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报告《中国的精神病院监狱》令人震惊

https://i.imgur.com/YoJT06G.png
2022年8月16日,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布有关中共利用“安康”系统将异议人士关入精神病院虐待的新报告(《中国的精神病院监狱》)。(图片来源: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网站)

【看中国2022年8月17日讯】(看中国肖然综合报导)人权组织“保护卫士”8月16日发布的新报告《中国的精神病院监狱》披露,中共几十年来将至少近百名异议人士强行送入警察管理的精神病院,受到电击和强制用药等虐待,最长达十年。报告还列举了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泼墨女孩”董瑶琼和怀孕女教师李田田的例子。

“保护卫士”有关中国“安康”系统的报告写道:“在2/3的‘安康’案件中,受害者没有得到法律规定的精神评估,这表明医院与警方勾结。”报告称,受害者在身体和精神上备受虐待,如在未麻醉下电击、被迫躺在自己的排泄物上、被殴打、被绑在床上、或被阻止与家人或律师通话及见面等。

报告作者牟言新(Yanxin Mou)形容,“安康”系统如同巨大的“黑洞”,报告的数据仅冰山一角,“没有公开资料或可行的管道能够确切估算该系统的规模。”

报告发现,中国至少有109间“安康”精神病院或类似设施;在2015至2021年间,至少有144起非自愿住院的案例;“保护卫士”从中国维权组织“民生观察”的资料中找到了21省的99名受害者的案例,显示这类迫害非常普遍。其中1/3被多次送精神病院,2人至少超过5次,1人被关20次;约50人被关半年以上,其中9人超过10年。

“这个被称为‘安康’的系统是在1980年代由中国(共)启动的精神病院系统,主要由警察来管理。大多数受害者被关在普通的精神病院里,这意味着医生和医院与中国政府勾结,让受害者接受医学上不必要的非自愿住院治疗和强制用药。”报告说。

报告共同作者黛娜告诉德国之声:“这反应了在中国,维护稳定的重要性超过一切,包含每个人的人权。”

“保护卫士”发现,虽然中共十年前通过“精神卫生法”来防止此类虐待,但“保护卫士”发现,地方警察与政府人员继续通过“安康”系统来打压异议人士。

报告还以30岁的“泼墨女孩”董瑶琼为例。2018年7月,董在“推特”上传朝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视频,谴责习近平的统治是暴政,随后被警方送入湖南省精神病院,受到24小时监视,被迫服用精神药物,被关1年多后获释。2020年5月,她再次被关入精神病院遭殴打及绑在床上,半年后获释时出现失智症状和夜惊症。2021年初三度被送回医院,目前下落不明。

另外一例是湖南省湘西怀孕教师李田田去年因声援质疑南京大屠杀数据的教师宋庚一,于12月遭公安约谈,要求她针对微博言论“签字认错”,并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

“保护卫士”指出,中共近年来加大“维稳”力度。2019年“维稳”预算高达约1.39兆人民币,超过了军费。报告原因异议人士宋在民(音译)的话:“被关精神病院最可怕的是没有期限,你可能被关在那里20年,甚至30年。”

专家:大规模迫害从迫害法轮功开始

中国问题专家横河表示,大规模以精神病学迫害异议人士,是从迫害法轮功团体开始的,持续至今。

据明慧网报导,中共为强迫其放弃信仰,将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法轮功人士强制关押精神病院。

《明慧二十周年报告》指出,在精神病院中,中共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采用的迫害手段包括暴力殴打;踢、拖、困绑(五马分尸式)、镣铐禁锢;用电棒、电针、电麻、电椅等酷刑手法;


药物残害包括强制口服毒药;撬嘴灌药;鼻饲;针剂注射;输毒液;毒药掺入食物;大量灌食烈性酒甚至粪便等。

精神摧残包括强迫睡眠约20个小时;关押期限无任何时间限制,反复折磨,直至精神崩溃或死亡。

以上迫害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致死、致疯、失聪、失明、失忆、失语、痴呆、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身体肌肉、器官腐烂,内脏衰竭、大小便失禁、吐血、便血等。

