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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官僚体系的就业问题

美国公务员共2232万人，排除掉邮局、公立医院、学校、公用事业及交通部门员工，还有1296万人，占人口2.88%。按此比例，中国所需的公务员数量为3744万。

共党自己公布的现有公务员数量是717万，实际还有大量履行公务员职责但没有获得编制的人员，比如协警、临时工、外包公司的员工等等。据我观察的某交警队正式警察与辅警比例约为1：4，若其他部门也按此比例，则当前实际公务员约有3585万，即便把这个数据再放宽些，“多余”的公务员数量不会太多，市场完全可以消化。

因此，共党官僚的问题主要不是数量，而是特权、腐败、低效、无服务意识、暗箱操作、缺乏有效的监督问责......这些问题在多党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独立的法治体系下可以得到解决。


2. 城乡二元化的问题

近几年，大城市的房价基本是稳定的，但是在部分小城市，房价是上涨的。这是城市化的尾声——最后一波农民移居到镇上、县城以及离他们最近的小城市里。农村常住人口在减少，而且当局还在推进“合村并居”，人为加速这一进程。“城乡二元”在以消灭传统农村的方式在打破。农民该去打工的都去打工了，该在当地做点小生意的也在做了，不存在未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前提，反而要担心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不足的情况。

3. 民意代表的问题

我认为这不会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新极权主义者们反思苏东共产国家崩溃的历史，实现了他们统治手段的“现代化”。所以我们看到，在香港、在白俄罗斯、在此时此刻的泰国，独夫民贼既不放弃权力，同时又偏向网络控制、空头承诺、操纵民主程序、虚构民意、分化民主阵营、利用警察系统等手段应对民众反抗，而不是直接进行血腥的肉体消灭，独裁者的拖延、秋后算账的策略往往能成功。

因此，绝对不会出现中共与“民意代表”协商的情况，无组织的民众运动注定失败。唯一的办法就是海外组党、在民主国家的帮助下进行系统性的颠覆活动。到了这一步，自然就有成熟的政治力量去接管政权。仅需要防备“屠龙者变恶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