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洗脑是否越靠南边越弱？
我是广东汕头人，可能是因为文化排外的原因，包括学校家长都很少给孩子灌输tg的那套说法，我身边的朋友也以反贼居多，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甚至讲过64，但是我在其他比较靠北的地方遇到的却几乎都是小粉红或者岁静居多。
相对清醒的地方大都是最发达的地方，即广东、福建、浙江、上海、苏南、北京、海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地方大都是由特殊的发展路径崛起的，政府干预较少，而不是依靠大型国企，且官商勾结现象较轻。
广东，经济特区，资本主义试验场；南海模式，即土地股份制，以村为单位将土地集中组建股份合作组织，村民出资入股，发展工业，且流传下来的良好的经商的环境有利于发展民间金融、民营企业以及引进港资、台资。
福建，政策洼地，靠晋江模式。当地人擅长偷渡和造假，换句话说就是有冒险精神和创造性，也有流传下来的良好的经商环境，于是萌生了自发的市场经济，产生了各种具有特色产业的县，比如电信诈骗之乡安溪、假鞋之乡莆田等。
浙南，政策洼地，靠温州模式，即由小家庭作坊开始，走先市场化后工业化的道路。当地山多或者背山面海，条件恶劣，所以形成了敢闯的精神，也一样产生了各种具有特色产业的县，如房价之乡青田、炒房之乡温州、玩具之乡云和、文具之乡分水、小商品之乡义乌等。
苏南，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相反，先工业化后市场化，由乡镇政府领导集体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然而这种也是以政绩考核的，和其他地方依靠国企养着一群贼王八的模式完全不同，当然也一样造成了一定的政企不分的腐败问题。除此之外也引进外资。当地经商的传统也不可或缺。
浙北，先学苏南后学温州。
上海，依托民国的工业基础被全国吸血，并且大规模引进外资。
这些最富裕的地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市场经济，有发展商业的土壤，最看重的就是盈利和契约，而不是人情和关系，也不是父母官的支援。于是这里的人不相信那些无法带来收益的奉承，看上去冷漠，但起码真实，且最先积累了财富，反倒会最快进入以健全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人们会逐渐相信真正的人情。至于无产阶级均贫富的那套没人会信。
而其它地方，就算是南方，比苏南离北京更远，也是靠着偏计划经济的路径发展起来的。这些有着铁饭碗的人要想出人头地，靠的就不是努力赚钱，而是对着领导叫爸爸，出卖尊严换取裙带关系。反正领导也是和上面有关系的流氓无产者，就是些不需要努力赚钱的酒囊饭袋，他们儒家文明或者现代文明的文明之处丁点没学到，就是带着一身黑社会的江湖气息的贼王八，而那些巴结他们的人就算有生产和创造的潜力，也只能选择变成贼王八。
比如说山东、苏北、辽宁和天津。山东和天津人还是有优点的，且因为这些地方都沿海，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人均收入还能看得过去。但就算是发展私企，比如临沂的物流，这些省毕竟也是大型国企支撑的，于是官本位极其严重，也会插手私企的发展。可以说都是一群既得利益者，洗脑能不严重吗。
当然也有特例，海南是离得太远了，大陆人不方便进去；北京是离得太近了，自然明白得多。
以上的情况在21世纪初还很明显，但现在随着先富带动后富因此支援内地，且官方刻意挑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加上私企国有化的推进，东南沿海地区也被改造得差不多了。而北方人毕竟基因也和南方差不了太多，智商不会低很多，且现在都是通过高考衡量能力的，这点南北没什么差异，所以目前的发展方向就是财富彻底平均，地方特色消失，人们失去前进的动力，所有人都被洗脑成贼王八。
广东，经济特区，资本主义试验场；南海模式，即土地股份制，以村为单位将土地集中组建股份合作组织，村民出资入股，发展工业，且流传下来的良好的经商的环境有利于发展民间金融、民营企业以及引进港资、台资。
福建，政策洼地，靠晋江模式。当地人擅长偷渡和造假，换句话说就是有冒险精神和创造性，也有流传下来的良好的经商环境，于是萌生了自发的市场经济，产生了各种具有特色产业的县，比如电信诈骗之乡安溪、假鞋之乡莆田等。
浙南，政策洼地，靠温州模式，即由小家庭作坊开始，走先市场化后工业化的道路。当地山多或者背山面海，条件恶劣，所以形成了敢闯的精神，也一样产生了各种具有特色产业的县，如房价之乡青田、炒房之乡温州、玩具之乡云和、文具之乡分水、小商品之乡义乌等。
苏南，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相反，先工业化后市场化，由乡镇政府领导集体经济，发展乡镇企业，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然而这种也是以政绩考核的，和其他地方依靠国企养着一群贼王八的模式完全不同，当然也一样造成了一定的政企不分的腐败问题。除此之外也引进外资。当地经商的传统也不可或缺。
浙北，先学苏南后学温州。
上海，依托民国的工业基础被全国吸血，并且大规模引进外资。
这些最富裕的地方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市场经济，有发展商业的土壤，最看重的就是盈利和契约，而不是人情和关系，也不是父母官的支援。于是这里的人不相信那些无法带来收益的奉承，看上去冷漠，但起码真实，且最先积累了财富，反倒会最快进入以健全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人们会逐渐相信真正的人情。至于无产阶级均贫富的那套没人会信。
而其它地方，就算是南方，比苏南离北京更远，也是靠着偏计划经济的路径发展起来的。这些有着铁饭碗的人要想出人头地，靠的就不是努力赚钱，而是对着领导叫爸爸，出卖尊严换取裙带关系。反正领导也是和上面有关系的流氓无产者，就是些不需要努力赚钱的酒囊饭袋，他们儒家文明或者现代文明的文明之处丁点没学到，就是带着一身黑社会的江湖气息的贼王八，而那些巴结他们的人就算有生产和创造的潜力，也只能选择变成贼王八。
比如说山东、苏北、辽宁和天津。山东和天津人还是有优点的，且因为这些地方都沿海，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人均收入还能看得过去。但就算是发展私企，比如临沂的物流，这些省毕竟也是大型国企支撑的，于是官本位极其严重，也会插手私企的发展。可以说都是一群既得利益者，洗脑能不严重吗。
当然也有特例，海南是离得太远了，大陆人不方便进去；北京是离得太近了，自然明白得多。
以上的情况在21世纪初还很明显，但现在随着先富带动后富因此支援内地，且官方刻意挑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加上私企国有化的推进，东南沿海地区也被改造得差不多了。而北方人毕竟基因也和南方差不了太多，智商不会低很多，且现在都是通过高考衡量能力的，这点南北没什么差异，所以目前的发展方向就是财富彻底平均，地方特色消失，人们失去前进的动力，所有人都被洗脑成贼王八。
不是南北分吧，更多是中部和沿海的差別，越國際化越高收入地區就越多反賊，反賊主要集中在高學歷又與世界接軌的中產階級。
以香港為例，藍絲主要是權貴與高收入人士，住半山豪宅那種，還有最底下的工人階層，黃絲以中產和高知為主。其中不常接觸社會各階層的離地中產，職業和邏輯思維比較封閉，就容易是藍絲，對政治和社會不了解，偏聽政府的話，欠缺思想維度還自以為看透世事。
如此類比，沿海的社會環境與經濟結構複雜多變，更容易鍛鍊出真正的逆向思維，一個經濟自由的商貿城市為了維持彈性不會高壓式管理，所以自古沿海地區都是反賊的溫床，東南互保了解下。我認識的廣東人和上海人思維都比較變通，只是雖說會罵共產黨，但還沒有多少建立了獨立的政治思維邏輯，不過比起中部地區，這類人士在沿海比例多很多。
沿海地區自古就不是朝廷的全面管控區，一來與地緣政治有關，廣東海路通歐洲，上海通日美；二來文化背景也可以看出，沿海民族、語言、文化繁雜，自成一派，一直都不是北京掌控的局面。理是這麼說，但因為反賊的基數太小，真正遇到的十有九十九點九九都不是，更多只能從個人行為上自行判斷，篩選出有希望的人士再加以對公民教育、民主、自由主義的引導，地區只能做參考。
以香港為例，藍絲主要是權貴與高收入人士，住半山豪宅那種，還有最底下的工人階層，黃絲以中產和高知為主。其中不常接觸社會各階層的離地中產，職業和邏輯思維比較封閉，就容易是藍絲，對政治和社會不了解，偏聽政府的話，欠缺思想維度還自以為看透世事。
如此類比，沿海的社會環境與經濟結構複雜多變，更容易鍛鍊出真正的逆向思維，一個經濟自由的商貿城市為了維持彈性不會高壓式管理，所以自古沿海地區都是反賊的溫床，東南互保了解下。我認識的廣東人和上海人思維都比較變通，只是雖說會罵共產黨，但還沒有多少建立了獨立的政治思維邏輯，不過比起中部地區，這類人士在沿海比例多很多。
沿海地區自古就不是朝廷的全面管控區，一來與地緣政治有關，廣東海路通歐洲，上海通日美；二來文化背景也可以看出，沿海民族、語言、文化繁雜，自成一派，一直都不是北京掌控的局面。理是這麼說，但因為反賊的基數太小，真正遇到的十有九十九點九九都不是，更多只能從個人行為上自行判斷，篩選出有希望的人士再加以對公民教育、民主、自由主義的引導，地區只能做參考。
几年前有西方学者写过一篇叫《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China’s Ideological Spectrum）的论文，论文全文：http://jenpan.com/jen_pan/ideology.pdf
在论文中，被划入“自由主义阵营”的地区中，得分最高的依次是上海、广东、浙江，此外还有北京、江苏、福建、海南、山西、湖北、辽宁。
与此相反的是“深红”的“保守主义地区”，边远的新疆、贵州和广西占据前三甲，宁夏、河南、江西、湖南、安微、内蒙古、河北紧随其后。
“不左不右”的地区是天津、重庆、四川、吉林、甘肃、云南、山东、陕西、黑龙江。