明慧网列举了多宗案例,这里仅举一例:山东省齐鲁石化电脑工程师、法轮功学员苏刚,32岁。2000年5月23日,他被警察和他任职的齐鲁石化公司在“没有任何精神问题”的情况下,送到潍坊昌乐精神病院。每天被强行注射大量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9天后,苏刚目光呆滞、表情麻木、反应迟钝、肢体僵直、面无血色身体变得极度虚弱。6月10日,因心力衰竭去世。

来源:看中国
http://cn.secretchina.com/news/gb/2022/08/17/1014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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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2022-08-17

11 个评论

看中國這個媒體在中共國是屈指可數的有良心。
新时代鳖匪特色古拉格啊
宋平平 新注册用户 (待解除)
法轮功进精神病院好歹也算人道主义医疗救治,他们的确应该接受精神治疗。病愈以后起码知道了接收宇宙波,铝锅应该口朝上顶脑袋上起抛物线天线用,而不是口朝下扣脑袋上当头盔戴着。
我只关心被抓精神病院囚禁的,邓玉娇,潘露,这些维权公民,起码他们智力精神正常。
https://telegra.ph/file/2acd173dff0b9002e29ee.jpg
https://news.sina. cn/sa/2011-01-21/detail-ikmxzfmk0420793.d.html?from=wap
湖北十堰精神病事件调查
看上去这是又一起“网络营救”的成功案例,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名闻当地的网络“斗士”,发了一条亦真亦假的帖子,。但是,现实却没那么简单,“斗士”在赢得喝彩的同时也遭到质疑,被救者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仍然存疑,送人的政府和收人的医院各有顾虑,家属也在微妙的博弈之中。

法轮功进精神病院好歹也算人道主义医疗救治,他们的确应该接受精神治疗。病愈以后起码知道了接收宇宙波,铝锅应该口朝上顶脑袋上起抛物线天线用,而不是口朝下扣脑袋上当头盔戴着。
我只关心被抓精神病院囚禁的,邓玉娇,潘露,这些维权公民,起码他们智力精神正常。

https://news.sina. cn/sa/2011-01-21/detail-ikmxzfmk0420793.d.html?from=wap
湖北十堰精神病事件调查
看上去这是又一起“网络营救”的成功案例,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名闻当地的网络“斗士”,发了一条亦真亦假的帖子,。但是,现实却没那么简单,“斗士”在赢得喝彩的同时也遭到质疑,被救者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仍然存疑,送人的政府和收人的医院各有顾虑,家属也在微妙的博弈之中。
宋平平 新注册用户 (待解除)
元旦的上午11点,“几经修改”的帖子终于定稿,彭宝泉将其发布到了自己经常浏览的天涯论坛上,取名《谁救我爸,精神病院关14年!》。帖子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郭含韵”的女孩,自称是郭元荣的女儿,“24岁,师专学历,未婚”,“姿色尚可,至今守身如玉”。在详细叙述了郭元荣被送精神病院的过程后,称“谁救出我爸,我做你的女人。如果你有爱人,我做你的奴隶”。果然,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一夜之间顶帖破十万,浏览破百万。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十堰政府非常难堪。

这并不是彭宝泉第一次为郭元荣的事儿发帖。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早在2010年七八月间,他就曾发过一篇名为《竹溪干部十年精神病院度春秋》的帖子,但因为“叙述平淡、证据不充分”而未引起关注。为了测试一下“网络营救”的胜算到底有多大,他先用发帖的方式曝光了当地金家姐妹的事儿。金家姐妹因上访被送到精神病院,果然很快被放出,这让彭宝泉“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后来,彭宝泉辗转联系到郭元荣的亲属,起初亲属对其策划网络营救的做法并不热心,“主要担心媒体介入会曝光家庭隐私”。

但彭宝泉并没有放弃,到年底时在网上与郭元荣的妹妹聊天,终于说服了郭家,获得了大量一手材料,包括后来发布在网上的多封公安局和医院出具的信件。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彭宝泉决定对事情做一些“艺术加工”,他告诉本刊记者:“郭元荣没有女儿,我们是综合了他妹妹的老师身份和儿子的遭遇虚拟的,取名‘郭含韵’是‘郭喊冤’的谐音。”

