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德菁英社會

才德菁英社會（meritocracy）一詞便是出於這份擔憂而發明的。麥可．楊恩是親工黨的英國社會學家。一九五八年，他寫了一本名為《菁英制度的興起》的書。對楊恩而言，才德菁英社會不是理想，而是反烏托邦。他寫書當時，英國的世襲階級制正在瓦解，被才德至上的教育和專業體制所取代。這是好事，因為新制度讓有天賦的藍領階級子女得以發揮才能，跳脫勞動的人生。

　　然而，楊恩也瞥見了才德菁英社會的黑暗面。他彷彿不是活在六十年前，而是從二○三三年回顧現在的歷史學家。面對二戰後開始在英國扎根的才德菁英社會，他以無比清晰的語言道出其背後的道德思維。楊恩並未捍衛正在消逝的世襲階級制，而是指出階級制的道德任意性與明顯不公至少有一個好處：壓抑了上層階級的自以為是，同時不讓勞動階級將自己低人一等視為個人失敗。

　　靠父母有錢有勢而「空降」頂層的人「無法自信滿滿地說，這份工作非我莫屬。因為他們心裡明白，自己不是公開競爭贏得那個位置的。只要他們夠誠實，就會明白自己有十幾個屬下和他們一樣好，甚至比他們更有本事」。

　　上層階級的人必須遲鈍到極點，才不會在有生之年的某個片刻恍然察覺，他部隊裡的士兵，家裡的管家或「打雜的」，火車上或鄉村俱樂部裡滿臉皺紋、目光銳利的謙恭服務生，這些人的頭腦、精明與智慧至少和他平分秋色。

　　就算有些「上層階級」自欺欺人，認為自己高高在上是理所當然，他們的屬下也不會跟著相信。他們知道「許多上司穩坐高位靠的與其說是學識，不如說他們跟誰認識，父母是誰」。明白制度有缺陷讓勞動階級有資格在政治上挑戰世襲階級制，而這正是成立工黨的目的。此外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階級制的任意性讓勞動階級不會因為這個社會讓他們低人一等而看輕自己。
 

　工人會對自己說：「我是工人。為什麼是工人？ 難道我只適合做工？ 當然不是。要是有好機會，我就會讓全世界看見。我可以是醫師、釀酒師和大臣。我什麼事都能做。我只是沒有機會，所以才身為工人。但別因為我在底層，就認為我比其他人差。」

　　楊恩指出，看清楚自己階級地位的道德任意性有其好處：贏家和輸家都不會認為自己的處境是應得的。這不代表階級制是對的，但這點卻能讓我們察覺才德至上制的弔詭之處。依據才德給予工作與機會不會減少不平等，只是讓不平等改以能力為標準重新洗牌，而且這樣的重新洗牌會讓人認定自身處境是自己應得的，進而拉大富者與窮人的差距。

　　

如今人們依據能力劃分階級，階級差距無可避免地加大了。上層階級……不再受自我懷疑與自我批評折磨。出人頭地者知道成功是他們自身才能、努力與無可否認的成就帶來的報償，他們理當躋身上等階級。他們還知道自己不僅生來就擁有較高的才能，而且這些天賦還會讓他們得到一流的教育。

 　　楊恩非但預見了才德制菁英的傲慢，還瞥見了這些人對技術官僚治理的偏愛，對缺乏顯赫學歷者的鄙視，以及這種心態對公共論述的戕害。這群拔尖的菁英「比誰都了解當代科技化文明愈來愈複雜的結構與運作。他們受過科學訓練，而地球已經由科學家接管。」這些人的才智與教育程度出類拔萃，以致幾乎沒有理由與機會和不具大專學歷者進行嚴肅的討論。

 　　

當菁英談論事物的語言更精準豐富，他們怎麼還有辦法和較低階級進行對話呢？ 他們明白……社會地位較低的人在其他方面（亦即才智和教育程度）也不及他們，而才智和教育程度這兩大特質在廿一世紀更趨一致的價值觀裡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

 　　「現代最特出的問題之一，」楊恩觀察到（別忘了，他彷彿是從二○三三年「觀察」我們現在），就是「菁英社會裡有些人……變得太過自以為是，對於他們所統治的人失去了同情。」他語帶嘲諷補充道，有些菁英「完全不知收斂，連水準不高的人都常被不必要地冒犯」──這讓人很難不聯想到二○一六年美國大選期間，希拉蕊抨擊川普支持者是「一群可悲的傢伙」。

　　才德至上制除了讓未能向上流動者對菁英不滿，還會讓他們自我懷疑。

　如今人人不分貴賤，都明白自己絕不缺機會……如此一來，地位低下者豈不覺得自己必是才不如人，而不像過去一樣，覺得自己只是欠缺機會？ 這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地位低下者頭一回沒有現成的擋箭牌來保住自尊。

　　楊恩預見這份因才德而起的傲慢與不滿終將化成毒素，引燃政治反撲。他用一個預言為這個反烏托邦故事結尾：二○三四年，低學歷人民發起民粹動亂，反對才德菁英。二○一六年，英國公投脫歐，美國選出川普，比楊恩預言的動亂早了十八年。