这种划分与人们的印象大多相吻合。2013年中，知名自由派学者茅于轼本准备前往湖南长沙演讲，没遭到来自岳阳、株洲、长沙等地“左”派人士的抗议，他们手举毛主席画像，高喊“声讨汉奸茅国贼”，活动无奈被迫取消。
东南沿海地区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平均生活水平更高，更容易体认和容纳“自由”理念。
论文统计得出的结果是，上海、广东、浙江、北京这些地方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平均收入和对外开放水平在国内都属前列，因而这里的居民也更认同“自由主义”。 而在发展程度不够的地区，“左”的色彩相对更浓。
（摘自网络）
在论文中，被划入“自由主义阵营”的地区中，得分最高的依次是上海、广东、浙江，此外还有北京、江苏、福建、海南、山西、湖北、辽宁。
与此相反的是“深红”的“保守主义地区”，边远的新疆、贵州和广西占据前三甲，宁夏、河南、江西、湖南、安微、内蒙古、河北紧随其后。
“不左不右”的地区是天津、重庆、四川、吉林、甘肃、云南、山东、陕西、黑龙江。
这种划分与人们的印象大多相吻合。2013年中，知名自由派学者茅于轼本准备前往湖南长沙演讲，没遭到来自岳阳、株洲、长沙等地“左”派人士的抗议，他们手举毛主席画像，高喊“声讨汉奸茅国贼”，活动无奈被迫取消。
东南沿海地区得改革开放的风气之先，平均生活水平更高，更容易体认和容纳“自由”理念。
论文统计得出的结果是，上海、广东、浙江、北京这些地方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平均收入和对外开放水平在国内都属前列，因而这里的居民也更认同“自由主义”。 而在发展程度不够的地区，“左”的色彩相对更浓。
（摘自网络）
所以说国内在南方地区的维稳强度是仅次于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对言论管控的就越严格，所以说广东要专门搞个深圳来冲洗本地文化隔离开广东和香港（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现在也有不少深圳移民也开始觉醒了），看看每次“反贪”抓住的基本上都是南方地区执政的高官。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克林顿提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化的说法是正确的，好的例子可以参考越南，越南在一党制社会主义国家中算是比较开明的了，而越南的经济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越南的政治环境（只可惜18年越南也跟着包子学坏了，修改自家的政治体制完成集权，就差修仙实现无限连任了），然而克林顿等拥抱熊猫派低估了某些人的下限，一次又一次被包子打脸从而把自身名声彻底搞臭，而包子的“先进经验”也成功输出到越南等威权国家促进其极权化
更新：这个数据证实了我的看法，有兴趣的葱油可以看看这个数据，和我猜想的八九不离十
更新：这个数据证实了我的看法，有兴趣的葱油可以看看这个数据，和我猜想的八九不离十
跟地域有一点关系，但更多取决于生长时代和家庭环境。
50后、60后这代经历太祖最纯正的洗脑，99%又红又专，极其难以说服，就像我姑父，虽然已经入籍美国，依然听不得半句批评土共的话，现在还准备退休后回国长居。
70后，长在改革开放前期，青年经历了8964，嘴上说主义，脑子里全是生意，像我以前公司CEO，想留人，一个劲忽悠你未来中国发展好，别移民美国了，结果自己一退任，马上去了新西兰。他们并不信土共，吹捧土共的目的是为了利益，没钱赚了，能跑就跑。
80后，也就是我这代。朋友之中，读文科反贼一点，读理工的粉红一点。此外还有一些军区长大的红三代，可以说是家境不错工作体面的既得利益者，红色专制立场坚决强硬，是50、60文革一代的纯正传人。总体而言80后这代，国家、民族意识大于对土共的崇拜，心里头并不认为党应该在国之上，但在乎外国对中国的评价，更在乎国家的统一，对港独台独态度敌对。对于专制，80一代未必认为治理中国就一定要专制，但也担心民主会乱。这一代现在都是社会中坚了，上有老下有小，即便对专制有所不满，但碍于经济生活压力，期盼社会未定，选择隐忍。
90后、00后，不了解。但据闻比较随性自由，不喜欢受到规限。
对中国专制的分析：现在是50、60一代处于政治生命最高峰的时期，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大家感觉压抑的原因。目前土共用人对70后限制很大，70后已经有人50岁了，却依然鲜见省部级官员。显然50后、60后对70后的意识形态很是提防。50后的代表就是庆丰帝了，谋求打破十年限制连任，除了自身过度集权后担心失去权力无法保障人生安全，以及迷恋权力等因素外，想占住位置扼制70后上位，永葆红色江山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猜测，未来可能会跳过70后，选择80后红三代挑大梁。体制改革之路依然遥遥无期。
50后、60后这代经历太祖最纯正的洗脑，99%又红又专，极其难以说服，就像我姑父，虽然已经入籍美国，依然听不得半句批评土共的话，现在还准备退休后回国长居。
70后，长在改革开放前期，青年经历了8964，嘴上说主义，脑子里全是生意，像我以前公司CEO，想留人，一个劲忽悠你未来中国发展好，别移民美国了，结果自己一退任，马上去了新西兰。他们并不信土共，吹捧土共的目的是为了利益，没钱赚了，能跑就跑。
80后，也就是我这代。朋友之中，读文科反贼一点，读理工的粉红一点。此外还有一些军区长大的红三代，可以说是家境不错工作体面的既得利益者，红色专制立场坚决强硬，是50、60文革一代的纯正传人。总体而言80后这代，国家、民族意识大于对土共的崇拜，心里头并不认为党应该在国之上，但在乎外国对中国的评价，更在乎国家的统一，对港独台独态度敌对。对于专制，80一代未必认为治理中国就一定要专制，但也担心民主会乱。这一代现在都是社会中坚了，上有老下有小，即便对专制有所不满，但碍于经济生活压力，期盼社会未定，选择隐忍。
90后、00后，不了解。但据闻比较随性自由，不喜欢受到规限。
对中国专制的分析：现在是50、60一代处于政治生命最高峰的时期，也是为什么近几年大家感觉压抑的原因。目前土共用人对70后限制很大，70后已经有人50岁了，却依然鲜见省部级官员。显然50后、60后对70后的意识形态很是提防。50后的代表就是庆丰帝了，谋求打破十年限制连任，除了自身过度集权后担心失去权力无法保障人生安全，以及迷恋权力等因素外，想占住位置扼制70后上位，永葆红色江山可能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猜测，未来可能会跳过70后，选择80后红三代挑大梁。体制改革之路依然遥遥无期。
北方鞑化比较严重，奴性比南方强多了，
近1000年来，北方有600多年都是被胡人统治，
就像“下跪”这个陋习
=================
中国没有跪拜的礼节！跪拜是“胡礼”我们都被清朝人给骗了！
现在我们往往能从古装剧中看到古人动不动的就给人跪下，见到皇帝要下跪，见到官员要下跪，可以说是只要比你级别高的，你好像都得“跪”一下？
因此许许多多的人认为跪拜礼是中华文化传统之一，使我们的文化中的毒瘤！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大家都被清朝人骗了！
古代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跪拜行为的！明朝史书中有一段关于朱元璋的命令，告诉了我们大家事实的真相！“我看到大家在婚宴喝酒的时候大多遵循胡礼，并且其中大多把跪拜当做礼节”，于是朱元璋下令“礼部官员将下跪定为礼仪，其他的胡礼，都不能再使用。”
甚至于朱元璋这个强迫症，为了规范还对跪拜礼做了规定：1见到皇帝的时候，只有非常重要的事，才需要跪拜2日常官员见面主要用揖拜礼，朱元璋的要求主要是揖拜礼，其中也有少部分的跪拜礼。
但是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元朝之后，元朝的统治者给国家中带来“胡礼”也就很清楚的知道，宋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跪拜礼”这一说法！在明朝，官员们都多次要求取缔跪拜礼，提倡宋朝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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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把清代“三跪九叩”的陋习强加给唐代
清宫剧流行，很多人认为三跪九叩、对皇帝磕头、跪着谈事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甚至一些唐代背景的电视剧如《唐明皇》《大明宫词》中居然也出现了大臣跪奏的画面，其实是将清朝的情况视作中国历史常态了。但是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君臣之间是比较平等的同坐之礼，或至少没有跪奏和三跪九叩，君臣之间更接近师友关系而非主奴。
先秦时代，君臣之间都是温情脉脉的亲戚，如甲骨中的子组、午组卜辞的主人，就是商王兄弟或从兄弟，君臣兼兄弟之伦。周王称呼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呼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尚书·顾命》就记载大臣拜周王，周王回礼答拜。君臣之间互相拜，在人格上是互相尊重的。对于商朝后裔建立的宋国，周王对宋国君主之间更是行宾主之礼，而非君臣之礼。《礼记·曲礼下》就说国君对大夫以上的臣都要答拜，
秦朝实行尊君卑臣的制度，叔孙通制作上朝礼仪，可以达到令“群臣震恐”的效果，朱熹早就看透叔孙通这套“礼仪”不过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这套能让大臣吓得哆嗦的“礼制”，却深受皇帝的喜爱。叔孙通让群臣震恐之后，刘邦就感慨自己终于知道皇帝的尊贵了。尽管秦汉以来，尊君卑臣成为大背景，但汉代皇帝见丞相仍要起立，以示尊敬。