现实也确如彭宝泉的预料,“卖身救父”的招牌立即引起了媒体关注,来自北京的一名记者赶到十堰,虽然“郭含韵”的虚拟身份被披露,但网友们打到精神病院的电话却如洪水猛兽。医院联系郭的亲属,答应放人,这才有了开头一幕,彭宝泉的取证
宋平平 新注册用户 (待解除)
最爱国的希纳布塔 

 最爱国的希纳布塔

你也是苦命娃儿啊,帖子总被折叠,
你算算八字,是不是生克品葱论坛啊?
哈哈哈
宋平平 新注册用户 (待解除)
https://telegra.ph/file/c84d51f860765609c1809.jpg好歹你反过来扣行不?无线电物理常识都不懂?
果然國共就是一個鵝爹生的攣生兄弟

好啦~其實民主國家有百百種
但專制國家搞的事情都差不多

而即使民主國家的人權,也是逐步發展來的
也常有不人道的歷史


先來一篇專講台灣在白恐時期的精神病院中政治犯

精神病院中的政治犯

作者 鍾瀚慧、陳俊宏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3045

新加坡16歲青年Amos Yee,公開自製的影片內容中對甫逝世的前總理李光耀充滿咒罵與不滿,遭警方調查,並以「傷害宗教感受」、「散播猥褻圖像」起訴。交保候傳中因其再度上傳影片而還押三週。後被檢方指控可能患有自閉症,法官下令將他送往精神病院進行評估以決定進行「改造訓練」或「強制治療」。

新加坡政府箝制言論自由已行之有年、惡名昭彰,人權價值被壓制於強人政治鞏固國家體制、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發展的「正當性」之下。此次Amos Yee的案件仍引發各界群起撻伐,聯合國以及國際人權團體紛紛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釋放Amos Yee。

對於曾受日本和國民政府威權統治的台灣社會,理應對上述情景毫不陌生;台東外海的綠島,日治時期即曾做為「浮浪者」(無業游民)的羈押之地,後也將妨害公共安全者視為浮浪者送往綠島,作為對付政治異議者的手段。爾後綠島又先後成為思想改造、關押政治犯的新生訓導處、綠洲山莊。此外,亦有位於花蓮的玉里養護所,接收軍職、榮民與榮眷的精神病患,以及政治犯。

知名者如許席圖,在1960年代的學生自覺運動風潮中,被捕後在審訊中逐漸精神失常、停止審判,國家卻並未因此停止限制其人身自由。其餘被告判處數年至無期不等之徒刑後陸續出獄,許席圖則始終囚禁於玉里養護所等療養院,委靡至無行為能力。如今雖獲得金錢補償,但也無助於彌補其遭受國家人權侵害,迄今仍身處精神病院的傷害。

又例如王競雄,1973年判處10年徒刑,送往綠洲山莊服刑。1975年蔣介石去世,其減刑為8年6月,理應在1979年8月刑畢,卻未遭釋放。1980年9月,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被指在獄為匪宣傳,再判7年。而直到解嚴後的1990年10月,因國際人士救援台灣政治犯有所成,總統府釋出特赦名單,應早已刑滿的王競雄竟還在獄。後其友聞之已轉往玉里療養院,前去探視,但王已不識故人。再後來的事,已遍尋無著,至今尚不知埋骨何處。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忘記了這些人;面對沒有轉型正義的國家,政治受難者的至親好友、白色恐怖的研究者、推動轉型正義的民間團體,都還在極力探詢,這些在禁錮中失去青春、精神與生命的人,他們發生了什麼事,經歷了什麼生活,使他們在國家監控下的精神病院中失去生而為人的尊嚴?而除了紀錄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經歷外,還原歷史真相更需要當局清查散落在威權時代負責執行各項人權侵害行為的相關政府機構中的歷史紀錄,並進一步推行此類政治檔案的開放與管理,將威權體制協助者的結構立體化,提供究責的基礎,為台灣社會進行完整的轉型正義工程。



