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姨学)从人类学的角度，客观谈谈中国/东亚文明的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在下社会科学出身，大学时选修过一些人类学的课程，也是人类学的爱好者，觉得有必要客观谈一谈中国/东亚文明在历史当中的地位。本站姨学盛行，把中国/东亚文明称为"洼地"，似乎一文不值，我觉得姨学似乎很"民科"，很多都是现象解释，缺乏科学理论论述。我认为有必要从人类学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希望各位葱油批评指正。
一、现代中国/东亚人的分子生物学/人类学起源
墙内的砖家似乎有意识构建从直立人到现代东亚大陆的人类演化史。土共砖家似乎想证明，中国人就是本地的猿人独立进化而来的，这在现代分子生物学面前完全不值一驳。
结合我看过的人类学相关文献、论文，从常染色体研究来看中国/东亚的现代黄种人起源大概有三个主要的人群:
1、大概4.5万年前第一批离开非洲，冰河时期沿着热带沿海到达东亚的早期亚洲人群，和古澳洲土著遗传学关系比较近。
2、3万年前未分化的早期欧亚猎人/"原始克罗马农人"的人群及其在北亚的后裔，和伊朗、东欧草原早期人群一直有基因交流。
3、大概1万年前开始从中南半岛往东亚扩张的现代东亚人群，细分可以分为南北两支，这支人群遗传学关系孤立，和太平洋土著相对近一点。
现代中国，包括日、韩、蒙、满主要遗传学来源是人群3(可能＞65%)，1、2比例在不同族群分布不同但都是少数，比如日本人除3以外来源1的为主，满、蒙除3以外来源2为主。当然也有例外的人群比如藏人遗传学来源就是人群1超过50%，也就是说藏人基本上大部分遗传学祖先几万年都没变化过。
当然伊朗和东欧的早期人群(白种人)对东亚也有基因贡献，但在中、韩、日、满各族的遗传学贡献均不到2%，在蒙族中贡献比例高一点到8%。这是由于蒙古草原和伊朗、东欧通过欧亚草原一直互动的结果。
综上从血缘来看，现代东亚人群其实是一个相对孤立、遗传多样性不高的单一人群或者部落联盟征服土著混合后的后裔。而来自伊朗、东欧的先民对东亚各族血统形成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姨学所持的夏、周内亚征服说，至少从遗传学证据来看是不足的，夏、周之交的古人类材料遗传学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就算夏、周时期有北方民族南下，估计也是来自于人群2，而且数量有限。实际情况是史前东南方的农业人群3以人口优势不断征服吸收1、2而不是相反。
二、中国/东亚的文明与技术起源
从我看到的材料来看，我倾向于认为早期东亚人的农业是独立于西亚白种人起源的，时间大概在8000年前。
陶器和瓷器是古代中国原生的领先技术，在世界文明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冶炼铜器、铁器、车轮、玻璃、雕塑等的技术的确是外来输入的。中国/东亚进入青铜时代大致比西亚晚了2000年，进入铁器时代晚了1500年。
有土鳖学者认为河西走廊缺乏秦汉以前的考古学证据，所以青铜、铁都是中国独立演化的。但是近期在华北、东北的考古材料表明，早期冶金等技术输入东亚的路径更可能是从伊朗北上东欧草原、东欧草原到西伯利亚、再从西伯利亚南下，在这个过程中前述的人群2北亚土著是起到文明二道贩子的角色，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秦汉以前中国本地的青铜、铁器文明都是"二手文明"。秦汉以后直接和伊朗文明交流才引入了一手的冶金、玻璃等技术，东亚技术水平一下子提升了一个档次。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伊朗高原上波斯帝国的建立，逐步把伊朗、中亚、东欧草原全部纳入了波斯版图，所以就有了一波伊朗文明的扩张，铁器文明也逐步从河西走廊进入了东亚。从秦汉到隋唐几百年期间，也正好是伊朗文明强势的时期，东亚不断从河西走廊输入铁器、玻璃、雕塑等技术，对伊朗则输出瓷器、丝绸。当然伊朗的制度和秩序也输出到了东亚，很多人提了三省六部制非常典型模仿了波斯官制。