晋朝以后一直到唐，君主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像先秦一样，不称呼大臣的名，而是称呼字或者官职，以表示尊敬。顾炎武就举了南北朝、隋唐时期多个例子，如《南史》中梁武帝称呼蔡撙的姓名，蔡撙并不回答，直到梁武帝改称“蔡尚书”，他才回应，并告知“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因此“帝有惭色”。
唐以及五代，宰相见皇帝议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宋初宰相虽不再与皇帝同坐并赐茶，而是站着议事，但其他大臣仍时有同坐并赐茶的礼遇，如真宗时杨亿担任顾问，就同坐并赐茶 ；理宗时真德秀经筵上讲课完毕，也是同坐赐茶，类似的还有一些例子。此外，宋代君臣常有“夜对”论事，也往往“命坐赐酒”，君臣之间亲密如“僚友”（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 年 3 期）。
跪奏最早出现在女真统治下的金国，《金史》记载金国的宰相高汝砺向金宣宗跪奏。古代北方诸族重视主奴关系，赵翼就发现从鲜卑开始到金元，多有杖打大臣的情况，“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但南朝的情况就较好，至于“金元二朝此风尤盛”，“元时官吏杖罚之制，更烈于前代矣”（《陔余丛考》卷二十七）。陶晋生先生就指出，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经常有对大臣的笞刑，在完颜阿骨打时期，就普遍对本族臣下实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则开始鞭笞汉族士大夫。“这种野蛮的刑罚，后来才叫作‘廷杖’，在元、明两代继续使用，是屈辱士大夫的有效方法 。”（《金代的政治冲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类》第二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P1708—1709） 。
金、元不仅鞭打、杖打士大夫，而且元朝还大汗还可以下令朝堂上打大臣的脸，也没有任何人的异议。元成宗时杖打了平章、御史后，居消息传出后，居然“众呼万岁”。明代廷杖是从元朝继承而来。
到了清朝也打大臣，如康熙就号称“朕于他人欲打即打，若御史、给事中，亦必思而后打之”。杖打大臣，正是因为他们将臣视为家奴或养狗，《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就记载，皇太极训斥大臣，说养狗“畜养日久，尚收其益”，但这些大臣没用，所以“曾鹰犬之不若”，直接用养狗来比喻他和大臣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被视为养狗，随时可以被主人鞭打的主奴关系背景下，金国的高汝砺才选择了跪奏，并从此形成了新的制度。
《续资治通鉴》记载，文天祥被召去见元朝宰相，他说南宋都只是作揖，元朝才是下跪，我是宋人，当然应该行宋的礼仪，而不是下跪。窝阔台时期，臣下见到大汗就需要跪拜，而忽必烈时期出现了跪奏，所谓“皆跪奏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到了明朝，君权更为集中，还继承了金元杖打大臣的传统，发展为廷杖。另一方面，继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为了彰显皇权的强大，发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礼仪。
清朝在入关中原之前，就发明了一套比明朝五拜三叩首更加尊君卑臣的礼仪，即三跪九叩，入关以后便将这套东西推广全国。《清会典》规定 ：“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即所有君臣之礼都使用三跪九叩。同时，清朝也坚持跪奏制度。据清人《啸亭杂录》记载，乾隆十三年，一个叫刘于义的大臣因为跪得太久，居然被活活跪死。这种跪奏不但贬低士大夫的人格，而且更是对体力和耐力的严重消磨。
http://m.stnn.cc/pcarticle/619354
近1000年来，北方有600多年都是被胡人统治，
就像“下跪”这个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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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跪拜的礼节！跪拜是“胡礼”我们都被清朝人给骗了！
现在我们往往能从古装剧中看到古人动不动的就给人跪下，见到皇帝要下跪，见到官员要下跪，可以说是只要比你级别高的，你好像都得“跪”一下？
因此许许多多的人认为跪拜礼是中华文化传统之一，使我们的文化中的毒瘤！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大家都被清朝人骗了！
古代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跪拜行为的！明朝史书中有一段关于朱元璋的命令，告诉了我们大家事实的真相！“我看到大家在婚宴喝酒的时候大多遵循胡礼，并且其中大多把跪拜当做礼节”，于是朱元璋下令“礼部官员将下跪定为礼仪，其他的胡礼，都不能再使用。”
甚至于朱元璋这个强迫症，为了规范还对跪拜礼做了规定：1见到皇帝的时候，只有非常重要的事，才需要跪拜2日常官员见面主要用揖拜礼，朱元璋的要求主要是揖拜礼，其中也有少部分的跪拜礼。
但是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元朝之后，元朝的统治者给国家中带来“胡礼”也就很清楚的知道，宋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跪拜礼”这一说法！在明朝，官员们都多次要求取缔跪拜礼，提倡宋朝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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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把清代“三跪九叩”的陋习强加给唐代
清宫剧流行，很多人认为三跪九叩、对皇帝磕头、跪着谈事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甚至一些唐代背景的电视剧如《唐明皇》《大明宫词》中居然也出现了大臣跪奏的画面，其实是将清朝的情况视作中国历史常态了。但是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君臣之间是比较平等的同坐之礼，或至少没有跪奏和三跪九叩，君臣之间更接近师友关系而非主奴。
先秦时代，君臣之间都是温情脉脉的亲戚，如甲骨中的子组、午组卜辞的主人，就是商王兄弟或从兄弟，君臣兼兄弟之伦。周王称呼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呼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尚书·顾命》就记载大臣拜周王，周王回礼答拜。君臣之间互相拜，在人格上是互相尊重的。对于商朝后裔建立的宋国，周王对宋国君主之间更是行宾主之礼，而非君臣之礼。《礼记·曲礼下》就说国君对大夫以上的臣都要答拜，
秦朝实行尊君卑臣的制度，叔孙通制作上朝礼仪，可以达到令“群臣震恐”的效果，朱熹早就看透叔孙通这套“礼仪”不过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这套能让大臣吓得哆嗦的“礼制”，却深受皇帝的喜爱。叔孙通让群臣震恐之后，刘邦就感慨自己终于知道皇帝的尊贵了。尽管秦汉以来，尊君卑臣成为大背景，但汉代皇帝见丞相仍要起立，以示尊敬。
晋朝以后一直到唐，君主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像先秦一样，不称呼大臣的名，而是称呼字或者官职，以表示尊敬。顾炎武就举了南北朝、隋唐时期多个例子，如《南史》中梁武帝称呼蔡撙的姓名，蔡撙并不回答，直到梁武帝改称“蔡尚书”，他才回应，并告知“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因此“帝有惭色”。
唐以及五代，宰相见皇帝议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宋初宰相虽不再与皇帝同坐并赐茶，而是站着议事，但其他大臣仍时有同坐并赐茶的礼遇，如真宗时杨亿担任顾问，就同坐并赐茶 ；理宗时真德秀经筵上讲课完毕，也是同坐赐茶，类似的还有一些例子。此外，宋代君臣常有“夜对”论事，也往往“命坐赐酒”，君臣之间亲密如“僚友”（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 年 3 期）。
跪奏最早出现在女真统治下的金国，《金史》记载金国的宰相高汝砺向金宣宗跪奏。古代北方诸族重视主奴关系，赵翼就发现从鲜卑开始到金元，多有杖打大臣的情况，“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但南朝的情况就较好，至于“金元二朝此风尤盛”，“元时官吏杖罚之制，更烈于前代矣”（《陔余丛考》卷二十七）。陶晋生先生就指出，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经常有对大臣的笞刑，在完颜阿骨打时期，就普遍对本族臣下实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则开始鞭笞汉族士大夫。“这种野蛮的刑罚，后来才叫作‘廷杖’，在元、明两代继续使用，是屈辱士大夫的有效方法 。”（《金代的政治冲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类》第二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P1708—1709） 。