再來一篇比較專業的


杜鵑窩裡的雀鳥:怎麼看精神醫學的政治濫用史


歷史學 柑仔店 發佈於 7 年前
吳易叡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倫理及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https://kamatiam.org/%E6%9D%9C%E9%B5%91%E7%AA%A9%E8%A3%A1%E7%9A%84%E9%9B%80%E9%B3%A5%E6%80%8E%E9%BA%BC%E7%9C%8B%E7%B2%BE%E7%A5%9E%E9%86%AB%E5%AD%B8%E7%9A%84%E6%94%BF%E6%B2%BB%E6%BF%AB%E7%94%A8%E5%8F%B2/


這篇
第二章節講的是蘇聯、英國與美國曾經的精神醫學濫用






二、精神醫學諜對諜

精神醫學在政治上的濫用可大抵這麼定義:挪用精神醫學的診斷,或利用精神醫學裏管束性的介入手段,侵害「病患」的基本人權,達到撻伐異己的政治目的。在小說、電影裡,類似惡行早已不是新鮮事。但在能夠被視為「史實」在陽光底下談論的,卻仍然少之又少,問題不外涉及「病患」隱私的史料來源,和難亙古以來在正常與異常之間難以劃清的那道界線。

斑斑劣跡的曝光,往往帶著某種要為受害者「翻案」的味道。一般人最能瞬間聯想的,莫過於蘇聯對於異議份子的貫作非為。一九七三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根據自己在集中營的體驗和兩百七十位受訪者的證詞,為群島上慘絕人寰的疲勞審問、從肉體到精神摧殘黑幕開出了發隱擿伏的第一槍。二十世紀的下半葉,關於蘇聯政府如何利用精神醫學對異議者進行政治清算的研究,成果還算豐碩,包含史達林如何親筆竄改醫學文件,把著名的巴弗洛夫理論和李森科的無稽之談混為一談;策動精神科醫師們進行文革式的自我批判;還有創造「遲滯性精神分裂」的診斷條目,用來「治療」出現或潛在反動思想的異議份子等等。

然而,利用醫學做他途之用,何止於「萬惡的共產黨」?在最近出版的《納粹之心》一書裡,歷史學者兼精神分析師Daniel Pick透過新史料的爬梳,講出一段耐人尋味的故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正當計算機鬼才亞倫.圖靈在布萊切利園的同盟國軍情中心腸枯思竭,想要破解德軍的密碼系統時,另一個團隊也企圖用精神分析和精神醫學,想要了解犯下滔天罪行的納粹黨重大惡性的本質。他們選中的目標是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3]



圖1 歷史學者兼精神分析師Daniel Pick的著作《納粹之心》(The Pusuit of The Nazi Mind)

圖1 歷史學者兼精神分析師Daniel Pick的著作《納粹之心》(The Pusuit of The Nazi Mind)



一九四一年五月,赫斯前往英國從事的秘密任務的動機,宥於機密史料的限制,一直到今天目的依然不明。人們只知道他在降落之後,迅即遭到英方拘留。希特勒片面宣布赫斯精神失常,同時解除他所有的職務。赫斯在牢中受到嚴密監視,一直到他在紐倫堡受審之前,所有獄卒和警衛都被禁止和他有任何往來。了解他的,大概只有時任塔非史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後來擔任世界心理衛生聯盟主席的精神科醫師約翰.李斯(John Rees)。赫斯在日記裡說,他在監禁的四年期間,李斯常到監牢裡探望他,還試圖下藥毒害,甚至想要以男色迷惑這位壓抑的納粹大臣。想當然,極端法西斯意識形態的「病理機制」最終並未被透徹掌握。但Pick在書中生動地描述,李斯為了卸除赫斯的心防,的確無所不用極奇。光是帶進監牢裡的藥,除了類鴉片製劑、阿斯匹靈、阿托品、巴比妥酸鹽、甲基安非他命,甚至還有一堆順勢醫療用物。

戰後的精神醫學隨著冷戰的分裂版圖,在兩個敵對的陣營分庭抗禮。除了索忍尼辛對古拉格的指控,眾口鑠金的傳言莫過於蘇聯針對美軍戰俘所發展的「洗腦技術」。「洗腦」這個詞彙是借來的。一九五零年,邁阿密新聞社的記者Edward Hunter在的報導中用了這個源自於中國毛澤東政權的概念。此時,心理技術不但可以用來窺探一個人的心智深層,更可用來改變一個人甚至一群人的思想,以達到順從自己指令的目的。透過主流媒體指證歷歷的重製與再現,洗腦變成了共產黨的代名詞。一九五九年的電影小說《滿州候選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就以韓戰為背景,描述一群被蘇聯綁架的美國士兵,在中國的滿洲進行洗腦,腦中被置換了虛假的記憶和全新的意識形態回到美國,預備參選公職。





