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通讯、信息技术、大数据

“获得信息和通讯（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在“使用在线治理”方面，中国以0.96分位居世界第9。它反映出的事实是两面性的。一方面，这说明中国政府在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在线治理、推动电子政务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另一方面，却可以透出大数据极权已发展到极高水平的可怕现实。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信息技术的使用方面，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已达到很高水平和覆盖面。从民间是的网购、电子支付、外卖业务的高度发达，到官方电子政务的管理和服务系统的建设和普及，都超越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与中国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非政治层面的互联网生态较为宽松、社会对于信息化生活需求强烈等密切相关。
    在电子政务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可以不计成本的投入，足以让信息化治理得以迅速发展。而且，由于线下办事程序繁琐、官僚主义浓厚等带来的极大不便，民众也对电子政务有着强烈的需求。虽然事实上电子政务并未非常有效的改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下的各种“办事难”现象，但至少对此有所缓解。相对于态度冰冷，甚至经常口出恶言、侮辱刁难的公务人员，民众当然更喜欢和没有感情但是至少不给自己脸色看的信息化显示页面打交道。
    但正如前段所提到的，信息化并未真正解决中国民众在与政府打交道时遇到的各种问题，电子政务也未充分替代线下办事流程。大多数事情还是要亲身的、多次的跑腿解决，办事效率依旧低下。而那些需要找关系、走后门及其他受“潜规则”支配的事情，就更是电子政务无法解决的了。因此，中国的电子政务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在技术上是领先的，但在实际应用时受制于官僚主义的大环境，不能全面发挥其相对优势。
    更令人担忧的，是专制主义下政权以信息化的政务警务手段，加强社会管控，巩固极权统治。在前文关于社会治安方面，已提及技术革新对于强化极权的重大作用。而电子政务、在线治理方面也不例外。对民主政权而言，提高的是为民服务的效率；对专制政权而言，增强的却是肆虐暴政的能力。在缺乏监督和透明度的情况下，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在线治理，很容易异化为大数据极权，信息技术加持的极权主义对公民的监视和控制无处不在，远超历朝历代任何专制社会。所以，专制的中国在“在线治理”方面排名很高，从本质上看，不仅不是可喜可贺的，反而十分令人担忧。
  正如前面涉及社会治安章节提到的那样，中国官方的信息技术尤其大数据收集和使用能力极强，但是却选择性使用，将之用作镇压人民的工具而非更加智能高效的促进社会治理的法治与公正。其实，信息技术尤其大数据的搜集使用，本来可以用来打击和防范贪腐等以前的“老大难”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
例如《南华早报》就报道中科院和纪检部门联合开发了“ZeroTrust零信任AI反腐系统”用于监督和评估公务员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它调用中央和地方150多个内部数据库，绘制出政府工作人员的复杂关系图谱，进行临界分析。它还可以检测到官员银行存款异常、购买新车以及用朋友名义参与的政府招标合同等现家，一旦超出阈值，系统会自动给出“提示”。近些年来这一系统已经查到8721名涉嫌贪污、滥权、滥用政府资金和搞裙带关系的政府工作人员，但只有极少数人被判刑，大部分人保留原有职务，反受到警告或轻微处罚。而且，该系统的30个试点县市都是远离政治核心区的贫困地区，比如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等，北上广深等国家核心地带的官员不会受到这套系统的监视约束。即便如此，该系统也被逐渐关闭，因为引发了官员和公务员群体的反弹。他们对这种可以清楚了解自己财务状况和人际往来在内的监视系统非常恐惧和不满，所以集体施压中央停止了系统。
    相反，使用大数据来监控和打压政治抗争、个人维权和上访，已经成了中国的常态并系统化公开化，并且没有任何停止迹象（相反越来越肆无忌惮和细密化）。政治反对派、维权者、上访户、一些少数民族和少数群体，悉数被列入大数据的重点监控名单中，其通信、出行、住宿、消费、就医、社会关系等信息都被各级政府尤其公安机关掌控，并利用这些数据情报对当事人进行打压迫害。例如一些“重点人员”刚购买了前往北京的火车票，当地政府就会派公安乃至黑恶势力阻止其出行。如果有政治反对派或访民串联聚会，通过大数据得知的公安国保也会各种阻止破坏。
    反贪腐的大数据管控无法推行，而打击弱势群体的大数据系统却运转高效，显然不是技术原因而是政治原因。涉嫌贪腐的是中共统治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维权抗争的是受害的弱势民众。既得利益者是中共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当然要官官相护，即便反贪也不能过严过狠，不能过度侵犯官员隐私，以免引发不满导致统治集团内部撕裂。而对于中共的“专政对象”各种弱势群体和抗争者，往往无权无势，且其抗争有害中共统治，所以要用大数据肆无忌惮的监控压迫。这种对比，非常鲜明的体现了在中共治下信息技术对社会治理的影响。这种事实也证明了专制统治下治理技术的进步更多是恶化现实的帮凶，而非改善民生的福音。