金、元不仅鞭打、杖打士大夫，而且元朝还大汗还可以下令朝堂上打大臣的脸，也没有任何人的异议。元成宗时杖打了平章、御史后，居消息传出后，居然“众呼万岁”。明代廷杖是从元朝继承而来。
到了清朝也打大臣，如康熙就号称“朕于他人欲打即打，若御史、给事中，亦必思而后打之”。杖打大臣，正是因为他们将臣视为家奴或养狗，《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就记载，皇太极训斥大臣，说养狗“畜养日久，尚收其益”，但这些大臣没用，所以“曾鹰犬之不若”，直接用养狗来比喻他和大臣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被视为养狗，随时可以被主人鞭打的主奴关系背景下，金国的高汝砺才选择了跪奏，并从此形成了新的制度。
《续资治通鉴》记载，文天祥被召去见元朝宰相，他说南宋都只是作揖，元朝才是下跪，我是宋人，当然应该行宋的礼仪，而不是下跪。窝阔台时期，臣下见到大汗就需要跪拜，而忽必烈时期出现了跪奏，所谓“皆跪奏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到了明朝，君权更为集中，还继承了金元杖打大臣的传统，发展为廷杖。另一方面，继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为了彰显皇权的强大，发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礼仪。
清朝在入关中原之前，就发明了一套比明朝五拜三叩首更加尊君卑臣的礼仪，即三跪九叩，入关以后便将这套东西推广全国。《清会典》规定 ：“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即所有君臣之礼都使用三跪九叩。同时，清朝也坚持跪奏制度。据清人《啸亭杂录》记载，乾隆十三年，一个叫刘于义的大臣因为跪得太久，居然被活活跪死。这种跪奏不但贬低士大夫的人格，而且更是对体力和耐力的严重消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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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往南就粉红少，南方相对较富裕。应该是越穷越粉红，不信的话楼主看看富二代和红三代有几个真粉红的就知道了
就我上学接触过的几个广东人而言，有超级粉的粉红，没有反贼，而且都是大学生，都能接收到墙外信息。
反而我在东北18线城市老家有非常反的反贼朋友，并且他成了我人生的重要指路人。
我认为既得利益/铁拳很重要，至少比地理因素重要。广东尤其是珠三角是改革开放受益最大的地区，最能感受到这些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
教育水平也是产出反贼的重要因素，广东的教育不匹配经济实力，广州相对北上弱太多，深圳更不必提。
另，可能只是我感觉，但岭南文化里有很强的爱国情怀，比大多中原文化还强（以至于中央稍微安顿一下就能出现08年的香港）。
综上，加上自己感受，我认为广东反贼势力并没有那么强。
而潮汕是被抛弃的特区，比珠三角反可以理解。
东北一辈人经历过国企改革的铁拳，我觉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反。
湖北为什么在那张地图上是蓝色我不太清楚，我猜跟三峡移民有关。但经历这次肺炎之后，我估计湖北会超级蓝了。
反而我在东北18线城市老家有非常反的反贼朋友，并且他成了我人生的重要指路人。
我认为既得利益/铁拳很重要，至少比地理因素重要。广东尤其是珠三角是改革开放受益最大的地区，最能感受到这些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
教育水平也是产出反贼的重要因素，广东的教育不匹配经济实力，广州相对北上弱太多，深圳更不必提。
另，可能只是我感觉，但岭南文化里有很强的爱国情怀，比大多中原文化还强（以至于中央稍微安顿一下就能出现08年的香港）。
综上，加上自己感受，我认为广东反贼势力并没有那么强。
而潮汕是被抛弃的特区，比珠三角反可以理解。
东北一辈人经历过国企改革的铁拳，我觉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反。
湖北为什么在那张地图上是蓝色我不太清楚，我猜跟三峡移民有关。但经历这次肺炎之后，我估计湖北会超级蓝了。
我生活在北方的某沿海城市，反贼还是很多的。我记得我高三班主任在高考之前最后一下午给我们讲了一下午关于89、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因为他就是89年去天安门的学生其中一个，他说如果他教历史，估计中国历史课就不能讲课本了，课本都是糊弄人的。
后来，他送我们高考之后又带了一届高三（从高一带到毕业）之后就退休了，20年过年前我们几个同学聚会叫他去了，才知道，他对我们说的话从他当班主任起，每一届高三都说，真的很佩服这样的老师。
后来，他送我们高考之后又带了一届高三（从高一带到毕业）之后就退休了，20年过年前我们几个同学聚会叫他去了，才知道，他对我们说的话从他当班主任起，每一届高三都说，真的很佩服这样的老师。
北方鞑化比较严重，奴性比南方强多了，
近1000年来，北方有600多年都是被胡人统治，
就像“下跪”这个陋习
=================
中国没有跪拜的礼节！跪拜是“胡礼”我们都被清朝人给骗了！
现在我们往往能从古装剧中看到古人动不动的就给人跪下，见到皇帝要下跪，见到官员要下跪，可以说是只要比你级别高的，你好像都得“跪”一下？
因此许许多多的人认为跪拜礼是中华文化传统之一，使我们的文化中的毒瘤！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大家都被清朝人骗了！
古代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跪拜行为的！明朝史书中有一段关于朱元璋的命令，告诉了我们大家事实的真相！“我看到大家在婚宴喝酒的时候大多遵循胡礼，并且其中大多把跪拜当做礼节”，于是朱元璋下令“礼部官员将下跪定为礼仪，其他的胡礼，都不能再使用。”
甚至于朱元璋这个强迫症，为了规范还对跪拜礼做了规定：1见到皇帝的时候，只有非常重要的事，才需要跪拜2日常官员见面主要用揖拜礼，朱元璋的要求主要是揖拜礼，其中也有少部分的跪拜礼。
但是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元朝之后，元朝的统治者给国家中带来“胡礼”也就很清楚的知道，宋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跪拜礼”这一说法！在明朝，官员们都多次要求取缔跪拜礼，提倡宋朝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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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把清代“三跪九叩”的陋习强加给唐代
清宫剧流行，很多人认为三跪九叩、对皇帝磕头、跪着谈事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甚至一些唐代背景的电视剧如《唐明皇》《大明宫词》中居然也出现了大臣跪奏的画面，其实是将清朝的情况视作中国历史常态了。但是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君臣之间是比较平等的同坐之礼，或至少没有跪奏和三跪九叩，君臣之间更接近师友关系而非主奴。
先秦时代，君臣之间都是温情脉脉的亲戚，如甲骨中的子组、午组卜辞的主人，就是商王兄弟或从兄弟，君臣兼兄弟之伦。周王称呼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呼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尚书·顾命》就记载大臣拜周王，周王回礼答拜。君臣之间互相拜，在人格上是互相尊重的。对于商朝后裔建立的宋国，周王对宋国君主之间更是行宾主之礼，而非君臣之礼。《礼记·曲礼下》就说国君对大夫以上的臣都要答拜，
秦朝实行尊君卑臣的制度，叔孙通制作上朝礼仪，可以达到令“群臣震恐”的效果，朱熹早就看透叔孙通这套“礼仪”不过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这套能让大臣吓得哆嗦的“礼制”，却深受皇帝的喜爱。叔孙通让群臣震恐之后，刘邦就感慨自己终于知道皇帝的尊贵了。尽管秦汉以来，尊君卑臣成为大背景，但汉代皇帝见丞相仍要起立，以示尊敬。
晋朝以后一直到唐，君主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像先秦一样，不称呼大臣的名，而是称呼字或者官职，以表示尊敬。顾炎武就举了南北朝、隋唐时期多个例子，如《南史》中梁武帝称呼蔡撙的姓名，蔡撙并不回答，直到梁武帝改称“蔡尚书”，他才回应，并告知“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因此“帝有惭色”。
唐以及五代，宰相见皇帝议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宋初宰相虽不再与皇帝同坐并赐茶，而是站着议事，但其他大臣仍时有同坐并赐茶的礼遇，如真宗时杨亿担任顾问，就同坐并赐茶 ；理宗时真德秀经筵上讲课完毕，也是同坐赐茶，类似的还有一些例子。此外，宋代君臣常有“夜对”论事，也往往“命坐赐酒”，君臣之间亲密如“僚友”（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 年 3 期）。
