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在社会上,许多人是不会承认错误的。”这句话?

有一次我与我的堂哥吵架(还是他),他坚决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过来“教育”我,说“在社会上,许多人也是不会承认错误的。”

请问诸位葱油对此话是如何评价的?
桃子陸 = (李子柒) - 1
不能说【社会上】是这样的,只能说【你国社会】是这样的。当然,从小生在这样的社会可能也无法想象外面的吧,那句话叫什么,夏虫语冰,对牛弹琴

偷个懒,全文转载柏杨的【中国人不习惯认错】一节

柏楊:丑陋的中國人(2)
Shing Chi Kwok
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有一句俗話:「閉門思過。」思誰的過?思對方的過!我教書的時候,學生寫周記,檢討一周的行為,檢討的結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騙了,騙我的那個人,我對他這麼好,那麼好,只因為我太忠厚。」看了對方的檢討,也是說他太忠厚。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那麼誰不忠厚呢?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我們雖然不認錯,錯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氣,再製造更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話──惡毒的話。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弘揚世界。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全都是大話、空話。我不再舉假話、謊話的例子,但中國人的毒話,卻十分突出,連閨房之內,都跟外國人不同,外國夫妻暱稱「蜜糖」、「打鈴」,中國人卻冒出「殺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毒話就更無限上綱,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下流?

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後來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他說:「發什麼財?現在就要上吊!」我問他為什麼賠了,他說:「你不曉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講了半天,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和中國人交往很難,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我說:「這有什麼稀奇,不要說你們洋人,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要察言觀色,轉彎抹角,問他說:「吃過飯沒有?」他說:「吃了!」其實沒有吃,肚子還在叫。譬如說選舉,洋人的作風是:「我覺得我合適,請大家選我。」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請他,他也一再推辭:「唉!我不行啊!我哪裡夠資格?」其實你不請他的話,他恨你一輩子。好比這次請我講演,我說:「不行吧!我不善於講話呀!」可是真不請我的話,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面,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跑來看我,他說:「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我說:「對不起,我還有約。」他說:「不行,一定要來!」我說:「好吧!到時候再說。」他說:「一定來,再見!」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可是洋人不明白,辦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飯的時候,我說:「我要回去了!」英國教授說:「哎!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要到他家去啊!」我說:「哪有這回事?」他說:「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

這種種情形,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輩朋友,還沒有關係。如果他有權勢,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錢,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這些都是精神浪費。所以說,有句俗話:「在中國做事容易,做人難。」「做人」就是軟件文化,各位在國外住久了,回國之後就會體會到這句話的壓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難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為你講了實話,別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打轉。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開任何會議時,我都可以坐在那裡睡覺,睡醒一覺之後,會也就結束。為什麼呢?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聽不聽都一樣。今年(一九八四年)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一位大陸著名女作家諶容,寫了一篇小說《真真假假》,推薦給各位,務請拜讀。環境使我們說謊,使我們不能誠實。我們至少應該覺得,壞事是一件壞事,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這個民族的軟件文化就開始下降。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不是不光榮的事,甚至是光榮的事,這就造成一個危機,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

因為中國人不斷地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斷地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中國的面積這麼大,文化這麼久遠,泱泱大國,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只能在書上看到,只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馬上動刀子。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沒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不夠平衡。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自卑的時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時候,成了主人!獨獨的,沒有自尊。自卑的時候覺得自己是團狗屎,和權勢走得越近,臉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顧;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