关于“媒体审查”，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老生常谈、已被反复议论的问题。中国以0.28分（满分4分）排名第159位。我未能查询到该项排名总共包含多少个国家和地区，但根据“无国界记者”发布的2019年世界各国“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177位，位列倒数第四，仅高于土库曼斯坦、朝鲜和厄立特里亚。据此推断，SPI中“媒体审查”指标中，中国差不多也应是排名倒数的。换句话说，排除那些影响力很小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媒体审查最为严酷的国家。而“自由之家”在评估世界上65个国家的互联网自由度（不包括朝鲜）后，在报告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的审查制度更严格、更系统”。
    自2013年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始，再到2016年《炎黄春秋》被停刊和“偷梁换柱”，中国的敢言媒体早已被“整顿”殆尽，舆论界万马齐喑。到2019年，中国已没有了任何具独立性的传统媒体、规模化媒体。自媒体则同样普遍受到严厉审查，且在审查机构“拉偏架”情况下，呈劣币驱逐良币的状态。除了部分低调委婉、借古讽今、借外喻中的隐晦批判，激烈的、正面的、直白的批判性言论基本已不复存在，歌功颂德和选择性发声/沉默成为常态。
    根据SPI“媒体审查”的定义，中国的分数属于“直接且常规的审查”类别，即拥有最直接和常态化的审查机制，而非像俄罗斯、土耳其等国仅在特定时间、针对特定信息进行有限度的审查或干预。事实上，中国的媒体审查比这样的描述更加严重。中国所有的传统媒体均被中宣部及其下属机构直接而严密的控制，没有丝毫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而互联网平台上的删文、删帖、限流、封号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至于“五毛”水军参与引导舆论、制造谣言、恶意举报，在中国已成为庞大的国家产业。当然，还有“防火长城”对境外舆论的屏蔽，以及越发收紧的对VPN使用的控制。中国的媒体审查可谓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即时性”的，无人可以幸免。
    虽然由于互联网的庞大繁杂，民众有一定的发言自由，也能在特定的圈子里谈论较敏感议题，但是这种自由是相当有限的、被框在极小范围内的、无法形成广泛影响和联动效应的。同样，各大媒体和自媒体也会有一些旁敲侧击宣传普世价值的内容，但相对隐晦、节制，且经常面临被删除、限流等禁制措施，无法明确的阐述要真正表达的观点，也不能形成有规模的舆论效应。这些进步的话语也很容易淹没在官方主导的反动舆论环境中，难以发挥其广泛的启蒙与唤醒作用。（值得特地说明的是，涉及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互联网言论，尤其谣言、诽谤性的言论，是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这方面中国倒是没有积极禁制。如BBC一篇文章称，中国互联网“既是高墙围困的牢笼，又是极端放任的丛林……只包括履行政治审查的义务，而不包括其它；处于欧美国家无法想象的放任状态……”这显然不代表言论自由的蓬勃，只能说明中国互联网的丛林化和低劣化）
    在这样的审查机制下，中国有着几乎为世界最低的新闻自由指数，在SPI的“媒体审查”指标中也位列倒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互联网的使用者（Internet users）”，中国以54.30%的比例排名第106位。这说明了中国仍有庞大的非网民群体，这一群体主要由老年人、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及部分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构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网民人数会继续攀升，网民比例也会大幅提高。
  而手机的拥有比例高于100%，平均每百人有115.53部手机，与世界上其他人均手机超过一部的国家并列第一。这包括使用智能手机和非智能手机两种情况。有赖于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中国在手机的普及比率上远好于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也不遑多让。
    中国手机普及率之高和政府在线治理技术能力之强，与中国媒体审查（包括自媒体审查）的严酷，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中国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成绩喜人，技术成熟、硬件完备；另一方面，在使用的目的和管理上却非常反动，千方百计钳制民众获取信息尤其政治信息的自由，将信息技术作为强化统治和实现政权意志的工具。这很清楚的体现了中共专制极权的特色，即在技术、工具及其应用方面成绩斐然甚至领跑世界，但在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上却保守反动，用心险恶，并以技术上的成功巩固其专制统治，利用工具的发达达成恶毒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