跪奏最早出现在女真统治下的金国，《金史》记载金国的宰相高汝砺向金宣宗跪奏。古代北方诸族重视主奴关系，赵翼就发现从鲜卑开始到金元，多有杖打大臣的情况，“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但南朝的情况就较好，至于“金元二朝此风尤盛”，“元时官吏杖罚之制，更烈于前代矣”（《陔余丛考》卷二十七）。陶晋生先生就指出，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经常有对大臣的笞刑，在完颜阿骨打时期，就普遍对本族臣下实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则开始鞭笞汉族士大夫。“这种野蛮的刑罚，后来才叫作‘廷杖’，在元、明两代继续使用，是屈辱士大夫的有效方法 。”（《金代的政治冲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类》第二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P1708—1709） 。
金、元不仅鞭打、杖打士大夫，而且元朝还大汗还可以下令朝堂上打大臣的脸，也没有任何人的异议。元成宗时杖打了平章、御史后，居消息传出后，居然“众呼万岁”。明代廷杖是从元朝继承而来。
到了清朝也打大臣，如康熙就号称“朕于他人欲打即打，若御史、给事中，亦必思而后打之”。杖打大臣，正是因为他们将臣视为家奴或养狗，《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就记载，皇太极训斥大臣，说养狗“畜养日久，尚收其益”，但这些大臣没用，所以“曾鹰犬之不若”，直接用养狗来比喻他和大臣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被视为养狗，随时可以被主人鞭打的主奴关系背景下，金国的高汝砺才选择了跪奏，并从此形成了新的制度。
《续资治通鉴》记载，文天祥被召去见元朝宰相，他说南宋都只是作揖，元朝才是下跪，我是宋人，当然应该行宋的礼仪，而不是下跪。窝阔台时期，臣下见到大汗就需要跪拜，而忽必烈时期出现了跪奏，所谓“皆跪奏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到了明朝，君权更为集中，还继承了金元杖打大臣的传统，发展为廷杖。另一方面，继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为了彰显皇权的强大，发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礼仪。
清朝在入关中原之前，就发明了一套比明朝五拜三叩首更加尊君卑臣的礼仪，即三跪九叩，入关以后便将这套东西推广全国。《清会典》规定 ：“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即所有君臣之礼都使用三跪九叩。同时，清朝也坚持跪奏制度。据清人《啸亭杂录》记载，乾隆十三年，一个叫刘于义的大臣因为跪得太久，居然被活活跪死。这种跪奏不但贬低士大夫的人格，而且更是对体力和耐力的严重消磨。
近1000年来，北方有600多年都是被胡人统治，
就像“下跪”这个陋习
=================
中国没有跪拜的礼节！跪拜是“胡礼”我们都被清朝人给骗了！
现在我们往往能从古装剧中看到古人动不动的就给人跪下，见到皇帝要下跪，见到官员要下跪，可以说是只要比你级别高的，你好像都得“跪”一下？
因此许许多多的人认为跪拜礼是中华文化传统之一，使我们的文化中的毒瘤！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其实大家都被清朝人骗了！
古代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跪拜行为的！明朝史书中有一段关于朱元璋的命令，告诉了我们大家事实的真相！“我看到大家在婚宴喝酒的时候大多遵循胡礼，并且其中大多把跪拜当做礼节”，于是朱元璋下令“礼部官员将下跪定为礼仪，其他的胡礼，都不能再使用。”
甚至于朱元璋这个强迫症，为了规范还对跪拜礼做了规定：1见到皇帝的时候，只有非常重要的事，才需要跪拜2日常官员见面主要用揖拜礼，朱元璋的要求主要是揖拜礼，其中也有少部分的跪拜礼。
但是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元朝之后，元朝的统治者给国家中带来“胡礼”也就很清楚的知道，宋朝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跪拜礼”这一说法！在明朝，官员们都多次要求取缔跪拜礼，提倡宋朝的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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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剧流行，很多人认为三跪九叩、对皇帝磕头、跪着谈事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甚至一些唐代背景的电视剧如《唐明皇》《大明宫词》中居然也出现了大臣跪奏的画面，其实是将清朝的情况视作中国历史常态了。但是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君臣之间是比较平等的同坐之礼，或至少没有跪奏和三跪九叩，君臣之间更接近师友关系而非主奴。
先秦时代，君臣之间都是温情脉脉的亲戚，如甲骨中的子组、午组卜辞的主人，就是商王兄弟或从兄弟，君臣兼兄弟之伦。周王称呼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呼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尚书·顾命》就记载大臣拜周王，周王回礼答拜。君臣之间互相拜，在人格上是互相尊重的。对于商朝后裔建立的宋国，周王对宋国君主之间更是行宾主之礼，而非君臣之礼。《礼记·曲礼下》就说国君对大夫以上的臣都要答拜，
秦朝实行尊君卑臣的制度，叔孙通制作上朝礼仪，可以达到令“群臣震恐”的效果，朱熹早就看透叔孙通这套“礼仪”不过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这套能让大臣吓得哆嗦的“礼制”，却深受皇帝的喜爱。叔孙通让群臣震恐之后，刘邦就感慨自己终于知道皇帝的尊贵了。尽管秦汉以来，尊君卑臣成为大背景，但汉代皇帝见丞相仍要起立，以示尊敬。
晋朝以后一直到唐，君主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像先秦一样，不称呼大臣的名，而是称呼字或者官职，以表示尊敬。顾炎武就举了南北朝、隋唐时期多个例子，如《南史》中梁武帝称呼蔡撙的姓名，蔡撙并不回答，直到梁武帝改称“蔡尚书”，他才回应，并告知“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因此“帝有惭色”。
唐以及五代，宰相见皇帝议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宋初宰相虽不再与皇帝同坐并赐茶，而是站着议事，但其他大臣仍时有同坐并赐茶的礼遇，如真宗时杨亿担任顾问，就同坐并赐茶 ；理宗时真德秀经筵上讲课完毕，也是同坐赐茶，类似的还有一些例子。此外，宋代君臣常有“夜对”论事，也往往“命坐赐酒”，君臣之间亲密如“僚友”（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 年 3 期）。
跪奏最早出现在女真统治下的金国，《金史》记载金国的宰相高汝砺向金宣宗跪奏。古代北方诸族重视主奴关系，赵翼就发现从鲜卑开始到金元，多有杖打大臣的情况，“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但南朝的情况就较好，至于“金元二朝此风尤盛”，“元时官吏杖罚之制，更烈于前代矣”（《陔余丛考》卷二十七）。陶晋生先生就指出，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经常有对大臣的笞刑，在完颜阿骨打时期，就普遍对本族臣下实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则开始鞭笞汉族士大夫。“这种野蛮的刑罚，后来才叫作‘廷杖’，在元、明两代继续使用，是屈辱士大夫的有效方法 。”（《金代的政治冲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类》第二册，中华书局 2009 年版，P1708—1709） 。
金、元不仅鞭打、杖打士大夫，而且元朝还大汗还可以下令朝堂上打大臣的脸，也没有任何人的异议。元成宗时杖打了平章、御史后，居消息传出后，居然“众呼万岁”。明代廷杖是从元朝继承而来。
到了清朝也打大臣，如康熙就号称“朕于他人欲打即打，若御史、给事中，亦必思而后打之”。杖打大臣，正是因为他们将臣视为家奴或养狗，《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就记载，皇太极训斥大臣，说养狗“畜养日久，尚收其益”，但这些大臣没用，所以“曾鹰犬之不若”，直接用养狗来比喻他和大臣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被视为养狗，随时可以被主人鞭打的主奴关系背景下，金国的高汝砺才选择了跪奏，并从此形成了新的制度。
《续资治通鉴》记载，文天祥被召去见元朝宰相，他说南宋都只是作揖，元朝才是下跪，我是宋人，当然应该行宋的礼仪，而不是下跪。窝阔台时期，臣下见到大汗就需要跪拜，而忽必烈时期出现了跪奏，所谓“皆跪奏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到了明朝，君权更为集中，还继承了金元杖打大臣的传统，发展为廷杖。另一方面，继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为了彰显皇权的强大，发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礼仪。
清朝在入关中原之前，就发明了一套比明朝五拜三叩首更加尊君卑臣的礼仪，即三跪九叩，入关以后便将这套东西推广全国。《清会典》规定 ：“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即所有君臣之礼都使用三跪九叩。同时，清朝也坚持跪奏制度。据清人《啸亭杂录》记载，乾隆十三年，一个叫刘于义的大臣因为跪得太久，居然被活活跪死。这种跪奏不但贬低士大夫的人格，而且更是对体力和耐力的严重消磨。
