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在社会上，许多人是不会承认错误的。”这句话？

不能说【社会上】是这样的，只能说【你国社会】是这样的。当然，从小生在这样的社会可能也无法想象外面的吧，那句话叫什么，夏虫语冰，对牛弹琴

偷个懒，全文转载柏杨的【中国人不习惯认错】一节

柏楊：丑陋的中國人(2)
Shing Chi Kwok
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有一句俗話：「閉門思過。」思誰的過？思對方的過！我教書的時候，學生寫周記，檢討一周的行為，檢討的結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騙了，騙我的那個人，我對他這麼好，那麼好，只因為我太忠厚。」看了對方的檢討，也是說他太忠厚。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那麼誰不忠厚呢？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我們雖然不認錯，錯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氣，再製造更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話──惡毒的話。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弘揚世界。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全都是大話、空話。我不再舉假話、謊話的例子，但中國人的毒話，卻十分突出，連閨房之內，都跟外國人不同，外國夫妻暱稱「蜜糖」、「打鈴」，中國人卻冒出「殺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毒話就更無限上綱，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下流？

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後來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他說：「發什麼財？現在就要上吊！」我問他為什麼賠了，他說：「你不曉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講了半天，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和中國人交往很難，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我說：「這有什麼稀奇，不要說你們洋人，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要察言觀色，轉彎抹角，問他說：「吃過飯沒有？」他說：「吃了！」其實沒有吃，肚子還在叫。譬如說選舉，洋人的作風是：「我覺得我合適，請大家選我。」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請他，他也一再推辭：「唉！我不行啊！我哪裡夠資格？」其實你不請他的話，他恨你一輩子。好比這次請我講演，我說：「不行吧！我不善於講話呀！」可是真不請我的話，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面，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跑來看我，他說：「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我說：「對不起，我還有約。」他說：「不行，一定要來！」我說：「好吧！到時候再說。」他說：「一定來，再見！」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可是洋人不明白，辦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說：「我要回去了！」英國教授說：「哎！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要到他家去啊！」我說：「哪有這回事？」他說：「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

這種種情形，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輩朋友，還沒有關係。如果他有權勢，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錢，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這些都是精神浪費。所以說，有句俗話：「在中國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人」就是軟件文化，各位在國外住久了，回國之後就會體會到這句話的壓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難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為你講了實話，別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打轉。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開任何會議時，我都可以坐在那裡睡覺，睡醒一覺之後，會也就結束。為什麼呢？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聽不聽都一樣。今年（一九八四年）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一位大陸著名女作家諶容，寫了一篇小說《真真假假》，推薦給各位，務請拜讀。環境使我們說謊，使我們不能誠實。我們至少應該覺得，壞事是一件壞事，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這個民族的軟件文化就開始下降。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不是不光榮的事，甚至是光榮的事，這就造成一個危機，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

因為中國人不斷地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地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中國的面積這麼大，文化這麼久遠，泱泱大國，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只能在書上看到，只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馬上動刀子。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驚異的成績。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跡，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會走了，因為他開始發燒。寫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這些都是自我膨脹。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車掌小姐說：「我們這位司機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機，英俊、年輕。」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向大家拱手致意。這就是自我膨脹，他認為他技術高明，使他雖不扶方向盤，照樣可以開車。若干年前，看過一部電影。有一次，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當他上塔之前，展示給大家看，全場掌聲雷動。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覺得偉大起來，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接著就順著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說：「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他說：「你懂什麼？」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蓋子一蓋，偉大加三級，再往下一跳，撲通一聲就沒有了。觀眾大發脾氣，我們出錢是看飛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飛。他太太淒涼地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你膨脹的結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只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係，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台北有個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診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給救活了。兩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貴，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就跟醫生去講，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說：「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現在要轉院呀。」於是不由分說，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幾乎死掉。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既悲又憤，我向他說：「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我寫文章揭發他。」他大吃一驚說：「你這個人太衝動、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講。」我聽了氣得發瘋，我說：「你怕什麼？他只不過是個醫生而已，你再生病時，不找他便是了，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再說，他如果要對付的話，也只能對付我，不會對付你。是我寫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說：「你是亡命之徒。」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讚揚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不願意我去闖禍。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是一個中國人被搶，捉到強盜後，他不敢去指認。每個人都恐懼得不得了，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利，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種神經質的恐懼，是培養暴君、暴官最好的溫床，所以中國的暴君、暴官，永遠不會絕跡。中國傳統文化裡———各位在《資治通鑒》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

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最燦爛的時代，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東漢，政府有個規定，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師承，不但學說不能成立，而且還違犯法條。這樣下來之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殺、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腦上一套，滴水不進。一位朋友說：「怎麼沒有思考力？我看報還會發牢騷。」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僅有一面，不僅有兩面，甚至有很多面。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有一個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說它是個白球，另一邊的人，則說它是個黑球，他們都沒有錯，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而跑到另一邊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當我們思考問題時，應該是多方面的。

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給學生一個氣壓計，叫他用「氣壓計」量出樓房的高度──意思當然是指用「氣壓」測量高度，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氣壓」，老師很生氣，就給他不及格。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回答，他說：「老師要我用那個氣壓計來量樓有多高，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氣壓，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委員會的人問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學生說：「還有很多，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再量繩子，就知道樓有多高了。」「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學生說：「還有，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他所顯示的意義，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腦筋嚇死。

還有一種「買西瓜學」。老闆對夥計說：「你一出門，往西走，第一道橋那裡，就有賣西瓜的，你給我買兩斤西瓜。」夥計一出門，往西走，沒有看見橋，也沒有賣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來。老闆罵他混蛋，沒有頭腦。他說：「東邊有賣的。」老闆問他：「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他說：「你沒叫我去。」老闆又罵他混蛋。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夥計老實，服從性強，沒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夥計出去一看，西邊沒有，東邊有，就去買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闆會誇獎他說：「你太聰明了，了不起，做人正應該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傢伙靠不住，會胡思亂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險，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怎能獨立思考？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乏鑒賞能力，什麼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沒有標準。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

這個文化，自從孔丘先生之後，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以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裡批注孔丘的學說，或批注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所以只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致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干屎橛。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別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別人有法制，我們也有法制，別人有自由，我們也有自由，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

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只有從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鑒賞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會看戲的看門道。鑒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他當場拒絕，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並不一樣。我聽了很慚愧，他就是一個鑒賞家。

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不能靠別人賞賜。自由、權利是我們的，你付給我，我有，你不付給我，我也有。我們如果有鑒賞能力，就一定要爭取選舉，嚴格選擇對像；我們沒有鑒賞的能力，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能夠怪誰？好比說畫畫，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有人看到說：「這真好！」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是你瞎了眼！是你沒有鑒賞能力。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真的畢加索的畫就不會有人買下，假畫出籠，真畫家只好餓死。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結果把門裝顛倒了，主人說：「你瞎了眼？」裁縫師傅說：「誰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錯人！」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沒有鑒賞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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