影片1 《滿州候選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然而歷史學上並無有力的史料能佐證蘇聯對美軍戰俘進行洗腦。在讓人惶惶不可終日的滿州候選人輿論席捲美國之前,美軍其實早就發布了調查報告,說其實「洗腦」這個概念是宗「流行的誤解」(popular misconception)。精神醫學學者則認為,洗腦假使存在的話,應該和蘇聯在自己國家境內所進行的思想改造計畫和強制勸說(coercive persuasion)相關,就算有,效果也是暫時而有限。

反而同一時間的北美洲,惹人非議的是一位才華洋溢的精神科醫師。一九八八年,英國記者Gordon Thomas紕漏了包含曾任美國精神醫學會會長的艾文.卡麥隆(Ewen Cameron)在內的醫學和藥理學專家,協助中情局的科學情報部長達二十年的MKUltra計畫,鑽研有效控制心智的方法。五零年代中期被台大派至加拿大麥基爾大學進修的葉英堃醫師,目睹了這位讓人畏懼三分的系主任設計的各種治療。除了密集的電痙攣治療、大量的抗精神病藥物計畫,還有著名的「精神誘發」(psychic drive)頭盔。參與研究的病人們頭戴著播放著錄音帶的頭盔,有的還必須穿戴著裝置躺在「催眠房」(sleep room)的床上連續好幾個小時。[4] 許多參與「催眠房」計畫的人,在日後跳出來指控這個計畫的不人道。除了他們被施打或餵食大量的藥物之外,還必須忍受讓人不堪其苦的身體限制與感官剝奪。有的病人因此產生尿失禁,記憶力快速衰退的現象,有的最後無法脫離機構生活。



圖2 美國精神醫學會會長的艾文.卡麥隆(Ewen Cameron, 1901-1967)

圖2 美國精神醫學會會長的艾文.卡麥隆(Ewen Cameron, 1901-1967)



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許多人對卡麥隆教授的行徑深感不齒,但他的同事及學生卻依然對他十分愛戴。哈佛大學科學史的Rebecca Lemov教授曾經撰文評價卡麥隆的生涯和實驗動機。首先,她無法證明這位惡名昭彰是否直接接受中情局資助,甚至也合理地懷疑卡麥隆並不知道他的贊助機構:人類生態調查學會(Societ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Ecology)背後的政治結構。此外,五零年代的精神醫學深受盛極一時的行為主義影響。「精神誘發」裝置的設計,其實只是順應當時許多矯正偏差行為的意見和方法,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個。精神醫學史學者Edward Shorter甚至信誓旦旦地認為,就算當時中情局沒有出資,我行我素的卡麥隆還是有可能會獨力發展出同樣的實驗。[5]





影片2 根據卡麥隆的實驗改編的電影The Sleep Room



第三章節講中國的"被精神病



三、中國的被精神病

至於「洗腦」一詞的來源國呢?在中國,其實洗腦一詞指的並不是一項專門而具體的技術或是治療方法。舉凡國家意識形態的建立和宣傳、一條鞭的學校乃至於國民教育、藉由勞動對政治犯進行的思想改造,都被稱為洗腦。而濫用精神醫學進行政治清算或操作的例子,雖然不能說沒有,是否有如眾多人權工作者和政治學者所指稱的那麼普遍,也難加以定論。原因在於在幅員如此廣大的中國,現代精神醫學從十九世紀末到二戰之後發展的零星貧瘠,和文革期間完全停滯的心理以及精神醫學研究,使得「精神醫學是什麼」這道認識論的問題,還尚待詳細追問。