在铁器时代伊朗文明输入下，中国文明发展了五百年过后，大概在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并且在宋朝出现了发达的工商业，技术上在当时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后来随着伊朗文明本身的衰落，和文明中心从伊朗–东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欧洲–大西洋沿岸，所以中国文明离文明技术的中心更远了，出现了明清时期的停滞与倒退。
三、结论
综上，我觉得需要对中国文明在世界史的地位做一个公允的结论:
一是、中国/东亚人群主要源自于一个相对孤立、基因多样性水平偏低的孤立人群，长期在东亚孤立发展，凭借着水稻农业+人口优势在东亚扩张取得了绝对主导。当然整体遗传多样性偏低(通俗说近亲繁殖)也可能是东亚人缺乏创造力的生理学原因。
二、中国本地原生了水稻农业和陶瓷技术，陶瓷技术对世界有重要影响。
三、铜器、铁器等主要技术从外部输入，在铁器时代原生东亚本土文明和伊朗输入的技术创造了唐宋时期铁器时代中国文明的盛世。
四、由于伊朗作为文明核心区域的相对衰落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东亚对外技术输入的中断，最终造成了封闭与长期落后。
一、现代中国/东亚人的分子生物学/人类学起源
墙内的砖家似乎有意识构建从直立人到现代东亚大陆的人类演化史。土共砖家似乎想证明，中国人就是本地的猿人独立进化而来的，这在现代分子生物学面前完全不值一驳。
结合我看过的人类学相关文献、论文，从常染色体研究来看中国/东亚的现代黄种人起源大概有三个主要的人群:
1、大概4.5万年前第一批离开非洲，冰河时期沿着热带沿海到达东亚的早期亚洲人群，和古澳洲土著遗传学关系比较近。
2、3万年前未分化的早期欧亚猎人/"原始克罗马农人"的人群及其在北亚的后裔，和伊朗、东欧草原早期人群一直有基因交流。
3、大概1万年前开始从中南半岛往东亚扩张的现代东亚人群，细分可以分为南北两支，这支人群遗传学关系孤立，和太平洋土著相对近一点。
现代中国，包括日、韩、蒙、满主要遗传学来源是人群3(可能＞65%)，1、2比例在不同族群分布不同但都是少数，比如日本人除3以外来源1的为主，满、蒙除3以外来源2为主。当然也有例外的人群比如藏人遗传学来源就是人群1超过50%，也就是说藏人基本上大部分遗传学祖先几万年都没变化过。
当然伊朗和东欧的早期人群(白种人)对东亚也有基因贡献，但在中、韩、日、满各族的遗传学贡献均不到2%，在蒙族中贡献比例高一点到8%。这是由于蒙古草原和伊朗、东欧通过欧亚草原一直互动的结果。
综上从血缘来看，现代东亚人群其实是一个相对孤立、遗传多样性不高的单一人群或者部落联盟征服土著混合后的后裔。而来自伊朗、东欧的先民对东亚各族血统形成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姨学所持的夏、周内亚征服说，至少从遗传学证据来看是不足的，夏、周之交的古人类材料遗传学继承关系是很明显的。就算夏、周时期有北方民族南下，估计也是来自于人群2，而且数量有限。实际情况是史前东南方的农业人群3以人口优势不断征服吸收1、2而不是相反。
二、中国/东亚的文明与技术起源
从我看到的材料来看，我倾向于认为早期东亚人的农业是独立于西亚白种人起源的，时间大概在8000年前。
陶器和瓷器是古代中国原生的领先技术，在世界文明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冶炼铜器、铁器、车轮、玻璃、雕塑等的技术的确是外来输入的。中国/东亚进入青铜时代大致比西亚晚了2000年，进入铁器时代晚了1500年。
有土鳖学者认为河西走廊缺乏秦汉以前的考古学证据，所以青铜、铁都是中国独立演化的。但是近期在华北、东北的考古材料表明，早期冶金等技术输入东亚的路径更可能是从伊朗北上东欧草原、东欧草原到西伯利亚、再从西伯利亚南下，在这个过程中前述的人群2北亚土著是起到文明二道贩子的角色，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秦汉以前中国本地的青铜、铁器文明都是"二手文明"。秦汉以后直接和伊朗文明交流才引入了一手的冶金、玻璃等技术，东亚技术水平一下子提升了一个档次。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伊朗高原上波斯帝国的建立，逐步把伊朗、中亚、东欧草原全部纳入了波斯版图，所以就有了一波伊朗文明的扩张，铁器文明也逐步从河西走廊进入了东亚。从秦汉到隋唐几百年期间，也正好是伊朗文明强势的时期，东亚不断从河西走廊输入铁器、玻璃、雕塑等技术，对伊朗则输出瓷器、丝绸。当然伊朗的制度和秩序也输出到了东亚，很多人提了三省六部制非常典型模仿了波斯官制。