差不多，同在广东省
我印象最深的是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布的时候，我当时的语文老师给我们讲刘晓波的事情
小学的时候了
补充：广东这边的有线电视能收到香港的台（翡翠台 / 本港台这些）
但是也是受审查的，很多时候看香港台新闻的时候遇到对党国不利的都会被 cut 掉（强插广告）
每当这个时候我家人都爆骂共惨党
我印象最深的是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布的时候，我当时的语文老师给我们讲刘晓波的事情
小学的时候了
补充：广东这边的有线电视能收到香港的台（翡翠台 / 本港台这些）
但是也是受审查的，很多时候看香港台新闻的时候遇到对党国不利的都会被 cut 掉（强插广告）
每当这个时候我家人都爆骂共惨党
我一直认为上海相对向右，但我身在国外，看到了身边那些特有钱的上海人，出乎意料，很红。不过事后想想，毕竟是韭菜体制的直接受益人。正常。
所以我认为这真的因人而异。教育水平也不是绝对。有些人就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对事实充耳不闻。明明身在海外，却还要天天歌颂共产党。我这当地的华人电台几年前也给共产党买通了，我开车偶尔听听都感觉在听新闻联播。
共产党渗透力太强了。
所以我认为这真的因人而异。教育水平也不是绝对。有些人就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对事实充耳不闻。明明身在海外，却还要天天歌颂共产党。我这当地的华人电台几年前也给共产党买通了，我开车偶尔听听都感觉在听新闻联播。
共产党渗透力太强了。
不能吧，有没有东北人，给我点个赞。我大概统计一下老乡人数。
有非常多广东人支持香港警察、敌视香港人、印象而言
你以为南方系媒体和你开玩笑呢？俺身处北方，这边是真的烂
可是廣東也有這個畫風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wLJ_NduOg
不知道當地人對這段新聞是怎麽看的。
不知道當地人對這段新聞是怎麽看的。
我有一种错觉，觉得品葱的大陆人，大部分都是广东壬@@
东北三省出道的粉蛆大明星都不如广东一省多。
外向型经济越强地方洗脑效果越差 离心力越强
比如同样南方的江西就是革命老区洗脑程度很深
比如同样南方的江西就是革命老区洗脑程度很深
我覺得不一定，湖南與重慶是毛左的重災區，反而北京有很多接受自由主義的民運人士。
最藍的地方也超不過20%, 浙江人對周圍人的個人印象而言
多个变量决定。
如果非要单一变量，南北还不如东西好使。
南边的广西很红（在西边）。
南边的贵州红中红（在西边）。
南边的湖南红得发紧（在西边）。
北边的北京反而很多明白人（在东边）。
当然，东西也不绝对。
东边的山东也红。
东边的安徽江西也红。
最终决定因素是接触外界的程度。就算是大家都说很红的东北，也有大连这种地方，据我所知很精日。
如果非要单一变量，南北还不如东西好使。
南边的广西很红（在西边）。
南边的贵州红中红（在西边）。
南边的湖南红得发紧（在西边）。
北边的北京反而很多明白人（在东边）。
当然，东西也不绝对。
东边的山东也红。
东边的安徽江西也红。
最终决定因素是接触外界的程度。就算是大家都说很红的东北，也有大连这种地方，据我所知很精日。
感觉和地域关系不大吧，主要看生活年代。我爷爷30年代出生，反共。我爸妈60年代出生，老粉红。我90后，和我爷爷一样。
個人感覺是越沿海越開放，越貿易越開放
廣東、福建、浙江……這條路上來相對粉紅較内陸的湖河南北組要少多了
廣東尤其離香港近所以可能容易受到影響吧
廣東、福建、浙江……這條路上來相對粉紅較内陸的湖河南北組要少多了
廣東尤其離香港近所以可能容易受到影響吧
经过反送中和武汉肺炎，发现广东不少90红到发紫，觉醒的是少数中的少数，一个群里见可能也就几个人。就连之前保卫粤语也越来越少见了。
并不是很认同地理位置越靠南方就越反贼这种说法
反贼还是粉红，跟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跟从哪里来倒是关系不大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家乡位于墙国中原地区某内陆农业大省，也就是品葱上某些人声称的所谓奴性，支性比较重的地区。可据我自己来看，我在思想上可比我那几个广东还有浙江的同学要开放多了。我有几个浙江同学的思想可是比我还要粉红多少倍都不止。
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我从小就脱离了匪共的教育体系，没有受到长年的洗脑
虽然家里没多少钱，但总归是清醒的
反之那几个浙江同学由于常年在体制内受教育，自身思想多多少少有些粉红的印记去不掉了。而且他们家里也不缺钱，这更加重了岁静和粉红的可能性
反贼还是粉红，跟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跟从哪里来倒是关系不大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家乡位于墙国中原地区某内陆农业大省，也就是品葱上某些人声称的所谓奴性，支性比较重的地区。可据我自己来看，我在思想上可比我那几个广东还有浙江的同学要开放多了。我有几个浙江同学的思想可是比我还要粉红多少倍都不止。
究其原因，还不是因为我从小就脱离了匪共的教育体系，没有受到长年的洗脑
虽然家里没多少钱，但总归是清醒的
反之那几个浙江同学由于常年在体制内受教育，自身思想多多少少有些粉红的印记去不掉了。而且他们家里也不缺钱，这更加重了岁静和粉红的可能性
广东也就剩下潮汕地区相对还有点反贼，这是我多年在广东到处跑的观察，其他地方真的被中共赤化严重
听说福建老板每天必看新闻联播 十年如一日，过后还要和其他老板一起讨论常委名字出现顺序 新闻报道顺序等。可能是这边沿海做生意的人较多 对于各种方面的信息都要获得比其他人更多更广，慢慢的就有反贼策反一个粉红，两个反贼策反四个粉红....
我吴越是被殖民的，心里面就没从过！吴越未来是必然要独立的。
zhao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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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道理。
当朝戈培尔是上海长大的吧？
炮党的创始人是广东人吧？
蔡奇这个酷吏是哪里出来的？
恰恰相反，东南沿海这些人是秦制最坚定的信徒，他们总能从洋人那里学到最垃圾的东西来为秦制所用。他们所谓的反共也不过是TG抽了他们一点税嗷嗷叫，本质上说他们跟其他地方的天朝人并没有任何不同。
当朝戈培尔是上海长大的吧？
炮党的创始人是广东人吧？
蔡奇这个酷吏是哪里出来的？
恰恰相反，东南沿海这些人是秦制最坚定的信徒，他们总能从洋人那里学到最垃圾的东西来为秦制所用。他们所谓的反共也不过是TG抽了他们一点税嗷嗷叫，本质上说他们跟其他地方的天朝人并没有任何不同。
局部同意你的說法。
畢竟廣東人小時候都是看香港台長大的，對春晚也沒什麼文化認同感，覺得很難笑。以前遇到的幾個歷史老師都會給我們上「拓展內容」。
但是現在有覺得從小抓洗腦抓的嚴重了，資訊控制也越來越嚴重，看香港新聞台也經常會被切掉。
畢竟廣東人小時候都是看香港台長大的，對春晚也沒什麼文化認同感，覺得很難笑。以前遇到的幾個歷史老師都會給我們上「拓展內容」。
但是現在有覺得從小抓洗腦抓的嚴重了，資訊控制也越來越嚴重，看香港新聞台也經常會被切掉。
南方交税太多，北方反之。而且语言上有隔阂。
当然，这是由支匪畸形的策略造成的
当然，这是由支匪畸形的策略造成的
北京小市民私底下都罵共黨，哪來的越北越紅？
反正越穷的地方越无脑红倒是真的，语言毫无逻辑，自身教养素质极差
我觉得粉不粉，看个人。毕竟墙内从小到大教育都有思想政治课，个个学生都必修。真的是修行看自己。我不能说哪里多哪里少。但是以为自己接触过的人来讲，沿海各省粉红不比内陆省份少。因为沿海省份享受到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红利更多，更直接。很多人都对自己逐渐提高的生活水平，感恩戴德。
为何我感觉我认识的南方人年轻人都极红或者岁静？包括港澳台人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要跟大陆人交往才做出两面的样子 真的一片红到没眼看
自以为是而已，天下乌鸦一般黑。
南方经济发达不假，但是也是匪共首先掠夺的肥肉。习匪上台这么多年南方一直被疯狂掠夺，却不见什么动静，
南方经济发达不假，但是也是匪共首先掠夺的肥肉。习匪上台这么多年南方一直被疯狂掠夺，却不见什么动静，
根据我生活经验，我觉得是大部分江南地区的吧，毕竟国民政府后期军政党财各高层大部分都是英美留学回来的江浙人，而且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都在江浙一带
你真不了解天津，反贼多着呢！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不觉得，香港反送中的时候隔壁深圳都被洗得一干二净，根本不知道香港事件的真相
不，我是广东人，按照我的经验，我身边的朋友极少极少是反贼。
当我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真的真的是失望极了。
后来我想想又觉得理解了，广东从近代以来都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反贼要起事多是从广东起，对于这样的地方共匪肯定是要严防死守，强力洗脑的！！
我不得不说共匪的洗脑真是成功极了（悲），所以我的广东家人，朋友绝大部分都是粉红（极悲）。
当我注意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真的真的是失望极了。
后来我想想又觉得理解了，广东从近代以来都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反贼要起事多是从广东起，对于这样的地方共匪肯定是要严防死守，强力洗脑的！！
我不得不说共匪的洗脑真是成功极了（悲），所以我的广东家人，朋友绝大部分都是粉红（极悲）。
跟蒋介石故乡的人聊过，他们非常希望当年胜利的是中正