文革期間,北大三院的精神病房被改制為「五連」;安定醫院被命名為「紅衛醫院」。文革結束後,更有一系列的「安康」醫院落成,完全隸屬警察機關。根據Human Rights Watch的特派專員Robin Munro,在他調查期間,被留置於這些醫院裡的病患,約有百分之十五屬於異見份子和宗教狂熱者。據稱,在這些為政治服務的醫院裡,醫生們奉行的是被史達林一派修正過的精神醫學,許多在現代精神醫學和傳統中醫的治療像是針灸,都被拿來當成酷刑的工具。揭發蘇聯和中國濫用精神醫學情事不遺餘力的荷蘭籍政治學者Robert van Voren甚至認為從文革期間以降,中國為政治目的濫用精神醫學的情形比以往的蘇聯更為普遍而嚴重,他尤其同情九零年代開始,法輪功學員在精神病院裡的遭遇。[6]

同樣地,曾經在中國進行田野研究,或是長期以來在中國境內執業的精神科醫師,卻對如此的指證相當不以為然。他們的理由很簡單:根據自己和中國精神科醫師們共事的經驗,情形根本沒有如人權工作者所指控那麼誇大。千禧年初,在《美國精神醫學與法律雜誌》(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iatry and Law)和《哥倫比亞亞洲法律雜誌》(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上的爭論,掀起了一股討論中國現況的熱潮。受迫於人權團體的壓力,世界精神醫學會也曾計畫進到中國境內進行實地調查,但最後卻因種種因素未能成行。讓這番爭論最終仍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而晚近甚囂塵上的「被精神病」又是怎麼一回事?簡單來講,這四個字泛指正常人被有意或無意誤診為精神病患,接受精神醫學治療或是遭受精神機構收治的經驗。雖然和九零年代異見份子的遭遇不無關係,但這四個字的寓意其實早已和精神醫學的惡意濫用逐漸脫離了關係。三年前,我開始蒐集「被精神病」者的陳述,和維權工作者來往,與中國的精神科醫師進行訪談,才發現這個現象的主因,不外乎中國極度不平均發展的軟硬體基礎建設,包含醫療機構不完備、精神醫學專業訓練的落後、法律系統的未臻完善,和受到經濟型態轉型而改變的家庭親序關係,使得真正的病人無法獲得治療,不應受到治療,只是一時聒噪的雀鳥反而淪落在杜鵑窩裡。[7][8]


第四篇講的是台灣國民黨白恐時期的精神醫學濫用與被精神病


四、以古鑑今

隨著精神醫學的歷史和科技社會研究在台灣的蔚為風潮,已有研討會論文就「玉里關著政治犯」這件事的歷史意義進行細密的爬梳。[9] 另外,展讀白色恐怖受難者的證詞,已經過世的陳英泰回憶道:「有一個比我們晚被抓的本省籍名許席圖的政大學生,因在學校組織學生社團統一社被抓而於被監禁時發瘋,後因家人不願承受他、照顧他,他被關到玉里瘋人院去,久而久之幾乎被社會遺忘。」[10]言下之意,因為統中會事件被囚禁於綠島的許席圖,似乎在收容於玉里養護所前,就已經出現了精神症狀。在同一章節裡,陳英泰其實也寫道,許多人在監禁的過程中出現了精神問題,而監獄的處理方式既不專業又草率,甚至充滿「不被當人看」的虐打情形。這也意味著對於許席圖而言,進到玉里實際上是個人道的舉措,和精神醫學的政治濫用恰恰相反。

意義較難釐清的,大概是國家媒體批露異議份子尋求精神醫學協助的動機。一九八九年,鄭南榕因為追求言論自由而自焚。以《聯合晚報》為首,眾多媒體第一時間便形容他的「瘋狂狀態」,讓人「膽寒」的「狂徒」行徑。然後報道他曾經因為失眠問題到台大精神科就診的過往經歷。鄭南榕的例子或許是個零星事件,但如果和其他戰後東/南亞新興極權國家一併觀之,不難發現利用精神疾病的指涉去概括持不同意見者的思想行為,在台灣並非特例。例如獨立不久的新加坡國防部,便透過媒體批露「共產黨外圍組織領袖」林清祥,在拘禁時與同僚發生觀點不同的爭執時出現精神不安,隨後入板橋醫院治療的新聞。這和在司法精神醫學裡之中,運用精神醫學獲致刑事免責目的不同:這個做法可被視為人道介入,但隨後出現的「轉機構化」(trans-institutionalization)現象亦無可避免。[11] 運用國家媒體「病理化」意識型態的歧見,讓「狂徒」們的言行失去法律效力和邏輯性,這種細膩的操作,後果不能等閒視之。