在铁器时代伊朗文明输入下，中国文明发展了五百年过后，大概在唐宋时期达到了巅峰，并且在宋朝出现了发达的工商业，技术上在当时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后来随着伊朗文明本身的衰落，和文明中心从伊朗–东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欧洲–大西洋沿岸，所以中国文明离文明技术的中心更远了，出现了明清时期的停滞与倒退。
三、结论
综上，我觉得需要对中国文明在世界史的地位做一个公允的结论:
一是、中国/东亚人群主要源自于一个相对孤立、基因多样性水平偏低的孤立人群，长期在东亚孤立发展，凭借着水稻农业+人口优势在东亚扩张取得了绝对主导。当然整体遗传多样性偏低(通俗说近亲繁殖)也可能是东亚人缺乏创造力的生理学原因。
二、中国本地原生了水稻农业和陶瓷技术，陶瓷技术对世界有重要影响。
三、铜器、铁器等主要技术从外部输入，在铁器时代原生东亚本土文明和伊朗输入的技术创造了唐宋时期铁器时代中国文明的盛世。
四、由于伊朗作为文明核心区域的相对衰落客观上造成了中国/东亚对外技术输入的中断，最终造成了封闭与长期落后。
80 个评论
>>四大发明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啊，火药通过宋蒙战争外传，指南针大约是宋元时期靠阿拉伯海商外传，造纸术年代较...
你看了文章吗？张口就来？
而第二个关键的技术点是，即使是后来产生了具有了爆炸性功能的火药，它的正确配方是要有一个严格的配比关系和组分构成的才适合于作发射药的，即：硝75%，硫磺10%，木炭15%，这就是真正的黑火药的配方。而这黑火药却是由西方人发明的，并在明代随着从西方传入的火绳枪一起传到中国来的。这个事实跟印刷术从西方传入中国这个历史事实一样被蓄意掩盖了。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那么蒙古人不是也制造出了火炮，用的不是火药吗？那之前的燃烧性火药也可以说是黑火药的前身吧？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我们中国人声称在宋末元初我们已经发明了能用于火炮上的所谓火药的时候，就在同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也早就已经有了能用于火器发射的火药。而西方的火药，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而蒙古人攻城用的火炮实际上是用抛石机把爆炸性的火器抛掷到远处来使用的。那时候还没有后来那种金属管形的大炮。
那时所说的“炮”，是指的抛掷爆炸性火器的抛石机，如回回炮，而不是后来所说的火炮的意思。另外，爆炸性的火器是金人（女真人）发明的。还有那时所谓的“火箭”，其实是将燃烧物绑在箭上靠弓弩抛射发射的“fire arrow”，而不是靠火药的喷射作用发射的所谓“rocket”，而这种“火箭”，其他国家民族早就在使用了，如希腊人在公元前429年已经在使用了。很多这种欺骗性宣传都故意误导人们以为那是“rocket”。
而最早的抛射性金属管型火器出现于元至顺三年（1332年），这时候用来做发射药的火药中销含量已经有所提高了，杂质也相应减少了，但还是远没有达到后来能够真正有实用价值的黑火药的标准。但是在这之前，1247年，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并非前文那个培根）和一个修道士史瓦兹（Berthold Schwartz）都已经记载了作为发射药的黑火药配方。而它在现实中的使用还要更早。
然而，中国学者找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西方的火药配方是从中国传入的，于是就猜测：是1241年，蒙古军攻打波兰时可能使用了火药，将其传到了西方，但是蒙古人在那次战役中，实际上使用的是上文提到的那种“毒药烟球”，利用其燃烧发烟功能杀伤敌人。从我们上文引述的配方可以看出，那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火药，连根本的硝硫炭组分基本上都没有，只是一种普通的燃烧物。即使有x西方人知道了这种东西，也根本不可能从这种普通燃烧物引申出火药的技术概念。而且蒙古军以骑射为主，只是偶尔使用火炮，用于恐吓或者焚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