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驚異的成績。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跡,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眼睛也花了,路也不會走了,因為他開始發燒。寫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這些都是自我膨脹。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車掌小姐說:「我們這位司機先生,是天下一流的司機,英俊、年輕。」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向大家拱手致意。這就是自我膨脹,他認為他技術高明,使他雖不扶方向盤,照樣可以開車。若干年前,看過一部電影。有一次,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當他上塔之前,展示給大家看,全場掌聲雷動。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覺得偉大起來,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接著就順著梯子往上爬,他太太拉他說:「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他說:「你懂什麼?」他太太追他,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他到了塔上後,把蓋子一蓋,偉大加三級,再往下一跳,撲通一聲就沒有了。觀眾大發脾氣,我們出錢是看飛的,不是看摔死人的,教他太太飛。他太太淒涼地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你膨脹的結果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你的妻子。」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只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係,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台北有個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診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給救活了。兩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貴,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就跟醫生去講,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說:「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現在要轉院呀。」於是不由分說,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幾乎死掉。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既悲又憤,我向他說:「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我寫文章揭發他。」他大吃一驚說:「你這個人太衝動、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講。」我聽了氣得發瘋,我說:「你怕什麼?他只不過是個醫生而已,你再生病時,不找他便是了,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再說,他如果要對付的話,也只能對付我,不會對付你。是我寫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說:「你是亡命之徒。」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讚揚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不願意我去闖禍。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是一個中國人被搶,捉到強盜後,他不敢去指認。每個人都恐懼得不得了,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利,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種神經質的恐懼,是培養暴君、暴官最好的溫床,所以中國的暴君、暴官,永遠不會絕跡。中國傳統文化裡———各位在《資治通鑒》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

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最燦爛的時代,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東漢,政府有個規定,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師承,不但學說不能成立,而且還違犯法條。這樣下來之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殺、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腦上一套,滴水不進。一位朋友說:「怎麼沒有思考力?我看報還會發牢騷。」思考是多方面的事,一件事不僅有一面,不僅有兩面,甚至有很多面。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有一個球,一半白,一半黑,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說它是個白球,另一邊的人,則說它是個黑球,他們都沒有錯,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而跑到另一邊看,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當我們思考問題時,應該是多方面的。

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給學生一個氣壓計,叫他用「氣壓計」量出樓房的高度──意思當然是指用「氣壓」測量高度,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氣壓」,老師很生氣,就給他不及格。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回答,他說:「老師要我用那個氣壓計來量樓有多高,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氣壓,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委員會的人問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學生說:「還有很多,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再量繩子,就知道樓有多高了。」「還有沒有別的方法?」學生說:「還有,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他所顯示的意義,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腦筋嚇死。

還有一種「買西瓜學」。老闆對夥計說:「你一出門,往西走,第一道橋那裡,就有賣西瓜的,你給我買兩斤西瓜。」夥計一出門,往西走,沒有看見橋,也沒有賣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來。老闆罵他混蛋,沒有頭腦。他說:「東邊有賣的。」老闆問他:「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他說:「你沒叫我去。」老闆又罵他混蛋。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夥計老實,服從性強,沒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夥計出去一看,西邊沒有,東邊有,就去買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闆會誇獎他說:「你太聰明了,了不起,做人正應該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傢伙靠不住,會胡思亂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險,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怎能獨立思考?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乏鑒賞能力,什麼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沒有標準。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

這個文化,自從孔丘先生之後,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以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裡批注孔丘的學說,或批注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所以只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致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干屎橛。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別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別人有法制,我們也有法制,別人有自由,我們也有自由,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

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只有從現在開始,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鑒賞家。我們雖然不會演戲,卻要會看戲,不會看戲的看熱鬧,會看戲的看門道。鑒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他當場拒絕,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並不一樣。我聽了很慚愧,他就是一個鑒賞家。

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不能靠別人賞賜。自由、權利是我們的,你付給我,我有,你不付給我,我也有。我們如果有鑒賞能力,就一定要爭取選舉,嚴格選擇對像;我們沒有鑒賞的能力,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能夠怪誰?好比說畫畫,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有人看到說:「這真好!」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是你瞎了眼!是你沒有鑒賞能力。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真的畢加索的畫就不會有人買下,假畫出籠,真畫家只好餓死。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結果把門裝顛倒了,主人說:「你瞎了眼?」裁縫師傅說:「誰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錯人!」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沒有鑒賞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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