而要是精神科醫師親自參與政治偵防和調查,或是參與治療因嚴刑拷問發生的精神障礙呢?許多精神醫學的前輩們也相信,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相關例子的發生並不是沒有可能。[12]只是年湮人遠,許多當時可能發生的憾事,完整的來龍去脈已難以考究。和彭明敏與魏廷朝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而入獄的謝聰敏,一生致力於研究酷刑。他在著作裡寫道:「台大附屬醫院的精神科醫生[…]與特務機關合作,提供精神病患者使用的針劑。精神科醫生常常使用針劑,讓患者說出潛意識裏所隱藏的故事,尋求精神病的病因。特務機關的醫生就用這種針劑注射政治犯的血管,讓政治犯胡言亂語,透露心理極力隱藏的東西。」[13] 這段話裡講的針劑,便是在一九五、六零年代蔚為風潮,被用來卸除被施打者的心防,廣泛用於刑事拷問的「吐真劑」Amytal。這種也被稱為「紅中」的巴比妥酸鹽,由於耐受性強,產生欣快感的劑量和致死量接近,後來更被視為毒品。不過,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神經精神科廿五週年紀念刋》裡的發展史一覽表,卻也白紙黑字地登載著,在一九五一年:「使用narcoanalysis並發展犯罪精神醫學」。[14] 足見這宗如今惡名昭彰的治療,在時地脈絡裡充其量只是順應當時的科學研究的普遍興味。

作為精神醫學史的學徒,首當其要的自知之明,即是精神醫學相對於其他專科醫學而言,發展的歷史也不過短短的兩百年。在如此俄頃的時間內,理論的出現與瓦解、治療的挪用與揚棄,隨著它的功能和目的劇烈地變換消長。精神醫學自從在歷史登場以來,便舉著的人道與規訓兩面大纛。時刻必須警醒自己的是時代雖然已經進步,我們仍面臨著使人從疾病中解放(emancipation)和社會控制之間巨大的兩難。[15] 面對它是否為政治服務而遭到濫用的難題,和轉型正義工作所面臨的煎熬類似:除了涉及隱私權的第一手資料難以取得、風燭殘年的口述者逐漸凋零之外,還有牽涉了許多參與其中,仍和我們共同生活的人,他們甚至是德高望重的師長之輩。

做為歷史的學徒,與其洞悉精神醫學的本質,不如領悟精神醫學在歷史社會脈絡中如何被使用,如何被當時的集體心態所投射的身份位置;理解所牽涉的所有人事物,如何在機構、人際網絡之間與政治結構中如何施為行動。在真理難尋的年代,說書人的任務乃搜索黑夜中的明火,通過一則又一則「人」的故事,探究我們的心靈是曾經如何被禁錮,又曾經如何渴望自由。
人间炼狱即视感,突然觉得七宗罪不是万恶的源头,不受限的权力才是万恶之源、万恶之首。战争是去别人家搂草打兔子,毒菜是关起门来杀猪宰羊。

而且还合法合理,让普通人意识不到地球上的某些角落,每天上演着怎样惨绝人寰、丧心病狂的事情。
八九六四后,胡赵开始的法制化进程就停滞了,但大规模向后倒退,从江蛤蟆镇压法轮功始,发展到今天如此反人类的地步。研究改开后的中国法制史,习治下的这些反人类暴行,根本就是江(+曾)结下的恶果。江的动机与其说是保中共,不如说是为了攫取更多的绝对权力,中共的潜规则是血债越多越能大权在握。当年的钱云会案,有人分析就是习应某派要求纳的投名状。中共的执政理论本来就有大量的逻辑病毒,会一再地自主升级,习就是升级了的病毒。这两天有人质疑反习不反党,在当前语境下,根本就是搞假议题秀低智商。真可笑,十年前反江,十年后替习打掩护,法轮功的苦难这些年难道就白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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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就是魔性。退出中共组织(党团队)即恢复人性。https://tuidang.org 避免分担它的罪恶,遭受它的灾祸。危难来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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