珠三角算是目睹中國經濟發展壯大的受益者，真正相信中國正在向著民族復興大步前進，培養出的粉紅比内陸更死心塌地。經濟條件更好，文明程度更高，粵匪更擅長僞裝滲透文明世界。究竟是東北低素質戰狼還是家境良好的廣東愛國留學生對世界危害更大，想想便知。
确实是有一定的地理因素，我在北方感觉奴性思想特别严重，洗脑程度很厉害，南方反而没有这种感觉，或许是南方接触的思想比较现金。
基本上是越靠南边越弱，山高皇帝远，南方没有太多什么革命地区，新中国成立时南方基本上还是国民党的地盘，听奶奶说解放军打过来时他们农民就像躲日本一样躲解放军（也有可能是不知情，恐慌），朋友说他们高中老师也讲过64，不过只是粗略讲了一下，称为“89动乱”，64不敢明说出来。
同时建议大家不要太详细说出自己的地理位置
同时建议大家不要太详细说出自己的地理位置
蓝色药丸2
黑名单
越富越有良心，越穷越没人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定理
這個問題因人而異吧！南方也有深紅的五毛，北方也有清醒的頭腦。總的來說，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如廣州、上海等地，被洗腦程度越低。
取决于是否有民族身份认同感，黑格尔的民族自决，就拿两广的例子，从DNA上来看，大部分人都是越人的后代，只是在文化上被部分汉化，广东只有潮汕地区是由北方迁徙的人聚集。
广东人从小接受的价值观都是来自本土和香港的，广东话夹杂着对事物的价值取态，而非被意识形态所操纵。
还有市场方面，（交易、投资过的应该明白），相信市场的人一般都懂得去敬畏不确定性（市场、自然），不会被历史决定论（历史预言）所动摇，深知自己的无知，广东在这方面相对开放的市场经济，带来经济活力，这是改革开放后的底层逻辑。
广东人从小接受的价值观都是来自本土和香港的，广东话夹杂着对事物的价值取态，而非被意识形态所操纵。
还有市场方面，（交易、投资过的应该明白），相信市场的人一般都懂得去敬畏不确定性（市场、自然），不会被历史决定论（历史预言）所动摇，深知自己的无知，广东在这方面相对开放的市场经济，带来经济活力，这是改革开放后的底层逻辑。
屁股決定腦袋，物質影響意識。
拿中共（中國）錢多的人不容易成為反賊；
太窮的地方意識形態還停留在毛時代和鄧時代之間；
附近有深山老林或高山的地區容易普遍出反賊或吸引反賊，如西藏北部，四川，新疆北部，雲南邊境等等。
北方人心思比較簡單，生活也比較簡單，出反賊要看個人品質。
南方人心思比較複雜，有家族，有金錢，當中共威脅到他們的錢時，是很有概率變反賊或埋下日後禍根。
拿中共（中國）錢多的人不容易成為反賊；
太窮的地方意識形態還停留在毛時代和鄧時代之間；
附近有深山老林或高山的地區容易普遍出反賊或吸引反賊，如西藏北部，四川，新疆北部，雲南邊境等等。
北方人心思比較簡單，生活也比較簡單，出反賊要看個人品質。
南方人心思比較複雜，有家族，有金錢，當中共威脅到他們的錢時，是很有概率變反賊或埋下日後禍根。
其实原因很简单，都是靠海的地方，尤其是广东福建，华侨特别多。很多华侨们回国不但带回了资金，更带来了思想自由！而且亲情是土共比较不可能割断的。。。后面互联网的兴起，虽然土共拼命筑墙，但总有裂缝，阳光还是会照进黑暗里的，虽然很微弱。
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不是越富的地方反贼越多，而是贫富差距越大的地方反贼越多
很高兴，一楼的回复把苏南苏北分开说了，很好！支持一个！
定制式的个性化洗脑成本太高，所以洗脑作业必须采用大规模统一化的模式来运作。在信息接受不等的情况下，洗出逆反者将是常态。 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信息传播的成本，所以洗脑效果和经济水平有关，相对而言，南方正好又是经济发达地区。
准确来说，全国各地都是粉红多，反贼少，但南北主要区别在，南方沿海相对没那么关心政治，也没有那么排外。你单独去问一个广东人，大部分概率他是拥护统治，不支持反共理念的，但这份情怀在他日常生活里很微弱，几乎不影响任何选择，不提也想不到的那种。而很多北方人，无论反贼还是粉红，讨论政治都无处不在，官僚主义也会融入生活。或许南北方反贼粉红比例很接近，但是南方人不是政治脑，不重视政治，北方人则两者都旗帜鲜明，所以北方的粉红会显得更红。
樓主很可能沒去過廣西體驗愛黨愛國式傳銷，廣西文革紅小兵武鬥集體食人肉的
据我所知 海南又红又专的也不少
前一阵还说海南要搞自贸区 呵呵
中共只有撑不下去的时候才可能会搞自贸区 其他的不要想
前一阵还说海南要搞自贸区 呵呵
中共只有撑不下去的时候才可能会搞自贸区 其他的不要想
我廣東親戚就沒有人過年看春晚的，要不是看TVB翡翠台，就是關電視機然後打麻將，這邊的人普遍對春晚無憾。
北京的洗脑特别强，我有个北京同学，现在班上征集短视频，要求表现众志成城抵抗瘟疫，还在征集海报和表情包。
相对来说确实如此。主要原因是沿海发达城市，接触信息的可能性更大，出入境的人也多一些。东北和内地的，尤其东北，出国的也有很多小粉红，原因在于，他们在国内的时候接触信息的渠道都很闭塞，一般文化程度也不高，出去以打工为主，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因此让他们更爱自己的国家了。
但总的来说，即使身处沿海城市，也是要看个人的，要有自己的思想，且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或者说学识，才能认识到政府的反动
但总的来说，即使身处沿海城市，也是要看个人的，要有自己的思想，且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或者说学识，才能认识到政府的反动
不见得越靠南越弱 我是上海人 但是我发现在和很多广东人（不算深圳）说话的时候会很累 粉红广东人比例明显要比上海高
不是，比如四川历史上一直就具有革命精神，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这次成都七中的开学典礼致辞又轰动了全国。四川大学的学风也一直以包容、自由而闻名。
很大程度跟核心有关。
北方有北京这个亚洲权力中心之一。
北京有枪，没人敢说不。
南方有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有世界看着，北京不敢乱来。
核心发挥了很大的辐射作用。
反正南方自古以来都是高官被流放贬谪的地方。注定远离权力中心。
这个地球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皇帝/诗人/政治家会怎样？不知道。
但如果这个地球没有了欧美的牛顿爱迪生特斯拉福特，我知道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倒退，你的汽车火箭高铁电脑手机都不会存在。
北方有北京这个亚洲权力中心之一。
北京有枪，没人敢说不。
南方有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之一。
香港有世界看着，北京不敢乱来。
核心发挥了很大的辐射作用。
反正南方自古以来都是高官被流放贬谪的地方。注定远离权力中心。
这个地球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皇帝/诗人/政治家会怎样？不知道。
但如果这个地球没有了欧美的牛顿爱迪生特斯拉福特，我知道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倒退，你的汽车火箭高铁电脑手机都不会存在。
可爱的小葱
观察
是的，南边经济发达，离台湾香港近，福建人早早的就大规模移民外国了。北方落后地区才一天玩儿那些文革话术。
ps我不是地域黑我自己是北方人
ps我不是地域黑我自己是北方人
講個有趣的故事 是之前遇到的福建碩士生跟我說的
文革開始時 老毛有做過幾次講話
但是口音太重 他們那邊根本沒幾個人聽得懂
所以沒什麼人跟著打砸搶
文革開始時 老毛有做過幾次講話
但是口音太重 他們那邊根本沒幾個人聽得懂
所以沒什麼人跟著打砸搶
我也是汕头人啊。土共从我读小学就隐约听到父母在饭桌谈论土共的狗事。从小学我就对土共没有好感。但是近几年来太多人被维尼洗脑了。要么小粉红，要么岁静。太可怕的精神环境
广东离殖民地香港近，因为有接触香港各种条件的因素，思想传播，世界观放宽，现实主义等等都会帮广东南方人清晰头脑。
鸡蛋6只，糖呢就两茶匙，仲有D橙皮添。
来自广东的朋友不言自明
来自广东的朋友不言自明
我所接触的人里完全相反，北方一个比一个明白，南方的压根没思考过这些问题
恩 广东那边的客家人自诩正宗汉人 含支量也蛮高的
应该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就越反共，因为经济生活达到一定层次自然要开始追求作为人的其他权利，但是这些都和相对的经济收入不平衡，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就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生活没办法更加美好！
一个墙国人是粉红还是反贼，很多时候就是个人的悟性和造化，跟他们是哪里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很多墙国人移民到了美加澳新生活了多年，甚至加入了外国籍，一样还是粉红。因此，在这方面谈论墙内南方和北方的区别，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是靠海和靠近内亚的两侧比较弱，而这些省份往往出镜率比较高，偏粉红的那些就被你遗忘了。
北方就正相反，离两侧越远的出镜率越高。
北方就正相反，离两侧越远的出镜率越高。
北京，家裡除了某個女性長輩喜歡把「共產黨又沒少給你一口飯吃 又沒餓著你們 不知道你們都在抱怨什麼」掛在嘴邊之外，男性長輩都罵共產黨（只不過他們只是罵，並不想改變什麼，也不強求他們這些50後改變）
反倒是認識很多廣東小粉紅，一邊維護廣東話一邊為打壓廣東話的政府叫好。大寫的精神分裂。
反倒是認識很多廣東小粉紅，一邊維護廣東話一邊為打壓廣東話的政府叫好。大寫的精神分裂。
南方系，曾经看到一部小说很详细的写了这个，说是中央对南方系屡屡违抗中央旨意不满，决定敲打警告一下，于是派主角（主角是北京人，背景是军三代）空降到南方某城市任职某编制人员，目的是收集南方系的情报动态以向中央汇报，为日后中央收拾南方系做准备。
