一古老事业的激励机制和道德基础，福利主义者们无法推却由此带来的道德责任，因此，缺乏道德自信的本应是他们。
真正支撑瑞典模式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是由下而上的组织协调文化，是崇尚市场自发秩序的治理和税制。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更不是劫富济贫的所谓社会正义。
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总喜欢谈北欧模式。毕竟墨西哥还是委内瑞拉模式和中国模式，看起来骇人听闻，或至少不太体面。
但是北欧模式的内涵到底长什么样子？在表面的高福利底下，是什么支撑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就不是那么愿意深究了，或者，只想挑那些自己喜欢的部分来张扬。
以瑞典为例，有一些关于北欧模式的真相，可能让左派不是那么舒服： 一、瑞典文化当中，有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自发秩序的深刻尊重 早在英国的Adam Smith之前，瑞典思想家Anders Chydenius就写下《国家利益》这本小书，主张要限缩政府权力，确保人民产权，强调自由市场的优越性。虽然《国富论》随著英语广为流传，但从写作年代和独创性来看，与其说《国家利益》是瑞典版的《国富论》，不如说《国富论》是英国版的《国家利益》。 这种对政府权力的警惕和自由市场的理解，深植在瑞典文化当中，最具体的表现是：瑞典史上最大规模的抗争游行，居然是场pro capitalism（支持资本主义）的游行。 1983年，长期承担高额税负的企业家和雇员们，终于受不了一项最新的社会主义政策，集体走上街头。成为导火线的社会主义政策，是受薪者基金（Wage-earner Fund）计划：要求企业每年拨出20%的净利，以新股权的形式配给受薪者基金。
即使提倡者说得天花乱坠，但这个计划终将导致盈利企业的所有权归诸受薪者基金，由一小撮「专业经理人」（政治掮客）掌控，从而让瑞典成为政治权力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1983年，瑞典的阿特拉斯们决定耸耸肩走上街头。仅有800万人口的瑞典，足足有10万人走上街头。眼看势不可当，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赶紧收回成命。瑞典人明白，共好共荣是不错，但用权力取代交易的社会主义万万不可。 对比起来，如今还在高唱「生产资本应由劳工共有」，又耐不住合作社漫长缓慢的脚踏实地，动不动想诉诸政治权力强制分配的左派知识份子如Naomi Klein，显然就是只跟上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德式Buzzword，却没有守住古典自由主义对政治权力的戒慎。 二、比起政府介入，瑞典人更相信工会和企业间的理性沟通 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在瑞典，工会和企业间的沟通是理性而友善的，双方都知道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瑞典人根本不需要也不期待政府用最低工资来「帮大家谈判」，民间自己就可以搞得定。当然，人难免身在福中不知福，瑞典的企业家也是看到美国工会的嘴脸，才知道瑞典工会「简直太好沟通了」。瑞典工会的人，也是碰到美国工会的人才知道「自己真是很受尊重」。
要消弭这种两极化的劳资对抗，靠的是长期累积的社会互信。而有意思的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互信，首先要戒除的是诉诸外部权威（也就是政府介入）的习惯。一旦习惯诉诸外部权威来仲裁，谁都爱加码100求50，能进尺绝不甘于得吋。反正到时候再由外部权威相加除以二就好，自己何必示弱在先？长此以往，注定形成两极对立的劳资协商文化，工会和企业间的理性沟通更不可得。徒然坐大了各方争相讨好游说的政府官员。 相对之下，整天妖魔化资方，吵著要政府用一体适用的法规来「帮大家谈判」的左派，真的能学得了北欧模式吗？恐怕共好共好，还是别人去共我来好。
三、瑞典的社会福利，是由民间主导提供服务 医疗教育方面，瑞典政府提供很多福利。但是在服务的管理提供上，不是由政府直接主导，而是用学券之类的方式，直接提供给家长病患，让消费者选择来主导，让市场竞争起作用。 因为瑞典人明白「公立」机构有它先天的限制：服务不佳、效率不彰、反应迟钝、照章行事，不是什么都公立起来就世界大同。所以他们知道要善用自由市场的力量，来提升服务效率，让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对比之下，满脑子想著「（公立机构）不赚钱才高尚、（私立机构）逐利就是龌龊」的东亚价值，结果只会造成更多的浪费。看起来便宜，其实更贵。 四、瑞典的税赋结构中，消费税非常吃重 崇尚劫富济贫的左派，对于穷人无法豁免、甚至带有累退性质（穷人富人都是一天三餐）的消费税，向来不以为然。但是消费税在瑞典的税赋结构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税率足足是美国的三倍、台湾的五倍。 而瑞典之所以倾向消费税，是因为相对于营业所得税，随著交易课税的消费税对投资和营利行为的影响较小，比较不会扭曲投资诱因。这再次体现瑞典人尊重市场自发秩序的基本价值。（附带一提，同样的税率下，财产税的扭曲更小。）
相对之下，左派总是热衷于设计各种税级来劫富济贫、扭曲市场。真要效仿北欧模式时，恐怕也只想学半套：给富人和企业加税就好。欧巴马执政下美国对企业恣意加税，正是明证。附带一提，在OECD的租税竞争力排行中，瑞典是名列前茅的。这大概是只管胡乱加税、意在惩罚富人的左派难以想像的。 总而言之，真正支撑瑞典模式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是由下而上的组织协调文化，是崇尚市场自发秩序的治理和税制。而不是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更不是劫富济贫的所谓社会正义。 简单说就是：想分蛋糕，得有人去烤；想拿金蛋，得有鹅来生。
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一样富于同情心，一样关心教育、医疗和贫困，一样热心于帮助穷人和弱者，他可能自己掏钱行善，也可能创建和组织NGO去行善，也可能劝导甚至跪求别人行善，他唯一反对的是：抢别人的钱去行善。他们主张，这些善行应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自愿决定，由施善者自己付出热情、精力和代价去做，而不是强求他人付出代价而为自己博得善名，更不能借助暴力和政府强制把这些代价转嫁给他人，简单的说：不可以劫富济贫。
相反，由于福利主义者主张让他人承受代价来博取自己的善名，他们将自己置于道德上可疑的境地，更严重的是，由政府用税收来兴办社会福利的做法，破坏了慈善这一古老事业的激励机制和道德基础，福利主义者们无法推却由此带来的道德责任，因此，缺乏道德自信的本应是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