我自己是南方的，沒有接觸過太多全國各地的人。出國前我不關心政治，那時候還沒有牆，上網想看啥就看啥，但也不會特意去找「反賊」內容看。那時候同學上網也都是把注意力放在綜藝節目，日劇，遊戲，動漫。
後來出國讀書，忙於學習打工，根本沒有功夫去管政治話題，然後有一年突然就有了牆。我在牆外當然沒有感覺，牆內小夥伴也表示情緒穩定。但年復一年，發現牆內的小夥伴越離越遠了。
相比之下我感覺群裡的北方小夥伴顯得更紅一些，包子上台後的春晚也能看得有滋有味。
南方人我主要是在現實生活中接觸多一些，出國後認識一個南方來的官二代，ta倒是很坦誠，自己也說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黑幫，而ta很支持這個黑幫。
寫到這裡我突然發現⋯⋯現實中我竟然完全不認識大陸背景的「反賊」！細思極恐⋯⋯
後來出國讀書，忙於學習打工，根本沒有功夫去管政治話題，然後有一年突然就有了牆。我在牆外當然沒有感覺，牆內小夥伴也表示情緒穩定。但年復一年，發現牆內的小夥伴越離越遠了。
相比之下我感覺群裡的北方小夥伴顯得更紅一些，包子上台後的春晚也能看得有滋有味。
南方人我主要是在現實生活中接觸多一些，出國後認識一個南方來的官二代，ta倒是很坦誠，自己也說共產黨是中國最大的黑幫，而ta很支持這個黑幫。
寫到這裡我突然發現⋯⋯現實中我竟然完全不認識大陸背景的「反賊」！細思極恐⋯⋯
我觉得两广相对开放，早期对这边的洗脑比较少
保守主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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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疑问：山西国企现象严重、经济不算发达，为什么仍然能排到第7名，我能想到的理由是当地实在太过腐败，让人无法相信洗脑的那套东西。
成都的反贼不少。我们小区只要是社区布置什么事情下面就是七嘴八舌的问题，社区开展工作不容易。
sokabeikei
灰名单
我是海南人
海南的情況我可以說，又紅又支的海南人非常多
而且海南支性最重的都集中在海口以外的地區（三亞是旅遊城市，所以不提）
海南人支性都集中表現在：
重男輕女，雖然不溺女嬰，但一定要要求女方生男娃
海南男人很懶，女人反而很勤勞
海南男性家暴女性越來越多
懷了孕才能結婚
比較迷信
而且海南是最容易紅的省份，因為位處於熱帶地區，所以不愛獨立思考，只要有吃的就滿足了，因為這樣容易被共產黨統治，說個不好聽，海南人比大陸其他省份思想更像豬一些
我直到現在都沒有看到國民黨在海南的歷史，全是共產黨在海南的發展史
不過，貌似在東南亞的海南人相對開明一些，而在牆內的海南人完全費拉不堪
海南的情況我可以說，又紅又支的海南人非常多
而且海南支性最重的都集中在海口以外的地區（三亞是旅遊城市，所以不提）
海南人支性都集中表現在：
重男輕女，雖然不溺女嬰，但一定要要求女方生男娃
海南男人很懶，女人反而很勤勞
海南男性家暴女性越來越多
懷了孕才能結婚
比較迷信
而且海南是最容易紅的省份，因為位處於熱帶地區，所以不愛獨立思考，只要有吃的就滿足了，因為這樣容易被共產黨統治，說個不好聽，海南人比大陸其他省份思想更像豬一些
我直到現在都沒有看到國民黨在海南的歷史，全是共產黨在海南的發展史
不過，貌似在東南亞的海南人相對開明一些，而在牆內的海南人完全費拉不堪
理论上应该是越发达、对外交流越密切开放程度越高的地方思想应该更自由一些，但也不绝对，北京应该是个异类
因为对外交流越多的地区越明白土共是票什么货色
基本应该是越沿海地区，接触西方思想越多的地方越不粉红
应该还是遵从比较一维的经济越好越反的规律
总结下来就是两点
一是经济越高度发展独裁对其制约越大
二是居民收入越高对收入以外元素的追求越大
总结下来就是两点
一是经济越高度发展独裁对其制约越大
二是居民收入越高对收入以外元素的追求越大
四川某南部小城，我常常往来于乡下和城市。可以感受到明显的差别，我一个近亲又红又专，每天下午都要唱红歌提提神，一听到有人说政府怎样马上开启自干五模式。而我还有一个亲戚，在城里工作，可以经常听到他对政府和党的不满，都是发牢骚而已，相对前面那位思想上自由一点
还北方鞑化？人家晋兰人本来就喜欢给满大爷带路。互惠互利而已。辽东汉也是内亚人忠实的带路党。晋人，关中人，辽人和蒙古，鲜卑人的联系本来就高于马来越人。历史从来都是所谓北汉给内亚征服者帶路，征服南方马来。本朝也是林总进入满洲，拿到苏爹的武器，收编满洲国军，才打的炮党满地找牙。
南边接近香港, 香港接受外来信息的渠道远比内地来得大
不一定，主要还是看自己的文化程度和有没有独立思考的意识。更重要的是，有没有接触过墙外的自由信息。
已隐藏
沿海開明的海洋文明和內陸封閉的農耕文明完全是兩個世界。
三觀不同，不必強行融合成一個國家。
三觀不同，不必強行融合成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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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地域没有决定性关系吧。主要跟个人机遇有关系。沿海地区打工的多，体验到现实的不平等，所以脱粉成为反贼的多一些。其实，沿海很多拆迁户得到政府照顾而富裕起来，他们反而更爱党爱国。
不是，应该是越穷的地方毛左越多，越富的地方邓右越多。
真正的反贼无论哪个省都很少。
真正的反贼无论哪个省都很少。
这与地域没多大关系吧，主要还是因为受到的思想侵蚀，与自身学识及思想独立有关
还在北方的年轻人脑子都不怎么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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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主要问题是：体制削弱了信息承载量，弱化了交流功能
单纯从语言学来说，英语不如韩语设计得严谨。比如：韩语可以做到见字就能读，而且读音是唯一的。英语很多发音依然是遵循习惯的。比如coupon（'kuːpɒn]Q-pon), San Jose（jose读[həʊˈzeɪ]，西班牙语。）, VS（读['vɝsəs]，来自于拉丁文，不是就读“V""S"两个字母）
但是这些都不影响英文今天是世界上说的人最多，流传度最广，信息承载量最大的语言。
========================================
专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要阻滞信息的流动。
从信息管理角度讲，统治者就是要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最好就是自己知道一切，但是其他人都不能知道。
所以古代中国几乎所有专制律法，都是相仿设法实现阻碍民间信息的交流，只保留自下而上的信息通道。
比如户籍制度，就是不让人离开土地，这样它们携带的信息就无法传播开。再比如重农抑商，因为商人自己会携带大量信息，有利于信息传播。还有就是道路收费，古代官道都会设置层层关卡收费，也是为了把人民禁锢住，防止信息的流动。
今天的中国依然如此，所有我们感觉不合理的政策，本质上都是因为它们是从阻碍信息流动角度设计的。
民主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信息流动性比专制政府大得多。民主社会，也会去阻止一些有害信息流动，比如儿童色情信息等等，但是政府几乎不会去阻碍民众进行正常的信息交换。
信息交换的背后，是人类思想的碰撞，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制度有着专制无可比拟的创造力。
如果分开市场，各自封闭发展，那么民主国家的科技很快就能吊打专制国家。历史上已经无数次证明过这一点。
回到汉语上，汉语本身的工具性，其实还算可以。它有自成体系的诗词歌赋，也有复杂文艺作品，法律文书。在古代大家都是专制的时候，它的信息承载量和其他国家差不多。只不过它体量较大，显得信息更多。因此看起来比较先进。
但是到了现代，由于民主制度无可比拟的信息流动优越性，汉语承载的信息越来越少。中共专制制度确立后，依然遵循了信息封闭控制原则，到了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人民的思想几乎是荒漠。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很多人连学习资料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后来改革开放，开始大量翻译外国信息，才使得汉语承担的信息量重新恢复了一些，直到今天。
然而今天来看，中文信息承载量依然受制于体制，一个直观比较就是wiki词条数目：
https://www.wikipedia.org/
中文词条比日文还要少，只有法语的一半，英文的1/5的。
而另一方面，专制也使用了很多大量无效信息，去污染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
张维迎：中国语言腐败前所未有 中文已失去交流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eHivAe9jk
这使得，官方中文的交流信息功能非常低效，我们看中共官员报告，经常不知所云，昏昏欲睡，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长篇大论，避重就轻，甚至正话反说。每次领导下命令，都十分不明确，要下面人拼命揣摩上意。
这和民主政府的文书形成极度反差。比如美国政府从来不会下达什么"XXX精神”，它通知下级做什么，一定是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指令。
所以，我对于汉语的前途的确有一丝担忧。语言是一种信息承担工具，用于人们的交流，但是如果语言的交流功能丧失，那么汉语的前途的确不妙。
你好李鑫，就喜欢和南方人连，因为南方人确实比北方人有点素质，真的，不是夸你们南方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